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卓英(1896.3.19—1961.11.6)，字尤青，别号慈威，又作慈卫，广东大埔人，国民党陆军上将。罗卓英1896年3月19日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白候乡渔洋坪村。幼年过嗣乃叔，遂迁居大埔县湖寮乡岭下村。养父业农，故罗自幼耕读并作。他七岁入乡塾读书。1914年毕业于该县官学，次年入大埔中学。
    罗卓英从小喜欢读诗词和古文，在大埔中学读书时，与颇负声望的原韩山师范文史教员饶爱荃过从甚密。在饶的熏陶下，尤其喜欢研读历史、地理、军事、政治等书籍。中学毕业后，曾短期任教。1918年，北上投考保定军校，名落孙山，乃留该地广东老乡开办的鸿文公寓中，继续攻读，并拟“素眉生”的笔名投稿北京报刊，以稿酬佐生计。次年考上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在该校中与陈诚结成莫逆之交，因而他后来成为陈诚派系的主要骨干和智囊人物。
    1920年，保定军校因时局动乱而停课，罗卓英只得回乡，在大埔中学任教，翌年受聘为湖山官学校长。是年秋，军校复课，罗北上返校。1922年6月毕业回到广州，先后在大埔中学任教务主任，在湖山官学任校长，并倡办湖山中学。在该校，他提倡文武合一教育，实施军事管理，对体育、国文、修身、史地及自然科学，尤为注重。1923年，罗卓英曾受邹鲁推荐，任湖梅军少校参谋，但旋即辞职。1925年，东征军回师广州，进行大改编，罗卓英才正式参军，并参加了讨伐刘、杨之役。第二次东征时，任第一师炮兵连连长，在惠州攻城战中指挥炮兵准确地摧毁城楼，打开缺口，使持续两天、屡攻不下的惠州城得以迅速攻破，立了战功。随后率部队由河婆入揭阳、黄岗，升炮兵副营长，参加了1926年10月歼灭孙传芳、周荫人部的战役。接着随军由闽、浙入苏。1927年，陈诚升第二十一师师长，罗卓英即归其麾下，任师参谋处长、参谋长。1928年春，陈诚任陆海空总司令部警卫司令，罗被委任浙江警备师上校团长，但不久即为何应钦裁撤。是年秋，蒋介石成立陆军第十一师，任命陈诚为副师长，罗随之任参谋长。1929年春，陈诚升师长，罗卓英被任命为第三十三旅旅长，旋即升副师长。1929年秋，唐生智在郑州反蒋，第十一师与唐军激战于确山，罗卓英则下湖南，拉拢王东原等，分化唐的势力。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后，第十一师经徐州、砀山、杞县进击，与冯玉祥部激战于归德。7月奉令与蔡廷锴<部共解曲阜之围，大败阎锡山的军队，并乘胜追击，占领了济南、郑州。陈诚升第十八军军长兼第十四师师长，罗卓英也升任第十一师师长。
    罗卓英带兵很注重抓紧时间进行休整、训练，并对官兵灌输忠于蒋介石和陈诚的思想。据十八军最后一任军长杨伯涛回忆说：“陈诚对部属专断异常，而罗卓英则居间转圜，所以该部的人有事不直接报告陈诚，而先报告罗卓英，只有罗卓英出面，事情才有改变的可能。罗卓英多谋寡断，最喜欢和部属攀谈、通信，常让部属畅所欲言，从不当面给人难堪。在作战时，罗往往过多考虑别人意见，因而动摇决心，对于不贯彻执行命令的也不追究。”罗驻节总部或到部队巡阅时，常对各部队长说：你们身充部队长，应该以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之态度，来领导部下。如发现某人有过失时，更应该效法古人‘扬善公庭，规劝私室’之待人方法，使其知耻改过，徒以高压作风，以力服人，乃不智之举。”又说：“成功两句话，打仗不怕死，做事不贪财”；“军人事业在战场，军人功罪亦在战场。”在他的严格整训之下，第十一师成了反共反人民的一支主力部队
    1931年5月，第十一师与第十四师作为“围剿”红军的主力，从抚州、南城进犯中央苏区，企图找红军主力决战，却被红军声东击西的战术，弄得在黎川、南丰、广昌、宁都一带疲于奔命，士气低落。8月13、14两日，在空坑受到农民自卫队和项英一部的猛烈袭击，损失不小。罗卓英恼羞成怒，于18日在寒下一带包围了几个小山头，乘东南风起纵火烧山，把从山上逃出的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一概枪杀。
    在进攻中央苏区的同时，罗卓英秉承陈诚的意旨，乘机吞并杂牌军。他首先将被红军歼灭的韩德勤第五十二师残部吞并。接着，乘与郭华宗的第四十三师一起开往吉安之机，突然包围郭部，将其缴械后收编。1932年秋，川军张英第五十九师被红军包围，第十一、十四两师以增援之机，重施故伎，将其吞并，然后把自己部队的干部调进该师，作为骨干，进行改编。罗卓英因“整军经武，屡建殊勋”，提升为第十八军副军长。此后，陈诚升第三路总指挥兼十八军军长，罗卓英则代陈诚指挥该军。
    1933年2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罗卓英部作为第一纵队出宜黄，拟先攻乐安再犯广昌。由于第十八军下辖师太多，为指挥方便，陈诚请准蒋介石，临时决定成立第五军，升罗为军长，下辖第五十二、五十九师。2月28日至3月1日，第五十二师在行进中被红军围歼，师长李明受伤自杀。第五十九师企图增援，途中又被红军包围全歼，师长陈时骥被生俘。这样，第五军尚未正式成立便全军覆灭。3月中旬，罗卓英执行中间突破的作战方针，率领第十八军，在李延年的第九师、吴奇伟的第九十师配合下，向广昌方向前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21日，其第十一师到达东黄陂附近的霹雳山雷公嵊，遭到红军包围攻击，全线崩溃，师长肖乾受重伤，旅、团长死亡过半，部队被歼三分之二。幸亏第十四师、第九师等部拚命援救，罗才得以率残部仓皇逃遁。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罗卓英仍回十八军任副军长，代行陈诚的军长职权，有时陈诚的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和十八军部驻在一起，连总指挥的权亦由罗代为执行。7月，罗卓英的十八军在黎川、宜黄、乐安一带修筑碉堡，继续围攻中央苏区。同年，罗升为十八军军长。红军长征后，罗卓英任驻赣绥靖预备军代总指挥，代陈诚率领预备团、第三路军总指挥部、第十八军，对苏区人民进行屠杀。1935年，浙西南山岳地带红军活跃，罗又率部入浙，驻金华，对这一带的红军进行“围剿”。这一年，他晋衔陆军中将。
    1936年，第十八军驻粤汉铁路南段。8月4日，蒋介石颁布平定桂军战斗序列，罗卓英被任为前敌总指挥，率军南下，陈兵西江，迫桂军就范。8月11日，蒋介石到广州设行营，任命罗卓英为行营办公厅厅长兼代参谋长、粤汉铁路警备司令。次年，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特派员。
    1937年8月11日，罗卓英率第十八军的十一、十四、六十七、九十八四个师驰援上海的抗日部队参见淞沪会战。8月15日，罗部第九十八师赶到上海，其余各师亦陆续赶到，编入左翼军序列，参加宝山、罗店、浏河一带的防守。8月23日凌晨，日军在小川沙、狮子林、炮台湾等地同时登陆，向宝山、罗店、浏河猛烈进犯，其中又以罗店、嘉定方向作为重点，企图切断京沪线，包围上海的国民党野战部队；8月25日，日军又从吴淞镇、蕴藻浜、张华浜开始登陆，重点仍是指向罗店。由于该地濒临长江口，离大场、闸北不远，日舰的炮火可以直接命中陆上的目标，又有制空权，便于海陆空协同作战。日军集中重兵，对这一带猛攻，其中罗店争夺战最为激烈。罗军全部到达上海时，罗店已经失陷。罗卓英即令第十一师将其夺回，其后一个多月里，罗指挥部队与日军反复争夺罗店、浏河一带。白天，日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下夺取阵地；夜晚，罗部将阵地夺回，战斗非常艰苦和激烈，官兵伤亡惨重。在这次战役中，罗卓英先后升为第十六军团长、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不久改归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陈诚，由薛岳代)，罗为副司令。9月6日，罗部奉命负责防守金家宅、罗店西南、南北的周宅、曹庄至朝王庙、双龙墩、沈家桥、浏河等地，与日军开展阵地战，大量歼灭日军，从而打破了敌人企图打通长江右岸，包围上海的计划。11月5日，日军从设防空虚的曹泾镇、金丝娘桥一带登陆，攻陷松江，上海防线动摇，守军不得不全线撤退。13日，罗部向吴县、福山一线转移。15日，与日军激战于常熟、福山、兴隆桥，击沉日舰四艘。19日，向锡(无锡)、澄(江阴)线撤退。此时正值冬寒，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士气低落。第十九集团军退到江苏、浙江、安徽交界处，开始了游击战时期。
    11月19日，罗卓英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协助唐生智守卫南京。月底，南京即告失守，罗重回苏、皖、浙边区，接替薛岳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归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指挥。
    1938年6月至8月，罗部在彭湖战场上与日军激斗，于流澌桥一带歼灭了大批敌军，并多次挫败日军在湖口一带的登陆企图。9月12日，罗卓英代替陈诚，任武汉卫戍总司令之职。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罗的第十九集团军归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薛岳代)指挥，参加南昌会战，罗卓英任战区前敌总司令，负责直接指挥。部署防御时，曾几度变更调整战斗序列，直到3月17日，日军发起进攻时才最后确定下来。罗的十九集团军五个军配置在修水河南岸担任主要防御任务。1939年3月，日军冈村宁次率四个师团的兵力进攻南昌，3月24日陷吴城镇，并强渡修水，与罗部激战于万家埠、安义一带。27日，奉新、南昌相继沦陷。罗卓英下令各部避开敌锋，逐渐建立起修水以南，赣江以北的抗日根据地，与日军第一○一、一○六师团对峙。4月下旬，罗负责全面部署并指挥本集团、上官云相集团及高荫槐集团的一部，对南昌之日军反攻，试图夺回该市参见反攻南昌之战。21日晚，罗统率三军，以分兵合击之势对南昌进击，中路取高安，进占万寿宫至生米街一线；左路击奉新、靖安之敌，切断其与南昌的联系；右路渡抚河，进克市议街、武溪市之线，并以第三战区第七七九师、新五师组织便衣队，潜入南昌袭扰日军。战斗打响后，各部进展迅速，左路歼靖安之敌，并一度克复奉新；中路越过万象埠，攻入牛行镇；右路越过武溪市，预第五师、二十六师一部攻至南昌市东。由于未能切断南浔铁路，使日军得以增援，加之在反攻南昌的关键时刻，遭日军反击的第七十九师师长段朗如违令畏缩，至误良机，使第一次反攻只得暂停。5月1日再次反攻时，日军借助其空炮火力支援，顽强扼守南昌外围阵地，并进行反击，罗军伤亡十分严重，无力攻坚。5月9日，全线停止反攻。反攻南昌城后，罗卓英集团放弃了对城市的争夺战，改为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游击战。此后罗指挥第十九集团参加了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冬季扫荡战、1940年夏季配合第五战区的扫荡战，歼灭了大批敌军有生力量。
    1940年2月，罗升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汪精卫投敌叛国后，他与薛岳、王陵基、杨森等联名通电讨汪。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日军第一○一、一○六师团调走，改调第三十三、三十四师团驻赣北。
    日军进攻长沙受挫之后，深感必须首先消灭或赶走赣江、抚河流域一带的国民党野战军，扫清障碍，才能直捣长沙右侧，打通粤汉铁路，便于1941年3月发动了鄱阳湖扫荡战。由日寇三十三、三十四师团、池田混成旅团，及远藤少将指挥的第三飞行团组成的扫荡部队，共出动了四万余人，飞机百余架，坦克四十余辆，分三路合击第十九集团军的指挥中心上高参见上高会战。罗卓英指挥刘多荃的第四十九军、李觉的第七十九军、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和赶来增援的七十二军李良基师，共六万余人，采取两翼牵制敌军，使其不能形成合围之势，并大胆集中重兵，转移外线，诱敌从中路深入，在上高一带歼灭敌人的战略。3月15日，敌北路军三十三师团首先发动攻势，南下攻陷奉新，入伍桥河。李觉军的一部节节抗击，将其引至下观童、苦竹坳一带，并与之纠缠。至19日，日军发觉中计，方仓卒回师奉新，蛰伏不动。南路之池田混成旅团于15日渡锦河，与刘多荃军的一部在清高路、猪头山一带激战，遭重创，仅部分拼命突进，与第三十四师团会合。
    中路大贺茂的三十四师团于16日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猛攻祥符观。17日，罗军主动放弃高安而将部队迂回外侧，与锦河之师会合，准备再兜击日军左翼。当时日军南北二路未能按计划行动，且北路军停止了进攻，但三十四师团求胜心切，麻痹轻敌，依旧轻装急攻。20日，采用锥形突击的方法，向官桥、泗溪猛扑。21日，罗卓英命令北翼部队以杨公圩、官桥、泗溪为目标兼程南下，南面锦河之部出击敌左侧，又抽调赣江东岸数团兵力急速参战，而王耀武军则全速赶到上高一带阻敌并没伏。22日，罗军抢占华阳成功，确保了各部联系，逐渐形成了对三十四师团的包围。而大贺茂依然未发觉自己的危险境地，仍向下陂桥、石洪桥强攻，直至罗军北路之一部攻到其司令部附近，才发觉大势不好，急电奉新之三十三师团南下增援。23日深夜，罗卓英拟订“当前胜利保障十则”，交各部执行，同时下令对敌展开全面围歼。李良基师向东南，王耀武军向东，刘多荃、李觉在南、北，把日军三十四师团包围在长三十里，宽五里的地带，予以痛歼。24日，第三十四师团残部向东北拼命突围，而驰援的三十三师团亦赶到。李军的两个师未能抵住敌方两面夹攻，擅自退却。使三十三、三十四师团合流逃出。但日军突围后，又暂驻官桥、南茶罗一带抢运尸体，被罗军赶上，形成第二次、第三次的包围。至4月2日，罗集团收复原有阵地，并占领战略要地万寿宫，及安义外围的长埠、安埠、午州、伏桶山等地。是役，敌三十四师团几乎被全歼，该师团步兵指挥官宕永少将因重伤至毙。据当时战报说，日军毙伤二万四千余人，被俘七十二人。罗卓英因此役而获青天白日勋章。
    12月中旬，罗卓英将该集团军司令部由上高迁到浏阳，指挥肖之楚第二十六军、夏楚中第七十九军及郭礼伯第一九四师，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罗将此两军一师布置于浏阳、醴陵、株洲一带，与王陵基集团相配合，对长沙近郊成百里侧击之势。1942年1月1日，来势汹汹的日军渡过浏阳河，罗、王部静伏不动，待敌进入长沙近郊，即全线出击。罗令二十六军出永安市，杨枫坝向槊梨市，七十九军及一九四师出马经营黄花市亦攻槊梨市，急速进军，与杨森、王陵基集团密切配合，形成对敌包围圈。经过四天血战，挫败日军的攻势。随后，罗卓英任南方追击军总司令，率三军穷追猛赶，追至桃林忠场一带，与日军对峙。与此同时，赣北之敌亦全线出动，进犯高安、修水地区，配合长沙作战，罗卓英在浏阳遥控指挥，粉碎了敌军的牵制计划。
    这年4月2日，国民党最高军事委员会任罗卓英为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归史迪威和英军太平洋战区司令指挥参见滇湎路战役。4月5日，罗与蒋介石乘飞机到达腊戌与史迪威部署平满纳会战，打算将日军引到该线的有利地带歼灭。计划定下后，正准备施行，但英军决定撤往印度，已全部集中西线，原有防地均放弃。罗部接替防务，进行了皮尤河前哨战、同古战斗和斯瓦逐次抵抗战斗，掩护了英军的撤退。4月18日，因东西两路告急，棠吉、瓦城动摇，史、罗只得放弃平满纳会战，退守瓦城，重新计划瓦城会战，准备在瓦城附近与日军一决雌雄。但他们未重视把守通往腊戌的要道东枝等地，而是以守株待兔的方式等待日军来攻瓦城。
    然而，日军却不采取正面强攻的战略，而是迂回出击，派一部佯攻瓦城，一部袭击东枝。占领东枝后，得悉罗部集兵瓦城，便以机械化部队急攻腊戌。当史、罗获悉腊戌危急时，已赴援不及。28日，腊戌失陷。瓦城处于被包围之中，史、罗这才如梦方醒。30日，急令各部向伊洛瓦底江后撤，急援莫八、密支那，试图先固后方，再图进取。可是一切已为时太晚，日军占腊戌后，继续沿东线急进，5月3日，占领中缅边境重镇畹町，飞兵莫八，全速抢占密支那。5月8日，密支那失守。9日，腾冲亦沦敌手。至此，十万入缅军的归路被切断。5月1日，史、罗下令放弃瓦城，开始了悲惨的大撤退。全军被迫丢掉车辆辎重，突破日军封锁线，进入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穿越原始森林。一部分于8月初回到滇西。杜聿明带领第二十二师等部经野人山，于8月初到印度。杜聿明随后返国，第二十二师只得留在印度。罗卓英的长官司令部及新三十八师则经巴曼克、曼坎、荷马林、泰南进入印度。入缅军十万人损失五万余，其中三分之二死于撤退途中。第二○○师师长戴安澜因重伤得不到治疗，而壮烈牺牲。
    中国入缅军的失败，据杜聿明将军回忆说：“罗卓英和我都有责任，罗卓英的责任更大。他觉得依靠美军可以得到美国装备(在远征军反动集团中就在争这一问题)，可以掌握美国装备的军队，以谋升官发财。所以他到缅甸后就投到美国主子史迪威的怀抱，俯首贴耳，唯命是听，甘心做美国的走狗。他把军队的‘生地’(占领梅苗、棠吉门户，依据汤彭山脉为根据地与敌作持久战)变到‘死地’(向乔克巴当扯乱军队主力，又东守棠吉)，一意孤行，以致一败涂地，丧师辱国。最后他丢开腊戌门户而不顾，坐视腊戌危亡而不救，并且同史迪威一道丢下部队，只身逃往印度。”
    罗卓英进入印度后，于6月11日率参谋长杨业孔及官兵四十余人到新德里，14日参加联合国庆祝大会，23日返重庆述职。10月，与史迪威、魏菲尔等会谈，决定将中国入印的第二十二、新三十八师在加尔各答西北设训练基地，取消中国远征军第一路长官司令部，成立中国驻印度总指挥部，由史迪威和罗卓英分任正、副指挥。为了保持中国军队的独立性，另设副总指挥部，由罗节制。由于史迪威力图把中国驻军殖民化，要求营以上的军官由美国人担任，因而与罗产生了矛盾。史迪威便打电话给蒋介石，批评中国将领无用，说：“罗长官终日绕室傍徨，对于军队之教育训练毫无办法”，并列举了他的十大无能。蒋介石不同意史迪威的要求，为了解决纠纷，便以撤销副总指挥部，调回罗卓英为条件与史迪威妥协。是年冬，罗卓英离印返渝。
    1943年5月，罗出任军令部次长，不久即凋军事委员会桂林干训团教育长，“与驻华美军合作，首用轮带式教育法，训练反攻部队”。他还兼任军委会督训处主任，负责督训陆军总部所辖准备换装美械的四个方面军的各级干部及部队的训练，以提高军队素质。次年11月，国民党军事当局号召青年从军，派罗卓英(桂林失陷后，罗率干训团迁至重庆，改称军委会中央干训团)兼任青年军编练总监，负责培训青年军各级干部，下部团和总监部同设大坪。其后，罗设干训团于重庆大坪，指挥选拨、训练国民党后备骨干的工作。据《粤秀文垒》记述，罗卓英在编练工作中注重培养知识青年德、智、体、群全面发展，规定衡量的标准是“革命的信心，革命的热情，革命的勇气，革命的操守，革命的纪律”，并提出“任务中研究，乐观中奋斗，累积中成就”的口号。1945年5月，罗卓英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大会代表；8月底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
    罗卓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之初，曾鼓吹为乡梓建设尽力，因而上任后即连续发表广播词、演讲词，首先提出安定广东战后局面的几件大事，协助军队善后；抓紧救济抚辑；维护交通治安；平抑物价、安定金融等。接着提出建设广东的五大方针：选贤任能，树立廉正风气；扶植农工，改善人民生活；健全县政，巩固宪政基础；奖励科学，促进现代化；发展侨务，充实建设力量。其中着重抓吏治的整顿，提出以“勤、明、公”精神达“新、速、实”之效，扫除“怠、昏、私”，改变“顽旧、散漫、伪饰”等等。1947年初又提出广东建设的五年计划，其中有划定七大工业区，设化工厂七家，建电厂二十二个，设丝棉厂多间，扶持民营、吸收外资等。不久，罗所提出的以上计划和方针，成了一纸空文，广东的建设依旧一团糟。《人间》杂志公开挖苦罗卓英，说人民“望治情殷，米价涨得厉害，生活压迫得利害，失业因无以苟生，在业亦未足自活，许多工厂还未复工，许多农民无牛耕、无种落，许多青年无书读、无事做，许多汉奸还逍遥法外，许多官吏还上下其手，许多土豪劣绅流氓地痞还横行乡曲，许多地方还秘密地公开烟赌——很想知道罗主席对这些问题决心怎样处置。”《粤侨导报》甚至指责：“华南复兴工作毫无成效，负责者难辞其咎!”
    同年8月底，陈诚接替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陈妄想创造奇迹，以挽救国民党在东北的败局，因而把罗卓英请到沈阳，任行辕副主任之职。
    罗卓英到东北后，协助陈诚整顿军队，裁并机关，控制金融等。然而，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国民党军队反击，从而打破了他们的幻想。1948年2月，陈诚在一片责骂声中离职，罗也随之南下，任东南军政副长官，协助陈诚经营台湾，改编整训败逃的国民党军队。不久，长官公署撤销，罗卓英改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国防研究院副主任”等职。旋即自请退为预备役养闲。1961年11月6日，罗卓英因糖尿病在台北去世，蒋介石授予他“忠贞为国，殊堪旌扬”的旌忠状。
    罗卓英平生爱读书和作诗文，即使在戎马倥偬的年月，也不废吟作，已出版的主要有《抗战言论集》、《从政言论集》、《赣行吟草》、《呼江吸海楼诗集》等。
    罗卓英的结发妻陈辉青，是台湾“国大代表”。他有三子一女，长子中郎迁居美国，次子伟郎，三子俊郎，女儿佩郎，均在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