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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 (1897--1969) 字志希，笔名毅，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西，当时他的父亲罗传珍正担任知县的职务。罗传珍满腹经纶，能诗善文，工于书画，不同于一般满清末的贪官污吏，他是一位勤政爱民的知县。1907年他担任江西进贤县知县时，曾自掏腰包，同万载县购麻种五万斤给辖区的农民种植，当作副业以增加收入。直到二十年后罗传珍寓居南昌，仍有进贤县老农寄赠麻布，可见该县县民多么感念他的恩泽。罗母周霞裳生长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社会中，却读了不少书，且具文采灵思。 罗家伦两岁时，罗母就开始教他识字、背诵短诗，稍大后，父亲也常传授古今诗，每天还亲自选录二、三则有趣且富教育意义的典故，晚上先记在小册上，隔天早上叫罗家伦跪在榻凳上聆听，讲解完毕再将小册交给他复习，如此持续了好几年。这份早年经验，对日后罗家伦认为“教育本来是要把以住人类宝贵的经验，提取优越的部分，镕铸过交给后代，指示他们去发扬光大”具有深远的影响。 罗家伦从四岁入私塾，直到十五岁进美教士高福绥所办的英文夜校学习外文。日后回忆这段家塾教育的体验是：像我五岁的时候念那“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样形而上学的经文，不但是读死书，更是读天书呢！十三岁读《周礼》、《仪礼》、《尔雅》，只可以说惨酷的摧残脑筋!我小的时候没有得精神病。只可以说是洪福齐天。私塾教育的体验，造成罗家伦日后主张文学革命，要创造国语文学，打破古典文字的枷锁，以现代人的话，来传达现代人的思想、表现现代人的感情。罗家伦在文、史方面的功力、造诣，不仅得力于父亲的指导，母亲的识字教学和背诵短诗的启蒙也功不可没。对他而言，童年时期的家庭教育远比私塾教育产生更深远、更直接的影响力，罗家伦认为他儿时的生活是幸福、美满的。但是九岁那年母亲的去世，却教他初尝人间的巨恸。从此在三十六岁所写《孩子的哭声》和四十七岁所写的《孤儿泪》中，字里行间所流露的孝思至情，可发现他的童年不只由父母那儿得到文学和史学的熏陶，还有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二者汇注成向往革命之情的思潮，发展为日后以民族为本位的教育主张。 罗家伦十五岁入南昌的英文夜校读外文，此时他经常注意上海的招生广告，不但自己想投考，也鼓励同辈的少年朋友一起去以壮声势。1914年进入上海复旦公学就读。由于复旦公学的创办人中有革命党人（马相伯、于右任、叶仲裕等人），所以复旦公学和国民党间有密切的关系。（1913年复旦公学校董改组时，孙中山先生被推举为校董会主席）另外复旦公学还具有一个特点：重视言论自由的精神。因此，复旦公学学生的政冶兴趣比他校浓厚。中学时代，罗家伦最崇拜君宪派的梁启超，可是当时的革命党并不认同梁启超的主张，所以在学校里，革命党与君宪派经常一言不合就吵起架来，甚至动拳脚。罗家伦不喜私斗，遇此情形，每每让步，很多人都看他是个胆小鬼，文弱书生。然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复旦公学时期的罗家伦不只学业优异，还任《复旦杂志》编辑，开始运用文字发表他的理念，他曾撰文与同辈的青少年朋友共勉：“若欲以二十世纪国家的主人翁自恃，必须有春日载阳、万象昭苏之慨：切莫暮气沉沉，气息奄奄。一定要努力成为新学生，切莫沦为陈死人”。他也在文中对年轻学生的婚姻加以挞伐，认为“在学生时代就结婚，足以使人志气颓唐，违背生计原则，堕落社会生活程度”。此时， 他对问题的了解，已由个人的婚姻问题探索到个人与社会、国家民族的关系。 1917年夏，罗家伦二十一岁，北京大学在上海招生，罗家伦应试录取，进北大文科主修外国文学。自1917年到1920年（21--24岁），罗家伦在北大讲究学术自由的风气中，接受良师益友的启发熏陶，不断地切磋琢磨学问；不停地活动、求发展；与同学办《新潮》，提倡文学革命；参加爱国游行，起草五四宣言。儿时所埋伏的革命种子，经中学时期的孕育，在此时已彰显为高昂的民族意识与革命的行动。1917年就职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富有革命性的特立言行，在当时罗家伦的心目中，很自然的发出共鸣。他曾以《伟大与崇高》、《文化的导师》、《人格的典型》等篇章来表达他对蔡元培的推崇，而蔡校长也相当欣赏他，并极力提拔。罗家伦虽是鼓吹革命的新潮派人物。但只要是有见解的教师传授课程，无论那个科别，即使是守旧派大师，他也会去听课。当时老复辟派的辜鸿铭在北大讲授英国诗，他把诗分为“外国大雅”、“外国小雅”、“外国国风”、“洋离骚”，罗家伦屡屡“在教室里想笑而不敢笑”，但是他对于辜鸿铭仍是非常地欣赏，并未以片面之言而废人。胡适是罗家伦经常讨教甚而争辩的对象，所谈大半是文学革命之事；李守常是“新潮社”的热心赞助者，罗家伦和他谈话的范围很广；此外写《西潮》的蒋梦麟也是他尊敬的人物。 1918年，罗家伦和傅斯年、顾颉刚、康白期等人为提倡文学革命而办《新潮》月刊。他们主张要以近代人的言语（白话文），来表达近代人的思想、情感；打开传统束缚，解放学术思想，反对违反人性的文学；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重新评估传统的家族制度和社会习惯；反侵略、反封建，主张民主、民族的独立和自决。这种以民族为本位的思想，更进一步的表现就是参加五四运动。 1919年，中国代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传来美国威尔逊总统答应日本提出的“山东二十一条款”，由日本全面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利。5月4日那天，北京的十几个学校几千名学生在天安门集合，预备游行示威活动，主张“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相关单位劝阻无效。在游行中，罗家伦被推选为三人代表之一，遍访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美法英意各国公使馆，因适逢星期天，各国公使都不在馆内，由馆员代为接见并转交书面意见。学生游行队伍沿路散发许 多传单，其中最重要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即由罗家伦起草。接下来，罗家伦以“毅”的笔名在5月26日刊行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这是“五四运动”这一名词的首见。罗家伦指出，此番学运有三种真精神，可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第一，学生牺牲的精神，第二，社会制裁的精神。第三，民族自决的精神。参加五四运动的罗家伦，只不过是一名二十三岁的青年，却能具有如此新的观念和崇高理想，无论在文学革新或政治民主、民族本位方面，理念都相当坚定且明确！ 1920年（二十四岁），罗家伦北京大学毕业。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商请上海纺织业巨子穆藕初提供五位留美奖学金名额，罗家伦是获奖人之一。同年，罗家伦赴美，就读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和哲学，1921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因为傅斯年等人正在英国求学，所以1922年转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又与傅斯年朝夕相处，互相辩难。 1923年，到德入柏林大学研究院。1925年再转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仍以历史与哲学为主修。总计罗家伦国、内外十年的大学教育，走过中、美、英、德、法五个国家，读过六个学府，虽在国外未获学位，但是，他在史学、文学、哲学、教育、民族地理学、人类诸学的涵养，大有助益于日后回国主持高等教育及史政机构的恢宏气概和高瞻远瞩。譬如他主持中央政冶学校时，把普法战争后的法国政冶学校的水准当作目标；主持清华大学时，以力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水准为目标；主持中央大学时，目标设定在普法战争前的德国柏林大学水准。罗家伦留学回国后，担任过各种公职，但他的志趣仍在教育和学术，贡献最大的也是在教育方面。 1926年罗家伦任教于东南大学，及北伐军兴，受命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正值清党时期，急需培养青年干部人才，遂筹设中央党务学校（政治大学的前身），蒋介石亲任校长。罗家伦先后受聘为教务主任、代教育长，学校的实际职务多由他处理。 1928年，国民政府将“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直接受国民政府管辖，任命罗家伦为首任校长。任期两年内，他对清大的改制有很大的贡献。清大原是由部分中美庚子赔款所办起的学校，原隶属外交部。他们把钱存在美国，罗家伦透过外交部和教育部争回这笔赔款，成立清华基金。他很重视实验，并开始招收女生，淘汰次级教授。建立了一座地板是玻璃做成的大图书馆。 1931年，罗家伦接掌中央大学时，正当日军欺境，国难当头。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可说是“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因为此时的中央大学仍漂荡在“易长风潮”的余波之中。同年10月，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由于经费等原因而辞职。是年底，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调任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任广东省政府常务委员会代主席，禀承当局旨意行事，压制学生抗日爱国运动，为师生所反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中大学生怒打对外无能、对内傲慢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冲击首都卫戍司令部，围攻中央党部要求出兵抗日，捣砸抵毁学生运动的《中央日报》馆，校长朱家骅引咎辞职(同月即被任命为教育部长)。1932年1月8日国民政府任命桂崇基为中大校长，为学生所反对，月底桂即辞职。于是政府改任原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为中大校长，任却坚辞不就，校务便由法学院院长刘光华代理。6月间刘光华又辞代理职务，以致校政无人，陷于混乱。此时中大全体教师因索欠薪，宣布“总请假”，发生索薪事件。6月底，行政院委派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为中大代理校长，学生因“反对政客式人物来当校长”而对段群起殴辱。最高当局甚为震怒，为此解散了中央大学；教育部派员接收中大，教员予以解聘，学生听候甄别。7月上旬，行政院议决蔡元培、李四光、钱天鹤、顾孟余、竺可桢、张道藩、罗家伦、周鲠生、谭伯羽、俞大维为中大整理委员会委员，整理期间由李四光代行校长职务。可见，罗家伦之所以能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固然是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与器重，可另一方面，也与他“五四”学生领袖的形象，“五四”善后处理中的个人魅力乃至其独特的留学经历有关。这样的校长客观上易为学生所接受。于是，中大这场“易长风潮”，便以罗家伦的到任而告平息。罗家伦在中央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改革。 1932年9月5日，罗家伦到校视事。聘任孙本文、张广舆为教务长和总务长，以接替竺可桢和钱天鹤在整理期间所担任的职务。确定文学院院长汪东等人为甄别考试委员。接着，便公布了教育部批准的学生甄别实施办法8条。通过甄别考试，开除学生19名，合格的学生于10月11日全部返校，中大重新开始授课。是日，在全校大会上，罗家伦作了颇有影响的《中央大学之使命》的就职演说，陈述其出任校长的远大抱负和治校方略。罗家伦认为当时中国的国难异常严重，中华民族已濒临死亡，作为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和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的腐败，而最重要者却在于没有一种“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的文化。罗家伦曾先后留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在他心目中，这些大学都是各国民族精神的体现，代表了各自“民族的灵魂”。罗家伦志在要中大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否则，“便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而要负起上述使命，他认为一是要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二是要使各方面的努力协调在这一共同意识之中。在有了这样的意识之下，罗家伦宣布了他的6字治校方略：“欲谋中央大学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这就是首先要创造一个“安定”的教学环境，再进行师资、课程、设备诸方面的“充实”，以求得学校的“发展”。他预计每个时期大约需要3年。同时他又辩证地提出，“在安定的时期应当有所充实；充实时期应亟谋发展；就是到了发展时期，也还应当安定。”而欲达上述之目的，罗家伦认为就必须养成新的学风。于是，提出了“诚、朴、雄、伟”四个字的新学风。“诚”，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不把学问当作升官发财的途径和获取文凭的工具；对于“使命”，更要有诚意，应向着认定的目标义无反顾走去。“朴”，就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不以学问当门面、作装饰，不能尚纤巧，重浮华，让青春光阴虚耗在时髦的小册子、短文章上面，而是要埋头用功，不计名利，在学问上作长期艰苦的努力，因为“唯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雄”，是大无畏的雄，以纠中华民族自宋朝南渡以后的柔弱萎靡之风。而要挽转一切纤细文弱的颓风，就必须从善养吾浩然正气入手，以大雄无畏相尚，男子要有丈夫气，女亦须无病态。“伟”，是伟大崇高的意思，要集中精力，放开眼界，努力做出几件大的事业来，既不可偏狭小巧，存门户之见，又不能固步自封，怡然自满。本着这样的思想，罗家伦认为，大学校长的首要之举是聘人。因此，他一上任，整顿校务的第一步就是从延聘师资入手。一方面他极为挽留原有良好教师，一方面随时添聘专门学者。当时大学的教师分专任和兼任两种，而罗家伦则主张教师队伍以专任为主，其原则是“凡可请其专任者，莫不请其专”，以求其心无二用，专心在中大授课。数年之后，中大兼任教师即由110人减至34人。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兼任教员，均为某一学科的专家，为政府或其它学术机关所倚重，“本校所欲罗致而事实上又不可能者。”他就职后，同师生发表《中央大学之使命》，讲词中提出：“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除了充实图书仪器外，他还特别注重教学人才的坚强阵容。为了网罗真正的贤才，他绝不出卖人情，为此还得罪不少人呢!由于他的用心求访人才，礼贤下士，所以能请到北洋大学出身、后来留美成绩极为优异的卢孝侯为工学院院长。 1937年应邀参加蒋介石召集庐山谈话，罗家伦返校后，立即作迁校计划，在敌人炮火炸弹中，包用民生公司轮船，陆续将在南京的一个大学，全体师生和眷属及全部设备，用船载运，溯江抵达重庆沙坪坝新校舍，继续正常上课，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真是史无前例! 1938年，中央大学学生人数激增到二千人以上，沙 坪坝校址已达饱和状态，于是选择风景清幽的柏溪作为分校。 1940年6月27日到7月4日，一个星期间校舍被轰炸了三次，二十几所房子被毁坏，罗家伦办公室的瓦墙都没了，在夏天烈阳下，他照常和同仁在只有一面墙壁的房子里办公，彷佛犹太民族的“哭墙”一般。罗家伦曾撰写《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激励学校师生：“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这是多么有气魄的壮士豪语啊! 1941年八月，罗家伦请辞中央大学校长，由教育工作岗位转向党政工作。 1943年，政府积极建设西北地区，以增强抗战能力，派罗家伦为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长，从事陕西、甘肃、宁夏、新疆五省国防建设的考察与设计。 1947年，政府任命罗家伦为首任驻印度大使（印度脱离英国独立）。到任后，他很用心去了解印度的文化、历史、政情，并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之下的政要、国会议员等经常来请教罗家伦，印度的宪法有些即是仿自我国宪法。印度国旗本想以甘地革命时期纺织土布的纺纱机做图案。罗家伦建议去掉木头架子，只剩一个圆轮，表示生生不息之义，他们欣然接受了。 1949年，共产党的赤焰在国际上逐日蔓延，12月30日，印度宣布承认中共政权。罗家伦基于“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古训，发表极简短的声明：“在两年八个月以前，我带了我政府和人民热烈的希望到印度来，催促象征印度独立的及早实现。就这方面来说，我的使命是达到了。我很高兴，印度现在是自由约、独立的。”1951年1月25日，罗家伦离开新德里前夕，特偕甘地的媳妇孙儿孙女到甘地的火葬场上，放了一个花圈，行了一个礼后，静默无言地站了一分钟，隔天即飞加尔各达转道抵台北。罗家伦自印返台后，定居台北，担任党史会主任委员。1958年，担任国史馆馆长。1968年，罗家伦记忆力急剧衰退，以身体不适请辞两项职务。 1969年，病势渐重，12月25日，因肺炎、血管硬化等症状并发，病逝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