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牧出身贫寒，祖祖辈辈均务农于江西宁都钓锋乡的黄潭村。据《龙门豫章罗氏十四修族谱》载，祖父罗达伦，字浩泉，于明嘉靖癸亥年（１５６３）二月二十六日生，卒于明万历戊午年（１６１８）九月十一日。祖母陈氏。罗达伦生有四子，均在黄潭村务农。罗牧的父亲罗必远，字士宏，是罗达伦的次子，生于明万历戊子年（１５８８）六月初四，卒于清康熙己酉年（１６６９）十二月二十四日。母亲丁氏。罗必远亦生四子，罗牧是其最小的儿子。
 罗牧谱名兴富，讳大贵，字饭牛，号云庵、牧行者；其书画作品中亦见署“竹溪”、“钓家”、“双江”、“雪庵老人”。罗牧在宁都家乡时，未见有斋室名号及其它别号记载。自中壮年以后寄寓省城南昌，曾先后居于南昌市内东湖百花洲和赣江旁之蓼洲和礼洲（１），其斋室名见署的有“种云草堂”和“种兰草堂”。后亦曾短暂客居扬州和游历河南商丘等地，亦未见有客居堂名的记载。及至晚年都未见有其它新的名号。

注：（１）见民国年汪浩编修《南昌县志》卷四十三•人物十四•二四七页•罗牧条。
 罗牧不像许多同时代的书画家那样，拥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名号（八大山人即有上百个名号、别号），其中“饭牛”、“牧行者”是其一生书画作品中常见签署的名号。因罗牧出身农户，又以“饭牛”为字，因而后世对此多有演绎，称其幼年时常于村头厨侧放牛，故取“饭牛”为字，取“牧行者”为号。
 从中国传统的名、字、号的使用角度来考察，罗牧名为“牧”，其表字当于二十而冠之后，据本名涵义另立其字。“饭”字本义作“食”解。从明清时期文人雅士所用“饭牛”来看，“饭牛”的涵义，当有“喂牛”、“牧牛”的意思（１）。
　　从江西所属地域的农村实际情况来考察，农家孩子小则四五岁，大则七八岁便开始放牛喂牛是极普遍的现象。因此，罗牧少年放牛的事实是完全可能存在的。
但是，“饭牛”一词，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意义里面，却决不仅仅是“喂牛”、“牧牛”的表面意义，而是另有更深的涵义。
《庄子•田子方》：“百里奚爵禄不入于心，故饭牛而牛肥。”
《淮南子•道应》中有一则《饭牛歌》：“桓公郊迎客，宁越饭牛车下，望见桓公而悲，击牛角而疾商歌。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歌者非常人也。’命车后载之。”
《史记•邹阳传》亦有：“宁戚饭牛车下。”《集解》引应劭：“桓公夜出迎客，而宁戚疾击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遭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骨加干），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曼曼何时旦。’”
《淮南子•道应》中所说的饭牛者宁越，为战国时的赵国人，曾为周威王师，是当时六国中与徐尚、苏秦、杜赫齐名的人物。
而《史记•邹阳传》中的饭牛者宁戚，则是春秋时的卫国人。宁戚因家贫而为人挽车。至齐，喂牛于车下，扣牛角而歌。桓公以为非常人，召见，拜为上卿。此一故事还见于《吕氏春秋•举难》、《晏子春秋•内篇•问》下四。
由此可见，罗牧取字“饭牛”的用意，当有暗喻自己既有宁戚那样的上卿之才，又有抒发自己的抱负，以及企盼能有桓公那样知遇之恩的意思。
在康熙版的《曾丽天诗》（２）第5页，载有曾炤写罗牧的《自题画》诗一首：“泉飞如白练，峰转似青螺。不知饭牛子，叩角为谁歌？”曾炤不仅是罗牧宁都的乡邑，从诗中的描写来看，俩人当有厚交。作为时人和友人对罗牧取字“饭牛”意义的诠释，足以证明以上的鸿鸣之说不存有任何臆测的成分。“牧行者”是“饭牛”字义的延伸，则是完完全全的中国传统字、号的规范取用法。
罗牧书画中签署的“钓家”之“钓”，当为罗牧表明自己源出于故乡的宁都钓锋之“钓”；“双溪”之指，则是其定居南昌以西的蓼洲之地，为蓼州所经流的贡江和章江的喻指（３）。这种款署方式，均是古代文人雅士以明其出有本、源有据的通常做法。其“种云草堂”和“种兰草堂”也都是罗牧对自己山水绘事的借喻和比喻，其目的在于表明自己的志向及雅趣，没有更深奥的含义。
 
注：（１）如清梁清标《焦林书屋集•焦林诗钞•题画》：“乱柳荫茅茨，幽人在环堵。饭牛晚归来，春湖带烟雨。”《六莹堂集•题费晓亭饭牛图》，二者所叙均为“喂牛”、“放牛”的意思。可见“饭牛”一词在当时是一个运用非常普遍的词汇。
　　（２）曾丽天，即曾＝（火加召），江西宁都人。见后《罗牧年谱》１６６８年戊申条。
　　（３）罗牧之友温应崇写有《双江怀魏和公先生》，故知“双江”确指罗牧蓼洲所居之“双江”。该诗见道光四年《宁都直隶州志》卷之三十•艺文志•诗•补遗•八十三页。诗中的“秋雁三更后，黄花九月天；思君不得见，日夕大江边；我来章贡上，闻君还翠微……”即指此。乾隆五十九年甲寅知县徐午所修《南昌县志•卷之五•山川•四》对此“双江”亦有详细的介绍。
罗牧从少年放牧喂牛，继而务农，再而制茶、售茶，及至壮年以后的绘画、卖画生活，均以布衣身份终其一生，这是现有史料告诉我们的。但是，也有传说他曾在清廷做过短暂的小吏。这一说法，据说依据的是罗牧自己写给一位“六老”的一首诗中：

“……早为达士语，偶与心相通，误=（犬旁加旬）一微官，还山愧尘客。（１）”　
　　
在该诗中，罗牧虽对自己确曾为一小吏有肯定的说法，但在该诗中，对自己做清朝小官吏的愧疚之情，却是一目了然的。只是该诗鸿鸣未见原迹，实在是没有断论可断。
在《龙门豫章罗氏十四修族谱》中，罗牧的绣像上（见附图）确实是冠以了“御旌逸品处士（2）”的字样。道光四年所修《宁都直隶州志》亦载：罗牧“为江西大家，常呈御览，旌逸品处士”。这一“御旌逸品处士”，“旌逸品”虚衔的获得，传说是时任江西巡抚宋荦代为讨封的（３）。
据宋荦自撰的《漫堂年谱》记载，宋荦确曾有过多次向康熙皇帝呈进书画的举动，如“三十八年己卯……臣荦恭进书画数种，蒙收六种。（４）”但却从未发现注明进呈罗牧的作品和有关皇帝赐封罗牧“御旌逸品处士”的记载。
宋荦作为清朝的封疆大吏，在其自撰的《漫堂年谱》中，对于皇上与他的任何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活动等都记载得一清二楚，如果罗牧“御旌品处士”的封赐既是宋荦所荐，又曾得到皇上的赐封，如此大事，宋荦是不可能不作记载的。而其它的史料，亦未见有旁证（５）。对照历来修谱立传多有拔其先祖品行的陋习，因此，这“御旌逸品处士”的封衔，实在是需要再作细考的事情（６）。如若真是这样，以往的罗牧“布衣”一说，则无必要。
从罗牧的出身及生平事迹来说，不管罗牧是否在清廷做过小吏，或获得过什么封号、谥名，这都不存在后世的所谓什么“遗民”画家与新政顺民的理论（７），因为对于罗牧这样一个贫民出身的茶商画家来说，明王朝的灭亡和清王朝的建立，在罗牧身上并不意味着多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