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与疑团

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是历史事实，无可否定。个人的婚姻，本属隐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老百姓对于“大救星”和“伟大领袖”的第一次婚姻，是一无所知的。他们大多只知道毛主席的夫人是个“电影明星”，只知道他的前妻被国民党杀害了。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西行漫记》出版之后，人们才知道一点讯息。正是《西行漫记》这本书，透露了斯诺记述的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

谈到在第一师范求学的这段生活时，毛泽东忽然回忆起他的第一次婚姻。斯诺仍然是用第一人称（一说是斯诺后来编辑出版此书时，听取了他夫人海伦的意见才改用第一人称的）记下了这段话：

“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她。”

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罗氏正名

毛泽东的元配罗氏，生于1889年10月20日（《韶山毛氏族谱》载：罗氏生于光绪十五年己丑九月二十六日丑时），那时农户家的女儿大多没有正式的名字，她的乳名叫秀妹子，因为她在姐妹中居长，所以父母后来就叫她“一秀”或“大秀”。一秀18岁那年（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坐着花轿，吹吹打打，明媒正娶地嫁到了毛家。她的夫婿毛泽东比她小4岁，但个头比她还高。在毛家，一秀是幸福的。因为罗家也是殷实大户，一秀的父亲罗鹤楼是个通文墨、有田产的农民。一秀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教，性格温柔贤慧，勤劳俭朴，人也生得体面丰满。嫁到毛家后，她尊敬公婆，体贴丈夫，操持家务，深得公婆喜爱。全家都随着她娘家的习惯，叫她“一秀”、“大秀”或“大妹子”，几年来日子过得温馨而又和美。

一秀的娘家罗氏家族这一支，世居韶山杨林桥（其他两支居麂子滩、鹅公坝）炉门前，与南岸毛家相隔不过六里之遥。罗鹤楼在家族中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而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家有二十多亩良田，又兼作谷米生意，在银田寺还有商号，再加上这种远亲关系，两人是熟识的。这就是两家结亲的背景。

罗鹤楼与其妻毛氏，生有五子五女，不幸五个儿子和次、三两女均早夭，只剩下三个女儿（罗鹤楼与继室尹氏也生过一子，亦夭亡）。而毛贻昌（即毛顺生）有三个儿子。这正是罗鹤楼选中毛家结亲的一个原因。一秀过门后，每当农忙时，毛泽东都去炉门前岳父家帮助干农活，以尽半子之劳。这使得鹤楼老人对女婿非常器重。

毛贻昌为了这门亲事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他当时为了做谷米生意，经常在外面奔波，妻子的身体不好，家里还请了长工和短工。一家子的大事小事，妻子是难以应付的。所以他必须早早地找一个成年了的、能干贤德的大儿媳，帮助妻子操持家务。选来选去，他选中了勤俭贤慧的罗一秀。作为当时一个在乡里颇称精明的当家人，他确实没有选错。

据韶山的老人们传说，毛泽东除上述常去岳父家帮工，以尽半子之劳外，1911年春去长沙求学时，正是插秧的季节，毛泽东还到岳父家插了一行“直移子”（韶山土话，即在大田中插下直直的四行秧苗）才走的。1925年他带着开慧和孩子回韶山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段时间里，还曾经去炉门前岳父家拜望过。1927年元月上旬他回韶山考察的那一次，又曾去岳父家住过一晚，而且离开韶山，就是从炉门前走的。

应该说，毛泽东是个重感情的人。倘若他真的“不承认”这次婚姻，他的这一系列行为又如何解释？

回过头来再看斯诺写的那段话，不难发现有两处错误：

一、“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不对。一秀嫁到毛家时，才18岁。毛泽东其时14岁。毛和斯诺谈话时，是凭记忆随口说的。或者是斯诺记错了。所以直到现在还有人说“罗氏”比毛泽东“大五六岁”。

二、“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也不对。一秀在毛家生活了三年。后来有人为了给毛泽东此话作注，说毛“拒绝和新娘住在一起，并发誓决不碰她一指头”。

大概是因为这些复杂的历史原因吧，有的学者至今还把这段有着明显错误的话当做毛泽东“不承认”他的第一次婚姻的根据，去文饰他根本不存在的什么“过失”。这实在是对毛泽东本人品格的一种歪曲和亵渎。

罗氏之死和《虞美人·枕上》

罗氏是1910年春患痢疾去世的，其时还不满21岁。对于妻子的死，17岁的毛泽东心情是悲伤而又复杂的。

从9岁（1902年）开始，毛泽东开始进私塾读书。到1910年这个时候为止，他先后换了五所私塾，师从过七位有学问的先生。八年私塾教育，毛泽东不仅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也读了许多“新书”和“杂书”。17岁的毛泽东心高志远，显然，群山环抱的韶山冲已经关不住他的心了。当年他对斯诺就坦然说过：“《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这是一场守旧的父亲和奋进的儿子之间的矛盾，从本质上讲，它比少年毛泽东因为父亲骂他“懒惰”而闹到以跳塘投水相要挟那一次深刻得多。

当父亲正式提出要送他去湘潭米店当学徒时，毛泽东痛苦极了。对他来说，这正是他人生的十字路口。读书与学徒之争，在这个家庭中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贤慧的一秀以她在娘家所受的家教和文化熏陶来看，是会从内心支持丈夫的。据现有资料，一秀患的是痢疾，在当时偏远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七天左右便可导致死亡。丧妻之痛和选择人生道路的忧烦从两面同时向毛泽东袭来。一个17岁少年的心，要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该有多么残酷！

《虞美人·枕上》应是一秀去世后不久之作。这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无病呻吟。陆游、苏轼那些悼亡的名篇，此时必然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尽管他的文笔还略嫌稚嫩，但八年的古文功底已经足够让他作这样一次倾诉，一次呼号，一次喷发。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不止是相思之苦，也不止是怀念亡妻的愁苦，这是一个有志少年在人生道路选择的关键时刻发自内心深处的痛苦。只有这样事关一生命运的大事，才能使青少年毛泽东心潮起伏，直如倒海翻江。

“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这是一种无可名状的无奈。经过春夏将近半年痛苦的煎熬之后，毛泽东终于坚定了“恢复学业”的决心。他知道，对父亲硬碰是不行的，必须说服他支持自己。据说，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趁父亲外出经商即将回家的机会，把毛麓钟、毛宇居、毛岱钟、周少希等有学问的老先生都请来，待毛贻昌一到家，老先生几乎众口一词，毛贻昌毕竟也是见过世面、通达事理的人。韶山人有句俚语：没媳妇留崽不住。他内心明白，儿媳死了，儿子去意已决，再也没有什么办法留住他了，不如听从这些有学问的本家长者的意见，让他出门求学，也许儿子日后能干出胜于做米店老板的大事来。

事情这么定下来了。毛泽东胜利了。这年秋天，他背起简单的行装，走出了韶山冲，走向一片崭新的天地。故至今韶山还有老人说，倘若罗氏不死，毛泽东当年可能就走不出韶山冲———这当然只是老人们带有宿命色彩的一种街谈巷议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