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参谋”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邓寇传》：“其有大义，乃诣朝堂，与公卿参谋”。其实，早在战国时期的“羽翼”“幕僚”等就担负着参谋的工作。在我军的将领中，参谋出身的人数寥寥，中将罗舜初是其中之一。不仅人们这么说，就连毛泽东也这么认为。毛泽东曾在评价国防科委的领导干部时说：“罗舜初，参谋出身……”这句话曾经为广为流传。据说，罗舜初也认为自己干得最得心应手的是参谋工作。当然，他当的参谋是“大参谋”。

和国防部长理论
    参谋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提供正确的决策信息，但有时候，这是需要一些勇气和胆略的——
    1953年8月21日至9月4日，彭德怀元帅主持召开了3次军委例会，传达贯彻党中央关于精简节约的指示和修订军队5年建设计划。由于海军的肖劲光司令员外出，他交代罗舜初代表海军参加军委例会。
    在这次会上，彭总对海军发展的设想是“要利用(朝鲜)停战后的时间，训练提高技术战术水平，以便战时扩大……海军不要搞大的舰队，舰艇也不要大。我国工业落后，财力有限。海军任务是保护近海，保护渔船和海上交通。潜艇可多儿条。”
    彭德怀后来把这个想法简化为“先艇后舰”。
    在讨论海军的国外订货计划时，彭总问：“买一艘驱逐舰要多少钱？
“那么贵呀?”彭总说，按当时的价格，这笔钱用来买飞机，可以装备一个歼击航空兵师；用来买快艇或潜艇，也都可以形成一定的战斗力。
谁都能听出彭总的言外之意。见没有人说话，彭总又说：“你们海军要买2艘驱逐舰，我看第一批先买一艘，另一艘等经济好转后再买。”
罗舜初知道，根据1953年6月4日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海军装备和技术的协定(简称“六四协定”)，苏联方面将向中国海军分批提供4艘驱逐舰，第一批是在年内先进2艘。这些驱逐舰对中国海军未来的建设、发展和战斗力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罗舜初，你说说。”彭总点了他的名。
他先是婉转地说：“对于国家目前的财政状况，军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要求海军修改5年建设计划，我们坚决服从并且坚决照办。但是，驱逐舰的事，已经签了协议，而且中央也批准了，恐怕不好再变了。”
“协议虽然订了，还是可以修改的嘛。”显然，彭总不能接受这种解释。
一看彭总真的要砍掉一艘驱逐舰，罗舜初着急了。他忘了自己只是一个来“听会”的代表，站起来对彭德怀说：“彭总，协议可以先撇在一边不谈。单说驱逐舰的作用——在海上作战，驱逐舰一般不能单独执行战斗任务，至少要2艘以上编队航行作战，互为掩护。另外，培养一个合格的舰长，除了补习文化，至少还要5年时间。少一艘驱逐舰就无法进行正常的训练。彭总，千万要保留呀!”
彭总听明白了罗舜初的意思。说：“你是说，要买就买2艘，买一艘没有用?”
“彭总，是这个道理。我国海岸线太长，海军太弱，要想尽快形成一定的战斗力，没有驱逐舰是不行的。”
彭德怀也犯难了，他轻轻地叹了口气，说“这样吧，你去找周胡子，”——周恩来总理在中央苏区和长征路上蓄着长须，所以当时都称他为“周胡子”，“把我的想法和你的意见都说给他听，由他来断。我们都坚决服从他的决定。”
罗舜初到了周恩来办公室，把有关的意见讲给总理听——
周总理决定，按协议规定引进驱逐舰。
后来，这先后购进的4艘苏制驱逐舰被称为人民海军的“四大金刚”，为保卫万里海疆，培养海军人才，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事后，有人说，就你罗舜初胆子大，敢和彭老总理论。罗舜初说：不对，我哪里是和彭总理论，我是在给他当参谋。向最高决策层建言
“文化大革命”中，罗舜初是国防科委的副主任。担任专委主任的周恩来总理和兼任国防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副总理责成他负责协调氢弹空爆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他依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参谋”，是聂荣臻元帅的参谋。但这时的参谋已经有政治风险了——
1967年2月20日深夜，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在认真听取了国防科委、二机部等单位关于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实验准备情况的汇报后，明确拍板，改变原来确定在1967年10月1日前进行氢弹空爆试验的时间，同意这次试验抢在法国之前进行，力争在7月1日前爆响。
  ——这是继1966年12月28日，我国首次氢弹塔爆试验成功后，中央专委的又一重要决策。
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全国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被彻底破坏，要从事这种高度保密又需要各部门密切协作的系统工程，其难度可想而知。在参加氢弹空爆试验的单位中，二二一厂承担的任务最为重要，而这个厂是全国武斗的重点地区之一，连正常的生产秩序都无法维持。为了使二二一厂的科研生产和氢弹试验准备工作不受影响，聂荣臻元帅征得周总理批准，以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宣布在该厂实行军事管制。但军管后仍有一部分人上跳下窜，继续坚持造反。3月4日，周总理和聂荣臻在中南海接见了二二一厂两派群众组织来京代表。聂帅在讲话中，明确规定这个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只准在8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进行，违者将受纪律处分。”
然而，北京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风浪很快吹到二二一厂。“造反派”吵着叫着要求聂老总收回上次的讲话。为了顾全大局，聂荣臻不得不宣布收回对二二一厂造反派的发言纪要。造反派顿时来了精神，贴出大字报，要聂帅“承认错误，接受批判”。
这时已到了5月中旬，氢弹部件加工与生产进入倒计时，如果再听任这些人折腾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那些天，罗舜初寝食不安：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考虑着可以使用的各种对策。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二二一厂暂停开展“文化大革命”，集中力量搞生产和科研。
这个想法一出现，他自己都吓了一跳。谁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是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的。前一段时间他刚因为动员在国防科委门前静坐示威的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们返回学校，而被停职反省，如果再落个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很可能就会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
熟悉罗舜初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思虑缜密的人，这些后果他不会不考虑到。但他最后还是下定了决心。
5月27日，罗舜初到聂帅办公室，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以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暂停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中精力，确保氢弹的加工和进度。二是以聂帅的名义向执行试验任务的试验基地发一指示，要求他们千方百计保证实验成功，确保人员安全。
说完，他们都沉默了——他们都知道这么做的风险，他们都不知道最高层会对此怎样表态。
最后，聂荣臻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对罗舜初说：“你亲自草拟这2份电报稿，尽快送来。”
第二天，聂帅仔细审阅了罗舜初草拟的2个电报稿。立即转呈给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
5月29日，毛泽东主席签发了这个电报；正式批准二二一厂暂停“四大”。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很快，国务院，中央军委将电报发到了二二一厂……
有毛泽东圈阅的电报，当然是最高指示，造反派不敢再造次，工厂的生产得以正常进行。
随后，周总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听取了罗舜初关于各项准备工作的汇报，委托聂荣臻元帅亲赴现场指挥，我国第一颗氢弹于1967年6月17日爆炸成功。毛泽东主席9年前提出的用10年功夫搞出原子弹、氢弹的设想实现了。
给领导“提醒”
经查明、确认国民党的飞机、军舰对我护航目标有敌对行为时，应坚决攻击外，对一切公海上的外国飞机军舰均不得攻击。这个指示讲得很清楚，到现在也没有通知改变。”
这时，陈赓也走到彭德怀跟前，轻声插了一句：“彭总，罗舜初说得对，是有这个文件。主席还对这个文件亲自做了修改。”
经罗舜初、陈赓这一提醒，彭德怀想起来了：当时，海南岛发生了一起我方飞机误击外国客机的事件。毛泽东对此曾严厉批示，称这是犯罪行为，并责令有关领导机关深刻检讨，吸取教训。
彭德怀毕竟是彭德怀，他提高嗓门说：“我刚才讲过的话不算数，回去以后，大家都查一查文件，以军委的指示为准，谁都不许违反。”
后来，有人对罗舜初说：“你怎么敢当着那样多的人给彭总下不了台?你不怕惹得彭总不高兴?”
罗舜初淡淡地说：“他的脾气我清楚。”
在彭总发怒的时候
当领导同志有什么事情忘记了的时候，参谋还有提醒的职责。不要小看这种提醒，有时也是事关重大的。
1955年9月，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率领一个由总参、总后、海军、空军、炮兵、工兵、军械和作战部门的负责同志黄克诚、陈赓、陈士榘、罗舜初等人组成的视察团，前往当时还是海防前哨阵地的福建，检查作战准备工作。9月5日，彭德怀一行在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等人陪同下，来到闽江口的黄歧半岛，这里与马祖列岛仅一水之隔，近在咫尺。当时的形势剑拔弩张，彭德怀率这样多的高级将领亲临前沿阵地，又平添了几分紧张气氛。
彭总仔细观察了马祖列岛的情况，并听取了当地驻军领导的汇报。当地驻军的一位领导汇报了有关情况后，说：“这些天，美国的军舰不断进入我沿海，国民党海军也在马祖一带频频活动，他们仗着有美国老子撑腰，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彭总，战士们都气红了跟，憋足了劲要收拾他们，请彭总批准我们开炮教训教训这帮家伙!”
“我看可以。”彭总似乎也被激怒了。
“彭总，千万不能打!”彭德怀的话音刚落，就听到一声大喊跟了过来。所有在场的人，包括彭德怀在内，不约而同地望去，原来是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
“怎么不能打?”彭德怀厉声问道。
“军委有规定，不能随便打。”罗舜初的语气十分肯定。
“什么时候规定的，怎么讲的?”彭德怀眉头一皱，反问道。
这时，所有目光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罗舜初的身上，不少人为他捏了一把汗。罗舜初不慌不忙地说：“彭总，去年7月，军委下发过一个《关于保卫领海主权及护航注意事项的指示》，明确规定，只除了给领导同志提醒，“参谋”还应该起到上下沟通和润滑的作用。这也十分重要。有时候这种作用非同小可。
1953年，身为海军副司令员的罗舜初和工程兵司令员陈土榘陪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前往华东检查战备工作时，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那次外出视察，彭总兴致极高，不论乘坐军舰出海，还是登上岛礁视察，他都仔细地看，详细地询问，从舰艇性能，海上作战，港口水深，码头建设，到海岸防御等……2月11日，彭德怀一行来到上海的门户——长江口的要冲崇明岛。驻守这里的海岸炮兵团团长在码头迎接彭总一行。
上岛后，团长请彭总先到团部休息，彭总一摆手：“不休息了，先到阵地看看。”
一行人跟着彭德怀往阵地走，彭总问了长江口过往船只的情况，以及外国军舰上的火炮性能等，海岸炮团的团长没能全部答上来，彭总嘴上不说，心里已经有了几分不快。
在岸炮阵地上，彭老总转了一圈，一言不发，罗舜初知道，情况不妙——炮位和弹药库距离太近，且无任何防护措施。
彭总在弹药库边站住了，问：“这是你们的弹药库?”
“是!”连长回答。
“离你们的炮位有多远?”
一听彭老总的口气，罗舜初知道了，他要发火了。
见连长不回答。彭德怀一下子火冒三丈，冲着连长吼道：“为人民服务，你这个连长就是要为全连服务，弹药库离火炮这么近，一发炮弹击中了，全连的人和炮都完了，你还服个鸟务?”
连长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吓得呆住了。
彭总越说越气，一转身，正好看见这个团的团长，劈头就是一句：“你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像你这样的，应当撤职，送军法处!”
在场的人大气都不敢出。
罗舜初清楚，彭总骂头一二句时，你绝对不能插嘴，否则火上浇油。等他骂过了，也搞清了他发火的原因你再解释，彭总不是那种听不进意见的人。
现在，该自己说话了，不然的话，这位团长以后没法工作了。于是，他瞅准时机，走上前去，对彭德怀说：“老总啊，火炮阵地的设计是上面定的，是学来的，责任不在他们。”
“嗯?”彭德怀像是想起了什么。
在北京的时候，罗舜初就向彭德怀反映过，苏联专家提供的火炮阵地图纸有些问题，不大适用于我军战略防御的实际。但那时要求以苏军为榜样，不走样地学，学一整套。对此，彭德怀是有自己看法的。
罗舜初一看彭德怀没再吭气，就势说：“要看的地方都看完了，还是到团部去吧。”
同行的其他领导同志当场提出了改进的办法，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兼防空司令员郭化若说：“炮阵地和弹药所的补救，我们可以提个改建方案和预算，请军区拨经费。”华东军区副参谋长说：“我们来审批。”
去团部的路上，罗舜初再次提醒团里的干部，午饭千万不能搞得太丰盛了，菜要是准备多了，彭总不但不吃，还要发脾气。吃饭的时候，彭德怀一看准备的饭菜十分简单，心里非常满意。落座之后，彭德怀发现团长没有到，就问：“团长呢?”
人们忙去把团长找来，彭总指着身边的位子说：“坐，到这里来。”
团长不敢坐，彭总就拉他坐下，说：“上午我说了错话，不该说把你撤职，送军法处，现在向你道歉。其余的话，如果你认为说的不对，也可以批评。但饭还是要吃啊!”
团长看着彭总和气的面容，不知说什么好，结结巴巴地说：“首长批评的对，是我的错。”
引得罗舜初和饭桌上的人都和彭德怀一起笑了。
郭化若悄声说，这事，多亏了有罗舜初，要不然上下都下不了台。

编者注：罗舜初(1914—1981)福建上杭人。1929年参加闽西农民武装暴动，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参谋等。抗日战争期间，任军委总参谋部二局局长，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参谋处处长，山东纵队参谋长等。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南满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第二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顾问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