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曲阜孔庙，是久享盛名的儒家学派胜地，大殿供奉的先师、先哲、先贤、先儒供奉排位有孔子等159人，计有孔子先师正位1人；东西位先哲16人；东西庑先贤78人；东西庑先儒64人。159人的供奉排位，集中反映了儒家学派的传统文化的思想精粹，亦是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粹。
    罗氏“三贤”罗从彦、罗钦顺两人得以供奉孔庙，前贤罗洪先得以入选为候选供奉孔庙，按总供奉排位159人的比例计算，罗氏“三贤”分别占居百分之一点二六与一点八八，在全国姓氏中，占居比率较高，且对传承历史文化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   
    儒家学派的建立，由孔子肇其端，继由嫡传弟子曾参，子思、孟子等递嬗传承，为儒学正宗。迨至约千年后，再由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将儒家学说宏扬光大。
    孔子(前551一前479年)，名丘，字仲尼，山东曲阜人。是春秋后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学的创始人。在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史上、教育史上，孔子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言论主要集中在由子整理而成的《论语》一书中，共20篇。孔子创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教材主要是经他收集删定的《诗》、《书》、《易》、《乐>)、《春秋》、合称《六经》。在教学方法上，他主张“教学并“温故知新”、“因材施教”，后世尊称他为“万世师表”。《书》经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论语》引申曰：“仁者，泛爱众也”。《论语、雍也》曰；“樊仁”，子曰：“爱人”。子曰：“何事於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孟子名轲，为战国时期的伟大思想家，被推崇为仅次於孔子的“亚圣”，他所著《孟子》七篇中曰：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按：“社稷”权而言，“丘”，古代区分土地的名称，一丘有十六井，“丘民”即指田野间黎民而言。大意是指得到的拥护始能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天子职位)。儒家学派为了贯彻其憧憬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在儒学典籍中不厌其烦地反复阐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规范的修养，《论语、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欲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又别称考亭、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省)，生於南剑州龙溪(今属福建省)，后徒居建阳考亭(今属福建省)。朱熹为南宋初期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他是北宋以来理学思想体系的集大成者，是自孔孟儒家学派最有成就、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因故，被推崇列入孔庙“先哲”排位中，称“朱子熹”，子者，中国古代对有道德、有学识的先哲、先贤、先儒的尊称。朱熹以“天理”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主张“去人欲，存天理”。试图以此挽救南宋“内忧外患”的危殆与国力积弱的局面。但终于事与愿违，晚年对南宋的政治现实感到愤懑不平的忧愤中逝世。朱熹在“补《大学》格物致知传”中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至吾之知，在格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有不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朱子语录有曰：“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於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者，粗，有渣滓”。岂无先后?理无形“理学”，或称“道学”，由北宋周敦熙肇启其端。周敦熙(1017-1073年)，湖南道县人，世称濂溪先生。他根据道教的“无极图”(一说：“先天图”)，创立“大极图说”，“主张”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周敦熙主张人的本性为“诚”，主张以“中立”、“仁义”为立人之道。其学说对后世的理学影响至钜。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7年)兄弟，祖籍江苏溧水，徙居河南洛阳，世称程颢为明道先生，称程颐为伊川先生。程颢的学说源于孟子，以“理”为宇宙的本源，曰：“天者，理也”。“万物只是一个天理，已何为焉”。“理即形而上的道”。又主张“天人一体”本于“仁”。“仁”既为理或道的体现，又为人的心性所本，丈道仁的境界，也就是“天人无二”。主张“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褐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程颐亦认为“理”是宇宙的根本，主张“理”主宰“气”；强调“灭私欲，则天理白明矣”(《遗书》卷二)。又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物既久，豁然贯通，心中之理彰明，即可达到物我一理，与理为一”的境界。
    “二程”的嫡传弟子杨时，字中立，世称龟山先生，福建省南剑州将乐人。杨时学术思想完全继承“二程”之统绪，再经罗从彦、李侗传至朱熹，开辟了理学传承之脉。杨、罗、李三人合称“南剑三先生”。
    罗从彦(1072-1135年)，字仲素，宋南剑(今福建沙县)人，世称豫章先生，谥文质。
    流传至今的罗从彦著述，有十七卷《豫章文集》，其中主要内容是2-9卷的《遵尧录》四万余言。
    《遵尧录序>>开宗明旨曰：尧舜三代之君不作也久矣，  自获麟(指“孔子”)以来，讫五代千五百余年，惟汉颇有足称道，汉大纲正，唐万目举，然皆杂以霸道而已。有宋龙兴，一祖开基(指宋太祖)，三宗绍述(指太宗、真宗、仁宗)，其精神之运，心术之动，见於纪纲法度者沛乎大醇，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故其规模亦无所愧焉。在太平兴国初，太宗尝谓宰相曰：朕嗣守基业，边防事大，万机至重，当悉依
先朝旧规，无得改易。仁庙见东封西祀及修五清官等过侈，曰：“如此之事，联当戒之”。若二圣者，其知所以绍述者邪，故终太宗之世，无复改张；终仁宗之世，一於恭俭。至熙宁，元丰(指宋神宗年间)中不然，管心鞅法，甲倡乙和：功利之说，杂然并陈。宣和(指宋徽宗年间)之末，遂召金人犯阙之变，盖其源流非一日也。今皇帝受禅(指南宋钦宗)，遭时之难，悯生民之重困也，发德音，下明诏，悉剗熙宁弊法(指王安石变法)，一以遵祖宗故事为言，四方企踵以望太平矣。议者犹谓金陵(指王安石)之焰势未能熄，天下皆其徒，是抱薪而救之者也。臣惧其然也，窃语诸心曰：昔唐吴竞作《贞观政要录》，本朝石介亦有《圣政录》，岂苟然哉!因采祖宗故事，四圣所行可以阊今传后者，以事相比类纂录之，历三季而书成，名曰：《圣宋遵尧录》-其间事之至当而理之可久者，则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则释以发之，以今准古；有少不合者，作辨微以著其事。又白章圣以来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颢共十人，择其言行之可考者附於其后。若乃创始开基之事，庙谟雄断，仁心仁闻；则於其君见之，袭太平之基业，守格法，行故事，竭尽公忠；则於其臣见之，爰及熙丰之弊，卒归於道。(1)
    准如上述，《遵尧录》实乃北宋一代的历史总结，通过“朝政阙失”与“人物评旦”，企朌达到“匡时济世”的目的。
    依据《豫章文集》及《宋史、罗从彦传》资料，罗从彦思想体系大体上可分为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两个类别。
    一、    政治思想。其内容是：
    “祖宗法度不可废，德泽不可恃。废法度则变乱之事起，恃德泽则骄佚之心生。自古德泽最厚莫若尧、舜，向使子孙可恃，则尧、舜必传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孙世守文、武、成、康之遣绪，虽至今存可也”。
    又曰：“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乱，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乐而怠心生，故乱。
    又曰：“天下之变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伤气，则寒暑易侵；木之伤心，则风雨易折。故内有林甫之奸，则外必有禄山之乱，内有卢杞之奸，则外必有朱沘之叛”。(2)
    臣从彦释曰：“人君者，天下之表，若自心正，则天下正矣；自心邪曲，何以正天下。太祖於寝殿中、令洞辟诸门使皆端开豁，无有壅蔽，以见本心，可谓知君道也。夫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尧、舜之道也，若太祖，可谓近之者也”。
    又臣从彦辨微曰：“学士职亲地禁，非谨重之士有器识文章者，不可居其任。陶谷不知为如何人，其在翰林也，太祖御便殿召之前，却不进。卒使天使致礼於词学之臣，束带以见之，此其廉耻有足称者，非特谷也。古者君臣之间，礼义廉耻而已矣，上知有礼，而不敢慢其臣，而下知廉耻，以事其君、上下交修，则天下不足为也”。
    又臣从彦释曰：“君子之所为，皆理之所必然，世之所常行者。然不可以求近功，图近利。非如世间小有才者，一旦得君，暴露其嚣能，以钓一时之誉，彼其设施，当亦有可观者，要之非能致远者也”。
    又臣从彦辨微曰：“孟子言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仁言仁声有以异乎?曰仁言为政者道其所为，仁声民所称道，此不可不知也。夫天子所为，要须有风动天下，如汉光武起循吏卓茂，而以大傅处之，魏以毛价为尚书，唐以杨绾为宰相是也。区区命令，非所以感人也，彼汉唐之君，何足道哉。然一时之间，所为合理，尚足以感动，况以尧，舜之道革易天下者乎”。   
    又臣从彦辨微曰：“小人之权幸可畏也久矣，以仁宗之英明，急於图治，晏殊为相，群贤在朝；天下拭目以望太平，而富(富弼)、范(范仲淹)等各条具其事，以时所宜先者，方施行之，欧阳修又以天下更张政事，忧悯元元，而劳心求治之意，载於制书，以讽晓训勅在位者，可谓一时之良，而衂於谗间，不果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与，合心同谋，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断之，为之不暴而持之已久，故小人不得以措其私，权幸不得以摇其成，若庆历之事，铳之於始，而不究其终，君臣之间毋乃有未至也，致治之难，古今之通患也，可胜咤哉”!(注：庆历三年，数诏大臣条天下事，方施行十未及一，而小人权幸者皆不便，明年秋会殊(晏殊)以事罢，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3)
    又《豫章文集、议论要语》曰：“朝廷立法不可不严，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严，则不足以禁天下之恶；不恕，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汉之张释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哉也。常衮一切用法。四方泰清，莫有获者，彼庸人哉。天下后世典狱之官，当以有功为法，以衮为戒”。(4)
    纵观上述引文，罗从彦以“民为邦本”为依归，审时度势，论及朝廷大政，君臣之道，用人行政，其间不少真知灼见，足可“以史为鉴”，启迪后人。
    (二)哲学思想。其内容是：
    臣从彦释曰：“人君之所以有天下者，以有其民也；民之所恃以为养者，以有食也；所恃以为安者，以有兵也。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昔孟轲氏以民为贵，贵邦本也。故有民而后有食，有食而后有兵。自子贡问政孔子所苔观之，则先后重轻可知矣。太祖建隆初，扬泗饥民多死者，沈伦请发军储以货之，此最知本者”。
    “太祖尝择官使江南，颇难其人，一日谓卢多逊曰：李穆士大夫之仁善者，词学之外，他无所预。多逊日：穆履行端直，临事不以生死易事，所谓‘仁而有勇者也’。帝曰：若如尔言，使江南无易穆者，遂遣之”。
    又臣从彦辨微曰：“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夫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体也,义，用也，行而宜之之谓也；所谓智者，知此二者而已。及其行之也，若禹治水，然行其所无事而已矣。尧、舜之治，不出乎此。自周道衰，洙泗之教(指儒学)未作，而世所谓智者不然，机变之巧杂然四出，故鸟乱於上，鱼乱於下，人乱於中，此老氏(指老子李耳)之所以戒也，非公天下之言也”。
    又臣从彦辨微曰：“佛氏之学，端有悟入处，其言近理，其道宏博，世儒所不能窥，太宗之言是也。然绝乎人伦，外乎世务，非尧舜、孔子之道也。夫治已治人其究一也，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所谓中者，果何物耶?故尧、舜之世，垂拱无为而天下治”。
    《杂著、议论要语》曰：“仁义礼智所以为立身之本，而阙一不可，故孟子以恻隐之心为仁之端，无恻隐之心则非人；以羞恶之心为义之端，而无盖恶之心则非人；以辞让之心为礼之端，无辞让之心则非人；以是非之心为智之端，而无是非之心则非人”。
    又曰：“人之立身，可常行者在德，不可常行者在威。盖德则感人也深，而百世不忘；威则格人也浅，而一时所畏。然德与威不可偏废也，常使德胜威，则不失其为忠厚之士，苟威胜德，则未免为锻练之流”。(4)
    罗从彦以“民为邦本”为圭皋，在政治思想上以“祖宗法度不可废”为纲要；在哲学思想i以“儒家道德规范”为准绳。企朌以此稳定社会秩序，黎民得以休养生息。
    罗从彦难能可贵还“潜思力行”。林瀚《豫章罗文质公书院记》曰：“吾道一脉，自鲁而邹而濂、而洛、而闽。闽自龟山(杨时)立雪程门后，载道南归，传豫章(罗从彦)、延平(李侗)以及考亭朱夫子。洙泗渊源，一派脉络贯通，绳绳不绝至於今，学者宗之，信有自矣。……延平首称之曰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洁，充之以广大，体之以仁恕，精深微妙之至，汉唐诸儒无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饮，人以和并立，而使人白化，如春风发扬，盖亦莫知其所以然者”。(5)
    罗从彦自获得谥号“文质”殊荣后，备受尊崇，宋礼部颁发祭文曰：“上传伊洛，下授延平，斯文一脉，万古是师。”垂及清代，康熙帝御笔“奥学清节”牌匾赐福建沙县罗从彦宗祠，“章水文渊”牌匾赐江；西“豫章书院”。    
     今福建沙县罗从彦纪念馆门联曰：“潜思力行，懿德重八闽；奥学清节，高风重九州”。可谓的评。 
    (1)  罗从彦《豫章文集>>卷二《遵尧序》、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35册第647-648页。   
    (2)  罗从彦《豫章文集>>卷11《杂著、议论要语》，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35册第744、746、罗从彦《豫章文集>)卷二《遵尧录一》，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35册第655--656、657、《遵尧录二>>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35册第673-689、690页。
    (4)  罗从彦《豫章文集：S…卷十一《杂著、议论要语》，文渊图四库全书集部第1135册第744页。
    (5)  罗从彦《豫章文集》卷二《遵尧录>>，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35册第650页，《豫章文集》卷三《遵尧录》，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35册第668页，668-669页，《豫章文集》卷十一《杂著、议论要语》，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35册，第745页、748页。
     (6)  1999年10月《林潮暨濂江林氏先贤文选》，48--49页林瀚明成化二年(1466)进士，官至史部尙书.
      罗钦顺(1465-1547年)，字允升，号整庵，谥文庄，江西泰和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及第(第三名，俗称探花)，官至吏部尚书，礼部尚书，著《困知记》、《整庵存稿>)，俱收录清乾隆《四库全书》中，《明史》有传。
    《明史、罗钦顺传》曰：“(罗)钦顺为学，专力於穷理、存心、知性。初由释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谓：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近，而实不同。释氏之学，大抵有见於心，无见於性。今人明心之说，混於惮学，而不知有千里毫厘之谬。道之不明，将由於此，钦顺有忧焉”。 
    罗钦顺在明朝中叶的唯心主义思想占居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脱颖而出，建立了唯物主义学说新体系，而为一代重要的哲学思想家。他主要学说有二：
    修正“存天理，去人欲”，主张“不能去欲，只能节欲”。《困知记、卷下第十四章》有曰：“夫性必欲，固出於天，盖有必然而不容也，且有当然而不可易者。於其所不容已而皆合乎当然之则，夫安往而非善乎?惟其恣情纵欲而不知反，斯为愚尔。先儒多以‘去人欲’，‘遏人欲’为言，盖所以防其流者，不得不严，但语气似乎偏重。夫欲与喜恕哀乐，皆性之所有者，喜恕哀乐又可去乎?”
    主张“气”是世界的本源，“理”是“气”的运动变化的规律。《困知记、卷上》曰：“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千条万绪，纷纭胶辐，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於气而立，附於气以行也。或者……疑阴阳之变易，赖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
    又《困知记、续记卷上》曰：“理只是气之理，当於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折处也”。
    又《困知记、卷下》曰：“气聚而生，形而为有，有此物即有此理；气散而死，终归於无，无此物即无此理”。
    罗钦顺因杰出的哲学思想成就，名垂史册，《明儒学案》评曰：“先生家居，每平旦，正衣冠，升学古楼。群从人，揖叙毕，危坐观书。虽独处，无惰容。食恒二簋，居无台榭，燕集无声乐”。是一位清廉自守，品德高尚，格守儒家传统文化道德的高官。
    罗钦顺八十大寿时，时族亲著名学者罗洪先致“寿序”曰：“洪先幸而生是乡行事以鼓舞不息，且喜斯世皆有遭也。故於祝颂，不敢以不文辞”。诗曰：
    功成早纳尚书履，道直频删儒者书。木榻岁深曾几卧?草庭春在不教除。
    《六经》得友千年外，四海忧民一饭余。空使圣人勤侧席，肯同尚父载安车。又幸为同姓，尝窃取
  此诗高度概括了罗钦顺一生的功迹，亦是罗钦顺一生的真实写照。罗钦顺难能可贵之处，是生前死后，都得到崇敬好评，垂至现代，亦复如此，诚千古之楷模也。
    罗洪先(1504-1564年)，明江西吉水人，字达夫，号念庵，嘉靖八年(1529)进士第一(俗称“状元”)，授修撰，即请告归。十八年召拜春坊左赞善，疏请预定东宫朝仪，忤旨，遂归乡讲学著书，谥文恭(一说“文庄”)。著有《冬游记》、《念庵集》等，皆收录在《四广东全书》集部中，被推许为候选从祀孔庙，《明史》有传。   
   罗洪先在“理学”虽宗“致良知”之说，而有所修正，“恒举《易大传}寂然不动，周子‘无欲故静，之旨以告学人。”又曰：“儒者学在经世，而以无欲为本。惟无欲，然后出而经世，识精而力钜”(《明史》罗洪先传)。
    念庵(罗洪先)学案有曰：“先生之学，始致力於践履，中归摄於寂静，晚彻悟於仁体”。
    又曰：“先生(罗洪先)谓：良知者，至善之谓也。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恶，吾知之，不可谓无知也。善恶交杂，岂有为主於中者乎?中无所主，而谓知本常明，不可也。知未有明，依此行之，而谓无乖戾於既发之后，能顺应於事物之来，不可也。故非经枯槁寂寞之后，一切退听，天理炯然，未易及此”。
    状元殿试卷(殿试题“问治天下之道”)。
    在当时封建社会皇权绝对尊严的情势下，作者在试卷中以“帝王之致治有覆天下之仁而以不贵而施，有周天下之智而以不劳为用”为全文总摄，以大智大勇，胆识高远的精神，直斥时弊曰：“然尝延询博访，近察远闻，而知斯民之困也。仓箱无卒之储，田里无口分之业。耕获未已而称货复行，亦有收不以时，如苏轼之虑者矣。播种已施而券契辄易，亦有欲亟其死，如陆贽之忧者矣。或病於贼税之增，或困於徭役之扰，至於灾异之地，犹失抚宇之方。……是以流离载道，转相嗷嗷，攘劫为生，益见靡败”。
    又曰：“今也上无责成之心，下有苟安之幸，善政未必行，能声未必著，累日积资自可叙迁，是安得不以利为利也，陛下有以处之乎?”
    最后结论曰：“一民未安，犹为未仁，一念未诚，犹难格天。……孔子曰：‘为政在人，即人之可以安民也，……‘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也者即今日敬戒之真心也。是心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宁，圣人得之能使天下和平……惟陛下审择而力行之，不胜幸甚。臣谨对”。
    《明史、罗洪先传》曰：(先生)甘淡泊，炼寒暑，跃马挽强，考图观史，  白天文、地志、礼乐、典章、河渠、边塞、战阵攻守，下逮阴阳，算数，靡不清究。至人才，吏事，国计、民情，悉加意咨访。曰：“苟当其任，皆吾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