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谱》第三期，刊载了编委会"关于召开顾问、编委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提示了会议主要的两大议题，并要求"各地可就以上二个议题写成书面材料"，于9月15日前寄送秘书处。
    我作为罗姓的后裔，非常希望《中华罗姓通谱》及时问世，就关系到成书的时间和质量的重大问题，对会议要讨论的第一个议题发表一些浅见。
    我认为编纂《中华罗氏通谱》（下称"通谱"）应以史为准。所谓"史"，自然是指历史文献，在这里具体地说即二十五史。（注：同罗豫林一文）因为它记载了以黄帝到清末4000多年的历史事实。我想编纂《通谱》只有以史为准，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真正成了当代高水平、高质量，并且具有权威性的宏谱巨著。
    "编纂"，顾名思义就是把《通谱》大纲所需的材料收集起来，按篇目条分缕析，纂写成文，再汇成书。
    按大纲收上的材料无疑是浩繁的，必须筛选，做到去伪存真，舍粗取精。筛选用什么做衡量标准？肯定说是正史。用正史印证入谱的资料正确与否。别的我不清楚，就以信都十甲罗氏族谱来说，有几种版本，经我查对考证，发现不少问题。有把祖先发源地搞错的，有把祖先所在的朝代搞错的，有把祖先的官职搞错的，也有把祖先迁居的地名搞错的。如有三版本一样记载：九十六世祖科屏公在秦为翰林院大学士。据考，历史上唐朝始设翰林院，哪来翰林院大学士？又如一一三世祖登（澄）郎公，记载为晋朝人，却又说他是一名进士出身，但历史上晋朝尚无开科取士之制，何来进士出身？类似这些情况的记载，恐怕编委收上的资料也会遇有吧！如果按以谱为纲的观点，"对老祖宗的东西只字不能改"，对"豫章始祖的官职不能进行考证"，一一按原样照录，显然是十分错误的，这不仅关系到《通谱》的质量问题，而且"以讹传讹"必将贻笑大方。
    罗成和罗通是《隋唐演义》、《罗通扫北》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但小说中的人物是虚构的，正史绝不会记载；罗艺确有其人，唐武德元年（公元619年）封燕郡王。要把这三个认定为祖孙三代，并认定罗成就是罗仕信，我看这得查谱书有无记载，有记载还得考究前后有无矛盾，仕信是否就是小说中的罗成，记载的谱书是原版本还是手抄本，书法有无异样等等都得加以考虑。如果认为只要谱书中有记载，就不加考证，不加分析，将其转入《通谱》有关篇章，那就不科学了，正如德雄主席说的："不太严肃了。"我们绝不要把小说中虚构的人和事，当作罗姓历史上某世系的人和事强加在《通谱》上，如果一定坚持这么做，这不仅关系到不科学，不严肃的问题，而且关系到编者的道德问题。
    以史为准，很自然地牵涉到罗元杰、罗立行的《罗氏大成谱》的问题，执行主编罗训森已提及"罗元杰、罗立行史书中无载，待考"。史书卷帙浩繁，一时尚未查出，有之，应"待考"。即使再查史料，确无记载，还得加以考证，不能按以史为准予以否定，一刀切的做法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更不符合当前编纂《通谱》的需要。大家都知道，杰公和行公修《罗氏大成谱》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没有宋《罗氏大成谱》就不会知道企生系和遵生系的来历，这是其一。其二，宋《罗氏大成谱》是著名文学家欧阳修作序的。欧阳文忠公其人其事不但史书有记载，连现代《辞海》都有记载，对他谁也不会有任何疑惑了。文忠公在《罗氏大成谱》的序言中说到："余忝直龙图学士，解组归，得以叙乡典之雅"，这就把忠公自己同元杰和立行的关系说清楚了。容不得有任何疑虑。对谱中他们的序言，署名学位职衔等可以按原版本照录直书。杰公和行公修《罗氏大成谱》，为罗姓留下了极其可贵的历史资料，其功大矣！为了纪念他们的功绩，借当前编纂《通谱》之机考证其人其事，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平，将其载入《通谱》，牢牢树立两公的光辉形象，看来也有必要。
    以史为准，并不排斥族谱，还可以宋、明罗氏两大成谱为基础，把过去没有记载入谱的各地各支世系，以及早在凌甫公之前已流向各地的罗姓世系，都要把他们的谱牒材料，基祖源流资料收集上来，加以整理载入《通谱》。前人修谱局限于时代，交通不发达，科技不昌明，通讯不方便，时空相对遥远，资料难以收集，因此，一些流于远方僻壤的世第，缺漏在所难免。当今，编纂《中华罗姓通谱》就不要受以谱为纲所限，力求做到世系少有缺漏。更不应有排他思想，凡是秦汉时已流向东北和西南与当地形成少数民族的罗氏先民，都应收入《通谱》。据《广西罗氏派衍世系》（订正稿），对这方面的世系资料便少见出现。能否派人深入调查了解，把材料收上来。我想，能把这方面罗氏世系的材料都收上来载入《通谱》，就更加客观地反映出罗姓确是百家姓第20位的大姓。
    我的浅见有不当的地方，望各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二○○一年九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