一、唐宋年间珠江三角洲社会生产力主要现状
珠江三角洲平原一般指今三水思贤滘以下，东莞石龙以下的地区。它是由西江、北江、东江三支水系所夹带的泥沙长期冲积而成的沙丘六地。唐代以前，珠江三角洲沉积过程比较缓慢，成陆面积较为狭窄，居民村庄和耕地仅集中在背山临水的丘陵和已经淤高的老沙地。大部份濒临海边的新淤堆的沙坦和岛丘多未垦殖开发，其西北部河网低洼地也未得到利用。唐末、南汉以后，由于西北江改道，加快了出海口的堆积，海岸逐渐推移到新会县鲤鱼冲、西安与中山县港口、黄角及东莞县漳澎、道滘一线。（1976年版《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初稿第一册）加速了珠江三角洲陆地的形成过程，扩展了耕地面积。
珠江三角洲处于岭南地区的南端，自然气候属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类型。太阳辐射热量大，日照多，又滨临南海，受海洋暖湿气流的影响，气候温暖，夏长冬短，雨量充沛，全年都适宜农作物的生长。
自秦朝至唐朝时期，珠江三角洲广大区域一直作为强制迁徙中原“罪徒”的流放基地之一。地广人稀，风涛险恶，涨潮汹涌，瘴气弥漫，地势卑湿。然而，它却拥有得天独厚的有利农业生产的气候条件，拥有无与伦比的由上游三个大江冲夹而至的肥沃良土沙坦，且濒临宽阔无边的南海，有天然的鱼盐舟楫之利。整个珠江三角洲，虽然波涛浩渺，烟瘴弥漫，但它却蕴藏着丰富的资源，正等待着勇敢而又具有智慧的人群莅临开发。
珠江三角洲原住居民是自古以来的百越族，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开创了对这一宽阔处女地的开发，采用了强制迁徙和派遣驻军落籍的办法向岭南移民，同当地越族人民友好相处，递嬗相传，到西汉末年，以珠江三角洲为主要统治地域的南海郡，人口才九万多人。迄至北宋年间，大庾岭已取代湘桂走廊和骑田岭而成为迁徙广东的主要通道，《浈水馆记》载：“故之峤南虽三道，下浈水者十七八焉。”而地居交通要冲的南雄州保昌县（今南雄市），便成了各地移民南下广州的中转站。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4）广州（含珠江三角洲全境）有143261户，占同期广东全境21州军总户数575937户的25%弱。到南宋初及南宋末年，为逃避金兵、元兵，更有大量的各地移民相继南迁到广州各县，“辟地以种食”（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1998年出版的《罗氏源流》序言亦云：“自北宋至元初这200多年间，由于天灾兵燹等原因，南雄珠玑巷人陆续南迁到广州、南海、中山、顺德、番禺、东莞、新会等地，先后达130余次，其中宋绍兴元年（1131年）以罗贵为首的98家37姓大规模南迁为最著。”香港罗氏宗亲会主席、广东省政协常委罗景云先生也在同一书中的序言中云：“罗贵挺身而出，毅然率领37姓98家履险南徙，各安居于珠江三角洲一带。罗贵一家卜居于冈州朗底（今新会良溪），至今880多年，子孙蕃衍，播迁广东、广西、海南诸省，港澳台以及海内外各地，庞然三百余支近百万众，蔚为南国望族。”
历史客观证明：南迁领袖罗贵率众迁徙珠江三角洲，对开发珠江三角洲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南迁领袖罗贵率众将中原先进生产力南移
据1998年《罗氏源流》载，《赴南雄府告案给引词》云：“牛田坊十四图珠玑村贡生罗贵、居民麦秀、李福荣、黄复愈等，因为赴难，……为因天灾地劫，民不堪命，十存四五，犹虑难周，及今奉旨颁行取土筑作寨所，严限批行，下民莫敢不遵，贵等团思近处无地堪迁，素闻南方烟瘴地面，田多山少，堪辟住址，未敢擅自迁移，今开居民九十七人，团情赴大人阶下，伏乞立案，批给文引……。绍兴元年正月初十日，团词人罗贵等。”上述引文清清楚楚说明南迁的原因是“天灾地劫”。但语焉不详。从文字含义推断，“天灾”，大概是指严重旱涝或瘟疫而言；“地劫”大概是指战乱而言。
同年正月十六日从南雄珠玑巷起程，四月二十六日，方至冈州大良都古朗等村（今新会县良溪村）。经当地土人龚应达保结，冈州知县李丛芳批词云：“贡生罗贵等九十七人既无过失，准迁移安插广州、冈州、大良都等处，方可准案增立图甲，以定户籍，现辟处以结庐，辟地以种食，合应赋税、办役差粮，毋违。”
实际上南迁人数远远超过九十七人，这九十七人仅是户主名字。其中迁居新会蓢底村的罗贵，全家十四人。“新收山塘田地共二十一亩二分二厘一毫，（秋粮正耗）纳米六斗四升三合二勺四抄……，草屋三间，草牛二头。（《珠玑巷民族南迁记》）
罗贵率九十七户口丁南迁，是有计划有组织的生产力大转移，他们大部份人都是其先祖从中原迁居南雄珠玑巷，且一般都是居住了数代人的长期住户，他们一般都拥有较优越的社会地位，具有经多年积蓄的较为雄厚的资本，有从中原地区递嬗相传的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有较为丰富的文化知识。以罗贵为例，其上溯第七世祖罗彦瑰，（《广东罗氏豫章书院志》记为环，字彦环，名威，号宝兆，别字南庄。）是扶助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帝位的开国功臣，历领任武信军，彰德军、安国军节度使。据说因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乃避免疑忌，晚年迁居南雄珠玑巷，为宋初迁入广东境罗氏的首创人。生一子元佑，领封为镇国大将军，世袭锦衣卫之职。生子：文达、文启。
文启为南雄府学廪生，任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教谕。生子：纯德、纯义。
维基，南雄府学廪生，任福州府古田
纯德生子：维业、维基。县宣教儒林郎。生子锦裳。
锦裳生子：贵、赉。
罗贵，字以达，别字天爵，号琴轩，南雄府学廪贡生。
从罗彦环至罗贵，历七世近200年间，可以说是历代阀阅的官宦人家，且是文化程度较高的“世代书香”家庭，故罗贵被乡闾众人推许为南迁领袖，其来有自，当可确信无疑。
三、珠江三角洲生产事业开发的主要成就
据1993年出版《广东简明史》及谱牒、地方史乘等记载，南迁移民对珠江三角洲生产事业的开发，主要有如下二个方面：
1、荒丘、沙坦的垦耕和堤围的兴建
随着珠江三角洲平原地区的形成和堤围的兴筑，沿海濒江由泥沙淤积起来的“浮生沙漳”，日益增多，于珠江主干河道两岸和各支流沿岸以及沿海的海滩上，把浮生的沙坦圈筑成田，称为沙田，沙田土地肥沃，可稻可菱可盐可渔，且在未开垦为“熟田”之前，三年免交税收，成为“熟田”之后，纳税也较轻。宋至明朝中叶以前，沙坦的围垦，多集中在西海十八沙和新会县的东南部，后来发展到东海十六沙和番禺县南部一带。南迁居民李氏，在番禺县沙湾落籍二代，“居族最巨，灯火万余家”；曹、古两姓始迁香山县曹步和古镇，开辟荒坦，又有人在附近筑有四沙小围。各姓族谱及地方县志对垦辟的记载比比皆是。如在北宋时始建立下县的新会县，到南宋时已是“海有膏田沃壤，仓廪舟楫多取给。”还孤峙在海中的香山县三灶山，也有人筑围耕作。
珠江三角洲的低洼沼泽地，极易被洪水淹没，故堤围的兴筑实为当务之急。在宋朝一代，南迁移民联合原当地居民，共同努力，建成围堤二十八条，共长66024丈，护田2432200亩。主要集中在西北江下游和东筦石龙以上。其中南海县有罗格围（南庄）、西樵山桑园围、东西基、桂华（佛山）存院围，东筦有东江围、咸潮围（筦城南）。其中在南宋咸淳二年（1266）罗贵后裔罗隐孙进士，倡建罗岸围3100丈，捍田250顷；996-1279年间，珠玑巷迁民14姓联合兴建小榄围。此外，沿海边还筑建不少捍海小堤，如香山县黄角石基等等。堤围的兴筑，有利于固定河床，防洪保收，从而加速了三角洲腹地的开发。如南海县成围不久的低地西樵、九江、罗格、桂华等乡，在南宋时增辟了不少村落。“（九江）自宋代度宗朝（1266-1274）始渐有田庐”；“是时沿水而居，（罗格）几同泽国，……兴筑基堤，袤长十余里，堤内沙洲数百顷遂成沃壤”（清·宣统《岭南冼氏宗谱》。）到了明代，广东最大的珠江三角洲平原，堤围的兴筑更有巨大的发展，其时堤围建筑多集中分布于西北江三角洲的高要、四会、三水、南海、顺德、新会、香山诸县。其中高要的水矶长35400丈，捍田7万余亩。地跨高要、四会、南海三县的丰乐大堤，捍田十万余亩，蔚为壮观。明代270多年间，珠江三角洲共筑堤围181条，总长度达220400丈，比宋元两朝400多年间总共筑堤116550丈，还要多出103800丈，明代的筑堤数量比宋元两朝要多出近一倍的工程。筑堤时，已注意从高而下利用地形，“遵海捍堤”，因势利导，顺水势而筑，不与水争地。据1835年《南海县志》载：“筑堤必择好土，毋用浮杂沙泥”，“总以老土为佳，即老土难觅，杂用新土，于堤完后务寻老土盖顶，”“用铁杵力筑，层层夯硪，期于一律坚实。”“堤底以八丈为度，面以五丈为准，高以一丈五尺为凭。”围堤兴成后，普遍裁柳护堤。
2、农耕技术的改革和经济作物种植的突飞猛进
据宋代人郑熊《番禺杂记》载：“春插夏熟者，早稻也；夏种秋熟者，晚稻也。”由之可知在宋代时，珠江三角洲区已较多地种上双季稻，但水源不足的“山田”与大排大灌的堤外“潮田”，则仍是单造制。罗贵率众南迁的原珠玑巷居民，本来已有丰富的水田种植经验，他们南迁珠海三角洲广阔地域后，因地制宜，创造性地改革农业耕作技术。除重视选种，浸种、培育良种；注重合理施用以家栏肥为主体的基肥外，还因土壤的不同，就地取材，适量施用河泥、塘泥、蚬灰、牛骨灰等各类肥料；重视中耕和及时合理灌溉；推行犂冬晒白，以加速土壤里有机物的分解和增加田土的肥力；重视不违农时，按季节的冷暖安排农事的进行。
由于重视了农业技术的改革，除堤外“潮田”的单季稻仅亩产三石或四石外，其他堤围内水田多为一年二熟，或在冬闲再种一季农作物的一年三熟面积也不断扩大。而且亩单位面积产量也不断提高，到了明代，其中南海县水田岁收以“亩入十石为上功，七石为中功，五石为下功。”亩产居全国首位，粮食产量显著增长。尤其是于明末开创了“桑基鱼塘”、“蔗基鱼塘”的耕作制度，构成了种甘蔗、养鱼和种桑、养蚕、养鱼有机联系的科学耕作方式，成为珠江三角洲农业生产的特色，可以称誉之为世界之最。
与此同时，由于经济作物比种植水稻能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故经济作物的种植突飞猛进，有了飞跃的发展，出现了随其“地土所宜，争以为业”的盛况。主要经济作物产品有甘蔗、水果、花卉、香料、蒲葵、席草、桑蚕、塘鱼、蔬菜、茶叶、苎麻、棉，还有在明朝中叶以后从国外引入种植的烟草和花生。
甘蔗：珠江三角洲大面积的甘蔗种植，以番禺、东莞、增城三县为最，蔗田几乎与禾田相等。如东莞县石龙有“千树荔、千亩潮蔗、桔、柚、蕉、柑如之”，篁村、河田一带裁种甘薯和白紫二蔗，“动连千顷”。（李调元《粤东笔记》）
水果：珠江三角洲向以水果之乡著名于世，其中荔枝、龙眼最负盛名。荔枝、龙眼的生产种植，除不断向丘陵山地扩大外，还普遍在堤基、塘基、宅傍空地发展。凡属矶围堤岸，都种荔枝、龙眼。用稻田改种的，每亩种荔枝20余株、龙眼四五十株。据万历《顺德县志》载：该县陈村和附近的碧江、龙津等地，“荔枝最多，茶桑次之，龙眼则树于宅（旁），亦有树于基者”。又据《广东新语》载：南海的平浪、三山以东，番禺的李树、大石一带，荔枝、龙眼“蔽于百里，无一杂树参其中。”
柑、柚的种植亦颇为普通，其中尤以番禺县鹿步都自小坑、火村至罗岗三四十里，每亩种柑桔四五十株，每株桔树可收桔数斛，每株柑树产量为桔产量的一半。
橄榄、香蕉、梨、栗的种植颇为普遍，其中番禺县自黄村至朱村一带，“连岗接阜，弥望无穷。”（《广东新语》）
香树与花卉的种植颇负盛名。其中种植香树最多和最著名的是东莞县，该县的茶园（含石涌、牛昵石、马蹄岗、金钗脑、金桔岭诸乡），乡人多以种香为业。每亩地可种300余株。多者种千树，少者种数百树。每年“莞香”贩运北方出售，可获利数万金。花卉业以番禺县鹿步都最负盛名，该地自小坑、火村至罗岗间，三四十里区域，遍种花卉。珠江南岸的庄头村，有花田一二百亩，都种素馨花。广州城内外买花者逾万家，有专门卖花的花市。每年春节前，花市热闹非常，有云：“冬尽人人争花买，水仙头共牡丹芽。”
塘鱼与蔬菜：珠江三角洲到明中叶期间，塘鱼与蔬菜的生产已发展为商品生产，最有代表性的是其西北部地区、南海县九江乡为中心的基塘养鱼区，和中部地区以顺德为中心的多种经营的养鱼区。特别是九江乡，在万历年间已发展到鱼塘居十之六七，田地十之二三。基塘面积已占全乡总耕地的百分之六七十。
“基塘养鱼”是创造性的生产特色，将低洼地深挖为塘，将挖出的泥土堆在池塘四周为基，于基面种植果木，塘里养鱼，称之为“果基鱼塘”。后又演变为“塘以养鱼，堤以种桑”的桑基鱼塘。据明万历九年（1581）清丈田地山塘数字的统计，南海县有税鱼塘48326亩，顺德县40084亩，番禺县10702亩，新会县6588亩，三水县10250亩，香山县711亩，高明县7810亩，宝安县2698亩，东莞县32659亩，八个县合计有税鱼塘面积达159822亩。
养蚕植桑在桑基鱼塘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顺德县在明代末年，全县种桑面积已达58094亩。
随着城镇的兴盛和城镇人口的急剧增加，商品性的蔬菜生产也迅速发展，明叶中期，广州西郊是著名的蔬菜供应基地。盛产蕹、芹、葱、黄瓜、梢瓜、茄、南瓜、冬瓜、节瓜、藕、茨菰。西郊的鱼塘，三分养鱼，三分种菱、莲、茨菰，四分种蕹。由于蕹菜生长在用竹篾组成的薭上，而薭又浮在水面上，故种蕹的池塘，可以兼养塘鱼，可以综合充分提高池塘的效益。
迄至明嘉靖年间，茶的种植，全广东省首推南海县西樵山和广州的河南两个地区最负盛名。西樵山又号称茶山，该地区有七八村的人，皆依食于茶，珠江南岸的广州河南地区，多裁茶树，在采摘茶叶季节，每日晨曦时，有新摘的绿芽茶片在广州城内出售，称之为“河南茶”。
据明·万历《新会县志》载，该县“蒲葵之制，几遍天下。”葵田多在西沙头，西涌等乡，共种葵6000亩。
从南宋迄于明代中后期，珠江三角洲的农业生产和经济作物的生产，在罗贵率众南迁移民及其他陆续南迁的外地移民及结合当地土著居民的共同努力奋斗下，由于以罗贵为首的南迁移民，具有较先进的文化思想，具有较为雄厚的生产资金，具有较为先进的原中原地区的农耕技术。他们迁居到新地区，因地制宜，群策群力，终于逐步战胜风涛之险恶，兴筑围基，与海争地，保护了居民村庄和农耕生产的安全，更创造性地迅猛发展了经济作物的生产事业，使原来地旷人稀，波涛险恶，瘴气四虐的岭南边陲，一跃成为全国著名的人烟幅凑，城镇林立，经济发达的区域，为开发祖国的南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结束语
香港罗氏宗亲会主席、广东省政协常委罗景云先生于1998年9月题在《罗氏源流》一书中的序言中有云：“氏族之兴衰，有内在和外在因素，内因即氏族之素质。珠玑巷罗氏是一支勤劳勇敢、善于开拓创业的群体。……珠玑巷罗氏在不断的迁徙中，养成了一种十分可贵的家风，这就是和族睦邻，异姓一家，扶危济困，团结互助。他们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和当地人民和衷共济，这又为子孙繁衍创造了一个良好的人际环境。”“追根溯源，无忝先祖。继承发扬先祖的优良家风美德，谱写当代氏族发展的新乐章，为国家民族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上述一段话，已讲得明明白白，且立意致远高尚，故不揣冒昧，引用之为本文的结束语。
2002.6.7于连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