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罗文干 1932 年 1 月 28 日至 1933 年 12 月 2 日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在担任外长期间, 他处理对日问题的基本立场是中国对日本的侵略要坚决抵抗, 在此前提条件下再依靠英美等国解决中日冲突, 而不是完全依赖他国; 同时, 由于日本企图通过同中国直接交涉以强迫中国接受其奴役条件, 罗坚决反对同日本直接交涉, 反对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就他同蒋介石的主张来说, 既有相同的一面, 又有矛盾的一面。由于在依靠西方国家政策上具有相同的一面, 蒋任命罗兼任外长; 由于在是否坚决抵抗和是否妥协的问题上不同, 两人之间爆发了一系列矛盾, 罗因之被免职。
关键词　罗文干　诉诸国联　对日直接交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采取何种对日政策成为国民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之一, 对日政策的制订与执行非常重要。 在1932 年 1 月至 1933 年 12 月间, 出长外交的是非国民党员的罗文干。罗文干, 广东番禺人, 英国牛津大学法学博士, 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财政部长和外交总长。在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当天, 他以司法行政部长的身份兼任外交部长。国民政府为什么以一个非国民党员的罗文干来出长外交呢?他的对外主张同蒋介石有何区别呢?他是如何推行对日政策的呢? 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着罗文干在一二八事变、东北问题和华北问题中的言行来进行探讨。

一　罗文干出长外交的背景:国民政府推行诉诸国联的政策　　以一个非国民党员的罗文干来出长外交, 必然有着深刻的背景。如果不分析一下这个背景, 就不能了解罗文干出长外交的深刻原因。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立刻设立了专门处理对日问题的机关即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 以戴季陶、宋子文为正副委员长, 顾维钧为秘书长。采取什么样的对日政策在这个特委会内引起了争论。以宋子文、孔祥熙、顾维钧和罗文干等人为代表的一方主张诉诸国联, 以上海市长张群和驻日公使蒋作宾等人为代表的另一方主张对日直接交涉解决问题, 反对诉诸国联。为了反驳张群等人的主张并说服蒋介石, 宋子文等人列举了种种理由。综合起来如下:其一, 全国人民和舆论明确要求坚决抵抗, 反对对日直接交涉。 1931 年 9 月 28 日, 北平各界 240 多个团体 20 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 要求张学良“电请东北各地方政府在日本暴力之下, 不得直接交涉”。上海救国会朱庆澜、史量才等人也在 12 月 2、3 两日连电国民政府提出同样的要求。亲英美派将这些电文在特委会上展示出来, 并据此指出: 国民党对于处理此次事变的方略, 必须以国民的意向为依归。 倘若国民党失去舆论的支持, 便将失去政权, 国民政府亦即无法存在。

其二, 日本要求同中国直接交涉, 居心叵测。宋子文、顾维钧等人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两三天内曾向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提议由双方知名人士组成中日委员会来协商解决冲突。 日方回答说:“除非该委员会解决一系列问题, 比如在东北的朝鲜人的地位、铁路问题以及日本在东北的地位等一系列问题, 否则日方不接受。”还明确要求先谈判后撤兵, 要求中方“尽可能地开辟出一条日华直接谈判的途径”。亲英美派认为日本此举的目的很清楚,即企图在兵占东北的情况下通过谈判强迫中国实行二十一条, 因此当然不能对日直接交涉以使日本的野心得逞。其三, 国际间存在着一种共同遵守的维系世界和平的公理即“国际道德”,其核心就是“一切国家要保持他领土的完整、主权的完整及行政的完整”;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和九国公约规定了各国不可用武力作为推行国策的工具, 规定了各国“一致主张必须尊重中国领土主权行政的完整”,规定了中国推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 而日本的侵略行为“很明显的破坏了这些规定”。国联有力量成为“主持国际公道并维持世界和平之机关”,况且它在 1925 年还成功地处理了希腊、保加利亚两国间的边境冲突。因此,“如国际间是非尚未泯灭, 对此次日军之侵略与我之不抵抗而大规模受攻击, 世界当能更予以正当之评判”。至于美国, 它虽然不是国联会员, 但它是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的发起国和签约国, 当然“必深切关怀”。其四, 中日冲突显然“不是中国和日本两国 (间) 的, 而是世界和平的关键”。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起初是德国和法国两国的战斗, 但后来各国都卷入了战斗旋涡”。日本同当时的德国行动一样,也在于破坏世界和平。因此, 中国诉诸国联, 在外交上“可得许多胜利”。其五, 蒋介石的政敌两广方面企图在直接交涉上做文章, 搞垮蒋介石集团, 从而出长中央政权。顾维钧声称, 他们“开始看得越来越清楚, 政治上的混乱形势 (指当时蓬勃兴起的要求抗日的学生运动) , 虽然表面上是由攻击政府对日直接谈判的政策引起的, 但是实际上是由全国反对委员长及其集团的各派力量促成的”,这种企图“使得对日谈判不能实现”。上述理由反映了对日政策激烈争论的程度。宋子文等人认为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不能对日直接交涉, 必须依靠欧美解决中日问题。这些理由尤其是两广方面的企图说服了蒋介石。他拍板决定: 既然中国单独对日有“许多顾虑”,那么中国“自应信任国联,始终与之合作”。特委会也就决定采纳和推行诉诸国联、利用美国的政策, 如果迫不得已而必须对日交涉, 也必须在国联所定原则之下和照拂之下进行。既然决定推行诉诸国联的政策, 自然要以一个具有英美背景的人来担任外长。时任外长的王正廷虽然是美国耶鲁大学的硕士,并在日本人眼中是一个“推行革命外交的急先锋”,但因为学生的殴打而辞职。谁来继任外长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在巴黎和会上震动世界的顾维钧发表谈话说, 他个人认为亲英美派的核心人物宋子文“可能成为王正廷的继任者”。宋子文则认为顾维钧更适合担任外长, 因为他不但具有欧美背景, 而且熟悉国联历史, 口才流利, 同北平的张学良关系也较密切。于是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施肇基继任外长并以外长身份驻在国联而不能到任的情况下, 宋子文向蒋介石推荐顾维钧署理外长, 以顺利推行诉诸国联的政策。虽然不久, 宁粤合流, 国民政府发生人事变动, 顾维钧随着蒋介石下野而辞职; 随后又经过一番权力斗争, 蒋汪合流, 排斥孙科、陈友仁绝交抵抗的主张, 继续推行诉诸国联的政策。宋子文、顾维钧等人乃推荐罗文干出长外交。因为罗拥有几方面的资格: 其一,他同顾维钧、王宠惠关系密切, 三人具有政治联盟的关系。顾维钧是著名的外交家, 王宠惠不但是国民党元老, 而且是孙中山的密友。顾、王二人对国民党的政治生活均能产生重大影响。其二, 他口才流利。留学英国攻读法学博士学位期间, 曾在全英英语演讲比赛中获得第二名。一个中国人获此殊荣, 震动英国。其三, 他同坐镇华北的张学良的关系密切。特委会成立后, 他同顾维钧、刘哲成为特委会的成员, 就是由张学良推荐的, 以反映张的声音。其四, 他能力较强。国民党中央发表评论说他“学贯中西, 为我国法界泰斗。任事公正无私, 临难不屈不挠”,“满腹经纶, 动静得时”。由于罗拥有这些条件, 蒋介石接受宋子文等人的推荐。于是, 罗文干开始了他一生中任要职最长的时期。上述表明, 罗文干代表亲英美派方面来出长外交, 推行诉诸国联、依靠英美的政策, 绝非偶然。他在外长任上的一言一行都是这一政策的体现。如果有悖于这一政策, 他是不会以外长身份出面推行的。如果改变这一政策, 他的任期也就会到头。

二　解决一二八事变的主张:坚决抵抗与中日冲突整个解决　　罗文干出长外交的当天, 就爆发了一二八事变。由于这次事变发生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家门口, 因而罗的首要任务是处理一二八事变而不是东北问题。众所周知, 一二八事变的结果是中日双方签定了《淞沪停战协定》。那么, 罗文干同该协定的签定有何关系,同蒋介石的政策有何异同?从整个一二八事变的处理过程中, 明显看出如下两点。其一, 罗文干要求坚决抵抗日军的侵略, 这同蒋介石有限度的抵抗、以抵抗求和的政策是有区别的。由于上海是国民政府的经济中心, 而且地邻南京,“攻上海即系对于首都加以直接危害与威胁”。日军进攻上海, 蒋介石当然不能容忍。他在 1931 年 10 月就决定: 日军如果进攻上海, 我军应“即行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后, 蒋即于 1932 年 1 月 30 日发表《告全国将士电》,号召“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 以与此破获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这表明了蒋介石要抵抗的态度。罗文干对此是欢迎的。他在蒋介石发表通电的当天, 除了同宋子文等人一道向美国驻宁总领事贝克表示蒋的通电代表了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共同意志外, 还以外长的身份发表声明, 指出:“中国政府现已决定, 此后日本军队对于中国领土如复有攻击, 则必尽其能力之所及, 从事正当防卫。”但是蒋介石的抵抗是有限度的, 目的在于以抵抗求和, 用何应钦的话来说就是“本自卫限度, 勿使事态扩大, 而期得到各国同情,予暴日以悟境, 稍戢凶先锋, 另寻和平解决”。因此, 蒋在第十九路军挫败日军的连续进攻后, 采纳汪精卫、何应钦“适可而止”的建议, 于 2 月 13 日在南京浦口召见汪精卫、宋子文、罗文干和何应钦等 人, 指示他们趁第十九路军的胜利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这同罗文干的坚决抵抗的主张相矛盾, 于是在 2 月 13 日至20日之间, 爆发了罗文干兼任外长以来同蒋介石的第一次大争吵。就在蒋决定“适可而止”的这次会上, 罗文干指着何应钦骂蒋介石:“弱国无外交, 前几天十九路军打胜仗, 英、法大使馆不断的来电话约我去谈话……非常的看得起我们。好啦! 你们不出兵援助,前方一打败仗, 我跑到人家大使馆里去, 坐半点钟, 都不出来见我! ”他气愤地说: 国家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水来土掩, 兵来将挡,“局势到了这样严重, 你们都不出兵去打, 你们叫我办外交, 人家都不肯见我, 办什么外交?”何应钦哑口无言, 蒋介石低头不语。紧接着以如何处理日军新任攻沪总司令、师团长植田谦吉 2月 18 日要求中国军队后退 20 公里、否则日军“不得已采自由行动”的通牒, 罗文干同蒋介石又一次发生争论。宋子文当晚在上海召集在沪特委会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委员开会讨论, 决定坚决拒绝。会后, 宋发表中国其他军队将与第十九路军共同作战的谈话。次日晨, 罗文干回宁见汪精卫汇报他们的决定。汪对此不满, 召集在宁国民党要人开特委会“为精密之研究”, 拒绝宋子文、罗文干等人增兵援助上海的建议, 推行蒋介石“适可而止”的指示。罗文干对此决定自然十分反对。本来, 一个外交部长采取的行动应该同政府首脑的行动保持一致, 可是, 罗以外长身份和汪以行政院长身份分别发表的声明和通电, 体现出罗等人同蒋汪等人的矛盾。汪精卫在通电中虽然也表示“倘日本军队再行进攻, (中国军队) 惟有遵照政府命令, 竭力抵抗”,但他的重点在于表达求和的愿望。因此, 他历数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的和平主张, 尤其强调一二八事变以来中方在英美等国调停之下的和平苦心, 更重点表示:“如日本政府确能命令日本军队即日停止侵略行动, 而为进一步诚意之表示, 则吾国贯彻维持和平之初衷, 仍愿加以善意之考量也。”并相信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上海市长吴铁城“必能根据政府意旨, 妥善处理”。在日军即将进攻面前, 一个政府首脑发表求和的通电, 显然不适宜。然而罗文干的声明却与此不同。他强调指出: 日军的最后通牒“不但对于中国国民予以重大威胁, 且实系对于国联之权威及《非战公约》、《九国公约》等国际协定之尊严予以直接之挑战”,从而“危及中国主权及国格”,中国绝对不能接受。如果日军凭借其新式武器发动大规模进攻, 那么“中国在沪驻军为保卫中国土地计, 迫不得已, 亦惟有从事自卫, 奋斗到已”。该声明一方面表明了亲英美派依靠欧美的主张, 另一方面表明了坚决抵抗的决心。全声明中看不出有求和的意思。难怪日本驻华公使称罗文干同陈友仁一样“都是左派”。其二, 在解决一二八事变的过程中, 罗文干主张依靠欧美, 东北问题连同上海问题一块解决, 为此, 上海问题可以不急于处理。这同蒋介石急于解决上海问题的政策不同。日军侵略上海, 直接危害到英美等国的利益, 英美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 英国殖民地部长托墨斯 2 月 2 日在国联大会上声称:“现在上海发生冲突, 枪炮飞机, 无所不用, 虽无开战之名, 而有开战之实。国联于此, 自难漠视。倘竟听其延长, 则国联宪章、非战公约以及九国公约, 必皆失去全世界之信任。”因此, 英美等国积极斡旋中日冲突。同一天, 英美等国公使向中日双方提出停止冲突的4条建议。前 3 条分别为停止敌对行为、双方军队撤除上海和设立中立区, 后一条说:“假如这些条件被接受, 将根据巴黎非战公约和12月 9 日国际联盟决议的精神, 劝告双方不预先提出要求或保留并且在中立的监督者或参加者的援助下, 为解决两国间现存的一切纠纷而促进其谈判。”虽然第二、第三两条有损于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但罗文干和宋子文、顾维钧等人认为也可以接受, 因为第四条明显规定中日双方在欧美的介入下, 根据非战公约和国联决议, 通过谈判解决包括东北问题在内的一切中日冲突, 而不只是解决上海问题。这与他们关于中日冲突整个解决的主张“颇相符合”。因此, 他们要求蒋介石“及时接受, 以图中日间各问题之总解决”。蒋介石接受他们的建议。于是, 罗文干回照英美等国公使, 除了将中立国和中立国军警字样改为第三国和第三国军警外,同意各国的建议。罗自己坐镇南京, 以顾维钧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前往上海负责同英美等国公使进行接洽。日方认为英美等国的建议涉及到东北问题而拒绝, 并且积极增兵上海施加压力。上海问题有旷日持久之势, 怎么办? 从 2 月 4日到该月下旬, 整个解决与分开解决在国民政府内引起了强烈的争论。2 月 4 日特委会开会时, 汪精卫提出“先决沪案”。罗、顾等人“力持不可”,指出: 既然英美现在积极出力调停,“正宜趁此时机解决全部悬案, 倘局部先决沪案, 时机一去, 沈案益将辣手。我方对于第四条自应坚决主持, 以期贯彻。”同天, 罗发表公开谈话指出:“中国领土主权是整个的。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 曾经历次国际公约之保障, 决无在整个国家之领土主权范围以内, 东三省问题与上海问题可以分别解决之理; 况且日本对中国的武力政策亦系整个的, 其军事行为即秉此一贯政策而发。”2 月 6 日, 他针对日本代表在国联大会上关于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为两事的声明, 电令施肇基给予驳斥。在 2 月 7 日同各国公使的上海协商中, 宋子文、顾维钧等人也坚持这一立场。上海问题的谈判立刻僵持起来。蒋介石担心上海问题拖延下去影响到“剿共”政策, 于是改变态度。 他授意何应钦 2 月 8 日致电宋子文等人, 指责由于“诸同志”主张上海问题连同东北问题整个解决而“毫无结果”,声称“如诸同志仍坚持强硬并依赖国际或列强之帮助, 势必纡缓迁延, 牺牲我十九路军净尽而后已”,要求“从速设法先行停止战争。至于整个问题, 则待外交正式之解决, 庶不致益加扩大糜烂而不可收拾也”。同时避开外交部, 在 2 月 10 日左右, 安排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王俊和军政部次长陈仪, 分别在上海和南京同日方直接“疏通”。接着在 2 月 13 日, 蒋正式面告罗文干, 如果日军答应不再进攻闸北、双方军队撤至相当地点, 就可以先行解决上海问题。这样, 罗文干等人整个解决的主张由于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相矛盾而得不到推行。2 月 16 日, 蒋介石同汪精卫以及早已回国的驻日公使蒋作宾决定同日方直接交涉, 避开罗文干等人, 由汪精卫出面负责进行。罗文干对此虽然愤怒, 但也无能为力。3 月下旬, 解决上海问题的会谈正式开始后, 他把怒火发在主持对日妥协的汪精卫的头上, 南京上海一带关于罗文干“向中央提出辞职、经行政院长慰留”的消息甚为流行。罗文干 4 月 17 日的公开谈话证实了这一消息,他说:“自任职以来, 无时不兢兢业业, 惟恐有失, 有负中央付托之意。亦无时不向汪院长呈请辞职, 以让贤路。”从而把他同蒋介石在处理上海问题的不同意见而发生的矛盾公布于众。从上述争论来看, 罗文干的主张反映了国民政府内一部分人士以日军进攻上海为契机, 要求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正在蒋介石向罗文干决定“适可而止”、局部解决的 2 月 13 日这天, 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以孙科领衔发表支持罗文干的主张的通电; 3月 4 日, 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也决定:“全国军队应以国防为主目的, 剿匪为副目的。”即要求将抗日放在首位。而罗文干等人的主张得不到推行的实质原因也正在于它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相矛盾。 如果要坚决抵抗, 蒋介石势必要从“剿共”区域抽调军队, 甚至改变“剿共”政策; 如果上海问题连同东北问题一块解决, 蒋介石势必将主要精力放在对付日军的侵略上, 也会影响或改变“剿共”,这当然是蒋介石不能答应的。

三　东北问题:诉诸国联, 要求抵抗与反对直接交涉　　《淞沪停战协定》签定后, 罗文干同蒋介石的矛盾并未结束。罗要求蒋完全排除对日妥协的政策, 多次以辞职“劝告”亲日派头子汪精卫“早些走开”。蒋怎么办? 虽然《淞沪停战协定》是汪精卫出面直接指示郭泰祺同重光葵谈判签定的, 但是同罗文干等人要求英美等国介入分不开。蒋介石一方面为英美等国介入上海问题而使日军从上海撤走感到欢欣鼓舞, 另一方面认为在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以前尚无对日直接交涉的必要, 因而决定继续推行依赖英美处理东北问题的政策, 当然不会让罗辞职。于是, 汪被迫因“病”于 1932 年 10 月 22 日到欧洲休养, 其行政院长一职由亲英美派头子宋子文代理。对于罗文干的“辞职”,宋 10 月 25 日以代理行政院长的身份表示, 其外长之职决不变动, 因为自罗出长外交以来, 折冲樽俎, 颇著劳绩; 况且“现国联大会为期已迫, 罗氏主持中枢外交, 厘定方针, 策应我国出席国联大会代表, 中央依畀正殷, 现时决不变动”。这样, 罗文干郑重表示, 由于东北问题是“中日纠纷之根本问题”,他要全力以赴。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中央日报》也在 11 月 21 日刊载了罗文干、顾维钧、颜惠庆和郭泰祺等人的简历, 向世界表明了国民政府正在推行依赖英美政策的人物阵容。这表明, 罗蒋两人的态度取得基本一致, 在形势未发生变化以前, 双方不会有较大的矛盾发生。在这种背景下, 罗文干在日本侵略东北的一系列重大活动上,千方百计唤起欧美各国的注意, 希望它们能遏制日本的侵略, 以解决东北问题; 同时, 强烈反对英国的袒日立场。这从几个事例可以得到说明:其一, 在日本制造伪满傀儡活动上, 主要有两事。 1. 日本政府1932年 8 月 17 日通告国联称所谓“满洲国之成立, 系该地住民之自发行为, 与日本政府毫无关系”,至于日本派遣的全权大使仅系日本政府所任命, 并不递交国书。对此, 罗文干同一天发表声明指出:“伪满洲国为日本一手制成之傀儡, 对自己造成之傀儡而派遣大使, 信乎其为非寻常意义之大使, 其不需递国书自系当然之事。”因此世界各国对此“不可漠然视之”。2. 9月 15 日,《日“满”议定书》出笼。下午, 罗文干得到该项文件, 立刻同外交部两次长徐谟、刘崇杰及各司司长仔细研究, 拟定对日抗议书和致九国公约签字国照会, 经次日宋子文主持的行政院会议通过后, 即急电驻日公使蒋作宾和驻欧美各国使节, 同时向各国驻宁使节分别递送。抗议书再次重申日本的侵略行动违犯了国际公法基本原则及法律初步原则与人道观念, 违反了非战公约、国联盟约、九国公约和国联历次关于中日冲突的决议, 表明中国政府“保留其在现状下国际公约与条约上所赋予之权利”;致九国公约签字国照会指出, 世界各国如果坐视日本的侵略行为而不采取正式有效之应付方法, 那么受害的不止是中国,“即世界和平亦受不祥之威胁也”。其二, 在日本掠夺东北一系列利权上, 主要有二事。 1. 关于日本劫夺东北海关。罗文干于 7 月 6 日发表英文谈话, 指出日本此举“不仅侵犯我国海关行政之完整, 抑且损害内外债之担保”,各国要想解决中国内外债担保, 就“应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 科其责任, 绳其谬失”。2.关于日本自 1932 年 4 月至 8 月掠夺东北盐税达 109万元左右一事。由于东北盐税是国民政府用来担保 1907 年英法借款、1910 年湖广借款和 1912 年善后借款, 日本的掠夺必然影响到国民政府的偿还, 因而罗文干于上述借款 1932 年 9 月到期时, 照会英、法、美等有关国家, 指出日本的掠夺“破坏国际间利益, 影响中国担保外债之税收”,要求各国“应加以严重注意”。其三, 密切注视国联大会对东北问题的处理, 一旦国联大会有不利于中国的举动时, 罗文干立刻设法加以纠正。这主要表现在他对英国的态度上。在日军 1933 年初兵犯热河直接同欧美利益冲突以前, 英美等国还企图牺牲中国, 唆使日本占领东北后北上侵略苏联。因此, 英国代表西门 1932 年 12 月 6 日在国联大会上竟然声称:“满案非一国以兵力侵略邻国边界, 满洲问题是非世界它处可比拟。其解决不能徒作理想, 应注重实际。”也就是说各国应承认日本侵略东北的既成事实。英国甚至主张在国联关于中日争议的报告书中不明文规定不承认伪满。罗文干立刻在 12 月 7 日紧急召见英国驻华代表, 提出强烈抗议, 指出“大国不敢谴责强盗, 反而企图向受害的一方施加力”,这种情况“逼得中国无路可走”。他接着多次指出:“最为吾人之心腹大患者, 厥为英外相西门之袒日”,其行为不仅想破坏国联 1932 年 3 月 11 日作出的关于不承认“以违反国联盟约及巴黎公约之方法所造成之局势”,而且想破坏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之效力。他表明中国的态度:“如果国联因受大国不断影响而炮制出一项软弱和令人不满的决议, 我们不能屈从接受。”而且中国“将断然退出”国联。他还向美国驻华公使詹森表示, 英国的一系列行为表明英日在设法结盟, 两国结盟如果形成, 必然不利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詹森大为所动, 说他要立刻向本国政府反映。这些事例表明, 虽然英国最终是因为日本兵犯华北而改变立场的, 但是作为亲英美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罗文干是从中国利益来推行诉诸国联政策的; 如果英美的立场有悖于中国的利益, 罗的立场也会转变。罗蒋两人不会有较大的矛盾发生, 并不等于说他们在这一期间没有矛盾。这矛盾仍然表现在是否对日抵抗上。就蒋介石来说,解决东北问题有和平和武力两种途径。他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未改变以前, 决不会对日强硬起来, 因而武力抵抗在一段时间内不会采取。可是又不能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动熟视无睹, 于是就采取和平的途径。和平的途径有两种, 一是诉诸国联, 依靠英美; 二是同日本直接交涉。如前所说, 蒋介石采取了亲英美派的建议, 把中日冲突暂时让国联来讨论评判, 因此他宣称: 中国政府“对于国联之信仰始终不变”,深信“国联必能确定办法, 为中日问题谋一公平适当之解决”。虽然这不能说蒋介石就完全把东北问题交由国联来处理, 但也不能否认蒋有过依赖英美解决的幻想。因为他在这一期间, 也曾试图同日本直接谈判解决东北问题。他曾经打算起用主张对日直接交涉的驻日公使蒋作宾为外长, 取代罗文干。他还在1932年 8 月 25 日致电被视为亲日派头子之一的黄郛, 称“如日方有可与接洽之人, 不妨先与接洽”。驻日公使蒋作宾本因强烈反对诉诸国联政策而拒绝返日到职, 也在蒋和汪精卫“使两国渐渐接近, 感情尤关重要”的指示下于 7 月 8 日回到日本, 连速拜访日本各政要。蒋介石的意思很明确, 设法用和平的途径 (无论是诉诸国联还是对日直接交涉) 解决东北问题, 武力抵抗暂时不能采用。就罗文干来说, 虽然他也曾幻想国联能够解决东北问题, 但很快就认识到这不可能, 因而抛弃了幻想, 说:“吾之诉诸国联, 亦不过呼请伸张正义, 在道德上获一胜利而已。”他在 1933 年 2 月 14日国联大会通过李顿调查报告书、认为中国“于道德上已获得完全之胜利”后, 强烈要求蒋介石采取对日抵抗的政策。2 月 17 日, 顾维钧、颜惠庆和郭泰祺联名致电国民政府, 指出:“报告书的通过达到了我国向国联呼吁的主要目标, 并给我方以行动之自由”,即“中国可以采取主动措施的自由”,“它包括与日断绝外交关系和对日宣战的自由”。3月 2 日, 顾维钧等人提出了具体的召回驻日公使、接管日租界和彻底断绝经济关系的断交方案。罗文干坚定地支持这一建议, 向蒋介石建议利用日本 2 月 24 日宣布退出国联之机, 同日本断交; 同时通知蒋作宾作好准备, 一旦接到外交部紧急通知, 马上离开日本回国。自然, 罗文干的建议在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情况下被搁置了。此外, 针对蒋介石企图对日直接交涉的打算, 罗文干坚决反对。他一方面迭电命令蒋作宾终止同日本各要人直接接触, 一方面于 12 月上旬致电为蒋介石的打算而“感到沮丧”的顾维钧等人, 说他已经向蒋等人表明了反对意见。在罗等人的反对下, 蒋作宾被迫终止同日方接触, 蒋介石也“断然否认他本人赞成与日本交涉的谣传”,声明“值此国联对中日问题严重关注之际, 炮制此类谣言显系妄图将国联引入歧途, 混淆世界视听”。后来, 蒋介石的一次讲话不但再次证实了他在这一期间有过对日直接交涉的打算, 而且反映了他同罗文干等人在此问题上的矛盾, 他说:“九一八事变既起,当局迟回却顾, 坚持不撤兵则不交涉之原则, 致使日本缓和派不敢抬头, 军人气势日张, 问题愈陷僵化。就是沈阳陷落 (日军) 尚未侵入关内的时候, 也还有使日本止于锦州、徐图转换局势的可能。可惜步步错过, 以造成此后不可收拾的局面。这不能不说当局没有决心及不负责任之所致。”国联对东北问题的处理, 以通过李顿调查报告书和日本退出国联而告结束, 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无可奈何。 正是在国联处理期间, 东北局势不但丝毫没有得到缓和, 反而更加恶化, 日本成立并承认了“满洲国”。 因而, 国民党内其他派别强烈谴责罗文干等人“把国家弄到这种地步”。这就预示着国民政府内另一场对日政策之争就要到来。

四　华北问题:坚决抵抗, 反对对日妥协　　日军侵略东北得手后, 把魔爪伸向华北, 华北局势立刻紧张起来。如何处理华北危局立刻摆在罗文干的面前。他的基本态度是:其一, 坚决抵抗。1933 年初, 日军进攻榆关。罗文干立即致电驻军指挥官何柱国要求坚决抵抗, 指出榆关事件是中日问题的一部分, 同上海事件不同, 决不能当作局部问题就地解决。他还致电张学良, 强调认为: 如果坚决抵抗, 那么“一项根本解决东北问题的办法就可能在望, 而且我们越显示抵抗决心, 天津和北平就越安全”。1月 21 日, 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发表侵略热河的演说。2 月 23日, 日本驻上海领事上村奉令照会罗文干, 赤裸裸地暴露侵热的野心。对此, 罗文干在亲自拟定的声明和回照中除了进行针锋相对的驳斥外, 表示: 中国军队要坚决抵抗,“其因此发生之事态, 应由日本政府负其责任”。此后在各种场合, 罗文干都强调“无论日军攻至何处, 必抵抗不屈”。其二, 在坚决抵抗的前提下, 设法利用英美等国介入遏止日军的侵略。在日军侵略榆关时, 罗文干在声明和致驻国联代表颜惠庆的电令中, 要求国联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他还要求英美驻华使馆派人到榆关调查真相。在 1 月 10 日, 他进一步向英、美、法、意、比、荷、西七国分致节略, 抗议日本非法利用《辛丑条约》的特权侵略榆关, 要求各国注意日军的行为。长城抗战开始后, 他在 3 月13日声明表示, 如果各国不设法制止日军的侵略而致使“事态扩大, 则中国不负责任”。罗文干的上述立场是否体现蒋介石的态度呢? 可以说, 在1933年 3 月底以前, 罗蒋两人的主张是基本相同的。这是因为日军侵略华北, 严重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 蒋不得不下令抵抗。日军兵锋指向长城时, 蒋调中央军 3 个师北上, 这是其嫡系军队第一次进入华北。与此同时, 蒋也幻想英美等国能够制止日军的侵略。这样, 蒋、罗及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人 1 月 7 日商量决定进行抵抗。1月 10 日, 蒋罗等人又讨论决定利用英美等国解决华北危局的外交方针。会后, 罗文干即派外交部次长刘崇杰北上坐镇北平执行其指示。但是在 3 月底以后, 情况大变, 蒋介石改变了态度。其原因是:1.罗文干等人的外交努力未能见效, 英美两国虽然发出《九国公约》仍然有效的表示, 但并不想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使蒋介石相当失望,“不再指望依靠西方解决中日问题”。2.要求对日直接交涉的主张开始压倒了亲英美派的主张。留日出身的黄郛、张群等人认为在东北问题上不对日交涉尚可, 在华北问题上则不能不交涉:东北在地理上“向称关外, 有长城相隔”;在政治上“素为中央势力所不及”,因而“还可以等待国联机会, 暂以不承认敷衍一时”。而华北“非东北可比”,其得失立刻要影响全国, 因此不能不同日本人交涉以达到停战保全华北的目的。蒋作宾致电蒋介石就明确要求对日直接交涉:“倘中日不早携手, 恐第二第三‘满洲国’将发生。介公有解决中日纠纷之实力及机会, 何以今坐视不出?”这样, 蒋介石决定对日妥协, 在 3 月 28 日同 3 月 17 日就从欧洲回到南京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达成“剿共重于抗战”、汪复任行政院长推行同日本直接交涉解决华北危局的协议。换句话说, 国民政府不再推行依靠英美等国解决中日问题、不同日本直接交涉的政策。在这种背景下, 罗文干同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之间爆发了两次大冲突。第一次大冲突是围绕着是否对日直接交涉和坚决抵抗。 从 3月底起, 中日秘密交涉在宁沪和北平两地同时进行。宁沪是在军政部次长陈仪同日本驻华武官岩松、根本博之间进行; 北平由何应钦、黄郛负责, 尤其是“政府可以相信、敌人可以接受、惶惶不定者可与相安的”黄郛北上, 目的正是“对外缓和日本, 对内绥靖反侧”。罗文干对此极为恼怒, 迭电刘崇杰、何应钦“绝对不能直接交涉, 即停战亦须在国联盟约及 (国联) 迭次决议案范围之下”,强调“无论外交或军事当局, 均不宜向任何方面乞怜求和”。接着在4月中旬发表公开谈话, 把他同蒋汪的争执公开出来:“中日直接交涉之说, 今已不知若干次也。然事实俱在, 何持分辩”。强调在丧失东北土地的情况下,“除努力收复失地外, 复有何交涉可言?”第二次大冲突是围绕着是否签定《塘沽协定》。由于罗文干的强烈反对, 蒋汪等人完全撇开他。这样, 罗文干及在北平的刘崇杰、亚洲司司长沈觐鼎三人在协定出笼前“一无所知”。到何应钦、黄郛同日方 5 月底达成妥协条件后, 蒋介石才于 5 月 27 日将罗及孙科等人召到庐山, 要他们表态同意。罗文干一方面对“协定形式内容及手续均多怀疑”,一方面致电顾维钧等人, 要他们提出反对, 并将他们的反对理由转告何应钦和黄郛。当然, 面对蒋的决意妥协, 罗文干无能为力。既然蒋介石“今后在外交上致力于与日妥协”,罗文干的外长任期到了尽头。在 5 月 31 日《塘沽协定》正式出笼后, 罗立即提出辞职。由于当时亲英美派的头子宋子文在欧洲参加世界经济会议,蒋介石还想在国民政府中保留一个欧美型的外长, 因而要求罗“至少留任到伦敦经济会议结束之后”。在 8 月世界经济会议结束后、宋子文在回国途中时, 国民政府乃于 8 月 17 日命令罗出巡视察新疆。 在其出巡期间, 外长之职由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兼代, 罗的“追随者”刘崇杰次长之职也被汪的亲信、留日出身的唐有壬继任。11 月底罗回到南京后, 宋子文已丢掉财政部长之职, 对日直接交涉完全取代诉诸国联的政策。于是, 国民政府 12 月 2 日明令准许罗文干“辞职”,汪精卫正式兼任了外长。对于罗去汪来的人事变动, 日本大为欢迎, 认为“华方有意改变对日政策”。总结全文来看, 可以看出罗文干处理对日问题的基本立场是中国对日本的侵略要坚决抵抗, 在此前提条件下再依靠英美等国解决中日冲突, 并不是完全依赖他国; 同时, 对于日本在侵占中国领土的情况下通过直接交涉所谓和平的手段强迫中国接受其奴役条件的企图, 罗坚决反对对日直接交涉。 这一立场的是非立竿见影, 不用多说。就罗文干同蒋介石的主张来说, 既有相同的一面, 又有矛盾的一面。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总的政策下, 在日军未进攻上海和华北以前, 放手让罗文干推行诉诸国联的政策; 当日军进攻上海和华北时, 作了一定的抵抗, 在抵抗的同时, 设法对日妥协, 排斥罗坚决抵抗和决不妥协的主张。由于两人具有相同的一面, 蒋任命罗兼任外长; 由于两人的主张在一定时期不同, 两人之间爆发了一系列矛盾。最后就罗文干出长外交期间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演变来说,大体上可以这样划分: 1932 年 1 月至 2 月中旬, 由罗文干推行依靠英美等国解决中日冲突的政策。2 月中旬至 5 月初, 由汪精卫出面负责对日妥协。自李顿调查团 3 月中旬来华至 1933 年 2 月李顿调查报告书通过期间, 由罗文干负责推行诉诸国联的政策。在 3 月以后, 对日妥协成为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 罗文干也因之而去职。
(作者张皓, 1964 年生,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责任编辑: 刘　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