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隐（833-909），新城（今富阳县境）人。本名横，字昭谏，自号江东生。因屡试不第，改名为隐。
    罗隐虽在唐末度过大半辈子。但其政治活动却主要在钱鏐幕中，是吴越政坛和文坛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途危迹迁  诗名大振

    沈崧《罗给事墓志》载：
    龆年夙慧……弱冠举进士。高文善价，籍甚广场。才子十人，学殚百氏，名宣县，誉播寰区。唯应鲍、谢、曹、刘足堪并驾；若遇王、杨、卢、骆，必共争鞭。
    沈崧是罗隐同僚，所评虽有溢美之辞，但应是有所据而言的。
    罗隐27岁就在贡籍，以为可凭自己的才学，立取功名：“（上草+下热）薪就学，阅市成功”（《上太常房博士启》），“三箧书，幸无遗漏，一枝仙桂，尝欲觊觎”（《投湖南王大夫启》）。他直言不讳：“苟燕台始隗，汉殿荐雄，则斯人也不在诸生下。”（《投知书》）可是仕途却很不得意。十次上京应试却每每落第，以至于“寒饿相接，殆似平常人”（《谗书·序》）。他把所写杂文编成一书，名之曰《谗书》，愤慨地说：“他人用是以为荣，而予用是以辱；他人用是以富贵，而予用是以困穷。敬如是，予之书乃自谗耳……”。（同上）所谓“自谗”，实际上是批判现这，弹劾时政。在那些“位大者不语朝廷事”（梅先生碑））的情况下，立崖岸，寓褒贬，以“警当世而诫将来”（《谗书·重序》）。可是，《谗书》语涉讽刺，统治者“甚病其言”。当罗隐以《谗书》向“正卿”、“尚书”、“博士”、“员外”投献时，不仅示邀青睐，反而“下有自媒之诮，上无相汲之由”（《投秘监事尚书》），始终未能脱白。
    唐懿宗咸通十二年（871），罗隐39岁，好容易得了衡阳县主簿一职，可是，硖川罗御和右司张员外“皆谓隐不宜佐属邑。”罗隐深知自己乃一介白衣，无法以卷轴与公相子弟争名，就于当年十月，“乞假归觐”（《湘南应用集·叙》）。此后，曾进四川，游大梁，但所至皆不遇。后投奔淮南节度使高骈，也龃龉不合。骈酷好仙术，罗隐以《后土庙》诗刺之：
    四海兵戈尚未宁，始于云外学仪形。九天玄女犹天圣，后土夫人岂有灵？一戴好云侵鬓绿，两层危岫拂眉青。韦郎年少知何在，端坐思量《太白经》。
    罗隐把诗题在墙上，连夕挂帆而去，高骈知道后，恼羞成怒，发船紧追，追不及始罢。
    罗隐的前半生经历坎坷，从27岁到55岁的28年中，或因踬科场，或萍飘南北，艰难险阻，一身备尝，结果是“南望商于北帝都，两堪栖托无图”（《杜陵秋思》）。科举不成，做僚属又不相容，最后只好落泊而归。
    罗隐在仕途上屡遭挫折，但作为一位诗人却声名大振。正如刘赞赠罗隐诗所说：“自古逃名者，至今名岂微？”（何光远《鉴戒录》卷八）许多史书中记载了罗隐为当世所重的情况：
    隐为宰相郑畋、令狐陶。李蔚所知。畋女览隐诗，讽诵不已，畋疑有慕才意。隐貌寝陋，使女一日帘窥之，自此绝不咏其诗。陶子高登进士，隐以诗贺之，陶谓高曰：吾不喜汝及第，喜汝得罗公一篇耳……广明中，隐池之梅根浦，自号江东生。池守窦橘营墅居之。邺都王绍威，学隐为诗，自号其文为《偷江东集》……
    （姚士麟《两同书》跋。其他如《旧五代史》、《唐诗纪事》、《十国春秋》等也有类似记载。）

    宾主遇合  气骨崭然

    罗隐屡试不第而东归故乡，投靠当时任杭州刺史的钱鏐。“（隐）惧不见纳，遂以所为《夏口诗》标于卷末云：‘一个弥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之句。王（钱鏐）览见之大笑，因加殊遇，复命简书辟之曰：‘仲宣远托刘荆州，都缘乱世；夫子辟为鲁司寇，只为故乡。’”（《吴越备史·罗隐传》）这是光启三年（887）的事。55岁的罗隐经过长期的颠沛，阅尽世态炎凉，竟被钱鏐比作王粲、孔子，受宠若惊，即说：“是不可去矣！”钱鏐辟罗隐为从事，又请置钱塘县，表隐为钱塘县令。罗隐晚年见知，感恩戴德，在《虚白堂前牡丹相传白太傅手植在钱塘》中写道：
    欲询往事奈无言。六十年来此托根。香援几飘袁虎扇，格高长对孔融樽。曾忧世乱阴难舍，且喜春残色尚存。莫背栏杆便相笑，与君惧受主人恩。
    唐昭宗天复二年（902），钱鏐进爵越王，天祐元年（904），又进爵吴王。哀帝天祐三年（906），罗隐转司勋郎中，充镇海节度军判官，钱氏的文告，表记大都出自罗隐之手。梁开平元年（907），钱鏐被封为吴越王，又表荐罗隐为给事中。这时的罗隐已经“左脚 方行右臂挛”（《病中上钱尚父》）。梁开平三年（909）春，罗隐病不直，钱鏐亲临抚问，还题诗于壁道：
    黄河言有澄清日，后代应难继此才。
    罗隐起而续题两句：
    门外旌斤屯虎豹，壁间章句动风雷。
    并以红纱罩覆其上，以表知遇之恩。钱鏐又举荐罗隐子塞翁为镇海军节度推官，并迁隐为盐铁发运使。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三日，罗隐殁于西阙舍，享年77岁。（汪德振《罗隐年谱》）
    关于罗隐的葬墓，《十国春秋》说：“葬新登县界，沈崧志其墓。”清道光《浙江新登县志》卷十七说：“谏议大夫给事中罗隐墓，在县界徐村之水坞，冢碣犹存。”《绍兴府志》说“罗隐寓居萧山卒，墓在许贤乡。”明《一统志》说，“罗隐墓在泾县东七十里。”《江西通志》说，“罗隐坟在乐安县罗家潭。”沈崧的《罗给事墓志》说：
    以开平四年（910）正月二十三日归灵于杭州钱塘县定山乡居山里，殡于徐村之穴。
    沈崧当时任镇海军七度推官金部郎中（《罗隐年谱》），与罗隐同为钱鏐的幕僚，所述情况应是可信的。《钱塘县志》、明万历《新城县志》因亦采用沈崧之说。
    罗隐大半生不得志，“宗伯不能第，宰属不能官”（沈崧《罗给事墓志》）。从55岁起归附钱鏐，此后22年，宾主遇合，如鱼得水，所谓“主有礼贤之名，宾有荣家之美”（同上），从而得以施展自己的才能。对此，罗隐深为感激，写下许多称颂钱鏐的诗篇：
    数年铁甲定东瓯，夜渡江山胆斗牛。
    今日朱主平殄后，虎符龙节十三州（《献尚父大王》）
    正忧衰耄辱金台，敢望昭王顾问来？
    门外旌斤屯虎豹，壁间章句动风雷。
    三都节已联翩降，两地花应次第开。
    若此紫髯分鼎足，未闻余力有琼环。（《春日投钱塘元帅尚父二首》之一）
    或感知遇之恩：
    牛斗星边女宿间，栋梁虚敞丽江关。
    望高汉相东西阁，名重谁王大小山。
    醴设斗倾金凿落，马归争撼玉连环。
    自惭麋鹿无能事，未报深恩鬓已斑。（《暇日投钱尚父》）
    玉函瑶检下台词，记得当年捧领时。
    半壁龙蛇蟠造化，满筐山岳动神祗。
    疲牛舐犊心犹切，阴鹤鸣雏力已衰。
    稚子不才身抱疾，日窥真迹泪双垂。（《感别元帅尚父》）
    罗隐虽受钱鏐恩宠，却不一味投其所好。吴颖在《重刻罗归谏江东集叙》中说：“昭谏则固有于天下之大者也。遨游吴楚，退而应钱王之召。其高节奇气，有可以撼山岳而砥江河者。”现略举史家所乐道的几例如下：
    龙纪元年（889），唐昭宗李由杰更名为晔，罗隐替钱鏐作贺表曰：“左则虞舜之全文，右则姬昌之半字。”当时京师称为贺表中第一。（见《吴越备史·罗隐传》）
    唐昭宗景福三年（893）九月，以武威军防御使钱鏐为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处置军使，钱鏐命沈崧草谢表，盛言浙西繁富。所以示隐，隐曰：“今浙西兵火之余，日不暇给，朝廷执政方节于贿赂，此表入奏，执政岂无意于要求耶？”钱鏐请他重作，略云：“天寒而麋鹿常游，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大臣见了都说：“此罗隐词也。”（《吴越备史·罗隐传》）
    当时，西湖的渔民每天要向钱王府上缴几斤鱼，名“使宅鱼”。渔民不胜其苦。有一次，钱鏐命罗隐题《（石+番）溪垂钓图》，罗隐借诗寓意即赋《题〈（石+番）垂钓图〉》曰：
    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知？
    若叫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
    钱鏐感悟，“遂蠲其征。”（《吴越备史·罗隐传》）
    吴颖把罗隐的这些言行称之为“佐国是而惠残黎。”（《重刻罗昭谏集跋言》）
    天祐四年（907），朱温篡唐，国号大梁，罗隐力劝钱鏐伐梁。《十国春秋·罗隐传》载：梁既篡唐，欲以虚爵麋强藩，进武肃王吴越两国，且以谏议大夫召隐。隐不行，请举兵讨梁。曰：“王，唐臣，义当称戈北向。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交臂事贼，为终古之羞乎？” 鏐始以隐不遇于唐，必有觖望心，及闻其言，虽不能用而心窃义之。
    吴任臣评论说：“以彼义形于色，劝兴兵伐无道梁，藐视强藩，畜以从子，大义侃侃，又宁独以文士见哉！”罗隐的“卷卷本朝之意”（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一）《曾受到后世文人的击节赞赏。王应麟认为“忠义可见”（《困学纪闻》卷十八）。胡震亨说：“读罗昭谏请钱鏐举兵讨梁，又不禁发上冲冠矣……忠义硕果，亦王泽之犹存，而诗教之未尽坠地也。”（《唐音癸签》卷二十六）李慈名曾对罗隐作全面的评价，说：“昭谏诗格虽未醇雅，然峭直可喜，晚唐中之铮铮者；文亦崭然有气骨，如其诗人也。”（《越曼堂读书录》八“文学”）“崭然有气骨”，贯穿罗隐的一生，处于逆境的前半生如此，宾主遇合的后半生也如此。

    昭谏之芳徽不泯

    吴任臣说：“方隐屡踬进士第，遍历诸州，驰驱扰攘之中惫矣。及遭逢霸主，文采烂然，声施后世，可谓得时而驾耶！”（《十国春秋》）而罗隐之所以“四海闻有罗江东”（姚士麟《〈两同书〉跋》，固然因其“高风奇节”，但更重要的还是他的突出的文学成就。
    唐末五代，有成就的作家寥寥；诗文并称的更少。而罗隐却在诗文两方面都有突出成就。清薛雪《一瓢诗话》说：“罗昭谏为三罗之杰，调高韵响，绝非晚唐琐屑。”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八）也说：“五代十国诗家著者，多有唐遗士……罗昭谏隐酣情饱墨，出之几不可了，未少佳篇，奈为浮渲所掩，然论笔材，自在伪国诸吟流上。”
    罗隐的著作相当丰富，诸籍所载略有出入。《吴越备史·罗隐传》记载“所著《江东甲乙集》、《淮海寓言》、《谗书》、《后集》并行于世。”《崇文总目》所列有：《罗隐集》二十卷，《吴越掌记集》三卷，《江东后集》十卷，《甲乙集》十卷，《罗隐赋》一卷，《罗隐启事》一卷了，《谗书》三卷，《湘南应用集》三卷，《淮海寓言》七卷，《吴越应用集》三卷，《两同书》二卷，可惜多已散失。今存《甲乙集》十卷并补遗一卷（《全唐诗》编为十一卷），《谗书》五卷，《广陵妖乱志》一卷，《两同书》十篇及序、记、启、论、碑等杂著若干，余皆散佚不传。
    前人为收集罗隐的著作，曾做了许多工作。明万历中姚士麟（叔祥）重辑并由屠中孚校刊成《罗昭谏江东集》五卷。清康熙九年（1670）新城县令张瓒据《江东集》抄本（即姚辑屠校五卷本）和《甲乙集》刻本参互校订，合刻为《罗昭谏集》八卷。道光四年（1824）新城知县吴墉据张瓒的《罗昭谏集》和钦定全唐诗文及《文苑英华》、《唐文粹》诸书增补一卷。惜未能尽收罗隐遗著，且未刊行。
    后人对罗隐及其诗文的研究，除了版本序跋和散见于文学研究的诸家评述外，极少有专论专著，只有新登兴汪德振于民国24年（1935）编纂的《罗隐年谱》。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雍文华校辑的《罗隐集》，所辑除《甲乙集》、《谗书》、《广陵妖乱志》、《两同书》外，还有散见的序、记、启、论、碑、表、铭、状、列传等杂著，书末并附罗隐生平传记，版本序跋，书目著录和诸家评述。
    罗隐的《谗书》初编于唐懿宗咸通八年（867）春，共五卷60篇（现存58篇，有两篇有目阙文），清阮元列入《四库未收书目》。其中，《吊崔县令》写的是咸通八年夏的事，《与招讨宋将军书》写于王仙芝攻上寿春、颖川、亳社、合肥而进军梁宋之时，则在唐僖宗乾符三年（876），该都是后来补充或调换上去的。
    《谗书》是罗隐散文的代表作。鲁迅先生称它“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与皮日休，陆龟蒙的小品文一样，是唐末“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鲁迅《小品文的危机》）作者将“不遇于当世而无所以泄其怒”的郁郁之气，发“愤闷不平之言”（方回《罗昭谏〈谗书〉跋》）。以无比犀利的笔锋，无情地弹劾时政，批判现实，抨击统治者，揭露恶势力，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是不可多得的讽喻佳作。
    《谗书》中的大量篇幅，借助于历史材料来讽喻现实或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有的从正面阐发义理，给人以启示。如从尧舜“化存于外”，“舍其子而教”，肯定其“示后代以公共”的精神（《三帝所长》、《丹商非不肖》），由伯成子高责让夏禹而归为“谨其取”的原则（《子高之让》）；有的从反面揭示其实质，发人之觉悟。如从刘邦、项羽的“英雄之言”而揭露其“视家国而取”的强盗本性（《英雄之言》），从“秦鹿去而天下逐”事实论证封建统治者争权夺利、蹂躏人民、摧残文明的禽兽本质（《秦之鹿》）；有的从盛衰兴亡的历史才识中给统治者敲响警钟。如从汉武帝沉醉于“万岁之声”，“以至于百姓困穷”（《汉武山呼》），隋炀帝迷于粉黛之色和郑卫之音而至于“相秉君恩，将侮军权，百官庶位”（《迷楼赋》），揭示了纵欲必败的规律。又以吴王“赐员死，而（喜+否）用事”导致“越入吴”，揭示了昏佞臣误国的必然性……在运用历史题材时，作者总是根据主题的需要，灵活取舍。有的在原有故事的基础上生发出新的故事。如从晏子以“踊贵屦贱”讥齐景公用刑之繁而引申出以“交易进退”劝齐景公“谨以从政”的故事，写成了一篇旨在影射唐末昏乱政局的《市赋》；有的对原有故事稍加改编，或突出某一侧面，即能翻空出奇，成为一篇绝妙文章，如《越归言》取《汉书·朱买臣传》的素材，批判的矛头却由不安贫困的朱妻而转向以定贵骄人的封建官僚朱买臣，这就更富有社会意义；出于对传统观念的蔑视，罗隐常常做翻案文章，而且具有卓识，如《三叔碑》、《叙二狂生》，都说得鞭辟入里，令人信服。
    在《谗书》中，罗隐还以虚构寓言故事来砭时政，讽喻现实；那“舍五常以成其名，弃骨肉而崇其术”的庄周氏弟子，使人联想到以杀伐起家，鱼肉人民的乱臣叛镇的凶险诡诈（《庄周氏弟子》）；那在暗处“辟是非，正兴替”无所顾忌而在明处“噤不得呻”的了者，活龙活现地勾勒出平时夸夺其谈，一旦了地侠就胆小怕事，明哲保身的为官之人的可笑嘴脸（《畏名》）。期 他，像《齐叟事》、《荆巫》等都无不含意深远，引人联想，发人深思。
    托物寄兴，借事论时也是《谗书》中常用的讽刺手法。《秋虫赋》是对弱肉食的唐末社会的形象批判；《说天鸡》 对那些仪表堂堂而不学无术的达官贵人的嘲讽；《屏赋》再一次痛陈奸臣当道，小人用事的危害。《蟋蟀诗》运用比兴手法，展示了邪恶得逞，贤良受压的社会现实，并以蟋蟀自况，表现了处境萧索而重操守的高尚情怀。此外，如《风雨对》、《题神羊图》、《悲二羽》等等，或托兴诗赋以见乎词，或假托他事以陈其意，无不寄寓着对现实的讽喻和批判，放射出强烈的战斗锋芒。
    在《谗书》中，还有一些直陈其事之作。有地弊政陋习的披露（《清追癸巳日诏流》、《代韦征君逊官疏》），有对世风偷薄的指责（《市傩》、《木偶人》），有怀才不遇的愤激（《道不在人》、《善恶须人》），有不随流俗的抗争（《投知书》、《答贺兰友书》、《序陆生东游》），至于对贤臣良将的赞颂及对他们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的《三闾大夫意》、《说石烈士》、《梅先生碑》、《吊崔县令》等。则从另一侧面控诉了社会的黑暗，揭露了现实的丑恶。
    总之，《谗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文学价值的好书，是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
    罗隐的诗歌约500首。除少数五、七言古诗和杂言诗外，基本上都是近体诗，尤以七律最多。风雨飘摇的时代，曲折坎坷的经历，傲岸不屈的性格，使罗隐的诗歌与他的杂文一样，充满了刚正浩然之气，“篇篇皆有喜怒哀乐，心志去就之语。”（《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桐江诗话》）。
    罗隐的大量诗歌，通过对自己坎坷遭遇的感叹，揭露了科举的弊端与用人制度的腐朽。《甲乙集》第一首《曲江春感》就是他下第后的抒慨之作：
    江头日暖花又开，江东行客心悠哉。
    高阳酒徒半凋落，终南山色空崔嵬。
    圣代也知无弃物，侯门未必用非才。
    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归去来。
    满腹经纶而累举不第，不得不归隐五湖，这不是对所谓“圣代无隐者”的绝妙讽刺吗？
    对失意的慨叹，对落泊的不平，在罗隐诗中屡见不鲜：
    只言圣代谋身易，争夺贫儒得路难。（《东归途中作》）
    惟将白发期公道，不觉丹枝属别人。（《东归》）
    漫把文章矜后代，可知荣贵是他人。（《过废江宁县》）
    五等列侯无故旧，一枝仙桂有风霜。（《长安秋夜》）
    早知世事长如此，自是孤寒不合来。（《丁亥岁作》）
    这种愤慨与不平的感情，在《感弄猴人赐朱绂》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
    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绯。
    一个装腔作势的耍猴人，居然能够赐以大官的朝服，封为皇帝近侍的官衔，而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长年寒窗茹苦含辛，竟不如一个耍猴人！帝王的昏庸，科举的腐败，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罗隐用诗歌揭露和讽刺了社会各种各样的丑恶现象，“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唐才子传》卷九）。他抨击那些愚昧无知的迷信活动，除《后土庙》外，又如《衡阳泊木居士庙下作》：
    鸟噪残阳草满庭，此中枯木似人形。
    只应神物长为主，未必浮槎即有灵。
    八月风波飘不去，四时黍稷荐惟馨。
    南朝庚信无因赋，牢落祠前水气腥。
    笔锋也指向最高统治者信道佞佛，企求长生不老的活动。
    长策东鞭极海隅，鼋鼍奔走鬼神趋。
    怜君未到沙丘日，肯信人间有死元？（《秦纪》）
    六国英雄谩多事，到头徐富是男儿。（《始皇陵》）
    应笑秦皇用心错，谩驱神鬼海东头。（《汴河》）
    也抨击统治者，麋费大量财富去营造寺庙：
    释氏宝楼侵碧汉，道家宫殿拂青云。（《代文宣王答》）
    并以作《谒文宣王庙》与之对照：
    晚来乘兴谒先师，松柏凄凄人不知。
    九仞萧墙堆瓦砾，三间茅殿走狐狸。
    雨淋状似悲麟泣，露滴还同叹凤悲。
    傥使小儒名粗立，岂教吾道受栖迟？
    文庙的荒芜，象征着儒学的衰败，也意味着儒生统治者。当农民起义国进入长安时，唐僖宗仓皇逃向四川。罗隐为此而作《帝幸蜀》：
    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
    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
    谢阿蛮是新丰市的女伶，很受杨贵妃的宠爱，诗歌借他的口吻，不仅挖苦唐玄宗在安史之乱时让杨贵妃做替罪羊，而且逼问唐僖宗；你这次逃奔四川，还有什么藉口可找呢？
    罗隐的诗以咏史名世。他的咏史诗常常具有论的性质，在咏叹和议论历史的成败得失中寄寓着对现实的讽刺。有许多精彩的篇章，历来为人传诵。如：
    千载遗踪一窖尘，路旁耕者亦伤神。
    祖龙算事浑乖角，将谓诗书活得人。（《焚书坑》）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
    西施若能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西施》）
    唐昭宗曾欲以甲科取隐，当场有大臣反对说：“隐虽有才，然多轻易，明皇圣德，犹横遭讥，将相臣僚，岂能免乎凌铄？”并举出“讥谤之词”《华清宫》为据：
    楼殿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
    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
    昭宗听了，就取消了原来的打算。（见姚士麟《〈两同书〉跋》可见，罗隐的这些诗着实刺痛了统治者的心，既使其恼恨，又使其害怕。
    由于时代的影响，罗隐的咏史诗带有浓厚悲凉色彩。他很少吟咏经纶盖世，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和揆天则地，气势浩然的盛世景象，而更多的是感叹亡国之君和末世之时，如“兵来吾有计，金井玉钩栏”的陈后主（《台城》）；“君王妨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的隋炀帝（《炀帝陵》）；抛弃前辈的好传统，而“解崇台榭为西施”的夫差（《姑苏台》）；“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的刘禅（《筹笔驿》）。所有这些，实际上是作者对他生活的时代所唱的挽歌及对统治者的讽喻。
    罗隐的诗歌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语言通俗，风格多样，在唐末五代诗坛上有重要地位。
    《两同书》共十篇，分二卷。《崇文总目》曰：“采孔，、老二书著为内外十篇，以老子修身之说为内，也子治世之道为外，会其旨而同元。”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隐谓老子养生，孔子训世，因本人之著内外篇各五，其曰：‘两同书’者，取两者同出而异名之意也。”其实，《两同书》是一部从哲学全书总目》则曰：“两同之名盖取晋人将无同之义。”其实，《两同书》是一部从哲学角度表达政治理想的理论著作。所谓“两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有两层意思：一、老子和孔子的学说，本是对立的，但《两同书》中前五篇归本子老子的话，后五篇中有四篇归本子孔子的话，作者力图说明，修身养性和治国训世，表面看来有内外之别，但视觉实质来说，却有内在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目的。从这一意义上说，老子与孔子的学说在某些方面既对立又统一，所以说“两同”。二、《两同书》中的每一篇，都从对立的两个方面来论述某一个问题，上卷的贵贱、强弱、损益、敬慢、厚薄、下卷的理乱、得失、真伪、同异、爱憎无不说明对产双方，既有其区别，又有其内在联系，决定关键在于能否符合一个“仁”字。以“仁”修身则贵、强、益、敬、厚，不然则贱、弱、损、慢、薄；以“仁”治国则理、得、同、爱、不然则乱，失、伪、异、憎。原来，罗隐是以“仁”为出发点，把老子与孔子的某些观点“同”起来的，究其实质来说，是把老子的某些理论纳入儒学的轨道，为宣传儒家的政治理论服务。
    作为议论文，《两同书》各篇观点鲜明，说理充分，语言犀利，逻辑性强，时时闪烁出卓越的思想光辉，不仅在当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就在当前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罗隐是唐末五代一位重要作家，与罗虬，罗邺并称“江东三罗”而居其首（《王定保〈唐摭言〉》）。他又是钱鏐政权中一位重要的政治活动家，在历史上有深远的影响，并一直受到后人的尊敬。他的故事广为流传，还被染上传奇色彩，称之“出语成谶。”新诚人视罗隐与同时的杜建徽为文武乡贤的杰出代表，给他们建祠塑像，世代纪念。清道光三年的《新城县志》（卷十八）称颂新城的民风说：“性鲠直而不阿，习俭朴而不侈，人知节义，瞧阳（杜建徽）之遗烈犹存，士业诗书，昭谏之芳徽不泯。”罗隐的道德文章已成为邑人的范民式。

（本文作者：潘慧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