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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国与荆楚文化的关系

时间:2014-05-13 6:37:29 来源:罗氏通谱网 作者:王善国 阅读1091次

 

  古罗国系西周、春秋时代的诸侯小国,曾先后被周而封、依楚而迁、与楚并存、和楚抗衡,终为楚灭,流徙海外,其文化源远流长,对古代文化的影响巨大,至今仍潜移默化、独树一帜,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古罗国文化文化的源头在哪里?又是如何发展、流传的?其影响有哪些呢?与楚文化之关系如何?怎样抢救、保护和开发这两大古代文化遗产呢?本文试就相关问题从历史的纵断面和现实的横断面结合上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古今论述古罗国遗址所在地——襄樊汉江流域之撮录。从古至今关于古罗国文化遗址所在地的论述虽众说纷纭,但“未离其宗”,即汉江流域是古罗国文化文化的发祥地,古罗国文化遗址就在今襄樊汉江流域一带,这是没有非议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以下所论地点多以21世纪初以前的汉江流域县(市)名为主,与今局部行政区划调整或许略有出入。下面我们可对文化遗址所在地进行分述:

  (一)关于古罗国文化遗址所在地——襄樊汉江流域的古今论述。古今关于古罗国文化遗址所在地有“四说”,即:襄樊汉江流域的“宜城说”、“南漳说”、“南漳与宜城说”、“襄阳说”。

  1、持“宜城说”者分别认为,古罗国文化遗址在今湖北宜城市的三个地方或方位:按传统的说法,古罗国在“宜城县西”,“故治初在今湖北宜城县西”,再说具体点,就是在宜城西山中,即宜城县西20里或南漳县东40里的罗川城,“春秋时为楚所灭”,石泉教授主编的《楚国历史文化辞典》中说,“罗国故城,旧说在今湖北宜城县西约20里处,相当于《水经·漹水注》‘夷水’条所记夷水东南流出宜城西山后的‘罗川城’位置”。传统的志书以及部分历史、文化工具书即持此说;宜城县北,已故的武汉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会长石泉先生曾经持(引用)此观点,即“近人或认为(汨罗江)在罗国故地、今湖北宜城县北一带”;今湖北宜城,泛指罗子国的遗民在今湖北宜城市。据南漳县文博部门专家在古罗国文化遗址实地走访了解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却是:今邻近南漳县的宜城市李垱、刘猴、董集等“宜城县西”部分地区在解放前曾隶属于荆门管理,解放后才划归宜城管辖。

  2、持“南漳说”者分别认为,古罗国文化遗址在今湖北南漳县的五个地方或方位:南漳县东南部,新版《襄樊市志》以及文物普查书籍等即认为,古罗国城文化遗址在南漳县东南部原安集镇邓家嘴村罗家营(今合并为洪山寺村,隶属南漳县武安镇);南漳县东北部,石泉教授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眼光也曾认为“罗川城”(罗国故都)“约在今襄阳县丁家集对岸一带”,此处正是南漳县东北部;南漳县境内,泛称南漳县境内在春秋时有古罗国,周时并荆蛮各部而建;蛮河中游东段以南,并非一定位于今南漳县安家河西岸;与古庐国同侧的鄢水(今蛮河)东北或北岸。

  3、持“南漳、宜城说”者认为,古罗国文化遗址位于今宜城和南漳两个县(市)境内,这是比较合情合理的说法,因为南漳县与宜城市交界,宜城市古罗川城亦与南漳县罗国城文化遗址比邻,两城中间自古就有“界山”,亦是两县(市)的县域分界线,“罗家营、刘猴集北的两处罗国遗址,当系秭归丹阳和枝江丹阳之地是可以信赖的”,持此说者考证,古秭归在今南漳县东南部——蛮河支流的黑河下游柳河平原一带,古枝江在今宜城市境内,持此说者还认为,古罗国当先后在古秭归(今南漳县武安镇安集柳河平原)、古枝江(今宜城市境内)活动。

  4、持“襄阳说”者认为,古罗国文化遗址泛指在襄阳县一带,“祝融氏死后,其后裔传到周朝,被封于宜城,称为罗国。周时的宜城,相当于今湖北襄阳一带。春秋末期,为楚所占,易名为鄢国”。也有的学者重新考证在襄阳县丁家集对岸一带。
  也有的学者认为,古罗国位居“湖北宜城、南漳、襄阳间”,可参见《楚灭国研究》(何浩著,武汉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一书第10页《楚灭国表》、第154页。

  
  (二)关于古罗国城文化遗址所在地——今蛮河、维水流域之浅谈。以上专门揖录了古今关于古罗国文化遗址之所在的论述,供专家、学者和业余研究者参考、借鉴。据此,我个人认为,襄樊汉江流域作为上古“沧浪之地”和西周成王年间始封熊绎“居丹阳”之地,无疑是古罗国文化和古卢戎国文化发祥地,其实,《大清一统志·湖北二十二卷》“襄阳府”之一“建制沿革”载:“《通典》:‘南漳一县则荆州之域,……’。……周为邓谷庐罗……鄀诸国之地,春秋属楚”。乾隆《襄阳府志》卷之二《沿革》载:“南漳,隋县。在古为蛮地。春秋时群蛮分居之,而罗与卢二国在焉”。同治版《南漳县志》在“[封爵]”(罗)、“[古迹]”、“[罗国城]”等条目中早已说的十分明确,并彻头彻尾地肯定地说,“罗国在南漳”。仅以较之于流行说法,不管是古罗国在宜城县西,汉江流域的南漳县是涵盖在其中的,南漳县无疑也是古罗国文化的发祥地。其古城遗址具体可分别定位在汉江流域的最大支流蛮河流域(黑河中下游)以及古维水流域(中下游),蛮河(鄢水)自古闻名,是汉江的最大支流,维水虽名不见经传,但却孕育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兴起。古罗国文化遗址包括今宜城市以西的刘猴镇一带、南漳县武安镇、九集镇等部分地方,古国即便是“有都无城”或“无城之都”,但作为古诸侯国,也应有相对集中的“议事中心”或群聚部落,这也是其应享有的“政治待遇”和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需要,以唯物史观的眼光来看待两、三千年前的古国“都城”,也可以耐人寻味,因为它们毕竟造就了两大古代文化遗产,奠定了后世发展的文化基础。现分述如下:

  古罗国城文化遗址所在地——今蛮河流域的支流黑河(指旧曾称“小河”的那部分河段)与南河(碑河)交汇处柳河西南岸。这样说,是因为:有史志记载,前述《襄樊市志》(新版)载:“东周罗国城遗址位于南漳县城东南45公里罗家营”。高介华、刘玉堂先生在《楚国的城市与建筑》一书中分析,“楚的四周,仅见载于经、传有案可稽的有都城之国就有隨、郧、罗、绞……蓼等等……,它们的城早在春秋以前就有了”。只不过没有一一框定坐标点而已。遗址在黑河南岸,东西长约600米,南北宽约300米,地势较高,土城遗址残存。据当地群众传说,原城墙四周均有城门,现南面有深沟一条,似为当年护城河,使都城形成三面临水之势”。“1984年列为襄樊市(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襄樊市文物史迹普查实录》载:“罗国城遗址位于安集镇邓家嘴村罗家营东约120米处,北临黑河,隔河距雷公嘴约1公里,东枕南河与西岗村相望,南至葡萄架村约0.5公里”。“遗址坐落于南河、黑河汇入柳河处南侧的土岗之上,地势平坦,三面环水,其高出水面4-5米,平面呈葫芦形,遗址东西长约150米,南北宽约100米”。现引张正明、喻宗汉先生在《熊绎所居丹阳考》一文中的论述亦可作证:“今南漳县治东南七十余里的安集附近,安家河的西岸,有一古城址,相传就是罗都故址。其城垣上限不过汉代,碍难称为罗城。但罗都未必有城,汉代以后在罗都故址筑城也是有可能的”。由于21世纪初乡镇机构改革、村组合并,古罗国城遗址今隶属于南漳县武安镇洪山寺村二组。有民间传说和历史传说均可作为旁证。当地年岁较高的长者既能绘声绘色地回忆起解放初期所见到的壮观和庞大的古罗国城址,又能声情并茂地讲述民间关于古罗国的传说,所以,著名的楚史专家张正明先生首肯了“安家河的西岸,有一古城址,相传就是罗都故址”。新华社记者方政军、曹一鸣、黎昌政在《韩国文化与楚文化有无渊源?》一文中认为:“公元前8世纪,在汉江中游荆楚腹地有两个小国:以熊为图腾的罗国(也称‘罗子国’,传说位于南漳县境内——编者注)……”。这个“编者注”虽语焉不详,也不可能作过多的描叙,但毕竟说明了古罗国城遗址就在南漳县境内。同时,《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下]》在“罗家营遗址”条目中,“[安集镇邓家嘴村罗家营东120米,新石器时代、东周、市文物保护单位],面积约1.5万平方米,……传为古罗国城”。民间传说和历史传说虽为口头传统,但它们都是历史故事、社会文化在历朝历代人们心理积淀的客观反映,因为“事出有因”、“无风不起浪”,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历史的真实感。有地面文化遗址。笔者于2006年2月22日亲赴南漳县武安镇洪山寺村古罗国城文化遗址考察,但见古城壕(壕沟)、古城墙犹残存,地面夯土人工痕迹依稀可辨,在罗家营北现存残片有城墙长约25米,最宽处5米,最高约2.5米。据走访当地年长的老百姓,他们都说古罗国城文化遗址过去是“古坟成堆,到处是碑”,现有不少古碑已于上世纪被用于修桥铺路砌墙,民间也传说这里是古战场,楚人来打过罗国,听说在沉河(护城河)遗有不少尸骨。古罗国(当地百姓传说为“罗家国”)城中心有一口古井,古井周围有3亩地,当地百姓称“井三亩”,只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大跃进”、20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期间为了改田、整地,部分被推平,仅有少数地方幸存。同样,在《襄樊市文物史迹普查实录》一书中也有类似记载:“据该地村民介绍,遗址东约100米处原有古城址一座,传说为古罗国城”。地下有文化层。笔者曾于2006年3月初随市、县考古专家深入到黑河边缘的古罗国城文化遗址——当地老百姓种的菜园中现场勘察,发现地下文化层中有新石器时代的陶片和红土颗粒(火烧过的),这就进一步印证了《襄樊市文物史迹普查实录》中的记述:“就所采标本看,它大致包含有新石器时代、东周两个时期遗物”,“罗家营遗址周代文化遗物主要属于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由于受黑河流水的不断冲刷,岸边崩塌严重,从临河断面观察,现存文化层厚约1米左右。而《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下]》则叙述得更为详尽,“罗家营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左右。采集有石铲和陶片。新石器时代陶片以泥质红陶为主,有少量夹炭、夹砂红陶及泥质灰陶,均素面,器形有鼎、罐、钵等,属屈家岭文化;东周陶片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褐陶次之,纹饰有绳纹、方格纹,器形有鬲、罐及板瓦等。在古罗国城遗址黑河岸边的土岗上,随处都可采集到新石器时代的夹砂红陶”。有的地方文化层厚可达1米以上,襄樊市博物馆、南漳县博物馆保存有古罗国城遗址部分出土文物和采集标本。可以推论,今楚国文化主流——海外有的古代文化的渊源,应在南漳县武安镇安集洪山寺村古罗国城文化遗址一带。

二、襄樊汉江流域古罗国文化和荆楚文化的关系。
  襄樊汉江流域的古罗国文化虽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貌似昙花一现,但却“名亡实存”,其源远流长、影响广泛、意义深远,这是其他上古诸侯小国文化所不可比拟的。它们与荆楚文化的关系,可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襄樊汉江流域古罗国文化的渊源特征。古罗国文化和在上古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1、具有游动性特征。古罗国、卢戎国始终为春秋时期的小国,其中古罗国为祝融氏之后,夏商时代为某部落的一个分支,与荆楚同祖,“今天湖南境内衡山的最高峰叫祝融峰,就是为了纪念罗姓的祖先祝融”。“罗”在甲骨文中,字形象,网中有隹,表示以网捕鸟的意思,小篆增加了“糸”(Mì),本义是用绳线结成的捕鸟网,表示结网所用的材料。故《说文》:“罗,以丝罟鸟也”。据说,罗姓来源与原始社会善于结网(羅)捕猎鸟兽的罗部落有关,并将网和鸟作为罗部落图腾标记,最初位于中原(河南罗山一带,《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6月19日第6版曾予以专题介绍),“子爵,熊姓”(同治版《南漳县志》载,或“偃姓”),周武王灭商时,“因大罗氏有功封罗国”(亦说为子爵,称“罗子国”),正式成为周的属国。罗国本属熊姓国,被楚灭亡之后,为纪念故国,即以“罗”为姓,后来不断地繁衍、迁移,“罗”姓是当代第20大姓,也是襄樊汉江流域的“名姓”,已逐渐发展成为今长沙(古罗子国的迁移处)和南昌两地的盛族之一。
   2、具有依附性特征。古罗国本系弱小的国度,在西周、春秋时期诸侯林立、大国称雄、列国争霸、百家竞起的社会动荡时期,要求得自身的生存,必须依附于大国,以大国作为“靠山”,这样才不失为“立国之本”的“上策”。史载,周初,“许多姬姓、姜姓的宗族子孙迁移到了汉水流域。……后来周克商时,西南的许多小国……庐……等都自动地与周武王会师孟津”(《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下册],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斯维至、杨钊主编,第1007页)。罗受封,楚强盛后,因而,都是以楚为依托,并随楚国的迁移而不断向南迁徙。有据可查的是古罗国,据宋王应麟《姓氏急就篇》载,“罗氏,颛顼后,封于罗,今房州也,子孙以为姓”。这里的房州,即今湖北房县、竹山一带,而同时的楚国主要还是活动于今湖北、河南交界的丹淅(丹江口、淅川)一带,两地相距很近。但到了西周后期、春秋前期,楚人已在湖北南漳县“南条荆山”一带站稳脚根,并发展壮大,古罗国卢戎国已尾随而至,靠近今襄樊市汉江流域的蛮河、维水流域一带扎根,与古楚国呈“品”字形分布在南漳县东南方向和东北方向。同时,古罗国与卢戎国互为依存、彼此照应,唇齿相邻,有难同当,同仇敌忾,罗、卢联军并于公元前699年(楚武王四十二年)两军夹击楚国莫敖屈瑕伐罗之大军,大败楚师,迫使屈瑕自缢于郢都附近之荒谷、群帅囚于荒谷东岸之冶父而等候发落。但当时大国兼并的必然趋势却是,古罗国国最终为楚国吞并,成为楚国的“附属国”、“阶下囚”,始终没有脱离楚国的支配,其兴衰存亡系于一楚。

  3、具有融合性特征。从西周初年的形势来看,“《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僖公二十四年:‘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昭公二十六年:‘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这是西周初年分封制体现出来的融合性(周与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之间)。古罗国文化貌似各自为政,相对独立,实则是古荆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兼收并蓄的特征,故有“楚卢同源”之说。罗之南迁,亦可以参见何浩著《楚灭国研究》一书(武汉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第157页——159页。从区划上讲,古罗国实现了“西部一—中原一—襄汉一—辰蛮一—江东”的历史大转折。
  4、具有广泛性特征。从源头上讲,古罗国文化领域横跨大江南北,沿长江从头到尾纵贯数千余里,其原生态文化虽所生存的国度较小,而其渊源广泛,具有“多源性”特征,它们在襄樊汉江流域的兴和衰都达到了鼎盛、顶峰时期,说它们达到“鼎盛”,是因为这时它们已可以与楚国抗衡,并联合败楚;说它们达到“顶峰”,是因为它们于联合击败楚师后就在襄樊汉江流域被楚所灭亡,间隔不到10年,其兴旺衰落都是当时世人尤其是楚人关注的“焦点”,这种文化难免带有“大众的”文化特质,与当时的异民族文化或多或少地都有着必然的、广泛的联系。罗子国是商周时期的一个古国,由一个善捕鸟雀的罗部落而“异军突起”,成为一个小国家,从兴起到灭亡的过程中,充当的是附属国的角色,灭国之后,宗族流散,罗姓子孙一直恪守着忠厚敦实的家风族俗。从流域上讲,古罗国、古卢戎国实现了“汉江一—蛮维一—沮漳一—湘沅一—江海”的社会大迁移。

二)襄樊汉江流域古罗国文化流传轨迹。
   根据近人石泉先生等著名学者的考证,参照中南民族大学韩国研究所副所长杨万娟教授的论述,笔者认为:古罗国文化在其流传过程中,有以下四个要点,构成一道上古历史发展的轨迹:
  1、为楚所灭。周武王灭商时,罗被封为子爵,正式成为周的属国之一——罗子国。“自春秋至战国末楚国灭国最多,估计有百余国族。以江汉流域为中心,向外开拓了东夷、南蛮以及西南夷的疆土,包括以……卢戎……等众多部族”(《春秋史》,中国断代史系列,顾德融、朱顺龙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263页)。因古罗国和古卢戎国依倚楚国,占领蛮、维流域的良田沃野,扼居楚人南下的咽喉,成为当时正在不断扩张、迫不及待向南称霸的泱泱楚国的心腹之患。楚人拟从荆山移居、侵占江汉平原,罗国首当其冲地成为“拦路虎”,被楚人视为“眼中钉”,故楚罗之战的发生就不可避免了。因“楚在周初,本已不弱,休养生息近四百年,积蓄了雄厚的力量”。据载,“屈瑕伐罗”,系“楚、罗间的一场战争。楚伐绞涉彭时,罗人曾跟踪楚师进行侦察,意欲进犯楚师。为报复罗人的这一挑衅行动,楚武王四十二年(前699年)春,莫敖屈瑕率师讨伐罗国。屈瑕陶醉于蒲骚之战的胜利,倨傲轻敌,独断专行,不肯听取部下的意见。到达鄢水,楚师渡河不成行列,又不设防。进入罗境,即遭到罗国、卢戎两军的联合夹击,结果楚师惨败。返师途中,屈瑕自缢于荒谷”。虽然以罗卢联军的胜利、楚军的大败而告终,但楚人不达目的,哪肯善罢甘休?于是,“约前698-691年(楚武王四十三至五十年)……武王灭罗”。《汉语大字典》曰:“罗,……周代诸侯国名,熊姓,始治初在今湖北宜城西,为楚所迫多次迁徙,春秋时为楚所灭”。“初封宜城,徏枝江,为楚所灭,周末居长沙”(第1221页)。石泉先生等还在考证“卢国”时结论,“楚武王四十二年(前699年),卢与罗人联合攻击楚师。约在此后不久为楚所灭”,“后为楚国所并”。同样,《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卷)也认为,“庐,古国名,或作廬 、纑 、卢……周武王伐纣的八国之一,……春秋时也称卢戎,后灭于楚为邑。……汉置中庐县”(第1521页)。国别和领土的被兼并也就意味着文化和风俗的大变异,古罗国、古卢戎国所统治的旧疆域的结束,也标志着在新天地中新文化的开始,因为民族的“基因”(风俗文化)若照旧循环往复,新统治者是无法在意识形态领域“稳坐泰山”的,古罗国、古卢戎国自被楚灭亡之日始,就一定会自觉或不自觉的承接楚国民风民俗的“反作用力”。
  2、被迫所迁。约公元前690年左右,楚武王灭掉古罗国但从10年前的那次楚与罗卢联军的战役来看,古罗国的军事实力、作战经验和反抗精神也非等闲之伦,今既灭之而成为楚的附庸,楚人并非“高枕无忧”、万事大吉,如何彻底地剪除其反抗实力,不能不使楚人“不得下咽”矣。当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分散瓦解,使其不攻自破、不成气候!如何分化?就是迫使古罗国人民背井离乡、抛弃故土家园,失国后不断地向南迁徙到长江、湘水流域。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眼不见为净”,先是远离楚故都“丹阳”,后则使其远离楚新都郢城。其南迁路线,据石泉先生等人考证,楚武王灭罗后,将罗国“移居地势平缓、无险可守的汉晋枝江县境。《南漳县志》(同治版)第一册中有关于古罗迁徙地的明确记载,晋初成书的《续汉书郡国志四》荆州南郡‘枝江’县下,司马彪原注:‘故罗国’,可以为证”。也就是“徙今湖北枝江市东北,楚文王又徙今湖南汨罗市西北”,“灭于楚”。“罗县,战国秦置,属长沙郡。治今湖南汨罗市西北”。“据《汉书地理志下》长沙国‘罗’县下,颜师古(唐初人)注引应劭(东汉末期人)曰:‘楚文王徏罗子自枝江居地’,则更是远迁至数千里外,在当时还是基本上未开发的地方”。《左传桓公十二年》(公元前700年)杜预注:“罗,熊姓国,在宜城西山中,后徙南郡枝江县”。乾隆《襄阳府志》卷之二《沿革》载:“[附考]按:《路史》以罗为熊姓,后徙枝江,又徙长沙”。可以看出,古罗国人民是充满了艰辛、饱含了泪水的苦难移民。既然古罗国在秦统一六国前的470多年就已成为楚国的从属国(或附庸、邑地),那么,古罗国文化文化就不可避免的被楚文化所渗透和熏染,在民俗方面必然接受了楚风俗的影响,在长达数百年间,楚风俗一定能成为古罗国民俗的主体(名俗)。
  3、为生所逃。据杨万娟教授等专家考证,古罗国被迫南迁至湖南汨罗一带后,逐步向西、向南扩张,到了战国末期,出现了以(齐人?)韩终为首的炼丹家,为满足秦始皇长生不老、“延年益寿千万岁”(《战国史》,杨宽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533页)的奢望,而在楚地潭州长沙县提炼仙药,史载,“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始皇巡行至碣石(河北秦皇岛附近),又派燕人卢生去寻求仙人羡门、高誓;继而又令韩终、侯公、石生等去求仙人的长生不死之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芾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并先后发生了“焚书”、“坑儒”的历史事件(《秦汉史》,林剑鸣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147页)。当然,从丹药中提取仙药实现“养生长寿之道”(引文出处同上)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服食仙药欲长生不老,则亦显荒诞无稽,更兼秦王荒淫、残暴,为了反抗苛政和逃避苦役,韩终最终是纸里包不住火,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纠集古罗故旧,沿洞庭湖顺长江落荒而逃、“溜之大吉”。可能是由于途中多次、多处滞留、隐蔽之故,长江中下游至今仍留有诸多的卢姓、罗姓大族,并附之以许多古久的传说,罗氏于汉景帝时在南昌繁衍成当地望族。文化和风俗是附丽于民众之身的,深深扎根于民族的潜意识之中,民族的大转移同时就是民俗的大迁徙过程,从现存的海外有的文化形态来看,古罗国、卢戎国文化主流(其实就是以楚文化为主)实现了“胜利大逃亡”。
   4、为存所立。据有关学者初步推断,古罗国的“逃命之徒”艰苦卓绝,经长江入海口漫无边际地在海上漂流,最终流落海外……,重建家园。这已经是具有2200多年的历史故事了。多次逃难、多灾多难的弱小民族,能够“不远万里”,飘洋过海,……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在统一的多民族的文明古中国,海外有的……与古楚之附庸国罗同根同源,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奇迹,在世界历史演变进程中也不得不说是一个隐谜。古罗国自被楚灭亡之后不久正式迁定于古汨水、辰州(五溪蛮地区)一带,直至秦亡前不久而登陆异域他乡,其所具有的楚文化和南方蛮夷文化也历经了大动荡、大转折和大飞跃,终于在大洋彼岸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主宰一个国度的灵魂,这是为人类文化的进步刷写了新的篇章,也无怪乎海外的端午祭、包茅缩酒等民俗与中国端午节和包茅缩酒等古风俗如出一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原来“本是同根生”,再现了“五湖四海皆兄弟”的动人一幕。

  三)襄樊汉江流域古罗国文化的历史影响。古罗国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据笔者统计,虽然古代史料较少,大凡现当代出版的通史、断代史、楚国史以及历史文化工具书无不对古罗国和古卢戎国大加论述。笔者认为,其历史影响主要体现在古罗国文化与荆楚文化的四种关系上:
  1、相辅相成。即古罗国文化文化从一开始就与楚地的蛮夷士著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古罗国的逐步南向迁徙过程,实则也是对当地土著民族的“侵蚀”、“改造”过程,因为“适者生存”,若在异乡他族中遭到排挤和打击,那是无法将本民族的文化根基予以发扬光大的,因此,立国之策就是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前提下而随乡入俗,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渗透,从而保证本民族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文化活力。张正明先生在《楚文化史》一书(第23页)中说:“所谓楚蛮,即楚地的蛮族,其主体是三苗的遗裔。楚的东面,有纵向排列的邓、卢戎、罗,熊渠时,楚人对他们还力不能制,未敢启衅”。这说明罗国在楚蛮中的渊源关系,并长期立国,而楚文化与蛮夷文化具有很强的交融性,可见罗、楚文化的关联度,因缺乏大量、具体史料,亦无其他旁证材料,对古罗国文化与蛮夷文化的粘联关系的主观推断成分就较深厚些。但有一点可以深信,那就是古罗在近800年间所沾染的“蛮风”、“土气”、“夷习”,必将影响着它们“万里长征”后立足、扎根和创业,一旦民族复苏,民风既得“反省”、“回归”。
  2、脱胎换骨。即古罗国文化中途直接被楚国文化所冲击和覆盖。古罗国被楚国吞灭之后,楚国文化将直接冲击和覆盖古罗国文化文化,初始使两国人民完全被动地接受楚国文化,在意识形态上也将成为楚文化的附庸,荆楚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如楚人一名数地,而古罗国被灭亡后,虽浪迹他乡,仍建有多处“罗子国”,综观大江南北、古今中外,古罗国迁徙地的“端午节”(襄樊汉江流域也称阴历五月初五、五月十五分别为“大端阳节气”、“小端阳节气”,或“大丹阳节气”、“小丹阳节气”)、“苞茅缩酒”、“拔河”(起源于古楚国襄阳汉江流域的“牵钩之戏”)等宗教信仰、民间巫风和古老习俗活动保持了古楚风味,与襄樊汉江流域的古风相比,形式却又创新发展。古罗国文化主流与楚文化休戚相关,荆楚文化、古楚民俗也随古罗的长途跋涉而实现了异地搬迁、更生和落户,今有的国家风俗与中国汉江流域古楚民风隔海相望、遥相呼应,竞相生辉。
  3、兼收并蓄。即古罗国文化在总体上是荆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古罗国南迁后,在湖南一带生存长达400多年,强烈的荆楚文明对这个古老国家的后裔们的潜移默化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至楚亡、秦兴,古罗国文化则已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文化特质,成为地地道道的荆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已完全混杂到古荆楚文化之中去了,古罗与楚同为“南蛮”,实现了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大合唱”。既然荆楚文化已占据古罗的统治地位,那么它们在后来的新生环境中只能“变本加厉”,其民俗也会发扬光大、光宗耀祖,何况楚人嗜旧、恋古、怀故,湖湘文化中的巫文化与汉江流域楚地的“巫风”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其中也是古罗国文化国文化对荆楚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若说海外有的文化特别是民俗颇似中国楚文化,从世界文化影响的“大同”的角度上讲,那也应是不足为怪、顺应历史潮流的。

 

  (摘自王善国《金南漳·文化遗产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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