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明（1900─1987）广东大埔人。属广东大埔枫朗豫章罗。1925年入党，曾任汕头地委书记，闽南特委书记，1928年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1933年因所谓罗明路线被撤职，调任中央党校教务处长。参加了长征，夫人谢小梅是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0位女红军之一。遵义会议后，罗明被任命为叁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胡耀邦为该部秘书。二打遵义时，罗明受重伤，胡耀邦轻伤。四渡赤水后，陈云代表中央要求罗明夫妇留在贵州，发动群众，开展工作。但是，红军走后，两个外地人根本无法生存，曾两次被捕，组织上留的活动经费也被敌人搜走，只好给人当扫大街的和女佣。又几经颠沛流离，他们到了上海，试图找党，但又被罗明的堂弟、一个鸦片烟鬼出卖给了敌人，再次入狱。因患重病，罗明夫妇被同乡保释出狱，靠谢小梅糊信封维持生活。罗明病好后，两人回到家乡大埔，但因无法证明两人离开红军后的经历，当地党组织不接纳他们回到党内。两人只好以教书为生。1947年，两人赴新加坡教书，1949年回国。解放后，罗明先后担任广东民族学院院长，广东省民委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副主任，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夫人谢小梅退休时仅是21级干部，1981年才被恢复党籍。
1933年2月10日，博古在《红色中华》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创刊，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该报初为周刊，从第50期改为3日刊，从第148期改为双日刊。1933年2月改为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联合机关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改为《新中华报》。〖ZW)〗第51期发表《为着布尔维克的春耕而斗争》一文，提出“彻底进行老苏区的查田运动”，并号召，“动员我们一切力量开展我们在各个战线上的全线进攻”。
毛泽东被解除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后，只保留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职务。中央决定把查田运动交给临时中央政府执行。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要求，毛泽东直接领导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查田运动。
王明上台之前，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虽然经过多次反复，但发展情况基本上是好的。实现了对地主没收其土地、对富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原则。既满足了雇农、贫农对土地的要求，又得到了中农的拥护，地主、富农也得到了适当的安置。但是，由于情况复杂，有些地方还存在着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土地革命还不彻底；那种侵犯中农，过分打击富农的情况也不同程度的存在。
王明上台之后，提出 了“地主不分田，富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三令五申要中央苏区执行符合国际路线和阶级路线的土地政策——重新没收，重新分配。
这套“左”的土地政策，先是以文件形式传达到中央苏区，接着又派中央代表去贯彻执行，但均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抵制。一度在项英主持下的苏区中央局，仍然遵循苏区过去执行的正确的土地政策。
王明上台后，他控制下的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逐条批评了苏区中央局8月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指出，决议案中允许地主及其家属在苏区开垦荒地是给地主复辟的机会，应给予无情的打击与反对。在全苏“一大”上，通过了以“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法，规定已经分配了土地的各苏区及不合本法令原则的则须重新分配。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毛泽东不主张开展普遍的查田运动。在讨论开展查田运动时，他认为，中央苏区土地问题已经解决，应使土地稳定在农民手中，以增加粮食生产，不宜再事查田，动摇农民的生产情绪。1932年尽管苏区中央政局反复要求查田，各地区均开展不起来，始终未形成一个运动。
1933年2月8日，苏区中央局通过了《关于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面前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其中要求，必须完成查田运动，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从先进的区域，动员大批的查田和分田突击队，去帮助落后的与新建的苏区。
5月26日，洛甫发表《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号召开展乡村中的阶级斗争，是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号召必须开展查田运动，把分得了土地的地主和分得了好田的富农统统查出来。为了大造声势，排除障碍，中央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福建发动了反对“罗明路线”，在江西开展了反对“邓、毛、谢、古”的斗争。
罗明，全国解放后，罗明任南方大学校长、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原名罗善培，广东大埔县人，1921年考入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1925年考入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同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中共汕头地委书记，1927年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1928年2月任福建临时省委书记，并作为福建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回国后，长期在闽西根据地领导农民斗争，熟悉本地情况。
1932年3月14日，中共闽粤赣省委在长汀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会议遵照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将中共闽粤赣省委改组为中共福建省委，罗明任代理书记。在进军漳州时，跌伤了腰部，伤口发炎，住进了长汀福音医院。
1932年8月，毛泽东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治病期间，曾对罗明关于闽赣两省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做出指示。不久，福建省委组成前敌委员会，罗明为书记，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与谭震林、方方等到上杭、永定、龙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了胜利，后将战争胜利的经验向连城、新泉、武平及其他一些地区的领导作了传达和介绍。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接受了罗明的指示，紧急动员起来，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1933年1月，罗明根据自己的经验体会，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陈述边区条件差，敌人不断进攻，斗争形势严重，应当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区别于巩固区域的斗争策略。中央得知后，不同意罗明的意见。罗明又在1月底写了《关于杭永岩情况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杨文仲也给省委写信，反映新泉游击区应当适应斗争形势，精简机关，合并群众组织，以便集中领导。
1933年2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公布《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宣布撤销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上杭、永定、龙岩全权代表的职务。5天后，又公布了《中共苏区中央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决定》，称罗明路线是“反国际、反中央、反党的”，已公开走上取消党、取消群众团体的取消主义道路 ，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给省委的信，便是取消主义的政纲。2月24日，中央派代表 到长汀召开各种会议。把省委内对罗明路线斗争不坚决的同志(如刘晓)，指责为对这场路线斗争的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大批有经验的老干部(如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鼎丞)都被撤换。对这样激烈的斗争，罗明是在上杭看到《斗争》报上的文章才知道的。后来，他接到通知，先回省委，又奉令去瑞金作检查。从此，罗明离开了福建，被调到中央党校任教育处长。
1931年8月，邓小平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红七军的工作后来到中央苏区。先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后担任会(昌)、寻(乌)、安(远)中共中心县委的书记。邓小平后担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在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中被撤销了宣传部长职务，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不足十天，又被江西省委召回，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两三个月后，又被分配到总政治部宣传部任干事，并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这些县属于边缘区，在敌人残酷的进攻下，地方武装不足，扩大主力红军更困难，他们斗争的策略也采取了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
1933年3月31日，中共临时中央召开3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并做出决议，认为坚持毛泽东的主张的邓小平等人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并加上反党派别小组织活动的罪名。要江西省各级党部开展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毛泽覃时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唯俊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乐安县委书记；古柏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并要使这一斗争深入到各支部。
在邓、毛、谢、古4人写的“声明”中，批驳了对他们进行的污蔑，指出，“大城市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并用“洋房子先生”的口号讥讽王明一伙教条主义。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以势压人，给他们4人扣上“反对中央局活动”的帽子，并要求这一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
1933年5月，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在宁都召开了“江西省党3个月工作总结会议”，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会议决定给他们以处分：全部或部分地撤销了他们的红军、地方和党的机关的重要职务，并在会上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成他们到基层改造后，再做出新的检查。长期管文件的贺子珍，改当收发。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24师代理师长职务，到红军大学学习。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22页。
贺子珍的妹妹、毛泽覃的妻子、瑞金组织部的副部长贺怡1927年6月，永新右派政变中，贺怡带着父母逃到吉安县清源山(见“第三章”)，父母在寺里做斋工，贺怡则在附近进行地下工作和游击活动。1930年，红军攻下吉安县，贺怡及父母才和贺子珍会合。贺怡参加了赣西南特委的工作，在工作中她结识了毛泽覃，他们由相爱到结婚。也受到了谴责，并要她揭发毛泽覃并划清界限。生性豪爽的贺怡一口回绝了他们：“毛泽覃是个好同志，我没有看到他搞过什么反党活动。他干的是革命，我完全同意，完全支持，我们没有什么界限要划清。”于是，中央要人就撤销她的职务，把她送进党校。当时她已经怀孕6、7个月了，仍受到夜以继日的追查，就是在分娩后也不让她休息。中央党校校长博古甚至要开除她的党籍，经副校长董必武力保，她才保住了党籍，但仍受到党内警告的处分。后把她下放到瑞金一个区去做群众工作。贺怡受到这样的打击，她想不通，就跑到家中和姐姐贺子珍诉说。毛泽东心情沉重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连累。”博古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许多人有了顾忌，不敢接近毛泽东。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毛泽东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在这种逆境中，毛泽东抓紧时间，认真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总结革命经验。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23页。
对于所谓“罗明路线”的执行者和同情者，“左”倾路线要求用“布尔什维克的铁拳头将他粉碎”。中央苏区各级领导多被撤换，甚至被迫害致死，极大地削弱了苏区的对敌斗争力量。拒统计，中央、省等各级领导干部被撤换职务或处分、点名批判的有187人。其中，罗明、刘晓、谭震林、邓小平、陆定一、王首道、方方、李坚贞、方志纯等33人被撤销职务；萧劲光(有人主张杀掉萧劲光，毛泽东坚决反对，王稼祥也反对，他的判决书几次送王稼祥签字，王稼祥对秘书说：“把这个判决退回去，我不能签字。”)、邓子恢、瞿秋白、何叔衡等有的被判5年徒刑、有的给以警告处分或点名批判；福建省委常委、龙岩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郭滴人被下放到军区后勤部当勤务员的教员。
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全文如下：
我们基本赞同中央委员会给中央苏区的指示，并补充说明，解决军事策略问题时应遵循以下原则。保卫苏维埃领土，对于中央苏区固然特别重要，但应保持红军的机动灵活性，不能不惜重大损失让红军固守领土。应事先考虑可能的退却路线，并为此做好准备，在比较偏僻的地方建立可靠的粮食基地，红军可以隐蔽在那里等待形势好转。应避免与敌人的大部队发生不利的冲突，采取诱敌深入，分散敌人，使敌人士气沮丧、精疲力竭的策略，充分运用游击斗争的方式。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存和巩固我们的有生力量，加强军事和政治的学习，提高战斗力，加强纪律性，抓紧继续组建红军的工作。不放弃把相邻苏区统一起来的方针，但还要考虑建立新的和巩固现有的一些根据地，使政府军难于同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斗争。我们估计第四方面军主力肯定已转入四川。我们认为扩大四川、陕南以及可能发展到新疆的根据地意义重大。应该争取从内部去攻克那些残存在苏区，已成为反动堡垒的城市中心。对大城市，在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和取胜可能的情况下，应该采取包围的策略，以便扰乱敌人并把它的军队从苏区诱开，但不能以我们的有生力量损失太大为代价。必须要有从事秘密活动的机构和游击组织，在我们的军队撤走时他们仍能坚持工作和斗争。要继续加强军事和政治的领导。对毛泽东，必须持极其宽容的态度，并给予同志式的劝导，使之完全能够在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局的领导下主持领导工作。
你们还应特别注意苏区的经济政策问题。认真研究并作出相应的指示。请考虑我们的以下设想。经济状况的恶化，迫切要求我们更准确地解释、调整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发展生产、奖励生产、活跃市场、发展商品贸易的各项措施。在老区，没有重大理由，特别要避免重新分配土地。分给农民的土地应该长期稳定下来。富农只有参加反革命活动时才能没收其生产资料。在规定对中农和富农不同的雇工条件时，需要为雇农制定暂行的规则。以前规定的分给富农份地的条件仍然有效，但不能理解为，禁止富裕的农民在苏维埃的监督下出租、购买土地和雇用劳动力。地方苏维埃和党的机关应该认真注意播种、收割问题以及当地可能开展的社会工作。要加强预算制度和节约，要尽可能防止我们的货币贬值。应该鼓励手工业生产和贸易活动，这一点应体现在税收政策和为手工业学徒、工人制定的临时规章中。社会立法、工会等工作都应考虑到经济方面的可能性，及符合红军斗争的利益。要遵循保护工人利益的方针去开展工会工作，支持和组织工人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斗争，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禁止罢工，但不一定采取罢工的形式。所有直接损害生产利益和红军斗争的重大冲突，都应由隶属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劳动机构，吸收发生冲突地区的企业主和企业工会代表参加来解决。
要防止劳动机构的官僚化，劳动机构在解决冲突时，不仅要考虑某个工人团体的利益，而且要着眼于红军和苏区的一般状况。应该比以前更加重视发展合作社运动。我们在苏区的政策应该使苏区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根本不同于国统区，这些政策应该为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宣传苏维埃政权思想提供材料，而且当农村居民看到苏维埃政权比国民党政权优越时，他们也会支持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因此，在红军经过和不能巩固的地区，我们的政策更具有示范的性质。请逐项告知你们的意见。
毛泽东受到中央严厉的批评和谴责，责成他必须在苏维埃系统中以政权的力量贯彻查田运动。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1933年6月1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出了《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6月2日，苏区中央局做出了《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号召在查田运动中，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各级苏维埃中，一切直接、间接阻碍查田运动的人，都应受到严厉的或最严厉的惩罚。
1933年夏天，毛泽东重过大柏地，回忆往事作《菩萨蛮.大柏地》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6月上旬，中共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提出申诉。秦邦宪在作结论时重申，前次宁都会议是对的，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 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03页。
毛泽东在指导查田运动试点中，注意发动群众，调查研究，坚持土地革命中正确的政策，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6月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瑞金、会昌、博生、于都、胜利、石城、宁化、长汀8县贫农团代表大会，21日结束。7月21日至24日，又召开兴国等9县、区以上苏维埃政府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和《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等报告、文章。在当时情况下，他虽不能纠正“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但在他的报告和文章中着重纠“左”。他指出：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在查阶级中，要查漏划的，也要查错划分的。如错划，要赔他土地财产，这种赔还，最能争取群众；将错就错，不肯改正，是完全不好的。下半年，查田运动全面开展起来后，毛泽东指出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工作中心。
指出开展查田运动的策略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去削弱富农、消灭地主。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着土地革命的成败，侵占中农利益是绝对不允许的。由于“左”的影响和干扰，查田运动全面开展以后，仍然发生了许多错误。主要表现为侵犯中农，过重地打击了富农，还伤害了大批干部等。为纠正这些错误，毛泽东作了大量工作。8月，毛泽东对各地区的查田运动作了检查，发表了《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特别强调了“左”倾是查田运动中最严重的危险。
在赣南17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批评了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够忙了，那里有闲功夫作经济工作和见到谁谈经济就骂谁右倾的观点。
10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颁布了毛泽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并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作为土地革命中分析和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与依据。
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发现把富农土地一概没收，只给他们坏田破屋，使富农的家境比雇农还差的情况。明确指出，这样对待富农的政策是错误的。
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了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博古在会上作了《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张闻天作了《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陈云作了《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报告。会上，补选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设立了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改选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11人：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任弼时、陈云、毛泽东、顾作霖、张国焘、陈绍禹、康生；候补政治局委员6人：王稼祥、朱德、***、关向应、邓发、何克全。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处书记，秦邦宪任总负责。董必武任党务委员会书记。并设立了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陈云任部长。
会议提出，全党要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并严厉地批评了毛泽东等执行的土地革命路线为“富农路线”。在这次全会上，“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了顶点。
1934年1月2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693人，候补代表83人，另有1500多人参加了旁听。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致开幕词。
大会选举毛泽东、博古、项英、吴亮平、***、何克全、蔡畅、曾山、张闻天、邓发、王盛荣、范乐春、李维汉、陈云、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何长工、王震、滕代远、宋任穷、冯文彬、董必武、徐特立、梁柏台、顾作霖、张金楼、汪金祥、谭余宝、成仿吾等中央根据地、各根据地、各省市代表共75人组成主席团，梁柏台为大会秘书长。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全国总工会代表***、共青团中央代表何克全、全国红军代表朱德，分别向大会致辞。接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年来的工作报告，朱德作红军建设决议的报告，林伯渠作经济建设决议的报告，吴亮平作苏维埃建设决议的报告。大会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文件，发表了宣言，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新选的中央执行委员175人，候补委员36人。大会于2月1日闭幕。
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全文很长，约45万字，详细地总结了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两年以来红军建设、经济建设、苏维埃建设等方面的经验，提出了当前的任务。文章分5大部分：①目前形势与苏维埃运动的胜利；②帝国主义的进攻与苏维埃政府对于反帝运动的领导；③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围剿”与苏维埃政府反对“围剿”的斗争；④两年来苏维埃各种基本政策的设施；内含10部分，是报告的中心。其中第7部分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题目为《我们的经济政策》。⑤苏维埃在彻底粉碎六次“围剿”即后来说的第五次“围剿”。争取全国革命胜利面前的具体战斗任务(内含4部分)。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为着反对敌人的“围剿”，为着进行革命战争，苏维埃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武装民众，组织坚强的红军，组织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组织关于进行战争的给养与运输，环绕着这个基本任务，应该对民众施行广泛的民主；坚决镇压内部的反革命；调动工人的革命积极性；发展农民的土地革命；执行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保证革命战争的物质需要；实行文化革命，武装工农群众的头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这一个目的：以革命战争去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巩固与发展工农民主政权，并准备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去。
毛泽东指出，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问题；在农业生产中，又应以粮食生产为首位，是同时兼顾经济作物的生产和林、牧、副业的生产；而在农业生产方面最基本的任务则是有组织的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并指出在抓农业生产的同时，要兼顾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毛泽东指出，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的收入，并号召全体军民在增加生产的同时，必须厉行节约。
2月3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陈云、林伯渠、邓振洵、朱地元、邓发、方志敏、李维汉、周月林(女)等17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下设人民委员会(为最高行政机关)，选举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下列11个人民委员部：王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或称部长，下同)，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邓振洵为劳动人民委员，高自立为土地人民委员，林伯渠为财政人民委员，吴亮平为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陈潭秋为粮食人民委员，梁柏台为司法人民委员，曾山为内务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项英为工农监察委员。
会议选举朱德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阮啸仙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委任董必武为临时最高法庭主席。中央政府秘书长为谢觉哉，外贸总局局长钱之光，国家人民银行(后成立)行长毛泽民，中华苏维埃大学(后并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校长瞿秋白，《红色中华》报主笔沙可夫。1934年3月15日，新的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一号训令——《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问题》，指责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以后，各地查田运动中又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给了地主、富农许多反攻的机会。声称，开展查田运动依然是目前的中心工作，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险。第一号训令发出以后，把已经改正的地主、富农重新戴上帽子。随着查田运动向“左”急转，苏区农民的生产热忱受到了很大挫伤，农村荒地增多，红军严重缺粮，增加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