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大陆客家人

罗福星烈士，别名东亚、中血、国权，1886年2月24日生于印尼雅加达，祖籍广东省蕉岭县，客家人。

罗福星周岁即返回祖籍地广东蕉岭县高思乡大地村居住，自幼受祖国传统文化薰陶。10岁时随祖父罗耀南去台，在苗栗公学学习；14岁返回印尼，就读爪哇学校，习英、荷文。18岁中学毕业后，又随祖父赴台，设籍于苗栗一堡牛栏湖庄。直到1907年离台返回故乡为止，他先后居台8年有余。在此期间，亲眼目睹日人残暴统治下台胞遭受的苦难，唤起推翻日治、光复台湾的革命信念，促使他后来加入“中国同盟会”。

罗福星返回广东后，先在故乡大地村学校担任体育教员，并在1907年秋与黄玉英女士结婚。他熟读诗书，通晓中外文，眼光远大，深受当时广东教育总会会长丘逢甲的赏识。1908年，罗福星奉派到印尼视察侨校，1909年，被任命为新加坡中华学校校长，半年后前往缅甸，从事党务宣传，1910年，转任印尼雅加达中华学校校长，其间与胡汉民等同盟会要员往来南洋各地筹款，支持革命。

返台从事抗日活动

1911年春，罗福星赴广州参加3月29日黄花岗起义，起义失败后返回印尼。同年10月，罗福星奉革命党军事领袖黄兴之命赴南洋招募民军，亲自率领乘船抵西贡与胡汉民会合，再一同赴广州增援。广州光复后，罗福星奉胡汉民之命，与朱玉廷率民军2000人经上海入苏州驰援革命党。年底，南北和议成功，于是解散民军，再回原乡执教。

1912年8月，罗福星受革命党人刘士明之邀来到台湾，从事抗日活动，组织“华民联络会馆”，筹划台湾起义。同年12月初赴汕头“台湾革命本部”商谈台湾起义事宜。12月中旬，罗福星、罗国亚等人分别自汕头、福州、东京先后赴台。下旬，他们齐集台北大稻埕举行会议，决定组织分工，分头发展党员准备起义。罗福星负责苗栗、台北的准备工作。因他是客家人的关系，易于接近群众，工作进行得格外顺利。

1913年3月，罗福星认为他们在台湾的起义工作已进行得很有眉目，便托吴颂贤带一封密函赴广州，与广东都督胡汉民联络。这封密函带回国内时，正值袁世凯指使凶手在上海北站刺杀了宋教仁，引发“二次革命”。黄兴正忙于筹备军事策划讨袁。在形势紧张戎马倥偬之际，黄兴仍然非常关注台湾起义的进展情况。同年6月，黄兴派潘某前往台湾协助罗福星积极发展组织。7月，又派陈士、王渊两人赴台视察工作。7月27日，罗福星与陈、王二人在基隆举行秘密会议，由罗福星做工作报告，并且商议如何在台湾起义举兵，驱逐日人。这时台湾起义已届付诸实施阶段。8月1日，胡汉民又派吴颂贤、吴觉民前去了解起义准备情况。根据罗福星所提供的数字，参加组织的人数已达5000余人，前途大有可为，二吴备感兴奋。8月16日，他们和罗福星在台北大瀛旅馆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讨论国内如何接应、支援台湾起义的具体问题。罗福星和二吴都认为应由福建和广东两省联手共同策应台湾起义。因此，8月19日罗福星派金星桥专程赶赴福州，征询福建都督孙道仁的意见。9月18日，罗福星接到孙道仁的回信，后者对于罗福星的建议，除表示完全接受外，还告知闽、粤两省已有准备，愿做台湾起义的坚强后盾。

“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的北洋军大举南下，闽粤支援无形中停顿。虽然突遭如此重大挫折，罗福星和他的同志却毫不气馁，起义之事仍按部就班进行。罗福星风尘仆仆，奔走各地，联络组织毫不懈怠。他赴台南视察，见当地下属组织——“林季商会”即已拥有会员2万余众，于是决定让岛内反日团体统统加入“华民联络总会馆”，以总会馆为总指挥机关统一领导全台起义。

临危不惧指挥若定

1914年3月2日，罗福星满怀热情北上。不料一到苗栗，就接到战友罗庆庚的电话报警，告诉他：“你已经被人告密，警方即将对你采取行动，希望你赶紧躲藏起来，逃过这一道难关。”

放下电话，罗福星经深思熟虑反复权衡，认为日本对台统治素以严苛著称，对于台胞的监控尤为严厉。在这种情况下，躲起来不是办法，反而会使日警方认定他是革命党，来一次全台拉网大搜查，这样可能会连累许多同志被捕。他不愿因个人安危而妨碍起义大计、影响全局。因此决定以不变应万变，内紧外松故示坦然迷惑敌人，仍留在苗栗继续策划起义事宜。同时，他也做好了万一事败牺牲的思想准备。促使罗福星决心留在苗栗不走的另一因素，是他早已在苗栗日本警署内发展了两位战友，即担任巡查捕的邱义质和罗发兴。他相信日警署倘若对他采取行动，这两位战友得到消息必会事前通知。

4月中，罗福星果然被苗栗警署传唤问话。然而罗福星早有思想准备若无其事从容应对，日警署问不出所以然，又没有真凭实据，不久就放了他。5月24日，邱义质又赶来通风报信，说苗栗警署马上又要大举搜捕革命党了。当天下午，罗福星和黄增富、罗国亚搭乘火车回到台北，下榻于大瀛旅社。当时情况紧急，与其坐等待毙不如破釜沉舟、转守为攻，罗福星决定以大瀛旅社为苗栗机关分部指挥所，歃血为盟定期举事。

当时，罗福星在台湾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发动，已经总共动员募集了95631名同志，成立了许多分支机构。由于他们组织严密，人员整齐，加之台胞对日人统治深恶痛绝，自愿回到祖国怀抱；而且保密工作做得好，起义成功的胜算还是比较大的。但人算不如天算，天不作美，这次苗栗大起义最终却因几起偶发事件的牵连而功败垂成。事后分析，他们之所以会在举事前夕被日本警方侦悉，肇因受到台南李阿齐、台中赖来、新竹张火炉和南投陈阿荣4起抗日事件相继失败的影响。这几起抗日义举都是独立性的事件，与罗福星他们组织的起义并无关联。但却由于接连几次反日事件的爆发，引起日据当局的警觉，发动了全面性的岛内保甲大搜查，歪打正着，从而使罗福星精心组织的苗栗大起义受到了波及。
1913年8月间，日警在岛内展开拉网大搜查。苗栗的彭云轩特地赶到台北向罗福星报告：“苗栗方面你要秘密从事，切勿有所泄漏，因为苗栗的会员都是有公职的上流人士，一旦被日警破获，我们的损失那就太大了。”当时，罗福星还叫他放心，不料后来事机泄漏，果然是在苗栗方面。吴颂贤和叶永传便是在这次大搜查中暴露身份而被捕入狱的。

紧要关头从容应变

当时岛内气氛紧张，人人自危，一般民众不是万不得已不敢出门。罗福星为了起义，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8月20日，他再度南下，和台南部各地的分支机关联系，安排工作。九月初九重阳节，他来到苗栗，一直工作到深夜，凌晨2时他召集同志在黄公德家里开会。与会者刚到齐，外面响起紧急敲门声，当时大家都很紧张，罗福星要大家镇定，赶快找隐蔽角落躲藏起来，示意黄公德去应付。黄在大门内低声问：

“是谁？”

“谢绍堂”

屋里的同志们听了都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谢绍堂是机关部的同志。众人纷纷从各个角落里走出来。罗福星看谢绍堂神色仓皇，跑得满头大汗，问道：“你从哪里来？怎么跑得这样急？”

“不好了，我们的机关泄漏了！”谢绍堂迫不及待地说：“吴颂贤和叶永传已经被臭狗（日警）抓去！”

在场的人闻之无不神色大变，唯有罗福星面不改色，镇定地追问：“是在哪里出的事？”

“大湖天后宫。”

“你快说，究竟是怎样出事的？”

谢绍堂喘着说：“吴颂贤和叶永传今天晚上邀集了四五十名会员在大湖天后宫里誓告天地，商议起义事宜。10点多的时候，突然有一批臭狗破门而入，拔出枪来抓人。吴、叶二位和其他几位同志躲避不及，被他们抓走了。”

罗福星听后，当机立断，向在场的同志说：“大家不要慌，也不必走，都留在这里。除此刻在场的同志外，我还要请几位同志出去跑一趟，多找些同志到这里来。”他派人出去分头通知，至黎明4时许，黄公德家里聚集了80多位住在苗栗附近的革命健儿。大家鸦雀无声，静候罗福星指示。

罗福星在此千钧一发的关头，仍从容镇静，谆谆告诫同志们此时更要牢守秘密，严守纪律，并当场宣布了10条注意事项，要大家严格遵守，并将其称为“10戒”，其主要内容包括：吴、叶两位同志虽不幸被捕，但是诸位仍应坚定意志，切勿气馁；万一不幸又有人被捕受刑，切记绝对不连累同志与本党组织；不允许泄漏本党整体机密；不可供出任何同志的姓名；不可供出本党各地秘密机关、事务所的地址；不可供出本党现有人数；万一有人被刑求所迫，供出起义内情及同志姓名，本党同志应讯时应坚决否认。

临危不惧 处变不惊

当场80余名同志举手宣誓，保证将严守上述“10戒”，然后分批散去。众人去后，罗福星又调兵遣将，紧急通知各地同志做好应变准备，恪守“10戒”。

这一天罗福星整夜没睡觉，忙于处理善后事宜，最后一个离开黄家。在苗栗车站候车室出人意料竟与传说中被捕的叶永传不期而遇。当时罗福星可谓一身是胆。当他看清是叶永传时丝毫未显惊慌，当即不动声色地向四周观察了一下，见无人贴近监视，便走到叶身边，故意提高了嗓门问：“叶永传，这么一大清早，你到哪里去呀？”

叶永传也会意地大声的回答：“我到台中逛逛。”

乘其他人不注意，他又压低声音再问：“你有没有泄漏机关部的秘密？”

“没有。”

此时，罗福星已知日本警探虽然抓到叶永传，但没问出什么口供来，所以要以叶为诱饵，放他出来看谁与其联系，放长线钓大鱼。他装做普通朋友偶然相见的样子，故作洒脱的向叶挥挥手道别，然后从容买了一张车票上车。上车后，罗福星特意坐在靠车窗的位子上，密切注视叶永传周围的动静。果然发现叶永传身不由己，由苗栗警署巡查捕罗庆庚押解着登上车来。然而罗庆庚也是罗福星早期吸收的同志，苗栗车站候车室中惊险相遇，是罗庆庚刻意安排的，要为罗、叶找个谈话交底的机会。所以这次有惊无险。

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

到达三叉河后，罗福星派当地同志赴大湖，调查吴颂贤、叶永传等人被捕的实际情况。翌日下午，又转赴台中，与当地战友商讨起义事项。经了解，获知吴、叶两人被捕后虽遭严刑拷打仍坚不招供；日警正在大力搜捕，数日内已有近百人被捕。

9月13日，罗福星赴五湖庄，部署袭击日本军警事宜。在后垅火车站遇到刘士明，刘向他报告说日警正在追查吴觉民。吴觉民是吴、叶的上线领导。罗福星不为所动，继续外出布置工作。9月16日，大湖日本邮局局长及两警察被杀。日警疯狂报复，昼夜追捕革命党人，全岛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1913年11月20日，日“总督府”下令拘捕250余名台胞，其中6人惨遭杀害。

罗福星本人因得到同志的全力掩护，一直未为日本警方所侦悉。鉴于形势不利，为保存力量，他与周齐仔准备偷渡回国，俟机再起。12月16日，他们由台北前往淡水，夜宿淡水奎柔山庄保正陈金枝家，次日午后离开。不料罗福星前脚刚走，陈及其舅李烟山即向淡水兴化店派出所告密。12月18日凌晨，罗福星与周齐仔被捕，押送苗栗临时法院。当时，与罗福星前后被捕的同志有上千人，此即在台湾抗日史上著名的“苗栗事件”。

英勇就义 浩气长存

罗福星被捕后虽遭严刑逼供，但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他在狱中慷慨陈词：“为忧国忧民，毙而埋尸台湾，永为台民纪念…虎死留皮，人死留名，古今英雄同此志气”，并从容赋诗：“杀头宛如风吹帽，敢在世上逞英雄”，显示出视死如归的英雄本色。1914年3月33日，罗福星从容就义，当时年仅29岁。

罗福星自投身祖国革命以来，即以振兴中华民族为己任，多次出生入死为革命奔走；尤其是为了台湾的光复不避艰险身入虎穴。罗福星自1912年开始先后筹划了4次起义，以图推翻日本统治，使台湾回到祖国怀抱。虽然起义失败，但他是为祖国统一、台湾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捐躯，虽死犹荣。

1945年台湾光复后，台北忠烈祠树立了罗福星烈士牌位和铜像；在苗栗大湖，当地民众筹资兴建的昭忠祠、塔，做为追思凭吊先烈的地方。1986年，在罗福星百岁诞辰纪念日前夕，岛内特发行纪念邮票，以缅怀这位为台湾人民英勇献身的英雄。

（原载台湾《中外杂志》月刊2003年7月号，题为“客籍抗日烈士罗福星殉难经过”。编辑时进行了删节并对文字做了处理，大小标题亦重拟。）

《台湾周刊》2003年第3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