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子国系商代中叶芈姓部落的一个分支。从其起源，发展，立国及其被楚国灭亡，乃至后来南迁到汩罗江畔修筑罗城，在这近千年的漫长岁月中，他们曾数度迁徙，并由最初的部落制社会，通过不断吸收各地先进文化，逐步融入到楚国民族大家庭中来。为楚国开发江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然而，作为一个诸侯小国，史籍对罗子国及罗人活动的记载却寥寥无几。对其历史，我们所知甚少，只能从一些零散资料和地方史志上去一点一滴地去寻找和探索，尽可能地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在这方面，湖南省社科院何光岳和湖北省社科院楚史研究所何浩两位先生曾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试图根据这些有限的史料，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岳阳市文物工作队93年春对罗子国城遗址调查，试掘所获得的有关资料，拟对罗人历史和楚文王迁罗子国遗民于汩罗的时间以及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探讨，以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
如前文所述，罗子国是商代中叶芈姓部落的一支，祝融氏吴回之后，熊姓，和荆楚同祖。《通志·氏族略》云：“罗氏，子爵，熊姓。一曰祝融之后。”罗泌《路史·后纪八》更明确指出：“罗，熊析也……濮，罗，归，越，春，滇，麝，麋，芈蛮，皆半分也。”因此，罗与楚一样，同属祝融氏吴回之后。正因为罗与楚同祖同源，罗与楚的关系当然就非同一般。罗人的活动，罗子国的兴衰就与楚有关割舍不断的联系。它曾依附于楚，并最终为楚所灭，成为楚国民族的一部分。
“罗”，本作“罗”，最早见于甲骨文中；《说文解字》：“罗，以丝罟鸟也，从网从维，古者芒氏初作罗”注：“谓罗络之”；《诗·王凤·免爰》曰：“雉离于罗”。传：“鸟网为罗”《尔雅·释器》曰：“鸟罟谓之罗”疏：“罗，鸟飞张网以罗之。”可见，罗就是张罗以捕鸟之官，并将捕捉到鸟类献给周王室，以充祭祀。所以后来人们便把擅长制造罗网，并用罗网捕捉飞鸟的部落称之为“罗”。罗人起初“活动在熊山（今河南郾城县东）南二百八十里的罗山，即今大别山北的罗山县”一带。商代中叶，由于受到商高宗武丁等君王的征伐和打击，罗便随荆楚部族西迁至今甘肃省正宁县东十里的罗山。由于罗人的迁居，这里的山和水后来都被冠以罗名。因这里邻近周部落的发源地“ ”（即今陕西省分县）到商代晚期，罗人曾协助周人共同抵抗商人，并参加了周伐商的行动。因此，到周武王灭商时，封罗为子爵，始为罗子国，这便是罗立国的开始。后来，由于罗屡受周王朝的侵迫，为了保存自己，发展势力，罗又与楚一道颠沛流离，越过秦岭后沿淅水而下，迁至荆山西北的房县，依附于楚。不久，罗子国又再向东迁至汉水之滨的宜城县西二十里之罗川城，开始了较为稳定的生活。对罗子国迁至宜城的时间，史书上虽无确切记载，但据分析，当楚由荆山向外扩张势力时，罗人已居罗城，并拥有较强的势力，当然这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来经营和发展，否则，罗不可能有能力与楚抗衡。
春秋初期，楚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楚武王时，为了摆脱其“辟在荆山，筚路蓝缕”的困境，积极向汉水以东和以北扩张，为此，就必须扫除其向外扩张道路上的阻力和障碍，当然，位居汉水之滨“宜城西山中”的罗子国自然成了楚人的首攻目标
《左传》桓公十三年载：
“楚屈瑕代罗，……及鄢，乱次以济，遂无次，且不设备。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莫歼（倔瑕）缢于荒谷，郡帅囚于冶父以听刑”这说明，经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和壮大，罗子国已其备了相当强的军事和经济势力，并敢于与强楚对抗，并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楚毕竟是大国，实力雄厚，一次战争的失利并不能动摇其国之基础，更何况，楚武王目光远大，雄瓦勃勃，其扩境灭国的计划不可逆转“其后，楚复伐罗，并其国，子孙以为氏”。罗子国终为楚所灭，虽然这里没有载明楚灭罗的具体时间，但根据有关兄弟料，我们仍可以得到楚灭罗时间的有关信息，何关岳先锋平方公里为楚灭罗的时间约在公元前690年，即楚武王伐随之前，若非如此，楚国决不可能在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越过罗国去兴兵攻打随国和邓国，笔者认同此观点，这样，罗子国作为一个诸侯小国，事实上已不复存在，但社稷灭亡，其国民仍在，罗国的子孙就以其国名为姓氏，楚武王灭罗后，迁罗子国遗民至“南郡枝江县”（杜预注），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罗子国遗民对楚的扩张事业进行干扰。
《后汉书·南蛮传》注：“楚文王始自丹阳迁于郢”因罗在枝江，离郢都较近，为防止罗氏骚扰滋事，楚文王再一次将罗子国遗民远迁至今湖南汩罗，《汉书·地理志》长沙国郡县下应勋注：“楚文王徙罗子自枝江居此”《水经注》云：“……罗故居宜城西山，楚文王徙之于长沙，今罗县是也”可见，史籍对楚迁罗遗民至汩罗之事的记载相当一致，共时间也十分明确，即在楚文王时，楚文王在位共15年时间，即从公元前689年至公元前675年文王在位时属春秋，按照《中国历史》教材对中国古代史的分期；春秋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阳开始，至公元前476年田氏代齐结束，历时近300年，若把春秋又按早，中，晚霞分期来分段，那么楚文王在位之时当属春秋早，中期之交，而徙罗遗民于湖南汩罗，刚好在此时间范畴之内，然罗人真正开始在汩罗江畔立足生活并修筑罗城，那显然是春秋中期及其以后的事了。
二
《汉书·地理志》（长沙国）“罗”注应劭曰：“楚文王迁罗子自枝江居此”杜佑，载：“岳州，古罗国地”这说明，罗子国遗民自枝江南迁后，居于岳州南境一带的汉长沙国境内。《路史·国名纪丙》更明确指出：”今潭之湘阴东北六十里有罗故城，秦之罗县，梁为罗州。”今罗子国故城遗址位于汩罗江南岸的屈原行政区蚕种场，西南距湘阴县城约六十里，南距汩罗市城区约四公里，共地望与《路史》的记载正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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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子国城址现已列为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直至解放初期。罗子国城址的四周城仍保留比较完整，后来由于进行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土地平整，使罗子国城址的原有面貌遭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特别是西，南两面城墙和护城河已面目全非，但经调查了解和对东，北两面现存城墙基体的考察，我们仍可以基本复原罗子国城址的形状和规模：罗子国城址大体呈长方形，只有南部微向城内方向凹进，东西长约590米，南北宽约400米，总面积达23.6万平方米，（见图一，“罗子国城遗址平面图”）
长期以来，人们对罗子国城址始建于何时？废于何时？罗人迁居这里之前，是否还有其他民族或部落曾在此繁衍生息？对于这些问题，史籍是没有记载的。这只能由地下文物的考古来加以弥补。
五十年代，湖南省文管会曾组织人员在罗子国及其附近一带进行过调查和试掘，但所获得的材料较为零散，同时，其试掘地点多选在城址外东南的马头槽一带。当然，要藉此全面而准确地回答以上提出的这些问题是不够的，为了解决这些在学术 上尚有争议的问题，用阳市文物工作队于93年春曾组织人员对罗子国城址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调查事半功倍做了许多深入细致地工作，同时，还在城址内西南隅试掘了一条2*3米的探沟（编号为I度掘结果表明：罗了国城址内文化层堆咱们比较厚，而文化内池却相对较为单纯，就文化层而方，仅分上，下两层，上层出土了大里的绳纹筒瓦和板瓦，另有鼎足，豆柄等器物残片，在下层，我们清理了一个灰坑（T1H1）所出的几类有代表性的器物，从其形制特征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时代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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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鬲，共有十多个标本，其中有两件大体能复原：据初步观察，该灰坑所出的鬲口径三款足外切圆直径的对比，我们又可将其区分为大口鬲和小口鬲两个类型，大口鬲：T1H1：7，卷折沿，沿面下凹，束颈，圆扁，麇以下稍斜收，柱足，足窝较深，联挡上弧，肩以下至足根遍饰绳纹。
上腹部有两道压印纹而形成间继绳纹（图二1）；小口鬲，T1H1：8，口部残，矮束领，广肩，鼓腹，高柱足，联档上弧，足窝较深，与大口鬲相同的是，其颈部以下至足根全饰绳纹，上腹部有两道宽而浅的压印纹（图二，4）
1、孟：器体较小，数量小，仅发现一个标本。T1H1：40，泥质磨光黑皮陶，侈口，平折沿较窄，尖圆唇，束颈，肩部圆突，扁圆腹（图二，12）
3、豆：多为高柄浅盘喇叭形圈足，弧壁，似有折痕，素面，个别于豆盘内施有暗纹，T1H1：22，口微敛，圆唇，腹壁有两道不明显的折痕（图二，6）：T1H1：4，口近直，圆唇，弧壁，腹壁折痕仍隐约可见（图二，7）：T1H1：11，口微敛，尖圆唇，弧壁较平坦，浅盘，盘内施有一周以圆点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放射状暗纹（图二，8）。
4、盆：不见完整器，但从口部残片大多数能看出其基本形态。T1H1：26，侈口，折沿外卷勾唇，束领，颈部绳纹被抹去，腹饰绳纹（图二，10）：T1H1：10，侈口，平折沿，方唇，高曲领，溜肩，腹饰绳纹，颈部绳纹被抹平。
从以上介绍的几类器形来看，均具有较为明显的楚文化特征，其属于楚文化范畴是确定无疑的。另外，经过 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其与湘鄂两省近年来所清理出土的东周时期遗址和墓葬中所出的同类器具有相当明显的一致性（见“出土陶器对照图”，即图二）
例如：罗子国城址所出的小鬲与江陵纪南城LI式鬲（龙桥河UM：6）基本相似（图二，5）纪南城龙桥河一段JM在纪南城各遗迹单位中属于较早的堆积，时代为春秋中期。罗子国城遗址出土的大口鬲（T1H1：7）虽与纪南城BII式鬲的时代为春秋晚期，而襄阳山湾M7的时代属于襄阳山湾墓葬第一期，即春秋中期。
罗子国城遗址分期断代的标准器之一，各个时期却有其不同特征：商周时期：“豆不管是商柄还是矮柄，均由折壁转化，有的外面隐约出现折壁痕迹，有的仅在壁内残留转折痕迹”观之罗子国城遗址出的陶豆，豆盘虽多呈弧壁，但不少豆盘的盘壁折痕仍然隐约可见，依然没有脱离早期豆的风格，其较之虎国以后大量出现的浅盘弧壁或坦壁豆显然要早。另外，罗子国城遗址H1，出土了一件在豆盘内装饰有暗纹的陶豆，该豆的形状及豆盘内放射状暗纹同江陵纪南城龙桥河一段出土的I式豆极尽相同，二者的时代显然应当相距不远有研究者指出，这种盘内饰放射状暗纹豆的时代为春秋中期，其较之盘内饰‘S’形和“同心圆形”暗纹豆的时代要早些。
罗子国城遗址H1所出土的卷折尚勾唇罐（T1H1：26）与岳阳市郊阎家山出土的DIV式罐也颇多相同点，其时代也应相当，阎家山DIV式缸的时代为春秋中明
综合以上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罗子国城遗址下层灰坑的土物个有十分明显的楚文化特征，不少器物的时代可以早到春秋中期，但考虑到该灰坑还同时出土有盆，浅盘等稍晚的器物标本，因此，我们推测下层灰坑的时代应为春秋晚期偏早阶段，很明显，城址本身的兴建年代应该更早。这说明：史书上所谓楚文王迁罗人于汩罗江畔并在潭之湘阴县东六十里”修筑罗城的记载属实，修筑罗城的时代与楚文王徙罗人于汩罗的时间能基本衔接起来，因此，这次对罗子国城遗址的调查与试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既解决了有关的学术争议，同时又印证并弥补了史料记载之不足。
三
楚文王迁罗子国遗民由枝江至汩罗，并在那里修筑城池，治理一方，笔者认为，一方面除了担心罗遗民在楚之中心地区滋事扰乱，危及其统治外，还有其更为深刻的原因。
楚自武王开始以后的历代君王，均把对外扩张领土，壮大楚国势力作为首要目标，而要达此目的，除了要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外，还必须有一个基础巩固和物资供应充足的后方为其坚强后盾。因此，楚国统治阶级在治理和开发江汉平原及其周围地区时，还把眼光投向了江南洞庭湖沿岸地区。当时，这里地广人衡，“在这片土地上居住的，可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百濮和野蛮，这片土地当时还是未经开发的蛮荒，所以，也不属于哪一国：”这一现状，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对远离中原，偏处井冈山方的楚来说是极为有利的，它可以在楚的争霸战争中源源不断地为楚国提供各种资源。但是，江南地区居住的都是分散的部落。要把这些居住在江南广阔地域上众多部落都归到楚国的统治下来，仅靠一、两次武力征服是不够的。文王迁罗遗民至汩罗，的确是楚统治者开发、治理江南的聪明举措，迁罗人开发，治理江南，既解除了楚国统治者的后顾之忧，但同时，楚统治者也深深懂得：罗与楚毕竟是同源同祖，虽共同利益不尽相同，然作为楚附庸，罗人当唯楚命是听。另外，楚为了维护其统治，当然也不会让罗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存在于江南和沿庭湖地区，而中会让其帮自已在那里发展经济，与当地居民一起，共同致力于对江南的开发，使当时还处于部落社会阶段的江南地区，在经济上逐渐接近并迅速赶上楚国统治中心地区的发展水平，为楚争霸战争服务，从现有的田野考古资料来看，罗人确实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罗人南迁后，把楚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带到了南方，并将其应用到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去，促进了江南洞庭湖沿岸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罗子国城遗址及其附近地区，在春秋中期以前就有人在此休养生息。近址多年来，通过对汩罗江下游两岸的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了解到，在汩罗江下游地区，已发现距今七、八千年的古文化遗址，如汩罗市城郊黄家园——附山园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下层文化的时代已与水流域的彭头山文化接近。该遗址延续的时间较长，上层文化的时代属于龙山期文化阶段。在汩罗江下游两岸，我们还发现了不少商时期的古文化遗址，较重要的有汩罗黄市螺蛳山商代遗址和楚塘玉笥山商代遗址。这不少商时期的古文化遗址，虽与周边文化不乏联系和交往，但均具有十分浓郁的地方特色，这与当时各部落之间或各族群这间居住较为分散，同时没有形成强大和统一的部落联盟楚分不开的。因此，各部落虽在某一领域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但其生产力发展整体水平，较之已形成政治、经济共同体的江汉平原来说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的。但自春秋中期罗人迁居汩罗后，这里的经济发展很快，其水平与楚都江陵一带的距离逐渐缩小，子国城遗址所出土的鬲、孟、豆、罐、盆等典型楚器即是最具说服力的资料。
同时，罗人十分注意吸收当地土著文化中有用的东西，并为已所用，这对促进楚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起到了积极作用。罗子国城遗址下层灰坑出土的方格纹凹闻底盆，显然具有明显的南方地区古代印纹陶文化的风格；另外，出土的杯形捉手器盖，喇叭形捉手器盖、双耳盆等都具有十分浓烈的地方文化特色。因此，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古代，文化因素的影响是相互的。
由于罗人的迁入，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罗子国城址周围地区也处处留下了罗人活动的足迹，并使先进的楚文化传播到了江南，洞庭湖区的各个角落。
范志明《岳阳风土记》云：“岳州、……战国末属楚罗子国。”杜佑《通典》称：“岳州、古罗国地。”这均表明，当时罗人的活动已遍布整个岳州南境一带。
1983年，湖南省博物馆在汩罗山一带发掘清理了67座东周时期的墓葬，出土了鬲、罐、钵、豆、鼎、敦、壶等大批楚器，最早的墓葬时代可到春秋中，晚期：汩罗山与罗子国城址相距不远，二者仅一水（即汩罗江）之隔。最近，我们又在汩罗市水泥厂原高泉山清理了一座随葬有鼎、盘、匜等青筒礼器和车巴饰件的春秋墓，该墓的等级较高，出土物的时代和风格与岳阳县筻口镇凤形嘴山春秋中期偏晚墓基本一致。高泉山与罗子国城遗址的直线距离亦不过四公里。汩罗山东周墓群和高泉山春秋墓，与罗子国城遗址的时代都比较接近，三者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就不能不使我们产生种种联想，或许这两处墓葬（地）即是罗子国平民和贵族墓地，但这仅仅只是一种推测，它们之间关系窨如何？目前还同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同时，通过试掘我们还发现，罗子国城遗址上层出土了大量战国及秦汉时期的绳纹板瓦、筒瓦等建筑构件，且其堆积厚度在1米左右。这说明，罗人曾在此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以此为中心逐渐向周围地区扩大其影响。从出土数量众多的绳纹瓦等建筑构件来看：罗子国城自修建起到两汉时期，曾经在城内大兴土木，并已形成相当规模，成为楚国南境一个较为繁荣的都邑之所在。但城内基本没有发现汉以后的遗迹和遗物，这表明，汉以后，罗子国城作为一个地区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已不复存在，罗子国城也就随着这种地位的丧失逐渐衰落和荒废了。但囿于资金和技术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尚不能了解城址的全貌和城址全部的文化内涵，这还需要我们今后在这里做更多、更细的工作。
“自春秋中期强楚的势力侵入到长沙等地以后，这里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几何形印纹陶为重要特征的土著文化因素更进一步削弱。代之而起的是楚文化因素占主体的文化。这与后来楚的政治，军事势力大规模南下有直接联系。但作为传播楚文化的先逍队，罗人在其间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他们为开发江南，促进楚与百濮、百越文化的交流，为促进民族融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每一位从事楚史和楚文化研究的人都应正视的历史事实。
注释
①何光岳：《楚灭国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②《左传·昭公十二年》
③邓名世：《古今姓书氏辩证》卷十二
⑤《湖南湘阴古罗城的调查与试掘》、《考古通读》1958年第2期。
⑥岳阳市文物工作队：《湖南汩罗罗国城遗址的调查与探掘》、《江汉考古》1996年第1期。
⑦⑧刘彬徽：《纪南城考古分期初探》、《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

 来源: 《考古耕耘录 湖南省中青年考古学者论文选集》（岳阳市文物管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