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隐(833—909)，字昭谏，新城(今浙江富阳市新登镇)人，唐代诗人。大中十三年底至京师，应进士试，历七年不第。咸通八年乃自编其文为《谗书》，益为统治阶级所憎恶，所以罗衮赠诗说：“谗书虽胜一名休”。后来又断断续续考了几年，总共考了十多次，自称“十二三年就试期”，最终还是铩羽而归，史称“十上不第”。黄巢起义后，避乱隐居九华山，光启三年55岁时归乡依吴越王钱镠，历任钱塘令、司勋郎中、给事中等职。
　　天祐元年(904年)，罗隐奉吴越王钱鏐命，从瑞安乘木船而上溯江口，步行至吕江涤头村(今属泰顺县新浦乡)寻访寓贤吴畦(原平章事谏议大夫)出山辅政。此为飞云江瑞安至泰顺江口航运最早一次记载。
　　罗隐的讽刺散文的成就很高，堪称古代小品文的奇葩。收在《谗书》里的讽刺小品又都是他的“愤懑不平之言，不遇于当世而无所以泄其怒之所作”(方回《谗书》跋)。罗隐自己也认为是“所以警当世而戒将来”的(《谗书》重序)。 如《英雄之言》通过刘邦、项羽的两句所谓“英雄之言”，深刻地揭露了那些以救民涂炭的“英雄”自命的帝王的强盗本质。最后更向最高统治者提出了警告(意彼未必无退逊之心、正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类似这样的光辉思想在罗隐的杂文中是不时流露的。《说天鸡》、《汉武山呼》、《三闾大夫意》、《叙二狂生》、《梅先生碑》等篇，也都是嘻笑怒骂，涉笔成趣，显示了他对现实的强烈批判精神和杰出的讽刺艺术才能。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对晚唐小品文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非常精辟的见解。他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罗隐在唐末五代诗名籍甚，有一些精警通俗的诗句流传人口，成为经典名言。如“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家财不为子孙谋”“今朝有酒今朝醉”“任是无情也动人”等等。又如讽刺小诗《雪》：“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瑞雪兆丰年，但对贫苦的人民说来，却成了灾难。他的咏史诗《西施》一首也写得比较好：“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第一句多少有一些宿命论的意味，但他反对把吴王夫差的亡国归罪于西施，的确是对传统成见的有力翻案。许多人喜欢他的《赠妓云英》一诗。《唐才子传》中有一段故事，原文如下：隐初贫来赴举，过钟陵，见营妓云英有才思。后一纪，下第过之。英曰：“罗秀才尚未脱白”隐赠诗云：“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英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罗隐才高，云英色艺兼美，如何是不如人呢？只是社会没有给他们机会吧？每次读此诗都会感动，可能是遭遇与他们也相似吧。明代屠中孚说：“若《答云英见诮》及《题新榜》二绝，真堪为之涕落。”（《刻罗江东集序》）
　　罗隐著述甚丰，但散佚严重，今存诗歌约500首，有诗集《甲乙集》传世，散文名著《谗书》五卷60篇（残缺2篇），哲学名著《两同书》两卷（10篇），小说《广陵妖乱志》《中元传》等，另有书启碑记等杂著约40篇（见《全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