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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丰城罗山书院的历史意义

时间:2012-03-27 22:08:16 来源:罗氏通谱网 作者:张劲松 阅读1549次

 

   2008 年5 月,地方文化工作者在江西丰城发现了一篇撰于唐大历六年(771)的《罗山书院记》,有媒体根据《罗山书院记》的有关资料,认为“创立于公元771 年的丰城罗山书院是目前中国最早的有明确名称的、具备后世书院性质的书院。比此前广泛引用的‘全国最早的私家书院’、创立于公元814 年的高安桂岩书院要早43 年,比号称‘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创立于890 年的德安东佳书院更是早119 年。”但从现有文献来看,罗山书院聚书授徒的教育性质并不明显,罗山书院可能仅为古代江西“书院”名称的始见者之一,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丰富唐代书院起源路径、表征唐代民间书院的不同历史形态以及拓展书院研究对象等方面。


   《罗山书院记》见于1989 年丰城罗氏修《罗氏大成宗谱》(丰城罗氏历修族谱均存此记)。记文为时任洪州剌史、兼御史大夫、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使魏少游于唐大历六年(771)所撰,其文如下:余尝谓自古贤人君子,世治则出,以道显於人;世乱则处,以道藏於身。是故晋罗徵君其得之矣。君讳文通,号诏贤先生,汉豫章侯十五世孙也。少颖异,以《严氏春秋》《京氏易》《欧阳尚书》,无不淹贯。从南州高士之学,即励节楮山,著《求道书》十四篇。晋大兴元年(318),荆州刺史王敦檄为别驾,君叹曰:“以臣弑君,以夷乱华,小人道长之时,吾今无意於天下事”。遂隐迹丰城池山岭,聚徒八百讲学。以饱德为膏粱,以令闻为文绣,诵诗读书,乐尧舜之道,以待天下之清。故池山之名罗山者,以君所居名之也。殁葬於禅师坪之原,其徒立祠以祀之。梁大通中(527~529),改其祠曰“云霄观”。晋章安令梅盛为南昌别驾,署其门曰“修德之门”。予与李公泌来守兹土,新其学舍,历稽公之素履,嘉其志,叹其为人,遂于“云霄观”额署其门曰“罗山书院”。门之内厅,额题以“鸢飞鱼跃”;厅之后堂,额题以“凝神忍性”,栋宇焕然,而一新之。宛若先生平日居止之气象也。噫!百世之上,徵君之风可谓清矣;百世之下,判君之心可谓善矣。愚故述其事,为之记云。
  魏少游在书院记中介绍了东晋时期丰城隐士罗文通及后人立祀纪念他的有关情况,罗文通因感慨小人得势而隐于丰城池山岭,“聚徒八百讲学”以待天下之清,他“以饱德为膏粱,以令闻为文绣, 诵诗读书,乐尧舜之道”,是一位寡欲无求,廉静自足,道术精深的学士。从书院记可以看出,魏少游与同在洪州任职后官至宰相的李泌(722~789)对罗文通的所作所为颇为赞赏,“嘉其志,叹其人”,并新其学舍,于“云霄观”额题署“罗山书院”名,似有将授徒的学舍命名、定义为书院之意,这与后世将教育功能作为书院主要表征的理解是一致的,这也可能是部分研究者将罗山书院称为“目前中国最早的有明确名称的、具备后世书院性质的书院”的主要原因。
    魏少游在《新唐书》和《旧唐书》均有传,史称他“居官不谨”、“附势而无品”,后人对其评价不高(魏少游在《罗山书院记》中亦不乏推许暂贬洪州、仕途看好的李泌的文字,如“百世之上,徵君之风可谓清矣;百世之下,判君之心可谓善矣”)。据此,我们认为丰城罗氏后人攀附魏少游,借魏少游之笔溢美先祖的可能性不大,因此,这篇书院记的真实性较为可靠。魏少游还撰有《晋徵君诏贤墓碣铭》见于《罗氏大成宗谱》及清代以后历修的《丰城县志》,其内容与《罗山书院记》大同小异,如称“今大历五年,余与观察李君泌同守斯土,表扬潜德,责居守之官榜其书舍曰‘罗山’,盖因先生而名其山焉”、“先生……知有道义而不知有天下,知有学问而不知有功名……诵其诗,读其文,以求尧舜之道”等等。
   明隆庆刻本《豫章罗氏重修宗谱》对罗文通及罗山书院的有关情况亦有记载,在“地”字号页记述罗文通时称:第十四世瑭子文通,屡诏不起,号诏贤先生,详祠、碣、书院记,并一统、郡、邑志。葬丰城池山颠,今大罗山善士坪后。该宗谱在“苏”字号页内尚有宋高宗于绍兴三年对罗文通的封敕,称:有若高士,是宜褒崇。
   今南昌尉梅福已封“吏隐真人”,文通之行梅仙之流,而应徵不仕者也,可封“大罗悟道溥通徵君”,并修“罗山书院”额,主者施行。
   据罗氏通谱网,南宋时期有《罗山书院记》一篇,记称:往稽晋徵士罗公文通……偕弟文慧、文仲同隐于丰城池山,结茅为庐……倡道授徒,门从八百,著书立言,名动九郡。大历庚子(应为戌,笔者注)观察魏少游、判官李泌焕其祠像,题曰“罗山精舍”。综合以上文献,可初步推定唐大历五年江西观察处置使兼洪都剌史魏少游、江西观察幕府判官李泌,访东晋罗文通故迹,表扬潜德,将东晋时期罗文通讲学书舍亦即当时的“云霄观”题额为“罗山书院”的史实。


   书院起源于唐代是书院研究界的共识。唐代书院起源路径有官、私两途。唐玄宗于开元年间在朝省创设校刊书籍、储才以备朝廷咨问的丽正、集贤书院,这是官方首创书院的源流。民间书院产生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学界关于民间书院的起源路径主要有以下两种:其一是由聚书的读书山房而演变为聚徒授学的书院。有学者将此概括为“聚书——读书——聚众读书”。如唐江州德安(今江西德安)李渤书堂系唐江州剌吏李渤于长庆中(821~824)巡至君山坞,“见环拱秀丽,遂筑室于斯,为士人读书处。”湖南李宽中秀才书院,系唐元和中(806~820)衡阳人李宽中读书治学之所,宋代改为石鼓书院。“要路知无援,深山必遇师”,实际上,由读书山房而演变为聚书授徒的书院,其动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由唐代逐步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科举考试。其二为地方家族聚书授徒以应科举而兴办的家族书堂。其代表为江州陈氏东佳书堂、洪州洪城桂岩书院等。在科举取士制度的影响下,一些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地方大家族为提高家族声望,扩大家族影响,出资兴办为科举服务的家族书堂,如陈氏东佳书堂即是陈氏家族子弟的科举训练场所。制定于唐大顺元年(890)的《江州陈氏家法三十三》中对东佳书堂的办学宗旨有明确规定: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孙有赋性聪敏者,令修学。稍有学成应举者。除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于书生中立一人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根据此家法的规定,可以看出是科举取士制度进了聚书授徒、区别于汉代精舍、魏晋时期家学的新型教育机构——书院的产生。据此把科举作为书院的动力之一是符合史实的,以江州陈氏东佳书堂为代表的早期为科举服务的家族书院是民间书院起源的重要路径之一,东佳书堂因其丰富和可靠的史实被认为中国书院发展史的第一个里程碑。
   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无法确知唐代罗山书院有关具体活动的开展情况,但从罗文通隐逸修道的事实及南宋高宗于绍兴三年敕封罗文通为“大罗悟道溥通徵君”的史实来看,迟至南宋时期罗山书院实际上还只是一个具有纪念性质的祠观,类似于寺观祠宇的宗教场所,罗文通是当时所祀的主神。作为以祠观形态存在的罗山书院既不同于由读书山房而演变为聚众读书的教学书院,也有别于地方家族聚书教授族中子弟,以科举仕进为业的家族书院,它只是一个供后人瞻仰、祭祀的场所,可以说与“书”并无关涉。罗山书院是目前所发现的唐代民间书院的一个新的、特殊形态,它是我国古代书院起源一个路径的代表。丰城罗山书院的发现为唐代民间书院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新的范本,即早期的民间书院有由纪念性质的祠舍、寺观题额更改而来的可能性。与前列的两种起源方式有所不同,这是唐代民间书院的另一种历史形态,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种起源路径,其背后的动力则与佛、道等文化因素密切相关。
   罗山书院的前身为具有一定道教色彩的“云霄观”,魏少游与李泌因感慨罗文通的高洁而将旧时的学舍——今日的道观改题为书院。罗山书院在表征唐代民间书院与佛、道之间密切关系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从中也折射出唐代学者将儒、道等文化相互吸收、融合的努力。由罗山书院的情况还可以看出,在唐人的眼里就有将聚徒授学的学舍称为“书院”的情结。可见,从唐代开始书院就被寄予教育色彩,这也是唐以后教学功能成为书院本质特征的滥觞。



    罗山书院的若干史实表明,早在中唐时期江西即有准确的“书院”之名,罗山书院是江西目前所发现的较早的“书院”名称始见者之一。罗山书院的发现既丰富了学界对唐代书院及其起源路径的认识,其意义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唐代民间书院的道教色彩较浓。罗山书院在魏少游与李泌题额前为“云霄观”,是修道的场所,南宋高宗更是将罗文通敕封为“大罗悟道溥通徵君”,似有对罗文通修道之行予以追封之意。无独有偶,被认为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见诸文字的书院——湖南攸县光石山书院也充满了道教色彩。《全唐诗》中为数不多关涉书院的篇目也多与道家有关,如韩翃《题玉真观李泌书院》:白云斜日影深松,玉宇瑶坛知几重。把酒题诗人散后,华阳洞里有疏钟。诗中“除白云、斜日、松影——风景秀美幽胜,以及文人儒士把酒题诗、游宴会文其中外,诗中还有一点值得重视,那就是书院与道观
的关系。瑶坛、疏钟,满是神道仙气,书院既在其中,受其影响则属当然了。”吕温在《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更是把书院与道观等一视之,“披卷最宜生白室,吟诗好就步虚坛。愿君此地攻文字,如炼仙家九转丹”,在李宽中秀才书院中攻读之人步虚坛,“于丹徒间披卷、吟诗、攻文字,对于神仙家的道气、丹术必有一定程度的感知或体认”。唐代民间书院的道教色彩与唐代以李为国姓,奉老子为始祖,敬道教为国教不无关系,这或许也是魏少游、李泌不辞劳累远赴罗山,发掘罗文通潜德的动因所在。而传统意义上具有教学功能的儒家书院也正是建立在不断吸收佛、道等文化的基础上,在与佛、道等家教育的斗争和抗衡中,更新改造,逐渐演变成我国古代非制度化教育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2. 唐代书院形态各异。无论是建于朝省的集贤、丽正书院,还是唐诗中有关书院的篇章其教学功能均不显著,罗山书院也是如此。魏少游和李泌在罗文通旧址题额时,东晋时期的学舍已经变化成受乡民朝拜的“云霄观”,其中并无求学生徒,不是唐以后普遍体认的具有教学授受性质的学校。从罗山书院等同时期的书院可见,唐代书院至少有两种历史形态:一是或作为官方机构、或作为个人读书所在、或作为纪念堂舍性质的文化意义上的书院,如丽正、集贤书院、罗山书院等;二是具有明确授受目的的教学功能的教育书院。如江州东佳书堂、洪州桂岩书院等,科举取士制度是此类教育书院起源、发展、演变的主要动力。
    3. 唐代书院初具后世书院的文化特质和功能。罗山书院以祠观的形态存在,其作用是为了满足后人对罗文通的纪念和祭祀,祭祀是罗山书院的主要事业,这是罗山书院和丽正书院、东佳书堂等唐代书院的不同之处。罗山书院的祭祀功能与东佳书堂等书院一起构建了唐代书院的藏书、授徒、祭祀等主要功能和文化特质,这与后世书院并无二异。所不同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唐以后的书院大多都同时身具这些文化特质,并突出了教育教学功能。即或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晚清广州著名的陈氏书院、民国十一年的江西安福厚俗书院等纯粹的祭祀性质或者以祭祀为主的书院中发现类似于罗山书院的流风遗韵,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中国书院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态的复杂性和功能的多样性。而罗山书院作为目前所发现的具有祭祀作用的唐代早期书院之一,对于丰富书院文化的内容研究有着一定的价值。
   4. 书院研究的视野从书院教育走向书院文化。近年来,随着书院研究的不断深入,书院研究的对象也不断从传统的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拓展到一切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书院。据此,学界有将书院分为广义和狭义的观点,广义的书院即文化意义上的书院,一切以书院为名的书院都是广义书院研究的对象,广义的文化意义上的书院研究将把历史上存在的以书院为名的佛寺、祠观、祠堂、义仓等纳入研究的范畴;狭义的书院指具有教学功能书院,聚书、授徒是其主要特征。罗山书院并不是教育机构,只是一个有着书院名称的祠观而已;称罗山书院不是“书院”是指其不具备教学功能,不是教育书院;称罗山书院是真正的“书院”,是我们把书院研究的视野从书院教育拓展到书院文化的结果。作为文化意义上的书院,罗山书院和历史上有“书院”之名却是家庙、祠堂的书院一样,对于研究书院与佛道等文化之间的关系及丰城地方民间宗教信仰的变迁等课题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将罗山书院纳入书院研究的范畴,其意义不但表现在书院研究对象的拓展上,更是书院研究不断深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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