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7月发现唐《罗山书院记》及唐以后的史料以来，为了进一步深入对罗山书院及罗文通有关史料进行搜集与分析，笔者先后在国家图书馆查阅了几种明代的善本谱牒，一是明代隆庆元年（1576）和万历三十七年（1609）罗宪道纂《豫章罗氏重修宗谱》两种，并参阅道光二十六年（1846）赣州罗明高《重修罗氏大成谱》等数种，从中陆续印证和新发现了一批有关史料，其中有新发现宋代《罗山书院记》一篇，罗山书院创立者罗文通有关墓碣一篇，隐居铭一篇，祠堂记一篇，现结合历代《丰城县志》、《崇仁县志》诗文及族谱资料，对有关史料进行辨析，因资料出处相对集中，资料来源随文注出。
在我们进行探讨上述有关问题之前，我们需要了解的是罗姓的两个特点，一是罗姓为江西早期著姓之一，自罗氏先祖汉代大农令罗珠定居江西以后，罗姓一族在江西发展迅速，很快与熊、章、雷、谌等姓并称为“豫章五姓”之一。二是罗姓一直号称“天下谱”，即很早就重视对族源的清理、资料的著录和谱牒的编修，甚至统一了字派，所以基本上修的是“通谱”、“大成谱”，上述两点在江西谱牒研究界已是众所周知，所以就不需赘述。
现将有关资料汇编及其资料来源奉录于后，并对这些史料进行简单的初步分析，不当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
唐代史料三则
1、
唐大历六年魏少游《罗山书院记》
明隆庆刻本《豫章罗氏重修宗谱》仅保存一册，不分卷，按千字文顺序编号，世系部分相对完整，其中“地”字号一页在记述罗文通时云：
第十四世
瑭子
文通
屡诏不起，号诏贤先生，详祠、碣、书院记，并一统、郡、邑志。葬丰城池山颠，今大罗山善士坪后。（下略）
文中所述有不少省语，如“一统”即《大明一统志》；“郡”指《南昌府志》；“邑”指《丰城县志》，其中《丰城县志》的《罗文通传》即采自魏少游所撰《晋征君罗山隐居铭》，列入《高行》。而“祠”应指《徵君祠记》；“碣”就是指《晋徵君罗山隐居铭》，而罗姓谱牒称此文为《晋徵君诏贤墓碣铭》，名不同而内容相同；“书院记”应指《罗山书院记》（隆庆刻本第“何”字号页载有天下罗姓书院总目，第一个就是“罗山书院”）。此条记载各地历修《罗氏族谱》文字都完全一致，这至少可以说明在明代以前，罗姓族谱中就已经有了书院记和罗文通的史料，并为后世所沿用。
我们先不论这篇书院记究竟是指唐代的书院记还是宋代的书院记，或者是说两篇都是它所指的对象，我们先看一下唐代大历六年魏少游的《罗山书院记》（历修族谱均存，今据1989年版《罗氏大成族谱》，存丰城铁路镇村，标点及公元年为笔者所加）
罗山书院记
余尝谓自古贤人君子，世治则出，以道显於人；世乱则处，以道藏於身。是故晋罗徵君其得之矣。君讳文通，号诏贤先生，汉豫章侯十五世孙也。少颖异，以《严氏春秋》、《京氏易》、《欧阳尚书》，无不淹贯。从南州高士之学，即励节楮山，著《求道书》十四篇。晋大兴元年（318），荆州刺史王敦檄为别驾，君叹曰：“以臣弑君，以夷乱华，小人道长之时，吾今无意於天下事”。遂隐迹丰城池山岭，聚徒八百讲学。以饱德为膏粱，以令闻为文绣，诵诗读书，乐尧舜之道，以待天下之清。故池山之名罗山者，以君所居名之也。殁葬於禅师坪之原，其徒立祠以祀之。梁大通中（527-529），改其祠曰“云霄观”。晋章安令梅盛为南昌别驾，署其门曰“修德之门”。
予与李公泌来守兹土，新其学舍，历稽公之素履，嘉其志，叹其为人，遂于（易）“云霄观”额，署其门曰“罗山书院”。门之内厅，额题以“鸢飞鱼跃”；厅之后堂，额题以“凝神认（忍？）性”，栋宇焕然，而一新之。宛若先生平日居止之气象也。
噫！百世之上，徵君之风可谓清矣；百世之下，判君之心可谓善矣。愚故述其事，为之记云。
皇唐大历辛亥之岁春
江西监察使魏少游撰

魏氏这篇文章写于大历六年（771年）春，文中提到的豫章侯是指罗珠，汉大农令，卒赠豫章侯，食邑二千户。今墓在新建县太平乡九节蜈蚣山；南州高士指徐稚（97-168），豫章南昌人，隐居于丰城楮山，即今白土镇隐溪村一带株山林场。罗文通追慕徐孺子为人，故最初也曾经隐于此地。在318年拒绝王敦的征辟后才改赴池山，即今罗山，两地相距约五十里，同属丰城境内。晋章安令梅盛任南昌别驾的时间在东晋义熙年间（405-418）。
因《新唐书》和《旧唐书》魏少游均有传，故魏少游任洪州刺史的时间我们可以知道是大历二年四月出为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等使；六年三月病逝于任上。魏氏居官不谨，“附势而无品”，在江西期间也谈不上什么政绩，但他与李泌共事这是史书备载的事实。唐肃宗对李泌深为倚重，但却受到元载的排挤，为避元载构陷，李泌才到江西来任“试秘书少监充判官”，这一点魏少游也是清楚的。我们知道，后来累官拜相的邺侯李泌是中国早期书院史上的重要人物，李泌重视教育，在各地开创书院以藏书和教学，所以他到江西以后，借修复先贤讲学之址来推动书院发展是情理中事。作为主官，魏少游虽然名义上写了这篇序，但他仍将修复罗文通讲学的精舍为“罗山书院”之功归功于副手李泌。所以尽管魏少游早李泌来江西，但仍说是“予与李公来守兹土”，文末也说“百世之上，徵君之风可谓清矣；百世之下，判君之心可谓善矣”，将李与罗文通相提并论，推许之意跃然纸上。唯落款中大历辛亥春比较含糊，魏少游去世在本年三月（《新唐书》卷141），则这篇记定稿应该不超过三月。
2、
唐大历五年魏少游《晋徵君诏贤墓碣铭》
晋徵君诏贤墓碣铭
江西观察处置使兼洪州刺史魏少游
撰
江西观察幕府判官
李泌书并篆
先生豫章人也。其先汉大农令，自长沙守豫章，因家焉。先生时方八岁，便知以圣贤自师，读《严氏春秋》、《京氏易》、《欧阳尚书》，为南州高士之学，觅静丰城池山，尚友高士，著学道书数十卷。咸和二年，诏为别驾，叹曰“以臣抗君，以外凌内，小人道长之时，吾今无意於天下事，将复为汉梅福矣”。结茅种菊，蔬食水饮，授徒八百有奇。殁后门人祠于隐居处，因葬其后，今日大罗山者是也。曰“善士坪”者，是其精修处也。
皇唐开元间，都督吴君竞表徵君罗先生所居之乡曰“诏贤”，陈太守黄仲昭已封先生墓；今大历五年，余与观察李君泌同守斯土，表扬潜德，责居守之官榜其书舍曰“罗山”，盖因先生而名其山焉。并刻石於隐居之左，俾李君书之：
先生以饱德为膏粱，以令闻为文绣，知有道义而不知有天下，知有学问而不知有功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易，诵其诗，读其书，以求尧舜之道。
乾道三年十二月
江南西路都转运司副使新安程大昌立石
至元二十九年壬戌（辰）十月荷塘裔孙
原可重刊
这篇铭见于《罗氏大成族谱》，在清代以后的历修《丰城县志》中也有节录，而不见于嘉靖《丰乘》，则来源也很可能是采自《罗氏族谱》。只是《丰城县志》将文章名称改为《晋徵君罗山隐居铭》，并将一开始的“先生豫章人也”至“是其精修处也”全部进行了删节，而且删了“皇唐”二字，只从“开元间都督吴竞”一句开始。以及前后的官衔、后面的落款都尽行削去，这倒是旧志常见的做法。
此文和书院记同出一人之手，所以内容上也是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其中记载了开元间洪州都督吴竞命名罗文通所居之乡为“诏贤乡”，以及陈朝豫章太守黄仲昭修葺罗文通墓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魏少游在文中自称还“诵其诗，读其书”，如果不是魏氏说客套话的话，则唐代尚保留了一些罗文通的诗文。与《书院记》还有几处不同的是，一为罗文通所著《求道书》的数量，有数十卷和十四篇两种说法。二为王敦征罗文通为别驾的时间，《书院记》称大兴元年（318），《隐居铭》称咸和二年（327），前后相差9年。按《晋书》相关本传，王敦为江州、荆州等处刺史为大兴元年（318）后，反叛败死在太宁二年（324），则咸和二年（327）是王敦征辟罗文通是不成立的，除非另有其人征辟他为别驾，这就是另当别论了，但不可将罗文通发出的对王敦的感慨系之此处。《书院记》所载时间则是符合史实的。
魏少游称他与李泌修复书院的时间是在大历五年，比《书院记》中所载他们亲自去看书院并且题一些匾额的时间要早一年。而且《隐居铭》所载大历五年魏、李二人是责成地方官题写的匾额，而后者口气似乎是他们亲自题写的“罗山书院”以及其他的匾额。究竟是修复时间跨了前后两年还是其中一个说法是不正确的，此处别无他证，都有待进一步考证。
文后附录的落款，是宋元两代分别为这篇《隐居铭》重新刻石的记载。程大昌 (1122—1195)，字泰之，新安之休宁人，南宋著名理学家，其由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出为浙江提点刑狱、江西转运副使正是在乾道年间，淳熙二年（1175）召为秘书少监。时间上是完全对得上的，作为理学名家和地方官，为前贤立石以激劝学子溥化民风，也是职责所系。第二次刻石的至元二十九年（1292）是指前至元，因为后至元只有六年，没有二十九年，这一点也是可以考证的。但是，这一年干支是壬辰，不是壬戌，应属传刻讹误。
3、
曹邺《罗山徵君隐居》诗
此诗见诸《全唐诗》卷592、清代《丰城县志》、《崇仁县志》，不过两志作《罗山徵君隐居》，《全唐诗》题作《题山居》，并未特指罗文通：

扫叶煎茶摘叶书,心闲无梦夜窗虚。

 

只因光武恩波晚,岂是严光恋钓鱼。

曹邺字业之，广西桂林人，大中四年（850）进士，曾官祠部郎中、洋州刺史。其诗多咏古之作，此为其与江西有关的四五首诗作之一。从诗的内容上看，以严子陵拟罗文通，在用典上是说得过去的，姑存以待考。

二、
宋代史料五则
1、
南宋佚名《罗山书院记》
近查《罗氏通谱网》，由罗氏族人据老谱于2002年上传《罗山书院记》一篇，未审详细出处，兹录於后：
罗山书院记

粤诸书院之制，其始不一。东汉以后，士君子每於郊外作精舍，会友讲学以辅仁。晋魏之制，春夏读书，秋冬射猎，即精舍之遗意也。垂及於唐，诗书满（？）家，或朝制赐书，或世家积书，故当时学者即其书之所存而连业以读之，遂号“书院”。我皇宋建嵩阳、岳麓、白鹿、雎阳四大书院，以崇儒教兹盛制也。

 

往稽晋徵士罗公文通，寡欲无求，廉静自足，领同邑瑜匡孙先生教，不慕荣宠。至避王敦之逆，以拒郡刺之招，偕弟文慧、文仲同隐丰城池山，结茅为庐，织草为席，菜羹蔬食，布衣莪冠，倡道授徒，门从八百，著书立言，名动九郡。豫章守温峤、周广、刘允、刘邵、夏静俱造庐，徵教往往执子弟礼而去。崇仁赵远率同门殷羡、谢鲲建其祠，因其人名其地曰“罗山”。大历庚子，观察魏少游、判官李泌焕其祠像，题曰“罗山精舍”。隆兴二年，左朝散大夫、知隆兴府陈之茂请孝宗赐旨赐额书院，知丰城吴千乘竭力构葺，县丞韩淳捐赀卒其功。今大邦守汪公大猷欲文其迹，命徵士嗣世孙博士弟子罗端亮祈予 之，以予近公胜地而知公悉也，故敢述其所闻以发其德焉。

这篇记文所提出的“四大书院”，一读便知是南宋人的口气，并对书院起源作了一些考证。避开该文作者对书院的研究不说，里面存在几个与唐代《书院记》不一致的观点：一是否认魏、李所重修罗文通讲学处为“书院”，更正为“精舍”。但前文已自署“书院”，改为“精舍”的原因不详。其次是魏、李二人修复书院的时间为“大历庚子”，这一点是有明显问题的。大历年号一共有十三年（766-779），其中并无庚子年。如果有庚年的就是大历五年庚戌，此庚子应为“庚戌”之误，大历五年魏、李二人还有过一次与罗文通有关的活动，见《》。
此篇记文披露了几个前人所不及的史料：罗文通曾师从同邑“瑜匡孙先生”，这个同邑可能指丰城，而孙氏之名及生平不详，唯丰城古姓中，孙姓是较早定居丰城的姓氏之一，据《同造孙氏族谱》，孙氏自晋灭东吴后，即有孙法从富春率族来丰城敷山定居（今秀市潘桥），并构“丹霞观”隐居，此处距罗山有二十里左右。另外所及的一些史料，如豫章太守温峤、周广、刘允、刘邵、夏静、殷羡、谢鲲诸人也的确是有据可查、有史可征的地方官员，倒也是罗文通（谱载罗文通生卒年为245-340，和晋代许多事涉仙释的人一样都匪夷所思地活了常人不及的百十开外）同时代的人。据清《江西通志》的官师志，温峤任豫章太守职在咸和元年（326），周广在建兴元年（313），刘允在咸和四年（329），刘邵不详，夏静在咸康中（335-342），而后来为罗文通建祠的殷羡在永和中（345-357）任；谢鲲则在建武至永昌中（317-322）任。时间上是说得过去的。但是这个与殷、谢二人为同门的赵远没有查到他的史料，但如果是按“崇仁赵远”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崇仁建县在隋朝而非晋代，除非是作者按后来的地域追述前事和前人。
文中另外提到的宋代当代的事可以查证的更多。一是隆兴二年（1164）知隆兴府的的确是陈之茂，但文中所指为罗山书院赐额的是宋孝宗，另一文《封罗文通敕》中所载为宋高宗，不知是两帝两次分别赐额还是其他原因，俟考。丰城知县吴千乘、县丞韩淳在嘉靖《丰乘》的《职官志》中列有姓名，在任时间为隆兴二年（1164），也完全符合文中所述。后面所说的“大邦守汪公大猷”指知隆兴府汪大猷，为淳熙元年（1174）任，可以说此文所述南宋之事基本是可以采信的，而且文章也应该作于淳熙元年（1174）左右。
本文的作者因目前资料不全，不能盲目推断，有待他日与上传者联系后再进行补充。
2、
宋高宗绍兴三年封罗文通敕
封文通公敕
奉诏之宝
绍兴三年十二月 日
敕尚书省牒
牒奉
敕
君子於不道之朝，逸隐为高；人主於清修之士，激扬为务。昔晋罗文通，寡欲无求，廉退自守。隐居避乱，著一十四篇之书；力学训徒，感从学八百之众。苟全性命於乱世，不求闻达於诸侯。有若高士，是宜褒崇。今南昌尉梅福已封“吏隐真人”，文通之行，梅仙之流，而应徵不仕者也，可封大罗悟道溥通徵君，并修“罗山书院”额，主者施行。

上文目前最早见于隆庆元年刻本《豫章罗氏重修宗谱》“苏”字号页内，后世罗氏谱与历修《崇仁县志》均载此文。
3、
黄彦平《罗徵君祠记》
罗徵君祠记
宋黄彦平（季岑）
于古之人，隐居岩穴，而无愧于夷齐者，能尽此心而己。尽其心则约处之间至道存焉。上而天子不得为臣，次而诸侯不得为友，又次而郡守邑宰不得相见，但卒于遐荒穷僻而乐其志，若些者非果于绝世也，无道则隐故也。晋朝王敦挟倾世之权，据三窟之险，无君之心昭于天下，不待智者而后知基。罗君文通,犹见机勇决，明哲保身，岂昔肯枉己于不义哉？于惟避地于丰城，结侣池山，北挹北山之秀，而故乡在目；南夸崇阜之隆，而道友同心。东澄富水之源，而道体有本；西枕赤冈之石，而外物不移。中与鹅鱼为乐，而上下两忘；天地不知其大，吾身不知其小，爵禄不知其荣，草茅不知其辱，于惟著书、明道、授徒、论性而己。徒使天下后世，知有罗山之罗徵君也；徒使我文人义士，知慕罗山之罗徵君高风也。
赐进士信阳军教授（氵+允）江黄季岑撰文
赐进士虔州议曹后泉范（王+睿）舜书丹   
赐进士吉水令（氵+允）江黄彦辅伯篆（额）
大宋宣和二年岁次庚子季秋 
吉日             
黄 记立石
大清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孟冬               
江西赣州古富坪明高重刊
    此记录自江西赣州明高主修《重修罗氏大成谱》,道光二十六年版本，转引自《中华罗氏通谱》册三，第1911页，文中错字不少，稍能粗读，姑存俟考。
《罗徵君祠记》作于宋宣和二年庚子（1120），同年立石。作者黄彦平，字季岑，号次山，其名、字、号常互用，此文原署黄季岑。黄氏丰城（氵+允）江人（今属秀市镇山上黄家村）。宣和进士，《宋史》及历代《丰城县志》有传。著有《三馀集》，刻本甚多，今有《四库全书》本、胡思敬《豫章丛书》本、南城李之鼎刻本等，但来源都是辑自《永乐大典》，所以均非足本，此文即不载诸本。书丹者范（王睿），字舜文，丰城后泉里人，政和进士，累官抚州议曹、大学博士，宣和间授虔州议曹。篆额者黄彦辅是黄彦平之兄，字伯强，政和进士，官终吉水令。上述人名及官品均与史合。因此此文的真实性是没有问题的。
4、
吴曾《游罗山东塔遇雨并序》
吴曾字虎臣，崇仁人，南宋文学家。高宗时官工部郎中，出知严州。著有笔记《能改斋漫录》。此诗原有序，《丰城县志》采入时削去序文，仅录其诗，题作《登罗山》，署为吴虎臣。序文所述自罗山南麓登山事，及在罗山所见景物，较为重要，丰城修志者担心其中牵涉丰崇边界权属，故隐去序文，而清代历修《崇仁县志》全文收录此诗及原序云：
《游罗山东塔遇雨并序》
罗山，崇仁之望山也，跨洪抚吉三郡之境。余所居别业去山六里，暇日与二三辈造之，其始上，辇绝陡峻，逮岭之半，则平坦，有田数顷，泉涓涓注其间，泉之上有数巨石，游者多顺流濯足以往。至其岭，一峰秀拔，苍然出於众峰之上，略不附丽。可极目数百里也。有石殿，殿中有石仙像一，甚重，非一力可举。而乡老云，置之水则不没，祷之辄应，远近不敢亵。殿之前后有桃数株，亦不知植者为谁。余与同游者徘徊而返，已晚，不及尽游其胜。明日将究其景，抵山下则大雨，遂赋诗。
儿时闻罗山，窟穴居神仙。念之每欲往，终为俗累牵。兹辰复何夕，风日媚晴暄。偶与二三子，径来践前言。崎岖北冈涧，峭倩凌云烟。崖断或如泻，坡平俄若川。有泉何自来，但觉声涓涓。萦纡若蛇走，往注山腹田。徘徊一濯足，入袖风翩翩。俄登最高岭，中观屋数椽。嶙峋老石像，摩挲不计年。桃花破丛菅，一笑为嫣然。石屏与翠壁，拥从相后先。物色恣观览，万界满眼前。适问从游人，兹为第几天。不然何秀挺，不与众峰连。长安在何许，无乃落日边。十年苦抢攘，战血腥戈钅延。谁知尘外客，一壑能自专。徜徉得此乐，疑已飘飘然。兹游恐难再，迟留不能旋。如何林间月，弄影明娟娟。促归良恨早，正恐陵谷迁。到家追悔甚，誓将世务捐。却寻向来路，迹断难攀援。春雨正蒙密，涧水鸣潺氵爰。夷犹不可尚，愧尔无仙缘。
吴曾是罗山南麓的崇仁县人，而且有别墅就在罗山脚下五六里处，所以他的游记对宋代罗山景物记载是比较可信的。在序中提到他在登罗山时提到的两件事值得注意，一是山顶的殿宇仍在，包括当时他无法考证的一座神像，二是殿前有几株人为植种的桃花。吴曾还饶有兴致地记载这座石像的重量，以及一则石像入水可浮、祷验甚灵的传说。我们可以参照后引《太平广记》中所载，说明这尊石像在宋代就已经很有名气了。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这尊经历了晋唐的辉煌，在两宋之交已不可考证的石像，很有可能就是散见于史籍的，罗文通“其徒立祠以祀之”的殿宇和罗文通本人的石像。
5、
《太平广记》
山有石人,在社陂,乡之沐者置垢衣臂上,天大雷雨,折臂。石人立山畔,人异之,立祠祀焉”。
此条记载明隆庆《豫章罗氏重修宗谱》祠祀门有“徵君祠”条转引：
徵君祠，即石仙祠，在丰城罗山，祀晋文通、文慧。像在社公陂水中，《太平广记》：有浴者置垢衣臂上，忽雷雨折臂，像登山畔，又祀於罗山庙，并柏塔，有误曰罗浮仙。
上述资料表明，在宋明两代，罗文通的事实已渐不为人所知，或是语焉不详，神话传说多于真实记载，罗文通儒教身份逐渐淡化，道教身份被刻意突出和强调，以适应民间信仰的需要，因此清代以后最终被宗教庙宇取代是不可避免的。

三、
宋以后诗文与方志资料
罗山对于崇仁而言也是一座重要的山，与巴山并称南北二镇，崇仁县一度称罗山县，故宋代罗鉴（磬沼）修县志，就名以《罗山志》。“罗（山+献）云屏”还是崇仁十二景之一（“罗山倚县治后，叠嶂平遮，翠岗横涌，真天设之屏也”）。崇仁亦有罗文通后裔分布，但总体不如丰城，因此族群优势不明显导致他们先祖的事迹不如山北的丰城流传更广且详。
康熙《崇仁县志》卷二记罗山云：
北十里曰罗山，晋罗文通隐此，后人遂名。其上建仙祠，中有田可二顷。泉出，冬夏不竭。其高可十五里而馀，层峦叠嶂，尖若笋列，平若浪行。其右曰石头岭，为崇仁西北分界。
同治《崇仁县志》前有《罗山图》，并注云：
罗山岭上古有祠庙，被风吹倒，至今其迹犹存。土人相传，为浮邱祖师借去定风石，是以不能建祠。今有一庙名大罗山，祀谌母，在岭北，丰邑人照朝仙者，与大华山同。
上面这段文字传递了以下几个信息：一是崇仁方面至少在清代已经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口气记述罗山，坐视岭北的丰城方面对罗山的垄断，崇仁方面的兴趣已经由宋代以前的罗山、巴山完全转向了相山和大华山；二是在清代以前，罗山所祀主神由罗文通摇身一变为谌母，曾经风光一时的罗山书院也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谌母殿了。
同治《丰城县志》卷二《山川》记罗山云：
罗山，距县八十里，原名池山。其巅有池，冬夏不竭。晋罗文通学道于此，因改名罗山。高二十七里，周回百九十里，跨洪抚吉三州境，端秀秾丽，自省谯望之如初出芙蓉，亭亭江水。《太平广记》云，山有石人，在社公陂，乡人沐者置垢衣臂上，天大雷雨，折臂。石人立山畔，人异之，立祠祀焉。吴虎臣有诗，见《艺文》。
宋代以后与罗山、罗文通有关的史料主要是诗词，内容并不完全涉及罗文通，更不要说罗山书院了。诗主要有宋陶弼《望罗山》、元代虞集《望罗山柏塔》、明代李梦阳《望罗山》、陆应箕《望罗山》、清代袁守定《初霁仗兴游罗山与（氵+睿）儿潜儿》。
文赋中较为重要者，应是明代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各村罗氏后人自发组织的一次公祭罗山和罗文通的文章（载《罗氏大成族谱》艺文篇），同样没有再提唐宋时期的书院，更多的是关注罗文通的影响和意义：
祭罗山文
大明嘉靖二十一年岁次壬寅十月丁丑朔，越祭日庚寅，三十九世孙（亻+舜）、（亻+童）、位、价；四十世孙文魁、文爵、和阳、良臣、良恭、沔阳、良世、朝会、良献、良茂、良颜、良弼、良谨、朝衮、良木、良政、良碧、良材、文溥、良明、良速、文山、良珍、良高、文博、文审、良华、文靖、良劲、良节、四十一世孙珂鸣、邦阳、时望、曰萃、曰济、曰敬、曰（氵+韦）、四十二世孙懋显、懋贞，谨以牲体庶馐之仪，敢昭告於远祖晋徵士文通之墓：
於惟我祖，学正而固，行修而介，抱义而处，抑又何悔。敦恬处退以自励，黜纷华而不浼。教淑八百，而当世之学者有师；求道书成，而后世之斯文有赖。呜呼！志非不欲以泽斯民，不幸而遭无君之会；故敦贼之檄虽迫，而梅仙之游益坚。晋室之徵虽殷，而池山之迹益晦。是故有托而逃以贞静之节，夫何云霄之说，致今蒙人之疑益所可信者，避世之心；而不必泥者，养晦之迹。读求道之篇，与夫世谱之笔削，其弗获已之心概可见矣。嗣是或以忠孝，或以节义，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道学著名，或以庙祀百世，孰非我祖垂休之远也哉。（亻+舜）等不肖，尚承遗德，不陨其世，兹修岁祀之常，用勤报本之意，则夫鸢鱼之地，树柏之巅，盖有千载如一日者也。瞻扫之馀，不胜感慕而已。暨我晋汉府尚书文慧公惟兹合食，尚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罗文通是晋代一位著名的徵士和学者，与当时的名士有广泛的交游，并且具有浓厚的道教背景；他曾经在池山上讲学授徒，弟子八百，对后世影响较大，池山也因此改名罗山；唐代魏少游和李泌曾经对其讲学之所进行了修葺，命名为“罗山书院”，并撰写了相关文章对他的高行进行了褒扬；宋代帝王对其进行了封赠，并赐予“罗山书院”匾额，士大夫也多作有相关诗文；元明以后，书院逐渐消亡，已不见史籍记载；明清时期罗文通在罗山的奉祀之所也异化为宗教活动场所“谌母殿”，罗文通与罗山书院逐渐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