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泽南（1808-1856），字仲岳，号罗山，一字培源，号悔泉[1]，又字子畏[2]。1808年1月19日（清嘉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湖南湘乡爱湾州善庆乡新林里，1856年4月12日（清咸丰六年三月初八日）卒于湖北武昌城外洪山湘军大营。罗泽南因创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在清咸同年间名震一时，后世学者也多将他作为湘军名将加以阐论。因此，对于罗泽南1852年（清咸丰二年）以后领兵作战的历史，人们都很熟悉，而对于他早年的求学、治学历程，则往往鲜为人道。以下，本文就对罗泽南早年的历程作一探询，以期了解他是如何以“醇儒为名将”[3]的。

据罗泽南自道家世，其先世居豫章，始祖为季一郎，“以武功擢千户”，二世祖华八郎、华十三郎于元朝末年自江西吉水迁到湖南衡州，三世祖赐宴、赐松为从祖昆弟，再迁于湘乡湾州，从此定居下来。到罗泽南这一代已历时400余年，“传而为数十世，衍而为数千人”，“聚族而居，世笃雍睦”。[4]罗泽南即为罗赐松的后裔。罗氏虽为大姓，却非望族，“世耕稼无仕达者”[5]。罗泽南曾祖罗日阮，后人尊为魁五公。祖父罗拱诗，字六艺，罗日阮季子。父罗嘉旦，字元初。三代皆因罗泽南的军功才被清政府封为通奉大夫。

在罗泽南早年成长的过程中，他的祖父罗拱诗发挥了重大的影响。罗拱诗自幼家贫，没有读过多少书，靠“为人治贾”谋生，“生平深以不学为憾”，希望儿子罗嘉旦可以读书以弥补上一代的缺憾，然而可惜的是，罗嘉旦也因家贫而废学。为使子孙后代有条件读书，罗拱诗益加勤俭，“自伐木竹诛茅，构屋里中，沽酒米为业”，“十余年中得鬻田十亩余”，家境才略为改善。罗泽南四岁以后，罗拱诗即令他读“《四书章句集注》及五经注疏之有关于要义者”，并谆谆告诫说：“圣贤之书，吾虽不曾读，总是要人作好人，不要人作坏人，尔其慎之，勿陷为轻薄子也。”[6]然而在罗泽南求学期间，罗家日益贫困，10余亩田全部售出以偿还债务，“家业零落，四壁萧然”，乃至有时无米做饭。为使罗泽南不至于和其父一样因贫废学，罗拱诗典衣缩食供他读书，“一布袍亲持入典肆者六七次”。[7]有人劝罗拱诗让罗泽南改习他艺以便谋生，被他严词拒绝：“吾不能以田地贻子孙，独不能以书贻之乎！”[8]正是由于罗拱诗不计饥寒、费尽艰辛地悉心培养，罗泽南才得以完成学业。更重要的是，罗拱诗“清苦自励”[9]的品格，深深影响了罗泽南，使他无论在多么困难的境遇中，都能够奋发自立。罗泽南每念及此，都不由得感激涕零：“先大父之所以贻我后人者至矣。勤俭自持，乐善不倦，以生平未学之故，欲竟其志于后嗣，不以困苦易其心。积累之厚，曷其有极。”[10]认为祖父留给自己的是一笔无形的宝贵财富。

外祖父萧积璋及母亲萧氏对罗泽南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萧积璋（1745-1826），字季圭，号蔗圃老人。湖南湘乡人。为文雄浑，长于诗，然“潦倒场屋数十年”，始终没有考取功名，弱冠后即以授徒为业，年近80岁时，“紫阳纲目，犹手不停披”。[11]萧积璋对子孙后代的教育十分重视。罗泽南甫离襁褓，他就嘱咐罗泽南的父亲说：“虽极不给，必资之读。”[12]“泽南至，即举历代之兴亡得失，细为讲授。”[13]罗泽南的母亲萧氏自幼受到良好家风的熏陶，为人母以后“课子女整饬有法”[14]，常以父亲萧积璋为榜样教育罗泽南，说：“尔外祖发愤读书，终身不得博一衿，曾不为之介意，士人益仰慕之，可见人之见重于世者，原不在乎科名，尔曹当有以自立也。”[15]

罗泽南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从戎前的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出生到1824年（清道光四年），是罗泽南的少年时代，是他求学的阶段；第二个时期，从1825年（清道光五年）到1835年（清道光十五年），是罗泽南的青年时代，是他授徒谋生与继续求学的阶段；1836年（清道光十六年）到1851年（清咸丰元年），是罗泽南的中年时代，是他独立治学与继续从事教育活动的阶段。

一、少年时代

罗泽南幼时常随祖父看望在家授徒的从父罗简拔，从那时起即表现出对读书识字的强烈兴趣。“每诲以字，即不忘，如楹联难识者，至则私自仰览，若有省悟者”，显得异于常儿。1812年（清嘉庆十七年），罗泽南年方四岁，正式从罗简拔受学，“读书过目成诵，日可千馀言。”《罗忠节公年谱》的这一记载或许有夸张之处，但多少可以看出罗泽南少时即对知识有较强的的接受能力。此后，罗泽南又相继从族父罗巨卿、徐□□、族父罗廷弼、张叠浦等学习诗文。他初学作诗时，曾试撰一楹联：“生活万家人命，染成五色文章。”当时罗泽南所居外为药室，左为染坊，这两句联语不仅描述贴切，而且内蕴丰富，对于一个九岁的孩童来说，显得很不平常。这一楹联是否如《罗忠节公年谱》所记载为罗泽南1817年（清嘉庆二十二年）所作，现在已很难考证，但说罗泽南少年时代“胸所蕴蓄过人远矣” 还是有一定根据的。[16]这从罗泽南文章的内容与风格中也可以看出。罗泽南读《左传》时，常常自己命题，仿照《左传》的篇法作传记。后来罗泽南带兵时，有人曾问罗泽南用兵之道，他说：“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脚也。”[17]可见，少年时代熟读的《左传》战例，为他后来领兵作战提供了良好的知识储备。

1824年（清道光四年），罗泽南16岁，这一年他娶了同邑处士张致遂之女为妻。婚姻关系的建立往往可以看作是人生的一个转折。从此，罗泽南就结束了少年时代单纯的求学生活，走进艰难困苦的青年时代。

二、青年时代

1825年（清道光五年），罗泽南首次参加童子试，但是并没有考取。于是在石冲萧宅授徒，开始了他长达20多年的塾师生涯。如果不是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他很有可能就以塾师终老，当然，也有可能以科举显达。

由于此时罗泽南尚未通过童子试，因此只能在蒙馆授徒，为幼童启蒙，相应地薪酬也就相当低，很难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自1825年（清道光五年）到1835年（清道光十五年）的10年间，罗家“前后死者计十人”[18]，包括罗泽南的祖父、母亲、兄嫂、妹妹、侄子及三个儿子。这显然与家境贫困、缺衣少食有着直接的联系。在罗家尚存的三人中，罗父已经年迈，罗妻因为接连丧子，毁伤过度，“两目俱盲，耳又重听”[19]，“病不休”，罗泽南“亦多疾，腰背酸痛”，可是由于家贫，又“不能购良药以自治”[20]，简直潦倒坎坷到了极点。他在这一时期所作的诗《哭丙儿辛儿》、《壬辰五月先祖忌日述痛》、《梦先兄清漪》、《试罢还家哭儿兆杰》、《哭侄庚儿》、《儿亡后妻目双瞽兼病疫》、《补裘痛怀先祖》及文《殇侄殇子哀辞》，词旨凄怆，透出无限辛酸。

然而不管生活多么“险阻崎岖”，罗泽南犹能“强自支持，颇不为世俗所动”[21]，每以“何妨年少历艰辛”[22]自励，始终没有放弃对学问的追求。在“奔走衣食之馀”[23]，他不仅夜以继业地自修，还不断争取深造的机会，曾先后就读于湘乡涟滨书院和双峰书院。

涟滨书院始创于南宋，是张栻的学生周奭传播理学的讲学之地。历元、明、清三代，始终办学不辍，特别是在清代，清政府尤注意延续这一学术传统。清乾隆年间又加以扩建，“中为春风堂，旁列学舍三斋，前为龙门，左立学舍，门右为考棚”，使涟滨书院的规制更为完备。罗泽南1826年（清道光六年）在这所书院读书一年，得以“仰企前贤，远绍遗绪”。[24]虽然此时罗泽南尚“留心词章”[25]，对今后治学的方向还没有明确的打算，但湖湘学风的熏陶，对他以后究心理学无疑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

1829年（清道光九年）冬，罗泽南又在双峰书院学习了一段时间。双峰书院原为义学，1745年（清乾隆十年）由湘乡知县张天如创建。1760年（清乾隆二十五年），知县张董达改建为书院，因为前有双峰山，所以命名为双峰书院。罗泽南就读期间，双峰书院的主讲为陈达卿。陈达卿，字厚斋，号蓬莱小住山人。陈达卿的家族流南塘陈氏在当地属于望族，自身为孝廉，有较高的声望，因此“执经问难者林立”[26]。罗泽南从学时间虽然不长，师生之间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陈达卿对罗泽南十分器重，时加照拂，还介绍他到自己家的尚友山房为塾师。罗泽南就是在设馆陈氏尚友山房期间读书有悟，从而确立自己的治学方向的。陈达卿去世后，罗泽南想起老师“逢人说项偏怜我”[27]的恩情，不禁悲从中来，走笔写下《哭陈厚斋师》的诗句。

三、中年时代

1836年（清道光十六年）在罗泽南思想的发展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一年罗泽南馆陈氏尚友山房，与同馆塾师“常论为学之要，因取《性理》一书读之，遂究心洛闽之学，改号悔泉”。这里提到的《性理》当指《性理大全》或《性理精义》。《性理大全》编定于明永乐年间，共70卷，前25卷收有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张载的《西铭》、《正蒙》，邵雍的《皇极经世书》，朱熹的《易学启蒙》、《家礼》，蔡元定的《律吕新书》、《洪范皇极内篇》等著作，从第26卷开始到卷末为有关性理的语录，列有理气、鬼神、性理、道统、圣贤、诸儒、学、诸子、历代、君道、治道等门目，是一部朱学印记相当明显的著作集成。《性理精义》纂修于清康熙年间，为《性理大全》的精简本，在思想和内容上都没有越出《性理大全》的范围。《性理》影响了明、清两代无数的士子，对罗泽南的影响更是决定性的，它使罗泽南无论是在“为学”还是“为人”上都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罗泽南自道这段为学的经历说：“予尔年始得宋儒之书，读之，因复求之四子六经，至道精微，固非愚昧所能窥测，然已知圣贤之道，不外身心。往日之所学，末学也。”[28]可见他对今后的治学方向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那就是研治理学。

理学讲究心性的感悟与体认，为学与为人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罗泽南该年所作的《号悔泉说》显示出他于省察克治等理学修养方法之运用已经初窥门径。改字培源，改号悔泉，亦说明了罗泽南重新为人的决心。当然，学旨的确立绝非一日之功。罗泽南决意以理学为安身立命之所正是他多年学习与思考的必然结果。即以改字、号而言，也不是突如其来的。罗泽南在《号悔泉说》中提到：“甲午秋，八月几望，梦书一联云：‘悔当年未培心地，从今日站定脚跟。’一人旁询曰：‘培者何？’余应之曰：‘培源。’其人曰：‘此一悔字最好。’”[29]这里说的“甲午”当指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梦是不可言喻的，但有时也表现出与现实的某种微妙的契合。梦书对联与改字、号之间相差两年，这说明罗泽南在确立学术大旨的前后几年间一直在寻求着一种精神的超越，但也许总是有一种隔纱之感，直到1836年（清道光十六年）才明晰起来，终于达到一个质的飞跃。

次年，罗泽南将自己这一时期的治学所得“随笔之于书”[30]，著为《常言》（1847年改定为《人极衍义》）。此后又相继著有《周易本义衍言》（1840年著）、《姚江学辨》（1844年著）、《读孟子札记》（1845年著）、《小学韵语》（1848年著）、《西铭讲义》（1849年著）、《皇舆要览》（1850年著）、《周易附说》（1854年著）等著作，终成为一位著述丰厚的学者。对于上述著作，时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中《姚江学辨》一书，被一些学宗程朱理学的学者赞为“吾道干城”[31]。而《小学韵语》、《西铭讲义》皆为罗泽南在私塾授课时的讲义，特别是“《小学韵语》尤其生平持己教人根本所在”[32]。所以，罗泽南门下多有不孜孜于科举而崇尚理学经世的弟子。至于后来罗泽南对战争形势的把握，则颇得益于著《皇舆要览》时对舆地学的研究。

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罗泽南终于通过童子试，成为生员，即秀才。虽然罗泽南声称“惟按期课文，试期至则应之，技之售不售，是固有命存乎其间，非吾之所能为，固不必先为之虑也”[33]，但在“七应童子试不售”之后，得以郡试第一名考取，他还是不禁“泫然泣下”[34]。毕竟，在罗泽南的内心深处，还是希冀可以早日通过童子试的。这不仅是他的祖父及母亲多年的期望，还因为他深知，对于一个像他这样出身寒微的读书人，在一般情况下，“思欲用世，不能不应科举”[35]。而罗泽南心怀家国天下，“忧世难忘天下事”[36]，虽不在意功名利禄，却不能不重视可以使他实现经世抱负的主要途径——科举考试。

罗泽南通过童子试后，获准进入湖南省城书院——城南书院读书。城南书院由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在1161年（南宋绍兴三十一年）创建于妙高峰下，由于位于长沙城南门外，故由张栻之父张浚命名为城南书院。城南书院始建之初规模虽然不大，但却是除岳麓书院外，张栻传播理学的一个主要基地。1167年（南宋乾道三年），朱熹自闽来访，还与张栻会讲于岳麓、城南二院。受此影响，后世湖南士子往往对朱、张学统津津乐道。清康熙以后，城南书院几经增修扩建，1822年（清道光二年）重建以后，斋舍达120间，藏书共10555卷，内外学正、附课生额扩为138名，成为与岳麓书院巍然并列的省城书院。罗泽南在这里读书，探寻着“南轩子”的“孤踪”[37]、遗迹，与同学诸生刘典[38]、谢景乾等“讲习讨论，互相砥砺”[39]，在学术上确是获益匪浅。

进学同时也带给罗泽南许多其他方面的好处。成为生员意味着罗泽南有资格在经馆任教，辅导学生准备乡试，相应地，束修也有了一定的提高，经济状况随之得到改善。他甚至还在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娶了侧室。

在家乡湘乡的公共事务中，罗泽南也开始在维护传统的纲常伦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双峰书院新建文昌殿，主持书院者打算立像，向罗泽南征求意见。罗泽南根据清初理学家陆陇其的《祀文昌论》答复说，应该立木主，不宜立像。结果，这一建议被采纳。罗泽南还被推为罗氏宗族的领袖人物，他的言论在宗族中为人高度重视。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他倡议修祠祭祀始祖季一郎，“族众皆以为然”。后来由于公费不敷，他又建议捐金修建，“族中诸父老皆然之”。[40]宗祠由罗泽南主修，建成后又由他命名为思孝堂。

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罗泽南岁考被列为一等，补廪膳生，从此可以享受政府的补贴，还因此获取了为童生应试入学作保的权利。获取廪生这一身份，使罗泽南有更多的机会结交地方官及退职回乡的官员，在家乡公共事务中的影响也日益加强。当时吏治紊乱，一些胥役往往诬陷良民为盗，“俾倾其资以昭雪冤诬”，以至民不聊生。罗泽南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护乡里百姓的利益，“乃为乡约，痛除诬陷之弊，乡俗以安”。[41]

积极参加家乡的各类事务使罗泽南的声名有了显著的提高。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咸丰帝即位，按惯例诏各省每府、州、县、卫各举孝廉方正，赐六品服备用。罗泽南以品行端正、才识兼优被湘乡知县朱孙诒举荐。孝廉方正一般由地方士绅公举，经地方官甄别后上报朝廷，因此如果只是品学兼优，却默默无闻是不会被举荐的。对地方事务的热中，再加上地方官的器重，也使罗泽南后来以书生领兵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1851年（清咸丰元年）太平军在广西发动金田起义，次年攻入湖南。湖南地区的士绅对此深感不安，纷纷组织地主武装与太平军对抗。罗泽南就是在这一形势下，应知县朱孙诒的调遣，投笔从戎的。而罗泽南在著书立说的同时，所培养出的一大批饱受理学思想熏陶，具有经世抱负与才干的弟子，如王錱、李续宾、李续宜、杨昌濬等也追随乃师投入军旅，以平日之所学，施之于行，直接参与解决清王朝在军事、政治、文教等方面遇到的难题，为“同治中兴”的出现作出了重要的努力。

 

[1] 罗泽南：《号悔泉说》，《罗山遗集》卷5，清同治二年（1863）长沙刊本，第25页。
[2] 刘蓉：《罗子畏字说》，《养晦堂文集》卷1，清光绪三年（1877）思贤讲舍刊本，第3页。
[3] 徐世昌：《罗山学案》，《清儒学案》第4册，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156页。
[4] 罗泽南：《修罗氏宗祠记》，《罗山遗集》卷5，第16、15页。
[5] 罗泽南：《先大父六艺公事略》，《罗山遗集》卷8，第2页。
[6] 罗泽南：《先大父六艺公事略》，《罗山遗集》卷8，第1~2页。
[7] 《罗忠节公年谱》卷上，第2、3页。
[8] 罗泽南：《先大父六艺公事略》，《罗山遗集》卷8，第2页。
[9] 《罗忠节公年谱》卷上，清同治二年（1863）长沙刊本，第6页。
[10] 罗泽南：《先大父六艺公事略》，《罗山遗集》卷8，第2页。
[11] 罗泽南：《外祖萧公蔗圃先生传》，《罗山遗集》卷7，第7~8页。
[12] 《罗忠节公年谱》卷上，第2页。
[13] 罗泽南：《外祖萧公蔗圃先生传》，《罗山遗集》卷7，第8页。
[14] 《罗忠节公年谱》卷上，第4页。
[15] 罗泽南：《外祖萧公蔗圃先生传》，《罗山遗集》卷7，第8页。
[16] 《罗忠节公年谱》卷上，第2~3页。
[17] 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7页。
[18] 罗泽南：《殇侄殇子哀辞》，《罗山遗集》卷8，第9页。
[19] 《罗忠节公年谱》卷上，第7页。
[20] 罗泽南：《殇侄殇子哀辞》，《罗山遗集》卷8，第9页。
[21] 罗泽南：《寄谢大春池书》，《罗山遗集》卷6，第1页。
[22] 罗泽南：《春日偶吟》，《罗山遗集》卷1，第5页。
[23] 《罗忠节公年谱》卷上，第7页。
[24] 齐德五修、黄楷盛纂：《学校志》，《湘乡县志》卷4上，清同治十三年（1874）刊本，第21~22页。
[25] 《罗忠节公年谱》卷上，第7页。
[26] 罗泽南：《陈氏墨谱序》，《罗山遗集》卷4，第4页。
[27] 罗泽南：《哭陈厚斋师》，《罗山遗集》卷1，第15页。
[28] 《罗忠节公年谱》卷上，第8页。
[29] 罗泽南：《号悔泉说》，《罗山遗集》卷5，第25页。
[30] 《罗忠节公年谱》卷上，第8页。
[31] 贺瑞麟：《重刻小学韵语序》，《清麓文集》卷2，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刘传经堂刊本，第4页。
[32] 贺瑞麟：《重刻小学韵语序》，《清麓文集》卷2，第4页。
[33] 罗泽南：《覆某友书》，《罗山遗集》卷6，第18~19页。
[34] 《罗忠节公年谱》卷上，第9页。
[35] 罗泽南：《答刘克庵书》，《罗山遗集》卷6，第21页。
[36] 罗泽南：《家居》，《罗山遗集》卷1，第7页。
[37] 罗泽南：《晚眺妙高峰》，《罗山遗集》卷1，第19页。
[38]刘典，字克庵。湖南宁乡人。自少究心经世之学，与罗泽南“相处在师友之间”。（左宗棠：《保奏材堪司道等员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一），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63页。）
[39] 《罗忠节公年谱》卷上，第9页。
[40] 罗泽南：《修祠纪事》，《罗山遗集》卷5，第22页。
[41] 《罗忠节公年谱》卷上，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