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族谱资料比较分散，在正谱的名下资料甚缺，而另有一些文章又补充了许多事实。因此需要把有关资料集中在一起加以分析研究，也就是考证一些事实。而这些事实也比较孤立、简单，需要连接起来，这就需要想象，使之成为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我手头仅仅有一份《豫章柏林罗氏重修大成族谱》（以下简称《柏林谱》），我把它当作第一手资料，再从“罗氏通谱网站”上补充相关的资料。对我来说，这些资料最多是第二手的资料。再参考一些“中华信息网站”等网站上的有关历史资料。下文内容有考证，但又有说不上是考证，因为还不够完整。是传记，但又有许多我个人的想法，或者认识，难免偏颇。所以起名为“生平解读”，与大家共飨。

罗珠画像
   
   最左面的画像是《柏林谱》保留的宋朝所画的画像。中间为“罗氏通谱网站”提供的彩色画像。右面的画像是新近南昌某罗氏宗人重新绘制的画像，因为以前保留的画像是宋代的官帽，不是汉朝的官帽。但右面画像的冠帽也不是汉初的官帽，且手中所持是上朝牌。
   《柏林谱》中《汉相大农令画像及简述》保留的原有记载：
“罗珠，字怀汉，长沙人，秦武陵令君用子，仕汉高祖为治粟内史。奉命守九江郡。因郡人张交献地，遂与灌婴侯筑城，环十里闢六门，告成，遂居豫章沟。宏才钜略，智识超群，督运粮饷，静洗秦暴奸党。灌侯时奏起为参军知政，节制诸镇，官拜相国大司农令，赋税宽平，国用优给。至惠帝时，以直道不容，出守九江，民亟趋之。（汉惠帝）七年（前187）避诸吕之乱，遂隐西山洪崖，托蹟仙游，结草为庐，上友洪崖异人，乐禽彘(zhi，猪)，王公不得臣。植罗汉柏罗汉茶遗洪洞，迄今诵之。卒隐不起，自称罗汉，亦不忍忘汉之意。殁景帝后元二年（前142），寿九十。”
   罗珠公，豫章罗氏始祖。原籍湖广长沙府浏阳县东乡绳江。字怀汉，号灵知，汉大农令，又称洪崖先生。

世代仕宦之家
   这部分资料在《柏林谱》正谱中罗珠名下的记录十分简单，且遗漏甚多。主要原因可能是宋末蒙古兵入侵，族谱“毁於元季兵火之灰烬”（参考《柏林谱》之旧谱序），凭着当时贤达文士惊人的记忆，重新续写。年代久远和分支疏远之事难于记忆，只好简而略之，甚至丢失。
   最近，“罗氏通谱网站”汇集了世界各地罗氏后裔保留的族谱资料。据介绍，罗珠是黄帝第一百0七世孙，颛顼帝第一百0四世孙，帝喾时代之祝融第一百零一世孙。（以上祖先都生存于原始社会。）
   周武王三年（前1044），黄帝第六十七世孙姬姓郐公讳匡正因助周讨纣镇宜城有功，被敕封为宜城侯，成为诸侯罗子国的国君（这时我国早已从原始社会进化到奴隶制社会），郐公成为罗氏始祖，从此开始罗姓，因此珠公又是罗氏始祖郐公第四十一世孙。郐公后裔世袭罗子国300多年，到东周定王乙丑（前596，春秋时代），罗氏第二十四世万通时，罗国被楚国吞并，罗氏后裔逃往四川投靠秦国（春秋战国时代我国正在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整个罗子国都存在于奴隶制社会。）
   战国后期，罗氏第三十一世乘公佐秦有功，受封益伯侯。乙卯年（前366）乘公受封于原罗国疆域，秦国称为“陇西郡”，乘公自称复兴罗国，都于原罗国之旧城宜城，后改迁南郡之枝江，今楚南荆州府枝江县旧有罗国城，后裔世代世袭陇西郡官爵。因此珠公又是乘公第十一世孙。（这段时间，我国社会正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珠公父亲罗君用，秦始皇末，仕湖广常德府武陵县令，督运官铁使，由洞庭城陵经过，被矶石覆舟，溺死洞庭。君用之弟君同、长女及长子珍寻尸不获，亦俱溺水身亡。“罗氏通谱网站”早期资料介绍，君用公殉职后，其弟君章袭兄职继任武陵县令，并更名为君赞，后仕罗县（今湖南汨罗市，后改治所于湘阴）县令。君赞公随带侄儿罗珠（兄长君用公遗孤）跟班出仕，也有意培养罗珠。“罗氏通谱网站”近期资料介绍略去了这一情节，可能依据不足。（从秦朝开始，我国已正式进入封建制社会。）
   罗珠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弟友爱的世代仕宦家庭。“罗氏通谱网站”早期资料曾介绍，珠公早年“从叔事秦，秦腐事汉”，可能珠公青年时代尽管是个小小县令的跟班，也得到了基本的仕途锻炼。既具有上层社会管理的意识，又接近于贫民百姓，了解社会民情。

生卒年份之谜
   关于罗珠的生卒年份在族谱上记载不一，有几种说法。我们首先澄清珠公的生卒年份，才能确定珠公经历的年龄状况。
   《柏林谱》记载：秦始皇庚午（前231）七月十五卯时生，卒汉景帝後元二年（前142），寿九十。据此查阅公元纪年表并推算，罗珠公的生卒年为公元前231年---公元前142年，寿九十。
   “罗氏通谱网站”公布的《罗珠》一文记述：秦王政（始皇帝）十五年己巳岁（前232）降世，汉景帝“后元”二年己亥岁（公元前142年）卒于草庐，寿高九十岁。据此查阅公元纪年表并推算，罗珠公的生卒年为公元前232年---公元前142年，寿九十。
   “罗氏通谱网站”公布的《豫章始祖罗珠墓碑》（原墓碑为东汉永兴二年甲午岁（公元154年）正月十五日八世孙大尉叶，字立成立碑。）记述：公生于秦始皇丙辰二年（公元前245年）四月十四日寅时，殁于汉景帝丙戌二年（公元前155年）九月十八日辰时，寿九十一。据此查阅公元纪年表并推算，罗珠公的生卒年为公元前245年---公元前155年，寿九十一。“罗氏通谱网站”公布的正谱珠公条目下的记录采用了这种说法。
   在《柏林谱》中也有一篇“汉大农令罗公墓表”，纪录珠公墓碑（由南宋豫章后裔重修）。记载：由于“大农旧有碑文，但字蹟断续，不可悉记”，故没有记述生卒时间，只能纪录“罗公名珠，字怀汉，秦武陵令罗君用之嗣也，历官大农令，自长沙守九江，同灌侯筑城，手植豫章为记，斯佳城也。六子：居厚、宣礼、子成、知正、抵德、成通。”同时记载原墓碑“永兴二年（公元154年）正月十五日八世孙太尉叶立碑”。这里没有任何随意的猜测，清楚就记，不清楚就不记。实事求是。
这里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但共同点是：珠公殁于汉景帝后元二年，寿九十。出生年份和公元纪年相差悬殊。主要差别恐怕还是对于“汉景帝后元二年”的“后元”如何理解。
   查阅历史纪元表，原来汉文帝刘恒是在公元前179年即位，在早期的纪年表中“年号”为空白，在最近发表的纪年表中“年号”为“前元”，也就是汉文帝“前元”记年，十六年后改为汉文帝“后元”记年，再七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56年景帝刘启即位。
   公元前156年景帝刘启即位后，在早期的景帝纪年表中“年号”也为空白，在最近发表的纪年表中“年号”为（汉景帝）“前元”记年，这是汉景帝自己的“前元”记年，七年后改为（汉景帝）“中元”记年，再过六年又改为（汉景帝）“后元”记年。
   公元前155年是汉景帝即位后的第二年，按照早期发表的公元纪年表来看没有“年号”名称，应该叫作“汉景帝二年”。按照最近发表的纪年表来看，公元前155年是“汉景帝前元二年”，无论如何不是“汉景帝后元二年”，汉景帝后元二年应该是公元前142年。
   上述第三种说法可能就是作者把汉景帝即位后的第二年误认为是“汉景帝后元二年”，也就是误认为珠公殁于公元前155年，再向前推算九十年就是公元前245年，得出珠公出生于公元前245年的结论。把公元前155年再翻成帝王干支年份就是“汉景帝丙戌二年（公元前155年）”。
附：西汉初期部分纪年表
庙号/帝王 年号 纪年 在位年数 元年干支
高祖/刘邦 公元前206年 12 乙未
惠帝/刘盈 公元前194年 07 丁未
高后/吕雉 公元前187年 08 甲寅
文帝/刘恒 （前元） 公元前179年 16 壬戌
后元 公元前163年 07 戊寅
景帝/刘启 （前元） 公元前156年 07 乙酉
中元 公元前149年 06 壬辰
后元 公元前143年 03 戊戌
武帝/刘彻 建元 公元前140年 06 辛丑
元光 公元前134年 06 丁未
元朔 公元前128年 06 癸丑
元狩 公元前122年 06 己未



   分析推理。显然，汉景帝即位后的第二年不是“汉景帝后元二年”，而是“汉景帝二年” 或者“汉景帝前元二年”。因此“珠公殁于汉景帝丙戌二年（公元前155年）”这个结论也就不成立，珠公不是殁于公元前155年。珠公殁于汉景帝后元二年，即公元前142年。
   再比较前两种说法，比较接近，只是出生年份相差一年。可能也是推算之误差。珠公殁于汉景帝后元二年，即公元前142年，这一点是相同的。一般的往前推九十年是公元前232年，仔细推敲应该是公元前231年。因为古时高寿者通常以虚龄记寿，因此生卒年是“公元前231年---公元前142年，寿九十”较可信。
   在《柏林谱》中特别强调“记汉大农令者记其闻见之实也。”珠公的原始正谱资料记录看起来很凌乱，未加整理，但每一条都是“记汉大农令者记其闻见之实也。”珠公后裔把新近听到的或看到的有关珠公的新材料记载不断地补充到谱记中去，也没有整理过，因为整理不够完整的资料容易产生讹误。
   今天整理其资料也不能保证其完全正确，只是为了给后人一个较清晰的轮廓了解，同时也应该保留原始资料，已备后人查考。所以《柏林谱》的说法更可靠些：珠公生于秦始皇庚午（前231）七月十五卯时，卒汉景帝後元二年（前142），寿九十。由此结论，罗珠公的生卒年应该是“公元前231年---公元前142年，寿九十。”
   进一步查证。这个结论还可以从珠公六个儿子的出生年份来看珠公的出生年份是否合理。按第一种说法，珠公出生于公元前231年；按第三种说法，珠公出生于公元前245年，相差14年。
长子居厚，汉高祖壬寅（公元前199年，珠公33岁或47岁）八月十八日子时生。
次子宣礼，汉惠帝丁未（公元前194年，珠公38岁或52岁）十一月初九日生。
三子子成，汉惠帝庚戌（公元前191年，珠公41岁或55岁）正月十八日生。
四子知政，汉惠帝壬子（公元前189年，珠公43岁或57岁）十二月十八辰时生。
五子祗德，汉少帝丙辰（公元前185年，珠公47岁或61岁）六月初六酉时生。
六子成通，汉文帝壬戌（公元前179年，珠公53岁或67岁）十月十六申时生。
对照珠公六个儿子出生的年份，珠公有两组不同的年龄。显然，前一组年龄比后一组年龄更合常理。由此认为“罗珠公的生卒年为公元前231年---公元前142年，寿九十”，更合常理。

仕汉大农令
   在《柏林谱》正谱的珠公名下的记录根本就没有记叙珠公在朝为官的事，仅仅记叙“因刚直居朝不容，出守豫章沟”。后面又有一处补充记载：“珠公仕汉惠帝为治粟内史。后之所称必曰大农令者，盖以秦制掌货财之官曰治粟内史，汉景帝改治粟之官为大农令，故称曰大农，遵汉制也。”根据这点记叙，珠公仕汉惠帝为治粟内史，那么“仕汉高祖为治粟内史”也就值得怀疑了。这里只能理解为“珠公仕汉惠帝为治粟内史，汉景帝改治粟之官为大农令，故称曰大农”。“公卒景帝後元二年，寿九十”。
   查阅历史资料，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驾崩后，汉惠帝刘盈是以皇太子的身份继承皇位（因为汉朝是以每年的十月份为一年的开始，所以刘盈继位写成公元前194年），刘盈只有15岁，开国功臣张良、萧何和颖阴侯以列侯的身份辅佐惠帝和吕后母子。身为皇太后的吕雉开始揽权。接着，开国功臣张良离开汉室隐居，惠帝二年丞相萧何病逝。
   历史资料介绍，吕太后将年仅十岁的外孙女张艳强配十五岁的惠帝刘盈，继而封吕氏诸子弟为诸侯王，扩大吕氏娘家势力。同时，将刘邦生前喜爱的儿子赵王刘如意毒死，再将其母逼成“人彘（zhi猪）”。为此，刘盈大哭一场，病倒了。迨刘盈二十岁，便逼刘盈同甥女张艳成亲，并立张氏为皇后。再让张氏假怀孕，杀死刚临产的妃子，将婴儿抱来冒充为张氏所生，并立为太子。刘盈称病不朝，委托太后全权处理。刘盈二十三岁抱病而死。小太子继位，史称“少帝”。“少帝”七八岁得知自己的身世，发誓报仇，吕太后又把“少帝”毒死了。
   善良刚直的珠公难免对吕太后揽权看不惯而有微词，《柏林谱》记载：珠公“刚直居朝不容”。显然珠公是在惠帝即位时“刚直居朝不容”，是对吕太后揽权看不惯而有微词。那么珠公又是何时“入朝为官”而得到“仕汉惠帝为治粟内史”的呢？显然，“居朝不容”和“入朝为官”在这里不能同时形成，是互相矛盾的。所以珠公只能在汉惠帝之前“入朝为官”，才能“仕汉惠帝为治粟内史”，然后才可能“刚直居朝不容”。汉惠帝之前是汉高祖。这是历史资料推理得出的结论。
   《柏林谱》中的《大农祠记》明确记载：“记大农讳珠，字怀汉，仕汉高祖为治粟内史，即大农职也”。《柏林谱》中的《汉相大农令画像及简述》记载：“罗珠，字怀汉，长沙人，秦武陵令君用子，仕汉高祖为治粟内史。”可见《柏林谱》中这两处都已经确实记载珠公“仕汉高祖为治粟内史”。《柏林谱》中的《汉相大农令画像及简述》还记载：“灌侯时奏起为参军知政，节制诸镇，官拜相国大司农令，赋税宽平，国用优给。”灌侯是汉朝开国功臣灌婴，封为颖阴侯。
   所以《柏林谱》确实记录了珠公“仕汉高祖为治粟内史”，而且还记录了“灌侯时奏起为参军知政，节制诸镇，官拜相国大司农令，赋税宽平，国用优给。”
珠公是如何进入汉朝朝廷“仕汉高祖为治粟内史”的呢？《柏林谱》中没有任何记载。罗氏通谱网站介绍过三种不同的情况。
   其一是说，罗君用“秦始皇末，任常德府武陵县令，因督运官司铁，船经洞庭时与矶石相撞而覆。” 罗君用“续妣郭氏生一子：珠（遗腹子）。”罗珠幼时在长沙读书，结识了张良和萧何，并为至交。迨刘邦败项羽而得天下建立汉朝后，珠公入朝为官，初仕汉惠帝为治粟内史。但没有说明根据何处记载以及什么内容为依据。
查历史资料有关张良的内容，张良，字子房，秦末汉初军事谋略家，韩国人，为秦所灭。“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挟亡国之恨，偕刺客以铁椎击始皇于博浪沙(今河南中牟境)，误中副车。改名换姓，逃匿于下邳(今江苏邳州南)。”不久得到介绍姜太公兵法之书，并熟读之。“秦二世二年(前208)一月,以众百余人从刘邦。”从时间关系和活动内容来说，（遗腹子）罗珠同张良似乎很难联系在一起。
   查历史资料有关萧何的内容，萧何，西汉初年政治家。徐州小沛（今江苏沛县）人。早年任秦沛县狱吏。秦末佐刘邦（见汉高祖刘邦）起义。从时间关系和活动内容来说，（遗腹子）罗珠同萧何似乎也很难联系在一起。
   其二是说，汉高祖基本上保留了秦朝的地方官，罗君用原是秦始皇的武陵县县令，并继任汉朝的武陵县令时殉职。罗君用是汉朝的忠臣烈士，任用忠臣烈士的遗孤理所当然。但也没有依据。罗氏通谱网站介绍：罗君用“秦始皇末，仕湖广常德府武陵县令，督运官铁使，由洞庭城陵经过，被矶石覆舟，溺死洞庭。”所以，罗君用是在“秦始皇末”殉职，到了汉朝，罗珠就不是忠臣烈士的遗孤。这种“忠烈遗孤”的设想也不成立。
    其三是说，罗珠父亲君用公“秦始皇末，仕湖广常德府武陵县令，督运官铁使，由洞庭城陵经过，被矶石覆舟，溺死洞庭。”，因公殉职。叔父“原名君章，（兄长）君用殉职后袭兄职继任武陵县令，并更名为君赞，后仕罗县（今湖南汨罗市，后改治所于湘阴）县令。君赞公随带侄儿罗珠出仕。”这就是说，罗珠的叔父罗君赞在秦朝自接替兄长罗君用的职位后，携带侄儿罗珠跟班，也是有意栽培侄儿，锻炼罗珠的工作能力。罗珠也能接受教诲，仔细体察民情。这个情节可以解释珠公“仕汉高祖为治粟内史”的初期社会经验和实践能力基础。这第三种说法似乎还可以说得通。但最近也找不到这种提法了。即使可以找到，对于我来说也只能是第二手的材料。但不管如何，珠公“仕汉高祖为治粟内史”这一件事在《柏林谱》确实已经记载了，只是没有记载珠公是如何进入汉朝朝廷“仕汉高祖为治粟内史”的。
   “治粟内史”是个什么样的官？历史资料介绍，汉高祖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政权构架建制。在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组成中央政府。三公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之间相互制约，便于皇帝集权于一身。在三公之下设有九卿，其中治粟内史，掌管全国财政税收。
   如果上述第三种说法存在的话，这些历史资料就可以解释珠公“仕汉高祖为治粟内史”的历史背景。否则，一个无名小辈怎能出仕汉朝的高官？如果没有叔父推荐这个情节，罗珠仕汉高祖为治粟内史就是一个谜，它是通过什么渠道“仕汉高祖为治粟内史”？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是机遇。
   珠公“仕汉高祖为治粟内史”在《柏林谱》中是有确实记载的，那么珠公又是如何履行职责的呢？
   历史资料介绍：西汉建国初，由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加上连年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人民大量逃亡。汉初的人口，较之秦代大大减少，大城市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现象(《史记•平准书》)。
   这就是说，天子出行无人抬轿子，将相出行只能乘敞篷的牛车，因为很难找到人，人口太少了，出行装备太简陋了。
   历史资料又介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发展封建经济，这是关系到西汉地主政权能否维持并巩固下去的首要问题。对于西汉统治者来说，农民起义推翻秦朝的事实时刻萦绕在他们的脑际。这种情况使他们不能不采取一些比较现实的措施。汉高祖总结秦亡的教训，实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
   黄老就是黄帝和老子的合称，他们是道家思想的先驱。也就是说，暂时不要向自耕农等底层老百姓要什么，让他们自己去恢复元气，去自力更生。
   在这种背景下，珠公不能向自耕农等底层老百姓筹钱粮和摊派徭役，那么珠公任职期间就只能向地方豪绅征税。地主阶级是汉朝封建社会的社会基础，赋税必须公平合理。看来珠公已经比较熟悉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民情，有一定的社会实践经验，再加上珠公任职期间清廉公正，所以政绩卓著，满足了汉初铲除秦楚残余势力巩固汉初政权的财政需要。
   《柏林谱》中的《大农祠记》中记述：珠公任职期间“赋税宽平，国用优给。”“督运汉军粮饷，灭秦伐楚有功”。朝廷决策者自然欣赏。
   《柏林谱》中的《汉相大农令画像及简述》中还记载：“灌侯时奏起为参军知政，节制诸镇，官拜相国大司农令，赋税宽平，国用优给。”罗氏通谱网站介绍，经汉大臣灌婴（高祖时之车骑将军，御史大夫，西汉开国功臣，后封颖阴侯）奏表，升迁参军知政，拜相国大司农。
   “治粟内史”或“司农”是职务，“参军知政”是兼职，“相国”是级别。显然，这时罗珠已成为汉高祖的重臣。在这里，关于“升迁参军知政”和“官拜相国大司农令”只记录其事，未记录时间。我们想一想，这件事只可能发生在汉高祖时期，因为汉高祖皇帝的权威早已建立，有条件提升重臣；这件事不可能发生在汉惠帝时期，因为汉惠帝年轻缺威信，难于提升重臣，吕太后对于“刚直”的珠公必定视为眼中钉；这件事也不可能发生在汉景帝时期，因为汉惠帝三年珠公便离开朝廷而奉命九江守邦，汉景帝时期的珠公早就隐居洪崖为民了。
《柏林谱》记载“因刚直居朝不容”。《柏林谱》中的《南唐清徽殿学士罗沂水先生神道碑铭》记载：“汉大农令珠，以直道抗天下”。这里指的恐怕就是抵制太后的专横，担心西汉朝纲将乱。吕太后必然要把珠公视为眼中钉。可能是由于灌侯的撮合，让珠公守邦九江，继续筑城。《柏林谱》记载，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珠公四十岁)珠公奉命九江守邦。可以算出，珠公居朝为官已有十多年。

修筑豫章城
   历史资料和《柏林谱》记载，“汉高祖时颖阴侯灌婴定九江郡，始筑新城。至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珠公四十岁)，大农来守邦，以畢其功。”珠公奉命九江守邦，接替灌婴侯守邦之职。原来汉高祖初始，派颖阴侯灌婴讨伐盘踞在江南的旧楚势力，并驻守九江郡。当地人张交献地归汉，又建议筑城墙，灌侯建议珠公九江守邦继续筑城。珠公到任后继续修筑城墙。
   《大农祠记》记载：“公偕妹婿石固继其功，民极趋之，劳而无怨，恪完城郭，即豫章城也。” 《柏林谱》记载：“民极趋之，劳而无怨，恪完城墎，环十里闢六门告成，即豫章城也。”
   这就是说由于珠公偕妹婿石固身先士卒，且秉性又敦厚善良，平易近人，老百姓非常愿意跟随珠公修筑城墙，踊跃报名参加筑城，保卫自己的家园。所以修筑城墙的艰巨工程得以终于完成。环城总长十里，开了六个门，这就是豫章城，也就是现在的南昌城。《柏林谱》记载，从此珠公举家自长沙迁居豫章沟，即今南昌（新建）西山定居。
   《柏林谱》记载，筑城完工后珠公亲手栽种豫章（香樟树）於庭院（办公居处），“今城隍庙文锦局之樟，世传乃大农手植也。”新修的城也因“豫章”而得名。
《豫章沟亭》记载：“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珠公78岁)，吴王濞连七国反命，太尉周亚夫讨其叛，灭之，亚夫请建制，以新南服，以九江郡属有新城，灌侯婴公之所记大司农罗珠之所筑也，请定为郡隸十八邑，时大农手植豫章於庭中，始称郡，曰豫章。” 周亚夫平叛后，为巩固新占的南方区域，请求以新近增加的区域建郡，灌侯婴公谦让，说九江郡属有的新城为大司农罗珠所筑，应命名为豫章郡，景帝准奏。
   《江西通志》记载，罗珠修豫章城“有功德于民”。当地人为感谢珠公的恩德，建祠祭祀珠公于九江北沙下，即今新建西山豫章台，便是其祠。
   《柏林谱》记载：“大农卜居漳水，手植豫章于沟，不忘原祖章安（即黄帝41世，祝融35世“仁玉，讳璋”）之恩，其树高七丈五尺二十五围，垂荫数亩之田。” 先祖祝融第35世“仁玉，讳璋”，“夏后廑时，仕于江南徐州太守。清正廉明，不恂利欲。”
   看来，珠公为仕“清正廉明”也秉承了家族遗风，继承先祖之志。珠公为仕也是以“清正廉明”来律己。

隐居豫章洪崖
   历史资料介绍，公元前187年，即汉惠帝七年（珠公45岁），年轻的惠帝只有二十二岁，在吕太后的威逼下抱病而亡，吕太后立少帝即位，少帝也反吕，随即杀少帝，自己独尊，扶植几个吕姓亲属掌权，致使诸吕横行。
   正在九江守邦的珠公，得知吕太后逼死惠帝之后，立即称病辞官为民。《柏林谱》记载，珠公“谢病隐跡洪崖山巅”。珠公不愿意与乱朝纲的奸臣共事，决意离开，辞官为民，以避诸吕之乱，谢病隐居南昌西山洪崖山巅，今名曰罗汉坛。
   《柏林谱》又记载：“结草为庐”，大书其庐曰：“昔张子房为赤松之游，吾今为洪崖之游，盖上友洪崖异人，与禽鸟为乐。”【<罗珠画像〉记载为“乐禽彘(zhi，猪)”】
【“昔张子房为赤松之游”，张子房即张良字子房，曾帮吕太后出主意保住了刘盈的太子地位，此后多次称病不出。汉高祖驾崩后见吕太后揽权且残忍，便提出“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出走修道。今日珠公为避吕太后之祸隐居洪崖修道。】
珠公一开始就以豪迈乐观的态度投入新的生活。这里所说的“结草为庐”，就是用木架土砖砌成的居屋，用草盖顶。这种房屋就地取材，建筑简单。说起来简单，对于出身世代仕宦之家，而本人又刚刚辞官为民的罗珠来说并不简单。罗珠一家立即向当地人求教生存技能，首先是盖房以避风雨。再次是耕种庄稼，饲养畜禽。上面所说的“洪崖异人”我看就是罗珠一家求教的洪崖能人或当地人。不可否认，这时珠公毕竟年近半百，体力难支，许多方面必定得到当地人的帮助。珠公在领导修筑豫章城时的作风也给当地人一个很好的印象。请注意，罗珠一家是“上友洪崖异人”，而不是“下压当地土人”或“诱骗当地土人”。上面所说的“禽鸟”，或“禽彘(zhi，猪)”就是罗珠一家刚刚学会饲养的家禽家畜。尽管辞官失去了俸银的收入，但罗珠一家看到自己劳动的成果而感到快乐，感到欣慰，并没有因生活的艰辛而忧闷，而是“与禽鸟为乐”，生活得有滋有味。《柏林谱》记载，公又种茶叶如豆苗者，香味奇异，十余里茶叶甚茂。虽然辞官不做，仍然蔓植松柏，以示己节难夺，并取名怀汉，表示怀念汉朝之意。
   【在英国小说《鲁滨孙飘流记》中，英国人鲁滨孙孤身飘落在一个荒岛上，在当地人友好善意的帮助下得以生存，而作者却以殖民者的口吻把当地人看成是未开化的土人，成为鲁滨逊的奴仆。】
    历史资料介绍，公元前179年吕雉太后一伙在颖阴侯和周勃的联合打击下，被周勃等诛，刘邦的儿子代王刘恒即位为文帝。《柏林谱》记载：“文帝二年，丞相灌婴访大农於洪崖，高其行也。” 《汉大农令罗公墓表》记载：“诏迁丞相，固以疾辞”。《柏林谱》还记载：“盖上有洪崖異人与禽鸟为乐，天子不得臣而役之。”
   这就是说，汉文帝二年（癸亥，公元前178年，珠公54岁），灌婴候担任文帝的丞相，很欣赏罗珠的才华和忠诚，关心罗珠一家的生活，亲自到洪崖代表汉文帝看望罗珠，告诉珠公，吕太后被剪，诸吕被逐，试探罗珠能否再出仕大农，或昭告升丞相，这时开国功臣张良、萧何等先后出走和病逝，只剩下灌婴。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三公都需要重臣担任。大农以身体欠佳推辞，灌侯说民间生活艰苦，珠公说“盖上有洪崖異人与禽鸟为乐”，自称罗汉，亦不忍忘汉之意。后来灌婴任文帝的太尉。
请注意，珠公初隐洪崖，是“盖上友洪崖异人，与禽鸟为乐。”而现在珠公已经隐居为民近九年，是“盖上有洪崖異人与禽鸟为乐”。前面用的是“友”，后面用的是“有”。前面珠公的身份是从官到民，珠公的态度是“上友”。后面珠公为民已经多年，改为“上有”，说明情感发生了变化。
   灌侯婴回话文帝，罗珠在洪崖有异人相帮，与禽鸟为乐，不用担心罗珠一家的生活。在皇帝眼里，既然罗珠不愿为官，天子不得臣，那就让罗珠一家在民间吃苦吧。我理解“天子不得臣而役之”这个“役”字，是指“劳役”之役，或“苦役”之役。
   这时珠公有六个儿子，幼子还在襁褓之中。一大家子需要生活，六个儿子需要教育。珠公清楚地认识到，家室需要清静的生活，小孩应该接受贫民意识的教育，才能在社会上稳定立足。如果入朝为仕不带家眷，那么现在小孩多，一大家子难于照顾。昔时珠公任大农有十多年，那时尚无小孩拖累，似乎未带家眷入京，因为大农筑豫章城完工后举家自长沙迁入豫章沟，而不是从京城迁入豫章沟。
   一个官吏如果没有过多的贪欲才能真正做到清正廉明。珠公为官为民心态自如，可见就具备了良好的贫民意识。珠公也深感出朝为官凶险难定，珠公只能以病辞谢。若说民间生活艰苦，珠公会说“盖上有洪崖异人与禽鸟为乐。”婉言谢绝。当然，西汉朝廷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朝廷内部矛盾错综复杂，皇帝的权力和太后的势力常常交织在一起。
   历史资料介绍，汉高祖总结秦亡的教训，实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珠公大农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支持了汉初政权的巩固。到了文帝、景帝时期，倡导以农为本，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使生产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史称“文景之治”。这时珠公正隐居在洪崖为民，而“文景之治”也惠及到珠公一家过得很安定，很快活，“文景之治”为珠公隐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
   《柏林谱》记述：“洪城西四十里山左山，石壁相向，陡绝飞湍，汪汪其下为洪井，乃大农讲道处，故号洪崖先生。”
   可见珠公在豫章洪崖“学道”并“讲道”，可以想象，珠公必定宣讲道家思想的精华，宣讲人生的哲理，宣讲养生保健之道。《大农坛记》记载：“避诸吕乱，隐豫章洪崖，结庐学道，其所即今谚曰‘罗汉坛’。历代诸多贤人设坛以祀，‘一以表罗远祖念汉之忠，一以见罗后人追远之孝，一以见其遗迹之古’”。这就是说，珠公隐居洪崖后“结庐学道”，在茅草屋里自学道家思想，因为汉初汉高祖就采用黄老的道家思想治理天下，珠公学一些适用于民间的道家思想也是很自然的。罗珠在洪崖播种了适用于民间的道家思想。珠公“结庐学道”之事在族谱中记得很简单，可能在“独尊儒家”后道家遭到排斥之故。另有后人看到“大农坛”遗迹，有感而发撰文《大农坛记》。在这里特别提出讲道之事，只是探讨当时珠公立身处世的指导思想基础，也为后来豫章十三世瑭公立身处世的指导思想基础作一铺衬。
   【据有关学者撰文介绍，最能代表道家思想的是老子，他所著《老子》一书，最能代表道家思想，最有系统，最有具体的叙述。而阐扬、诠解老子最清楚正确的，发扬道家思想最透彻的，则是庄子。真正把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发挥得光辉灿烂的，亦就是道家的老庄（老子和庄子）之学。庄周所著《庄子》一书，唐玄宗时代又尊称它为《南华经》。其中所论辩的道理，在政治、军事、教育、经济等等各方面，都可致用，它对历史人物的建功立业乃至对个人修养－－修道、养气，以及立身、处世等等，都大有用处。
   道家把世间事物粗分成为天、地、人三部分，比较强调三者的统一，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和谐的统一。通常所说要办好一件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也是这个意思。这包含有朴素的辩证思想，比较实在。由此解释世间的事物和现象，若解释不清，便说是上天安排，不可知。道家思想的前提就是把世间的一切事物都说成是由上天安排，人们是无法知道的，所以是唯心的。于是有人乘机说他自己是神仙，会作法，知道上天的机密，但天机不可泄漏。由此欺骗别人获取好处。后来衍生出许多道术、法术等弊端。由于远古年代科学技术不发达，上述认识理论上的偏差也是很自然的。现在科学的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
   回顾上述珠公的历史资料，珠公在居官任职期间的上下关系，在族谱上没有明确的记载，我看也是和谐的，吕太后专横揽权，珠公忠言直谏，爱憎分明。珠公政绩卓著，得到汉高帝的重用；珠公修筑豫章城时“民极趋之，劳而无怨”，栽种了许多豫章树，并因此而得城名和郡名；珠公隐居洪崖后栽种了很多松柏，除了表示自己像松柏一样坚挺而忠于汉朝之外，植树也在于营造生活的环境，同大自然和谐相处。在隐居洪崖期间，珠公同当地老百姓的关系也是相当融洽的，首先他是“上友洪崖异人”，学会了生存的本领，后又“上有洪崖异人”。他在洪崖讲道，人号称“洪崖先生”。家庭关系的和谐更是不言而喻的了，诸子孝顺，家庭和睦。这都是历史事实。
《柏林公传》记述：许旌阳撰灵宝坛记云：“厥维西山萃，古今精气实，上下神仙一大区宅，有道之士皆由是出。吾与张洪崖、胡拔俗等其人也。”郭璞撰玉真坛疎云：“龙沙识仙八百，始自玉真乌晶，丽景三千中藏灵宝。”由是言之，公諴西山高士。
   许旌阳明白地写着西山（珠公居住区）精气足，出了很多神仙道士，如他自己、张洪崖、胡拔俗等人。可见珠公在洪崖讲道，其弟子也在传道。到了晋朝，道家思想的传播已发展成道教。许旌阳所说的神仙就是懂得一些道家思想的人，都出自于西山洪崖珠公讲学之结果，不过许旌阳把这些人包括他自己称为神仙，他自己也想成为真实的神仙，这是后话。
   有的族谱记载，珠公隐居期间自学《黄帝内经》，学医药，为民治病。医药养生保健也是道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珠公高寿九十，珠公长子居厚公寿九十五，次子宣礼寿八十五，三子子成寿八十七，四子知政不详，五子祗德寿九十六，六子成通寿七十五。一家数代长寿，不能不说同道家养生保健密切相关。
《柏林谱》还记述：“洪城十里週迴皆水，有名钓磯（ji，水边突出的岩石）者乃大农遊钓处也。”可见大农隐居期间，空闲之时欢喜钓鱼，生活丰富多彩。考虑到珠公先父舟载官铁触磯石而殁，珠公选择磯石处游钓，可能有悼念先父亡灵之意。
综上所述，珠公一家在洪崖快活地自由自在地生活了四十多年，诸子早已长大成人，孙辈相继降生，阖家和睦，子孙孝顺，珠公度过了幸福的晚年，享尽天伦之乐。汉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寿终正寝，寿九十。
永垂千古
   根据族谱记载分析，汉武帝建元中，珠公诸子守孝三年后，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居厚69岁），珠公长子居厚仕集贤院景灵宫大学士，转大尉（属于三公之列），赠卫国公，升用兵宰相（领兵统帅）；珠公次子宣礼（宣礼64岁）任诏书台宋正殿大学士；珠公四子知政（知政59岁）任河南归德府鹿县县令。汉朝没有科举制度，这三兄弟出仕可能是皇室大臣根据过去珠公大农的业绩而举荐。
   罗氏通谱网站介绍，汉武帝二十五年（公元前115年，居厚85岁）珠公长子居厚世袭父爵大司农。可以看出，尽管汉初曾废除过举荐官吏的世袭制度，在大农罗珠离职四十多年后，汉武帝通过居厚的业绩，想起了珠公的才华和忠诚，特加褒奖，明确罗居厚世袭父爵大司农。可见大农罗珠在汉皇室中的印象是相当看好的。珠公在天有灵一定十分宽慰。
综上所述分析，罗珠公大农的建业是和汉高祖联系在一起的，居朝十多年，罗珠成为汉高祖“管家”式的人物（治粟内史，参军知政，相国），为巩固汉初政权建立了功勋；珠公继颍阴侯完成修筑新城，并因珠公而取名豫章城，《江西地方志》记载珠公“有功德于民”。
   罗珠诸子的建业是和汉武帝联系在一起的，居朝二十多年。汉武帝是一代雄主，以强大的国防和雄厚的国家实力，讨平了匈奴长期的进犯，赢得了和平，保卫了国家和民众的安宁。西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期，后人称这个时代为盛世。居厚公仕汉武帝集贤院景灵宫大学士，转大尉，赠卫国公，升用兵宰相（领兵统帅），以及仕大农，掌握兵权和财权，这都是汉武帝的关键性职务，所以罗居厚也是汉武帝的重臣。罗珠和罗居厚父子为汉朝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历史资料和罗氏通谱网站介绍，远古时代奴隶制社会的诸侯罗子国在罗氏24世时被楚国所灭。到战国后期我国的奴隶制社会正在全面地向封建制社会过渡。如果说战国后期罗氏31世乘公幻想恢复远古时代奴隶制的罗子国或者保留一块罗氏宗人封地的话，那么到罗氏41世珠公就已经完全适应了时代潮流的发展，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发展的洪流中。珠公在封建社会初期为汉朝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珠公的后裔继续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出身于世代仕宦之家而本人也为汉朝高官的罗珠，却能为官为民，心态自如，十分难能可贵。受他影响的子孙后裔均以为国为民效力为荣，为豫章始祖罗珠的功德而自豪。
   根据罗氏网站发表的文章介绍：罗珠的历史地位和功绩在历史书上根本就找不到。最重要的“史记”也无记载。在《江西通志》上仅仅由于修筑豫章城才记录罗珠“有功德于民”，至于什么官职全然不知。据查罗居厚（公元前199—前105年）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公元前145—前90年）都是同一时代的人物，且同朝为官。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为汉朝专管文史星历的太史令。罗珠和司马淡也同朝为官。为什么就没有记录呢？《史记》记事始于黄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前101年），包括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尤详于战国、秦汉。他不仅写了帝王将相、官员名流，而且以饱满热情记叙了农民领袖陈胜、吴广和项羽的事迹，给予极高的评价，反映了司马迁进步的史学观点。同时，他还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暴虐、奢侈，连汉武帝求神等事都给予冷嘲热讽。再加上写作期间他替李陵兵败之事作辩解，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腐刑，后被赦出狱，任中书令。现代学者曹学成在其《史记注释》中指出：“玉固在《汉书司马迁传》就以为缺了十章”，“有录无书”。“再次是东汉章帝时让杨终对它进行了一番讨伐性的删砍。到三国时张宴才说亡失的是《孝景本记》、《孝武本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礼书》等。”这样看来，有关罗珠的章节可能就被删节了。罗珠因不满奸臣当道而辞官引退，这说明罗珠并不注重个人的名利，仅仅是为国为民办一些实事而已。家谱的记载也是后人所为，且遗漏之处很多。罗珠初出仕时是个无名小辈，所担任的财税工作本是后勤之差事，后来有名的“文景之治”期间，罗珠已经隐居洪崖，难为后人关注。罗居厚为官虽是汉武帝的关键职位，也必定是紧随武帝旨意不敢妄为，更不愿张扬，忠君尽职而已。具体真实的情况留待历史学家详细考证。
珠公是罗氏豫章始祖，豫章已成罗氏郡望。后裔繁盛，罗姓人士目前已有1000多万，遍布全国，乃至亚洲和欧美各地。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承认是豫章后裔。
本文只是在整理《豫章柏林罗氏族谱》有关豫章罗氏始祖珠公的材料时一些肤浅认识。
公元二零零六年冬                                     豫章第66世  时实

附录
《柏林谱》记叙：
汉大农令，浏阳东乡绳江人。
秦始皇庚午七月十五卯时生。
幼居蕲州读书，故今彼地有山名曰罗汉峰，又云罗汉尖，即其居处。因刚直居朝不容，出守豫章沟，时蔓植松柏，以示己节难夺，世传今罗汉柏罗汉松即其遗名。後谢病隐跡洪崖山巅，今名曰罗汉壇。大书其盧曰：“昔张子房为赤松之遊，吾今为洪崖之遊，葢上有洪崖异人与禽鸟为乐。”天子不得臣而役之。卒不起，殁葬西山太平乡即今南昌市郊湾里区红星乡大嶺山巅。齐建武时裔孙名玳徙居塋傍，生子二：长曰厚谊，次曰厚政，皆奉祠公塋。唐末裔孙添典、添盟，战死草寇，其地又名大罗埇、小罗埇。公又种茶叶如豆苗者，香味奇异，墓之前后左右十余里茶叶甚茂。晋裔孙名鏗，以是贡上用昭先德。故今传曰罗汉茶，公所遗。在缑嶺又罗汉树有异香者，鏗至墓前焚薦馥郁异常，四方因取此以祀先。故今名曰罗汉香。公卒景帝後元二年，寿九十，详祠记并沿革誌。
妻张氏，葬今新建忠孝乡，即今西山乡万寿宫前黄古巷茅园；又娶傅氏，葬今新建忠孝乡即今西山乡琚塘村乌龟嶺。
万历年间南昌柏林置有祭田一百三十八弓（註：1弓等于5尺），屋二所，柴山一只，以及园地数段，俱座落忠孝乡曹坊。其田均系曹坊本族罗氏子孙耕种，立有户名罗柏宗，完纳条兑。每年租谷除纳条兑外余租谷仍纳还柏林大宗祠，收为春秋祭祀之费，万世蒸尝永垂弗替。
子六：居厚、宣礼、子成、知正、抵德、成通。
★ 世传罗为豫章者盖祖汉公居豫章沟也。
★ 记汉大农令者记其闻见之实也。
★ 大农宦名珠，因隐洪崖遂改名汉，又号怀汉，盖不忍背汉之意也。
★ 汉高时颖阴侯灌婴定九江郡，始筑省城。至惠帝三年，大农来守邦，以畢其功。郡人德之，祀于北沙下，今豫章台即其祠也。至南唐李 復举大农之后昇公重筑其城，今进贤惠民二门砖石尚存各堡。太中时封灌为辅德王，大农为真惠王。大农决意仙游，避诸吕之乱也。
★ 文帝二年，丞相灌婴访大农於洪崖，高其行也。
★ 大农来九江郡因其畢功守城，故曰守豫章也。
★ 珠公仕汉惠帝为治粟内史。后之所称必曰大农令者，盖以秦制掌货财之官曰治粟内史，汉景帝改治粟之官为大农令，故称曰大农，遵汉制也。
★ 许旌阳葬父於大农墓次，原自瑭公逊也，有一十三世綺罗之显，大嶺有曰出十三代黄金带之墓，大农墓也。
★ 唐末仪贞为盐铁使，自系为二十七世孙者。以珠公七世孙名裒(pou)者，居汉元始之时，仪贞则居唐季之时，故仪贞为裒(pou)二十世孙，其世数相準也。
★ 崇仁高垍（ji）直觉寓公云，大农卜居漳水，乃手植樟树於沟，不忘原祖章安之思也。
★ 旌阳父肃公在大农墓後，大农墓在肃公坟前。
★ 洪城西四十里山左山，石壁相向，陡绝飞湍，汪汪其下为洪井，乃大农讲道处，故号洪崖先生。
★ 洪城十里週迴皆水，有名钓磯（ji，水边突出的岩石）者乃大农遊钓处也。
★ 郭景纯、许旌阳偕柏林公至大农墓侧揖拜焚香曰：“与公十三世祖同幽宅，公可逊否？”柏林公曰：“惟命。”旌阳遂葬父肃公於大农墓後。郭景纯题其墓吟曰：
仙桥玉骨似蜈蚣，九曲奔腾对九峰，案拱秀星前列帐，朝东大港气冲融。

大农祠记（存柏林）
赐进士出身修职郎武宁桐林汪刚中撰官终侍御史
赐进士廸功郎永新尉丰城查村范应铃题盖官终大理少卿
赐进士出身吏部架阁新建庐坑裘万顷书丹终官大理司直
予访南昌游谔邂见汉大农令碑，乃唐开元中晋州红崖子张氲之所记也，记大农讳珠字怀汉，仕汉高祖为治粟内史，即大农职也，赋税宽平，国用优给，至惠帝时以直道不容出守九江，适灌侯有筑城之功，未毕，公偕妹婿石固继其功，民极趋之，劳而无怨，恪完城郭，即豫章城也。七年避诸吕之乱，遂隐红崖托迹仙学，结草为庐，书其庐曰：“昔张子房为赤松之游，吾今为红崖之游，盖上友红崖异人与禽鸟为乐。”王公不得而臣之，卒殁其地，葬今太平乡之大岭，其嗣遂家焉。观其所遗德义，尤著今罕王罗母庙之有名罗汉松，罗宗伯大宗祠之有名罗汉柏，遗名於红洞曰罗汉茶，遗名於缑岭曰罗汉香，悉遗泽也，然其坚隐不起自称罗汉，盖亦不忍忘汉之意，不与逆节之臣同朝，故也。故余靖西山记曰：罗公岭自建武以来扬州部刺史鲍永表石於墓，永乎中豫章太守张躬又即红崖所名罗汉之坛建祠祀之，以高其节。吴中郎太史慈晋太守韩伯范、宁梁刺史周文郁及唐都督黄长公拾遗杨相如世葺其庙，垂报不朽。至我皇宋中兴以来，霞溪进士高鼎因祠摧毁，遂率其裔孙罗盛得，与乡之士大夫李大东、蔡诜、京镗、邓舜臣捐资以重新之名，其有功之报也。则是祠之告成有功，於风教大矣。故记之。
嘉定二年岁在己巳正月  日
大德二年正月  日
江南西道行御史台御史中丞董士选重刊祠记豫章台记
赐进士工部尚书资政殿学士同邑李谊撰文
赐进士出身端明殿学士分宁徐俯书丹并篆
豫章郡禹贡扬州之域，秦始皇二十四年土剪灭楚，虞负芻明年建九江郡，以隸南昌。西汉初灌婴佐高祖定九江始筑郡城，惠帝三年表大农令罗君珠来守，斯士有章安，故祖之思，遂手植豫章於庭，迺偕妹婿石固缮完城郭以终灌侯之绩。景帝三年太尉周亚夫灭吴王濞，始以遗蹟请命，称其郡为豫章，所领南昌、卢陵、彭泽、鄱阳、历陵、余干、柴桑、赣、浙、淦、艾、南城、宜春、海昏、雩都、 阳、南埜、安平共十八县，皆郡属也，观此可知豫章之所使焉，亦可以观司农之功矣。太康中太守孔冲仰慕遗风，遂於郡城之北龙沙之南筑台以祀之，所以殷始事之报不忘本也。永嘉中豫章一旦枯而更茂，咸曰：罗氏佐晋中兴之，祥后罗君文通文慧隐居乐道，鑑伯仲季力讨敦贼，暨绥与企生忠节孤抗，果於司农手泽有徵，而元帝南渡大业亦一验也，是手泽也，始植於名沟中，继於名城又终于名台，斯司农之泽与斯郡城相悠久也，迨齐梁陈之间内史王昂太守任忠徐登列君子相继整葺，世孙罗瑭植柏台前以继豫章之志也，神龙间都督閻公伯璵子婿吴子章有记，其台之兴废备焉，噫!台虽有兴废，而司农手植之义无兴废。安抚司亲兵第三队威烈将军摄卿事罗公清，上追司农祖德，施紫重建，更立石枋，故於予言以垂不朽，乃记其事。
绍兴十一年二月  日记
江西提点刑獄谭惟寅立石。

大农坛记（存柏林）
礼曰“不屋为坛”，有方氏曰：“古之祭用坛，故百辟卿士，功德泽世为坛以祀之，如是古礼也。”世降而后肖像以为神之，依设床以为像之，妥用栋宇以待风雨，用绘事以餙藻梲（zhuo，房屋樑柱），而庙制起焉。
有汉大农令罗公名汉又讳珠，避诸吕乱，隐豫章洪崖，结庐学道，其所即今谚曰“罗汉坛”，余靖西山记曰：“罗公岭之悬崖古木者此也，元江西省行员外李山亭炳其奇迹，遂协程青山均胡评事伯二，重新其坛以祀。后熊退庵讳练布，故为记，而古义益昭，垂及袁楼峯（讳学逊，任学録）、王坑溪（讳允明，宣议郎）、符惠廸（讳言，桂东知县）、徐正所（讳枢，刑部主事），世加礼焉。永乐戊子裔孙广东佥宪贵素，偕石马舒伯鸿史主静（讳安，礼部郎中）孙艮斋日良副都御史、徐同伦（讳行，御史）、李工郎方远范礼郎节陈侍御子伦钟天锡（讳禄，参议）、新昌之族建居十一都、泰和之族彦鼎、吉水之族，通诸同年访而赓詠。永乐甲午湖广御史鹄（hu，天鹅）偕周世傑、李英、尹阳（称徐伯制，讳义，河南布正）、李皆山（时佐刑部主事）、谢有余（讳善辰，州训导）、黄尔瓒（献翰林），庶吉士喻仲儒俊、雷成智、咸陈用本（原任教谕）、何世清（名澄，博士）、胡敬同（名轸，浙江提学）、吴和中（名预，知县）、熊季渊、樊伯炯（名鑑，给事）、舒守正，敬李苦竹，实陈解元，循孙兵书原页皮教谕，岳吴州守方振魏李刘孙侍御（淡昌信鼎鄱阳之族，荣泰和之族， 吉水之族，逊诸同年亦访而赓詠，并修岁事於南岭之墓，则与同族宣议郎子刚同，致其情而且属记坛於予，予遂言，一以表罗远祖念汉之忠，一以见罗后人追远之孝，一以见其遗迹之古，故为文记之，是岁正统九年也。
赐进士嘉议大夫刑部右侍郎丰城丁铉用济撰。

豫章沟亭记（存柏林）
元进士熊良辅南昌忠孝乡人号梅边
汉景帝三年，吴王濞连七国反命下，太尉周亚夫讨其叛，灭之，亚夫请建制，以新南服，以九江郡属有新城，灌侯婴公之所记大司农罗珠之所筑也，请定为郡隸十八邑，时大农手植豫章於庭中，始称郡，曰豫章。其犹酸枣以棘名邦之意，今城隍庙文锦局之樟，世传乃大农手植也，宋嘉祐时贤牧程公师孟建亭於望云门，题曰“豫章满亭”。开庆时工部尚书赵公汝暨知隆兴府追忠大农遗泽之远，遂祀於斯亭。以闽中贤裔仲素先生配焉。相国公江万里谒亭叹曰：“祀大农者报功，祀仲素者报德报功，报德大义克明。祀典克正可以起义，槩激顽风不徒游泳已也。时乡贡钟墎埠舜卿国卿至国初 则轩饶应中竹塢袁次宏、遥（姚？）溪熊舜夫常讲学於亭，每修岁事省臣贾为鹿泉郎中高公、凝监司刘公、宣副使姚公、燉郡士熊朋来、万一鹗各出钱市财，以新其亭，用表有道。今贡士罗君谟祈文以传永久，其克肖哉，其克彰先德哉。
至正五年  月  日
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员外新建赤海李炳立石

豫章台记 宋•李 谊
豫章郡为禹贡扬州之域。秦始皇二十四年，王翦灭楚虞负。明年，建九江郡以南昌。西汉初，灌侯婴佐高祖定九江，初筑郡有城。惠帝三年，表大农令罗君讳珠来守斯土。有章发故土之思，遂手植豫章于庭，遭偕妹婿石固缮城廊，以终灌婴侯之绩。
景帝三年，太尉周亚夫灭吴王濞，始以遗迹诸命称其郡为豫章，所邻南昌、庐陵、彭泽、鄱阳、历陵、馀千、柴桑、赣淅、淦艾、南城、宜春、海昏、雩都、邬阳、南  、安平，共十八县郡属也！观此可知豫章之所始焉，亦可以观司农之功矣！晋太康中，太守孔冲仰慕遗风，遂于郡城之北，龙沙之南，筑台以祀之，所以瑕治事之报，不忘本也。
晋怀帝水嘉中，豫章一日枯而更疏，诚曰：罗氏佐晋中兴之祥。后罗君文通、文慧隐居乐道，谬伯、仲季力讨敦贼，暨绥与企业忠节孤抗，果于司农手泽有微矣。而元帝建武南渡大业亦一输也！是手泽也！始植于沟中，继名于城又终于名台，斯司农之泽与斯郡城相悠久也！
迨齐、陈、梁之间，内史王昂、太守任忠、徐登诸子相继整葺。世孙罗瑭植柏台前，以继豫章之志也。唐神龙间，都督阁公伯与子婿吴子章，有记其台之兴废备焉。噫！台虽有兴废，而司农手植之议无兴废。安抚司亲兵第三队威烈将军摄卿事罗公清，上追司农祖德施赀，重建斯台，更立石坊。故于予言，以垂不朽，乃记其事。
赐进士工部尚书资政殿学士  同邑李  谊撰文
赐进士出身端明殿学士  分宁徐    书丹并篆
大宋绍兴十一年岁次辛酉二月   吉日记                  江西提点刑狱潭惟寅立石
汉大农令罗公墓表（柏林存）
赐进士儒林郎宜黄令新建程坊程霆炎撰
乡进士循理斋上舍生新建丁塘丁汝明书
赐进士南康司理参军新建庐坑裘应材篆
南昌罗君盛得，由进士历官侍郎有声，卒宝祐癸丑（南宋，公元1253年）。厥嗣应薦，奉厝于始祖汉大农墓之次，内各有记，外合一壕。
按大农讳珠，字怀汉，其先长沙人，仕汉，历官大农令，守九江郡，偕灌侯筑今豫章城，因家焉。诏迁丞相，固以疾辞，卒葬予邑之大嶺。配张氏，袱之六子，其环墓而居。派蔓郡邑，代有显仕。十三传柏林公瑭，与旌阳令许公敬之同师谌礼，以道术鸣时，同郭景纯相其兆宜阳，遂改葬张氏于今万寿宫前。逊幽後地於旌阳葬考肃，公重友盟也。节度使齐丘拾遗，欧阳持访陈陶，于香城过谒其墓，檄下邑令祀以中牢，报其功也。居奉新之仁节公、居丰城之至渊公，远修岁事，重本始也。予与应薦挟同年好属，以墓表不获辞。呜呼，於大农可与观垂裕之仁焉，於吏部可以观善几之孝焉，於逊幽可以观锡类之义焉，于祀事於表墓可以观不匮之思焉。罗氏之贤有足征，是宜表之，以永孝思。大农旧有碑文但字蹟断续不可悉记，姑以华林胡尚书直孺公辨註，今本者述之如左：
“罗公名珠，字怀汉，秦武陵令罗君用之嗣也，历官大农令，自长沙守九江，同灌侯筑城，手植豫章为记，斯佳城也。六子：居厚、宣礼、子成、知正、抵德、成通。
永兴二年（公元154年）正月十五日八世孙太尉叶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