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清多少次从她的身旁走过，总想停下匆匆的脚步，去与她相识，却一次次地惧怕和敬畏，不敢走近她。春去冬来，寒来暑往。每每只是透过车窗，将她长久地打量，即使离她远远而去，也不时回头，寻觅她那远古沧桑的神秘背影。

  对于她的憧憬与向往，已经积压我心头近廿载，直到今年那条江上鼓点又敲响的时节，终于按捺不住滚烫的情怀，驱车来到她的地方，去叩问和还原她，那个已经久远消失的王朝的前世今生。

  近廿年的风雨、两千多年的烟云，让我伫立在她芳草萋萋的城墙上，心潮澎湃，浮想联联。

  第一次听说她，是在血气方刚、怀抱理想的年代。刚刚大学毕业，进了一家工厂当技术员，同寝室一姓刘的戴眼镜的厂友，闲谈中提及了她的存在。就是这不经意的轻描淡写，却让我产生了探访她的冲动，刻骨铭心般地记着她的名字——罗子国城遗址。

  人的一辈子，总揣怀着无数的冲动与向往，而真正付诸行动与实践的恐怕不是太多。两年后，我公开招聘到了市委宣传部，这种要了解汨罗山山水水、人文胜迹的冲动便更为浓烈，但依旧不敢揭开她神秘的面纱。

  一个山花烂漫的春天，租了一台人力三轮车，邀上刚刚热恋中的北方女友（也是我现今的内人），从市委大院出发，直奔城西北外约5公里处的古罗子国城遗址。

  出城西，要经过一条短短的老街，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似乎只有光滑零乱的条石和临街粗糙简朴的木门，诉说着这个城市的尘封与古老。而城外至罗子国城遗址那段路，则于绵绵春雨中,被出入屈原农场的车辆碾压得泥泞不堪。

  三轮车人力师傅是个老者，默默地艰难地踩蹬着。我俩却全然没有顾及师傅的劳顿，也没有在乎路途的颠簸，尽情地欣赏着沿途那绿油油的一片片稻田，呼吸着和风里夹杂的春泥气息和油菜花香。

  罗子国城遗址，地处汨罗江下游南岸自翁家港至马头槽之间一块广阔的土洲。1957年，湖南省博物馆曾在此进行了小规模调查与试掘，发现城址东南长约５９０米，西北宽４００米，总面积约２３．６万平方米。城址东、南、西三面护城河均保存甚好，北面城墙及西面大部城墙保存较好，墙基宽达１４米，墙高３米，系用黄土分层夯筑而成。城址内试掘出土有陶鬲、盂、豆、罐等。

  城址，南向是一排规整的两层红砖楼房，北面是汨罗江。放眼望去，城内城外满是一片桑蚕树，低矮的树林、丰满的树冠、茂密的枝叶，染成了绿色的海洋，其间散落的20来栋农舍，大多青瓦白墙，偶有红瓦红砖墙点缀，虽缺少苏南水乡民居那种优雅精致，却也不失湘北民居那种乡野庭院。置身其中，让人心旷神怡、无限遐想。

  沿着护城河的外河机耕路上缓缓行走，南向西向的护城河上，只有一座10多米长的水泥渡漕横亘着，远远望出显得特别的抢眼。西北向的农户，大多从渡漕不宽的边缘上出入城址内外，偶尔还有农夫挑着担子或牵着黄牛悠闲地在渡槽上穿行。他们是那个古国留下来守望王朝的遗民吗？或是后迁徙而来的围垦者？这不是高不可攀的学术课题，从他们是不是姓熊或姓罗的姓氏中，就可得出断然的结论。

  我们没走进城址，除了那块“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醒目的标牌令人生畏，不敢冒然踏入雷池半步。其实，城址空荡荡的一片桑林，并没有来时所想像的那样---有高大的城墙、古老的建筑、雄伟的宫殿、繁华的集市以及衣袂飘飘的罗人，自然就缺少一定要攀过渡漕的那份冲动。

  却也有意外的收获，走进城外一户桑农家，破解了“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全过程。主家有两个相通的蚕房，是用一侧厢房改造的，如猪栏屋那般大小，稀密相间地摆着几排人多高的木架。木架上一层层地叠放着竹片编制的长方形条盘，每层留有约几公分的间隙，盘子里养的就是代表他们一家全年希望的春蚕。张罗着热心让我俩参观的主人，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农家嫂子，身着粉红色的花衣裳，长长的乌发被蓝色的丝巾捆扎着，一副精明干练的样子。她从蚕房木架上取下一个盘子，置于堂屋前的台阶上，盘子里布满了一条条淡青色的粗壮的幼虫。挑选走幼虫吃后剩下的叶梗和排泄的少量墨绿色粪便，再把她老倌刚刚采摘回桑树顶端的新鲜嫩叶薄薄地盖上一层，然后又放回木架上，算是给蚕完成了一天的进食与打理。

  她就这样，如此麻利地重复与往返着，挂满笑容的喜悦洋溢在她白净的脸上。主人看这南腔北调的我俩是那样的好奇与激动，便诗一般地轻声说道：还有几天蚕就要吐丝成蛹，然后化茧成蝶，再蝶死卵生，大约50多天就完成了它们生命的轮回和自然的使命。

  那这罗子国也有生命轮回吗？她能复活吗？人又能从春蚕的自然使命中感悟到无私回报与奉献吗？遥想这些命题，我心飞翔，我心温暖。女友也在春风里沉醉得那般灿烂妩媚。这算是我第一次意义上的走近古罗城。

  日月不淹，春秋代序。一晃十八年过去了。当年的毛头小伙，如今眼角爬起了浅浅的鱼尾纹，鬓角也催生了稀疏的白发。此时此刻，故地重游则是另一番心境了。

  原来出城的那老街，已生长成为一个新城。那段泥泞不堪的路，则两旁挤满了外加瓷片贴墙、不锈钢围窗的楼房，间或欧式风格。而曾经送我们的那位人力三轮车师傅呢？是否还健在或是过上安康的晚年生活？我一脸茫然，不得而知。

  但这两边楼房里的人却让我平生怨言，甚至捶胸顿足。你们选择这样的住居快乐吗？不能喂养鸡鸭，幼童们不能串门，还有那灰尘尾气噪声隔断着你们不敢开门，俨然就像一只只“牢笼”。当然，不止是你们，天底下的中国人如今大多还挤着向路边建房。我时常痛心、慨叹、咒诅，为何忙碌的人们不曾思考过环境与风水？只是一味的跟风，哪里有古人天人合一、座北朝南的住宅风水观。放着原来屋前有塘、屋后有树、屋旁有菜园的田园环境不要，硬是毁了原有冬暖夏凉的房子，把所有财富包括举债也要挤在路边建上这不东不西、不伦不类的楼房，以示自己的富有，或一家之主必须担当和完成的造房使命。

  记得有位名叫亚历山大的美国建筑大师，写过一本《建筑的永恒之道》的专著，我在翻阅中找到了答案。建筑，是自然生长的艺术，是无名的特质，是模式的语言。建筑，可以简单到人人可以担当建筑设计师，唯一的智慧就是完整地准确地遵循祖辈们留下的——关于门、窗、台、顶、墙、院、水、塘、池，以及关于阳光空气、花草树木和鸡猫鸭狗的，如何与人相处的固有思维特质和理念。由此，我想到了当下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从城市到乡村在一片大拆大建之中，或因开发商的逐利,或官员的干预,或业主的漠视，而丢失了祖先遗存下来的思维特质和理念，遗忘了传统建筑中共同选择的模式语言。我真担心，如今成长在城乡楼房包括城市廉租房里的孩子，未来可能面临的心性、心理和文化上的成长阴影。一句话，过去乡村里建筑的能工匠人都造汽车、飞机、原子弹去了，留下来步履匆匆的人们又只向前和“钱”看，根本没有想过家的清新、通透、阳光、生机与野趣，又何谈建筑文化和哲理意匠？难怪王澍早年就口出狂言：中国的建筑师就剩一个半，其中半个是他的导师，一个是他自己。正是这种对诗意或栖居理念的丢失，加速了各地对文化遗产的包围，使得文物环境与周边格格不入，甚至破坏文物本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罗子国城遗址又是否是这种命运？

  展现在我眼前的确是另一番景象。那东西向的护城河，已被宽敞的柏油马路挤占一半，也没有呻吟与落泪，静静地无声地忍让着。那曾经的渡槽，则已被推到，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可以过卡车的水泥桥。那曾经的一片桑林，则被砍伐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农田，这倒也许恢复到了两千多年前的王朝风貌。那城址内的临河的星星农舍，却改成了成片的楼房，外加一个空旷没有开过工的厂房和一个打造龙舟的大型作坊。

  十八年的变迁，翻天覆地。她虽抗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却抵挡不了复兴路上的现代化进程。是城址不懂得哭泣与呐喊？还是无人倾听她千苍百孔的抗诉？本应属于她的王朝与领地，任人践踏与蹂躏。

   我曾在省文物局的会上，多次陈述她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大声疾呼要派专家现场指导，申报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期待与屈原墓一同纳入全国大遗址保护规划。我也曾在岳阳的文物工作会上坦陈，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在我们内部取得重视和有所作为，才有可能取得领导和社会的共识。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古罗城遗址管理权限的变更和“国保”申报的启动，也许会迎来她新的命运。     

  我的思绪回到了那个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眼前浮现罗子国那悲壮的艰辛历史画卷。罗子国，是夏商时代芈部落鬻熊的一个分支，和荆楚同祖，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最初，她地处大别山的河南新郑和郾城一带。这里，森林茂密、鸟类群集、人烟稀少。

  相传，每于春秋两季的夜晚，鬻熊的子系们带领他的部落于山冈坦露高地上，燃起大堆篝火，周围再围以围网，那成千上万的鸟群，纷纷朝着篝火猛冲俯扑而来，都撞落在篝火的四周，大多都羽落翅折头破血流，或死或在地上挣扎。没有死伤的，则被火光照花了眼，弄得晕头转向，向四周乱窜，结果都撞入周围预设的大围网之中。篝火周围便铺起一层厚厚的鸟体，个别振翅欲飞的鸟，却被族人们用棍挥舞击落在地。往往满载而归，成为他们的佳肴。这个善于制造罗网，并用罗捕飞鸟维持季节性的生活的部落，便称为罗。大约在殷高宗武丁时，殷大肆征伐属于夏朝的残余势力——荆楚，罗是荆楚的分支，自然也遭到同样的打击，便随着荆楚部族躲避而西迁到甘肃正宁县。以后，周武王灭了商。在那个风起云涌的诸候纷争年代，罗突破周天子的束缚，另立王国，学楚一样战山为王。周顺势就封罗为子爵，正式成为周的附属国罗子国。以后又被周王朝讨伐，随楚国迁于湖北房县和宜城。

　到了春秋初期的楚武王时代，楚凭着屈、昭、景三大贵族的力量，以及“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的进取意志，继续开启拓疆征战、统一天下的历程。楚向汉水以东和以北发展势力，罗子国首当其冲。据《左传•桓公十二年》载，公元前700年，楚伐罗，罗与卢戎两军之，楚大败。可见，当时罗子国的势力还很强大。但因楚毕竟是个大国，“其后，楚复伐罗，并其国，子孙以为氏。”也就是说约罗亡国后其子孙便由熊姓改为罗氏，或为罗侯氏。罗的遗民也被迁到楚都丹阳附近的枝江，成为楚的附庸国。

  到了楚文王时，楚由丹阳迁都于郢，因罗在枝江，逼近郢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楚文王便又将罗子国迁移到被中源人称之为“南蛮之地”的南方，即地处长沙与岳阳之间的汨罗，也就是我所站的地方。

  那当初罗子国的国王大臣们加上遗民们，共有多少人迁徙过来？为何选址在汨罗筑城？楚国给了她多少银两车乘？管辖的版图又有多大？她是什么时候消亡的？最后她的臣民又迁向何方？这一个个问号，曾让我长时间在史料典籍中寻觅，有些答案渐渐清晰起来，有些问号却难以找到蛛丝马迹，也许有些答案就只能在这城址以及周边相关的风物中遥想了。

  城址东面有文化遗物和墓葬，从出土的陶器的质地、器形、纹饰来看，与长沙楚墓中出土的陶器风格基本一致。可知，城址的时代当属春秋战国时期。与罗子国迁此立城的历史吻合。

  我走下城墙，沿着有路的地方，继续在城址内穿行，还不时弯下腰拨开一层层泥土，不断寻找她的历史深处。关于罗子国的活动范围，系麋子国的南面，在汨罗江流域一带，涵盖当今的平江县、岳阳县、沅江市、长沙县、望城县的部分区域以及湘阴县和汨罗市的全境。由于罗人的关系，把一条无名溪江改为罗水。在汨罗江北岸的楚塘乡楚南村有汨罗山，又叫罗山。屈子祠前，也有罗渊。他们皆以罗国活动地域而名。

  罗子国以北，就是麋子国的活动范围。据何光岳先生的《楚源流史》介绍，到战国初，楚于今湖南一带置黔中郡，而罗、麋等附庸国宣告终结，都统辖于黔中郡。秦汉时，罗国遗民，有的留居长沙郡，有的东迁豫章郡（江西南昌）。可是，这个商、周时期的古国，在古代史料中却寥寥无几，是值得深入探讨和考证的。

  昔日的高泉山，上辈们说都是墓地，只可惜已全部推平建厂筑城，现在已经成为了汨罗的城市中心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因施工而出土了一批文物，包括青铜剑、青铜戈、青铜鼎、青铜镜、玉镯等，其中有件铜剑上还有铭文。这或许从另一方面说明这里散埋着一些贵族，而且墓制时间就是战国时期。罗子国城隔江的对岸，那个叫汨罗山的，却有一片墓葬群，都是战国中晚期，其制巨大，尘封在那里，必是王侯贵族之墓了。

  而新近进行的第三次文物普查，玉笥山东侧、川山城墙、磊石长山等，连续发现了商周遗址群，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汨罗曾是风水宝地，早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

思绪再一次拉回。罗子国城里曾演绎的故事，轻歌曼舞、衣袂飘飘、排箫悠扬、编钟美妙。国王的生活可就是那传说中的天堂？面对这沉睡的古城址，在常人的眼里当然是那般的平凡与普通，即使是专家也难以英雄所见略同。

  我曾带领中山大学的规划团队和东南大学的张逸群等几位博士，在相距不久的日子里靠近过她。前者，对我的眉飞色舞不屑一顾，只留下一句话，一个历史遗迹而已，后者，对我的滔滔不绝如同久违的知音，反复强调一定要把她带到屈子祠、汨罗江、屈原墓的整体保护规划，形成四位一体的保护利用规划，方能打造一张完整的世界级文化名片。

  试想，如果停止周边城市化进程的一切侵蚀，并有序地把这里现有的农舍迁移西边，形成一个特色的风情小镇，无论是古香古色的还是现代化的，只要代表楚文化，只要代表地域风情，自然是一大景观。再加上一个小小博物馆来陈列罗子国的故事，而罗子国城遗址只需恢复她的护城河，适度或局部显现她城池肌理就可以了，而并非要恢复她高大的城门、雄伟的宫殿以及那些轻歌曼舞的歌姬。仅此就足以让人震撼。让所有来此的看客，都可在历史与文化中、在自然与山水中得到文化的洗礼，也可为华夏那些熊姓和罗姓家族们提供慎终追远的定点，因为这里是他们是他们那家族最后终点和最先起点。即使我们难以相信百年后、千年后的这里的人流与虔诚。但让汨罗保留了真正意义上的悠久历史的文脉，形成一处精神家园。让当地人过上另一种幸福生活，则完全可以成为现实，这本身也是一项具有巨大价值的功德工程。

  乌云滚滚，雷声隆隆。遥想，在宇宙聚变的大千万象中嘎然而止。我知道，这也许是一次楚游或行吟而已，不过心却顿失重负，至少圆了十八年对她的梦想。然后，我消失在风雨中，湮灭在鼓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