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是鹤壁人？
　
                                                                  大河报  2004-02-01
　
　　    罗贯中是山西人，在人们的记忆中已有了深深的痕迹。但是最近鹤壁一学者的《罗氏隐居许家沟淇水河畔著〈三国〉》一文引起许多读者、尤其是《三国》爱好者和一些史学研究者的热情关注。长年致力于罗贯中研究的史学研究者、淇滨区文体局副局长兼淇滨区文化馆馆长王俊智，就罗贯中的生平身世与籍贯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他经过多年研究、考证，大胆地提出，罗贯中的籍贯并非目前史学界所说的山西清徐人，而是鹤壁市淇滨区庞村镇许家沟人。
　　    由于史料中有关《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身世生平记载甚少，对于罗贯中的属籍问题，史学界始终争论不休，一度有钱塘、杭州、东原（太原）、中原和山东东平人氏之说。山西学者孟繁仁在山西清徐发现了一本《罗氏家谱》，由此，罗贯中东原人一说占了上风。那么，王俊智提出的罗贯中为中原人、也就是鹤壁许家沟人的依据是什么呢？
　　    王俊智说，史学界对历史人物生平身世的认定，资料一般有三种来源。一是正史，二是遗迹遗址，三是稗史。罗贯中的正史资料很少，只留有著作。在《忠义水浒传》一书中，作者借小说人物暗喻其生平身世的记述，为罗贯中是鹤壁许家沟人氏的说法提供了大量有力的佐证。
　　    王俊智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论证他的观点。一是罗贯中作品中的语言风格与鹤壁方言极为相似。由于罗贯中的小说属于白话小说，因此作者在行文时不可能不流露出方言特征。王俊智将《水浒传》的语言特点和鹤壁方言进行了仔细比对，发现书中含有大量典型的鹤壁方言、俚语等特征，如“不拣”、“通共”、“约莫”、“物件”、“哩”等。此外，王俊智还把金山寺一块元朝初年的蒙汉圣旨碑的汉文，与《水浒传》的语言作了比照，发现两者的语言特点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二是对小说中所描绘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作了研究，发现书中多处场景与许家沟的地形地貌非常相似。三是对罗贯中在小说中的化身形象“许贯忠”的研究。许贯忠在小说中直言不讳地称自己是“大名府浚县地方人”，而“许家沟”正是因姓许者居多而得名。凡此种种，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即罗贯中是鹤壁许家沟人氏。    （记者 李春梅）

                                                               罗贯中与淇河文化

                                                                    王俊智

        淇河，亦名淇水、溪水，俗名山河、石河、响河、清水河。淇河有南北二源，南源出自山西省陵川东部的方脑岭，北源发于山西壶关县树掌镇南，到林州市（原林县）临淇镇合二为一，流经辉县、林州、鹤壁、淇县、浚县至小河口村入卫河。淇河原为黄河支流属黄河水系，东汉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在今小河口村东南建枋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今卫河），变为卫河支流，成为海河水系。一代世界文学巨匠罗贯中，就隐居在淇河之滨许家沟村，创作了举世闻名的四大古典名著之《水浒全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淇河文化。
        罗贯中创作的《水浒全传》是一部大规模反映封建社会农民经济斗争、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长篇小说。淇河两岸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热爱生活、追求幸福的劳动人民，反对剥削和压迫，反对邪恶势力，反对贪官腐败，不屈不挠的斗争进取精神在书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和体现。
        《宋史：张叔夜传》说：“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而《水浒全传》第九十一回“宋公明兵渡黄河，卢俊义赚城黑夜”中，便有“河北田虎造反”、“官兵不敢当其锋”之语；《东都事略：侯蒙传》说：“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官军数万无敢抗者。”《水浒全传》第一百零一回“谋坟地阴险产逆，蹈春阳妖艳生奸”中，就有“王庆造反”、“官军不能抵敌”之句。
         “宋江起河朔”，何为河朔？河，即黄河的专称；朔，即北方。《辞海·语词分册》（上）第972页为河朔注解说，河朔，地区名，泛指黄河以北。鹤壁位于黄河北部地区。鹤壁为河朔有古碑刻为证：在鹤壁第一峰之牟山顶上，就有明泰昌元年（1620）《重修玉皇庙碑记》载：“……河朔堑太行群峰迤逦而来，牟山靠巍独秀，千寻削壁……”之碑言古句。
         鹤壁古时隶属多有变异，曾先后属齐、卫、晋、赵。春秋时期，鹤壁属齐国（今山东）。齐桓公争霸中原，曾筑中牟、五鹿等城邑。《国语·齐语》云：“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币而重视礼。……筑葵兹、晏、负夏、领釜丘，以御戎狄，所以禁暴诸侯也；筑五鹿、中牟、盖与、牡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权于中国也。”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载：“按：五鹿在魏州元城县东十二里，邺即相州荡（汤）阴，县西五十八里有牟山，盖中牟邑在此山侧也。”中牟邑是在现鹤壁地域存在过的较早的城邑之一。由于中牟远离齐国，加之齐国的衰落，中牟曾先属卫，后属晋。赵“献侯少即位，治中牟”（《史记·赵世家》），以至后来赵迁都邯郸，这期间，中牟属赵。
        罗贯中居住地——鹤壁淇河之滨、古中牟邑附近的许家沟村，时属河北大名府，且又在河朔地区。《水浒全传》成书年代当在明洪武年间，当时，宋江等好汉的传说家喻户晓，宋话本、元杂剧已有表现，淇河两岸、黑山上下，元末明初农民起义的故事仍言犹在耳。此时的罗贯中，选择以河朔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作为小说题材，加之他又居淇河之北，并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和丰富想象，创作千古传诵的世界名著，也就不足为奇了。
         罗贯中在《水浒全传》中还多次写到金沙滩，如林冲雪夜上梁山途经金沙滩，晁盖、吴用、公孙胜等七星义士上梁山途经金沙滩，花荣、秦明、黄信等九好汉上梁山途经金沙滩，宋江、李逵、戴宗上梁山途经金沙滩，朱仝、徐宁上梁山途经金沙滩，劫取客商财物是在金沙滩，智赚卢俊义、巧战玉麒麟是在金沙滩，活捉黄安是在金沙滩，大败高太尉、活捉高俅是在金沙滩，陈宗善太尉上山招安和宿元景太尉上山招安也都是途经金沙滩等，这先后至少四十余次。这是作者将自己身边熟悉的事物，诸如山川河流艺术化写进书中的体现。
        金沙滩在何处？依笔者之见，它就在淇滨区庞村镇南河湾淇河段，淇河南岸是淇县杨庄、晋庄。金沙滩西北部是庞村的寒坡洞，再往北些便是黑山之金山嘉佑禅寺，这一带的淇河之北，同属黑山山脉。庞村古时叫上庞村，旧时属浚邑，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天仙庙重修碑记》载：“浚邑西北七十里，地名上庞村，斯地也，东有大亻丕，秀美之临，西有太行，辐辏之密，南有淇水，悠悠之抱，北有嘉佑，卓卓之批观”，便道出了其地理位置与周围的联系及景观。
        民谚曰：“东至铁路西至岗，淇河流水响叮当，竖石沟内有温泉，金沙滩前古战场。”金沙滩，又叫南河滩、南河湾，是悠悠淇河千万年来西水东冲涮成淤就形成的大河滩、宽弯道。河岸滩头，阳光普照，金光闪烁，光辉耀眼，金沙滩故而得名。这里有公鸡潭、金沙寨、鳖盖石（又名断壁石）、鹰嘴崖、石门口、竖石沟、神仙洞、和尚坟、温水泉、上房屋（又名母子洞）、孤石潭等景点。金沙滩风景优美，这里淇水荡荡，怪石嶙峋，树木参天，杨柳依依，堪称天然佳景。又因这里沙质好，鹅卵石多，多少年来，此处一直是淇河沿岸群众搞建筑取沙用料的好场所。
         金沙滩原有古寺庙，旧时还有很多和尚，他们和金山寺同一禅宗，后因历代战火等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前，寺院便不复存在，只留有残瓦碎砖等遗迹和遗物。金沙滩因地属黑山山脉，且距金山寺很近，从《天仙庙重修碑记》里“田肥美民殷富，人烟凑集，地势雄胜，此所谓名区，浚邑之屏藩也。计邑内之盛迹，考历代之高风贤才，特生树芳名于宇宙，俊杰屡降，展经伦于神京，夫岂荒野僻处所可同日而语哉”之碑文可以看出，这一带便有聚贤纳士、藏龙卧虎的可能。既如此，那常因创作之余闲走淇河寻找创作灵感的罗贯中，怎能不将此地此景写入他那凝聚心血的《水浒全传》中呢！
        目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研究罗贯中、研究《水浒全传》，对研究淇河文化，提升鹤壁知名度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
                                                                                   2003-3-4 鹤壁日报

                                                                     罗贯中与鹤壁断头沟

                                                                           王俊智

        隐居淇河之滨黑山西侧的罗贯中，创作《水浒传》时，用高于生活之笔，把自己熟悉的鹤壁断头沟艺术化地揉进了书中。
        断头沟在何处？断头沟就位于鹤壁新区西北、郊区庞村镇辖区内的黑山（又名金山、墨山）东侧。明万历元年（１５７３）《创建通济石桥记》载：“浚治迤西六十里许，地名黑山……其中有梵刹，曰金山嘉  禅寺也……此山麓东际有沟，曰断头。”
         断头沟又深又阔，曲折蜿蜓，古时水深草密，鱼虾戏荷，芦苇成片。该沟贯穿莱庄、后小屯、杨小屯、庞村、向户堂、户营之东流去。上游源自山后（一部分）、黑山（东坡），水面先缓后急，河床较宽地带为现今后小屯水库。断头沟过去常年流水（１９５８年后时断时流），淫雨瀑流，暑夏雨季，水势更是浩荡骇人，势若江湖（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暴雨连日，大水骤至，水面最宽处，即自现三兴集团度假村，东至杨小屯东岗，水面烟波浩淼，水势翻滚如锅沸。当地老人至今忆来，仍惊悸犹存。）。到了冬季，大雪覆沟封山，交通更是不便。古时，游人墨客或士大夫行游至此，也只得袖手而停，望山兴叹。故《创建通济石桥记》曾记载说：断头沟“深且更阔，在夏，则淫雨瀑流，势若江湖；在冬，则雪霰盈沟峦峰，每有士大夫游玩适此之时，步行至此，未免袖手而停……谓然叹曰：兹山兹寺之圣境，使吾不得而识者，此沟之阻也”。
        罗贯中在《水浒传》第十一回”朱贵水亭施号箭，林冲雪夜上梁山”中，便把断头沟艺术化地揉了进去：“阻当官军，有无限断头港陌；遮拦盗贼，是许多绝径林恋。”这里所说的断头即断头沟，港陌即断头沟的水道河湾。 聚义之七星（即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三雄）在黄泥冈智劫生辰纲一事东窗事发，被官府通辑，罗贯中在《水浒传》第十九回”林冲水寨大并火，晁盖梁山小夺泊”中，又用较大篇幅艺术地写到了断头沟。作者写官府派何涛“整选”，“五百军兵同众多做公的”，顺断头沟船骑相迎水陆并进，“一齐奔石碣村来”。作者描述道：“那是已是日没沉西，划得船开，约行了五六里水面，看见侧边岸上一个人，提着把锄头走将来。何涛问道：‘兀那汉子，你是甚人？这里是甚么去处？’那人应道：‘我是这村里庄家。这里唤作断头沟，没路了。’”
        在本回中，罗贯中对断头沟又艺术地作了客观的注脚：“飞沙走石，卷水摇天。黑漫漫堆起乌云，昏邓邓催来急雨。倾翻荷叶，满坡新翠盖交加；摆动芦花，绕湖面白旗缭乱。吹折昆仑山顶树，唤醒东海老龙君。”
        这里的“湖面”便是对断头沟一个极好的证件。说起芦花，黑山东侧，从杨小屯、后小屯到冷泉；黑山南侧，从庞村到下庞；黑山西侧，从许沟、王滩到朱家；黑山北侧，从山后到后沟，或淇河，或断头沟，或永通河，或河湾港汊，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时，甚至实行责任田之初，还到处可见芦苇（河边、岸头、田埂现在还有很多），每到秋天，芦苇翻滚如浪，芦花白花花一片似汪洋。现在上述各地，芦苇仍不同程度生长着，而且断头沟西岸龙虎岗上便是龙王庙，与“老龙庙”相对应。
        故此，罗贯中在本回还专门赋诗一首：“官兵尽付断头沟，要放河涛不便休。留着耳朵听说话，旋将驴耳代驴头。”该诗在赞美义军仇视官军的同时，也展示出作者对断头沟特有的深厚情结。 
                                                                         2002-4-15 鹤壁日报

                                                            
                                                                  罗贯中祖籍新说
 
         罗贯中，祖籍哪里，何地人氏？
       《水浒传》第九十回“五台山宋江参禅，双林镇燕青遇故”中，作者为表述自己的身份，借许贯忠之口说道：“小子姓许，名贯忠，祖籍大名府人氏，今移居山野。”这里的“山野”，经很多专家学者多方探讨论证，即是现今淇河之滨的河南省鹤壁市郊区庞村镇许家沟村（简称许沟）。国家邮电部由此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罗贯中隐居地鹤壁，向海内外发行《水浒传》、《三国演义》特种邮票便是明证。
        许沟时属河北大名府浚县，更有史书、碑刻很多记载：
        元代普颜笃皇帝（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于皇庆元年（公元１３１２年）２月１８日颁布的圣旨镌刻的金山嘉礻右禅寺蒙汉同壁圣旨碑载：“……所属大名路……浚州的金山嘉礻右禅寺……”鹤壁市地方志《大事年表》载：“元（１２０６年—１６３８年），蒙古蒙哥汗五年（１２５５年），置淇州。……治所在朝歌，属大名路。”又载：“蒙古世祖至元年（１２６４年），……置浚州，……至元二年（１２６５年）改属大名路。”又载：“明洪武二年（１３６９年），改浚州为浚县，属直隶省大名府。浚县之名由此始。”
        许家沟村紧靠淇河，淇河之南属淇县，东南属浚县，东边是金山，北面和东北属汤阴，再西些属林县。它周围的县、州，在元、明都属大名路（府）所辖，即便区划调整，它也仍然脱离不了河北大名府的管辖。
        综上所述，各种史志碑刻资料都表明：许家沟村在元代时，属大名路浚州；明代时，属大名府浚县（路改府，州改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许家沟村还归属浚县；１９５７年鹤壁设市，许家沟村划归鹤壁市郊区。
        世界文学巨匠罗贯中，经专家学者论证即许贯忠。其先祖是谁？据姓氏考证，许姓先祖为许由。许贯忠即上古高洁之士许由之后。上古时，相传尧要把君位禅让给许贯忠的始祖许由，许由逃到箕山（今河南登封县东南）下，农耕而食；尧又请许由做九州长官，许由到颍水河边洗耳，表示不愿听到。许由死后，葬于箕山，故箕山亦名许由山。《史记·伯夷列传》载，太史公“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太平御览》引《西征记》曰，“许昌城本许由所居”。《急就篇·注》言明许姓即“许由之后”。西周初，周武王把许贯忠的先祖，炎帝裔孙伯夷的后代姜文叔，封于许由曾居住过的许（今许昌东），建立男爵许国。战国初期，许国传至国君元公结时，被楚国灭掉（一说灭于魏），子孙异国为民，又形成一批许姓居民。故《左传·隐公十一年》曰：“许，太岳之胤也。”《新唐书·宰相世系》亦载曰：“许氏出自姜姓。炎帝裔孙伯夷之后，周武王封其裔孙文叔于许，后以为太岳之嗣，至元公结为楚所灭，迁于容城，子孙分散，以国为氏。”许国灭亡后，其遗民大都散居于今河南境内。许贯忠先祖迁徒于淇河之滨的许家沟安家落户。至元末明初时，许贯忠许氏家族已繁衍２０余户了（不排除有外迁的可能性）。
        古语说得好：“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当然，更没有几个出卖自己祖宗的。作者在《水浒传》一书中，就是隐喻地昭示后人，自己的祖籍是哪里。
       为了进一步点明自己是大名府浚县许家沟村人，同在第九十回，作者写道：“燕青正看山景，不觉天色已晚。但见：落日带烟生碧雾，继霞映水散红光。原来这座山叫做大伾山，上古大禹圣人导河，曾到此处。《书经》上说道：‘至於大伾’，这便是个证见。”
       大伾山海拔１３５.３米，座落于现今河南省鹤壁市浚县境内，紧傍县城东南。原黄河故道便在其东山脚下。大伾山以禹贡名山载史四千多年。《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载：大禹疏黄河“东过洛氵内，至於大伾”。大禹疏河之胜迹在大伾山处处可见，至今仍有当年大禹治水留下的“锁鲛石”和“拴船橛”。
       由此观之，罗贯中祖籍在当时便与大名府、浚县、大伾山、淇河、许家沟村有着百解不开、千丝万缕的关联。我们相信，随着罗贯中研究的进一步拓展，解开罗贯中祖籍之谜将为时不远了。
                                                              2002-1-9 鹤壁日报

                                                     鹤壁现"罗氏碑" 罗贯中考古获突破

        今日从河南省鹤壁文物部门传来消息称，该市庞村镇下庞村日前发现一块明代古墓碑。经专家初步认定，该石碑对罗贯中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这意味着该项考古研究取得较大突破。
        罗贯中，名本，别号湖海散人，生于元代中后期，死于明初，罗贯中根据《三国志》、《三国志平话》和流传在民间的三国故事加工整理创作了《三国演义》，开创了中国长篇章回历史演义小说与白话小说的先河。
据介绍，该古墓碑是鹤壁市庞村镇下庞村村民齐金福在自家地里锄地时挖出的。从外观看，石碑右侧已经残缺，上面的字迹和图案依然可辨。石碑残高76厘米，宽45厘米，属青石石料，中间为一竖行双线阴刻正楷繁体字，字体较大，上刻“明故室人罗氏之□”字样(后一字残失，估计为“墓”字)，左边是一竖行阴刻小字，刻有“万历十二年二月吉旦立”的落题，碑的四周还刻着约二十厘米宽的卷云纹图饰。
        依据碑的内容专家推断，碑主为距今四百二十年前明万历甲申十二年(公元一五八四年)去世的一位罗姓已婚女性，碑主的身世或地位不同寻常，很可能先于丈夫去世。
        经有关专家初步分析后认为，该该古墓碑的发现用实物首次证明了历史上许家沟一带的确存在过罗姓人家。这次在许家沟附近下庞村发现“罗氏碑”，不仅填补了“罗学”当中的一项空白，更为“罗贯中鹤壁人氏”的学说提供了有力的左证，意义非同小可。为下一阶段罗贯中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开辟出一个崭新和广阔的领域。(朱晓娟)
        中新社2004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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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文化研究
                                                            罗贯中籍贯研究述评
                                                      ——《三国演义》文献学研究之一
                                                                   韩伟表
        〔摘要〕由于传世材料的匮乏与抵牾舛错，罗贯中的籍贯至今聚讼纷纭，尚无定论。明清以降，主要有五种说法：“太原”说；“东原”说；“钱塘”说；“慈溪”说；“庐陵”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争鸣逐渐集中到前两种意见。作为基础研究，探讨籍贯问题的价值与意义不仅在于决此悬案，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推动和深化《三国演义》的整体研究。站在世纪之交，对该课题的学术进程作一番认真的清理总结，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三国演义》文献学；籍贯研究；“太原”说；“东原”说
        〔中图分类号〕I207．4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01)01-0070-05
        罗贯中作为《三国演义》①的作者几无争议②，但他的身世经历却湮灭难考。20世纪20年代以降，一批相关的明清文献资料和有关版本的发现，为罗贯中身世经历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但由于这些文献记述颇多抵牾舛错之处，《三国演义》的版本流变又极其复杂，因此罗贯中身世经历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许多根本性问题尚未有较为一致的观点,罗贯中的籍贯问题就是这样一个久悬不决的世纪难题。本文拟以史为经，以“说”为纬，详今略古，突出重点，对该课题作一梳理，以期鉴往知来，对21世纪的罗贯中籍贯研究及整个《三国演义》文献学的建设有所裨益。
        关于罗贯中的籍贯，明清以降，有五种说法：1．“太原（今山西太原）”说；２．“东原（今山东东平及附近）”说；３．“钱塘（包括杭人、越人）”说；4．“慈溪”说；5．“庐陵（今江西吉安）”说。
       “钱塘”说见于明清人的笔记③。不过当代学界普遍认为钱塘仅是罗贯中寄籍或搜集过创作素材的地方〔1〕。“慈溪”说严格意义而言并非成说，该说主要持论者周楞伽在《小说札记•罗贯中的生卒年新证》（载《文学遗产》1981年第4期）和《关于罗贯中生平的新史料》（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版）中认为罗贯中“也许原籍东原，值元末动乱，山东兵起，遂迁居慈溪。”就周氏行文看，实认为“慈溪”乃罗氏流寓之所。“庐陵”说仅见《说唐演义全传》题署，但这并不可靠。首先，《说唐演义全传》并非罗贯中作品，这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已有定论〔2〕。其次，《说唐演义全传》现存最早刊本刊行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去罗贯中时代已四百年。显然不能根据这样一个晚出的伪托作品来确定罗贯中的籍贯。
        建国以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逐渐集中到前两种意见。

       “太原”说

       “太原”说的主要根据是《录鬼簿续编》中有关罗贯中的记载。1931年，郑振铎、马廉和赵斐云三位学者访书宁波，发现了天一阁旧藏明蓝格钞本《录鬼簿•录鬼簿续编》，其中有罗贯中小传，位于《录鬼簿续编》卷首第二位（第一位为《录鬼簿》作者钟嗣成），全文如下：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风云会》（赵太祖龙虎风云会）《连环谏》（忠正孝子连环谏）《蜚虎子》（三平章死哭蜚虎子）〔3〕
由于罗贯中的传世资料不多且大多为去罗氏百余年之后人所追记，因此这篇为罗贯中同时代人且又为“忘年交”所作的小传就成了迄今最早、最全面、最权威的资料，因而成为“太原”说的主要立论根据。如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33年初版,作家出版社1957年修订版）、赵景深《水浒传简论》（1948年）、郭豫适《略论〈三国演义〉》（1959年）即依此立说。建国以来几部比较权威的文学史和小说史，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等也均据此主“太原”说。
        自80年代初《三国演义》研究重新走上正轨后，除部分学者继续援用《录鬼簿续编》的记载以巩固该说外〔4〕，另有一些持论者开始在“东原”说学者的诘难中于此孤证外寻求实证、旁证及作品内证，以获取更坚实广泛的支持。
        孟繁仁先后发表《罗贯中试论》（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题晋阳罗氏族谱图〉与罗贯中》（载《城市改革理论研究》1988年第2期）、《太原〈罗氏家谱〉与罗贯中》（与郭维忠合作，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此说作了进一步阐发。除继续强调《录鬼簿续编》记载的“权威性”外，还根据实地察访搜集到的太原市清徐县《罗氏家谱》的世系名录，并结合罗贯中创作的几部小说中着意褒美的人物，如《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关羽、《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的李存孝、《三遂平妖传》中的文彦博等都是山西人的“故土性”观念，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进一步扩大了该说的影响。但孟文也存在一些纰漏：观点先行的调查难免主观随意之嫌；罗氏作品中的真正主角并非全都是山西人，“故土性”分析尚须另求对象；太原清徐《罗氏家谱》的纂修并不严谨，如混淆“先祖”、“远代祖宗”和“始祖”、“第一代”等谱牒学概念，随意乱扣和拔高“始祖”的官衔等，更何况《罗氏家谱》中根本就没有出现“罗本”或“罗贯中”字样，把其中阙名的罗锦“出外”“次子”认定为罗贯中实属无稽臆断……当然其结合实证及作品内证进行探讨的方法和思路尚合乎学理。
90年代初，刘世德曾撰《罗贯中籍贯考辨》（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东平人说罗贯中籍贯考辨》（载《海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罗贯中是哪里人》（载《夜话三国》，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等文，对“东原”说进行辨难，力主“太原”说。刘世德在《罗贯中籍贯考辨》一文中首先从“太原”两字的字形笔划、《录鬼簿•录鬼簿续编》的体例、内容及著录者的生活境遇等几方面论述了《录鬼簿续编》“太原”说的可靠性，认为“‘太原’不可能是‘东原’的讹误”。其次，结合最早的《三国演义》版本嘉靖本和最早的罗氏杂剧《风云会》刊本的题署及最早著录《三国演义》的书目《百川书志》的记述，对“东原”说的主要依据——题署有“东原”字样的包括《三国志传》和罗贯中其它小说作品在内的十六种版本，从刊刻年代、地点、图文版式及书名、分卷情况等几方面进行分析，认为“这十六种版本的题署与罗贯中本人没有任何瓜葛，完全是出于后世书商的手笔；它们是不可靠的，因而也是不可信从的”。最后作者认为“东原”说的始作俑者是弘治七年（1494）蒋大器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序文把陈寿的官衔“平阳侯（相）”误改成为地名“平原”，而“两个‘原’字的纠缠”，使“太原”讹误成“东原”。
        刘世德的论述进一步强调了《录鬼簿续编》记载的可靠性和可信度，对蒋大器序文致误原因的分析也不无道理，但“太原”讹误成“东原”的结论未免失之仓促与单薄。十六种版本的特点分析严整精审，极具版本学价值，对《三国演义》版本系统的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唯在行文中把最早的《三国演义》刊本嘉靖本看成是“最接近罗贯中原本面貌的版本”的认识尚有商榷余地。实际上，从七十年代起，特别是1984年全国第二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和1987年1月《三国演义》版本讨论会召开以后，海内外学术界已逐渐倾向于把晚于嘉靖本刊刻的《三国志传》系统的祖本看成是比较接近罗贯中原本面貌的版本。这一认识偏差无疑使刘文从版本学角度寻绎的创获大打折扣。
        世纪之交，陈辽发表《太原清徐罗某某绝非〈三国〉作者罗贯中》（载《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1期）一文，针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山西及太原清徐县的一些学者因“出于对《三国演义》原作者罗贯中和对乡里的热爱”，而在解读清徐县发现的《罗氏家谱》的过程中发生的失误，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条分缕析。首先，由于研究者忽视了罗氏后人“把‘先祖’、‘远代祖宗’和‘始祖’、‘第一代’混为一谈”的错误，致使罗氏的每一代竟长达54年，据此推算，则“罗贯中”的出生时间应在1086年左右，这显然不可能。其次，《罗氏家谱》第六代罗锦“出外”的无名“次子”如果是罗贯中的话，那么，据《罗氏家谱》纂修时间（1567年）和纂修者罗礼（为“出外次子”之侄）的年龄（时年四十岁左右）推算，该“出外次子”应生于1500年左右。而庸愚子（蒋大器）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写“序”的时间为1494年，那时尚未出生的“出外次子”怎么会创作《三国演义》呢？第三，如果“出外次子”果真是罗贯中，那么将其从家谱除名也不符合“纂修者一贯抬高先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做法”。因此，“出外次子”根本不是《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既如此，那么基于“‘出外次子’即罗贯中”而想象生发的“所谓罗贯中即《水浒传》中的许贯中、罗贯中晚年隐居于今鹤壁市许家沟写作《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全属子虚乌有”，更“不能作为清徐罗某某即《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真切史料”。
        陈辽对“太原说”新证鞭辟入里的剖析并非表明他改变了先前力主“太原说”的立场，其文意在涤汰浮夸学风，为“太原说”激浊扬清。这一反思研究史的典型个案更深远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昭现了新世纪《三国演义》研究客观务实、冷静深思的科学趋向。其文虽小，而其旨远矣！
        从简单援用到深入分析，从拘守孤证到多元求证，“太原”说已轻易难以摇撼。虽然自80年代以来发现的新证存有或多或少的罅漏，但也遽难一概否定。90年代以后，“太原”说的取证未见新突破，只是目前尚无权威的、无可辨驳的材料和反证来否定《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故该说至今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东原”说

        “东原”说的主要根据是《三国演义》现存最早版本嘉靖元年（1522）刊本卷首庸愚子（蒋大器）于弘治七年（1494）所作“序”和万历及后众多《三国志传》刊本及其他署名为“罗贯中”的小说的题署。
经中外学者的努力寻访，嘉靖本、李卓吾评本、李笠翁评本，以及好几种万历及后的刊刻本，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陆续被发现。但由于《录鬼簿续编》的影响，现代学者如鲁迅、胡适、钱玄同、郑振铎、孙楷第、傅惜华等都不以上述刊本的题署为是。建国后至70年代末的学者亦未有新说，期间似只有冯沅君在《〈三国志演义〉刍议》（载《山东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一文注释⑤中隐约透露出“东原”说意向：“我猜疑，续编的‘太’字可能是东字之误。天一阁本《录鬼簿》虽有不少他处所无的材料，但错字却是常见的，如狄君厚、孔文卿皆平阳人，而在吊词中均讹平阳为‘平易’。”但在正文中仍倾向“太原”说。
         直至80年代初，方有学者打破庶几成定论之“太原”说，倡导“东原”说。
刘知渐在《重新评价〈三国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中指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有一篇‘庸愚子’（蒋大器）在弘治甲寅（1494）年所作的序文中称罗贯中为东原人。这个刻本很早，刻工又很精整，致误的可能性较小。贾仲明是淄川人，自称与罗贯中‘为忘年交’，那么，罗是东原人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录鬼簿续编》出于俗手所抄，‘太’字有可能是‘东’字草书之误。因之，我们赞成罗贯中为东原人的说法。”刘文重点固不在此，因此臆度有余而考订不足，但倡导举证之功，不容抹煞。
        王利器也认为,部分明刻本《三国志传》“认定罗贯中是元东原人”；“《续编》以为太原人，‘太原’当作‘东原’，乃是贯中原籍，由于《录鬼簿》传钞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尔致误”。他又进一步指出：“然我之认定罗贯中必是东平人，还是从《水浒全传》中得到一些消息的。《水浒全传》有一个东平太守陈文昭，是这个话本中唯一精心描写的好官。东平既然是罗贯中的父母之邦，而陈文昭是赵宝峰的门人，也即是罗贯中本的同学，把这个好官陈文昭说成是东平太守，我看也是出于罗贯中精心安排的。”（《〈水浒全传〉是怎样纂修的？》，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罗贯中、高则诚两位大文学家是同学》，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2期）王氏向以文献考据见长，上述所论的是旁搜远绍，发人之所未发。一时“东原”说声名鹊起，始与“太原”说相颉颃。此后，叶维四、冒炘论著《三国演义创作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李灵年《罗贯中为赵偕门人辨略》（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刁云展《罗贯中的原籍在哪里？》（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等均主“东原”说。
        沈伯俊《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载《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一文则以破立“说”，针对孟繁仁在《罗贯中试论》、《〈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两文中所运用的材料和方法，对“太原”说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辨难。首先，从三个方面对《录鬼簿续编》记载的权威性提出质疑。第一，《录鬼簿续编》的记载固然值得重视，但罗贯中的作品本身更值得重视。“现存的《三国演义》明代刊本，大多署名‘东原罗贯中’；罗贯中创作的另外几部小说，多数也署名‘东原罗贯中’”，而“人们一般都认为这是罗贯中本人的题署”，因此，它比《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更权威、更可靠。第二，现存《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嘉靖本卷首庸愚子于弘治甲寅（1494）作的“序”中称罗贯中为东原人；而《录鬼簿续编》仅存嘉靖元年以后的抄本。二者相比，显然前者更为可靠。第三，“《录鬼簿续编》抄本确实颇有一些错字、脱字、衍文和颠倒之处”，因此，传抄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尔致误”的可能性“也就不能完全排除”。其次，根据文学史名著中主人公与作者籍贯的不一致和罗贯中作品中主人公籍贯的分析，认为用“故土性”来解释罗贯中的籍贯是不可靠的。文章还针对孟繁仁采传说为证的方法提出异议，认为“民间传说自有其特殊的审美价值，但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其内容却因历代群众的加工、改铸和附会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往往与事物的原貌差距很大；还有许多传说是完全没有史实（根据）的虚构。因此，民间传说一般不应成为考证历史人物生平的依据。”
        沈文循次披绎，理罅辨缺，发明“太原”说诸多疑误，有较高的学术争鸣价值。故尔沈文一出，“东原”说与“太原”说遂成一时瑜亮。但沈文也存在一些有待商榷之处，比如现存近三十种《三国演义》明刻本中题署有“东原”字样的不足十种，尚称不上“大多”；既然可以仅仅根据抄刻时间的先后断定在先者较在后者可靠，那么去罗氏两百年后刊行的数种《三国演义》的题署当然也就不足为据了，而嘉靖本卷端则并未题明罗贯中为何许人；“致误可能性”只是或然而非必然。有此数失，沈文论断自不足以摧撼“太原”说之根基。
        90年代中期，涌现出一批“东原”说的积极支持者。刘华亭《罗贯中的籍贯——太原即东原解》（载《济南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杨海中《罗贯中的籍贯应为山东太原》（载《东岳论丛》1995年第4期）、杜贵晨《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辨论》（载《齐鲁学刊》1995年第5期）等在前辈时学的研究基础上，结合新发现的文献材料——郦道元《水经注》卷八“济水”条的记载，认为《录鬼簿续编》之“太原”乃“山东太原”，也即山东东原。“泰山名人研究室罗贯中课题组”（下简称“课题组”）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水浒全传》中的地理描写与东平一带的地理环境考察印证后进一步强调了作者创作的“故土性”。“课题组”还对“水浒圣地”东平湖周围地区进行了大量认真的实地调访。“调查虽然没有取得与罗贯中有直接关系的文字史料”，但发现了“一些有关罗贯中在东平的‘口碑’材料”：霍希贤（据《元史》载霍氏为元延五年即1318年状元）与罗本关系密切、罗贯中在二圣宫（创于元初，今圮）内写《三国演义》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课题组”还通过问业、走访、函商等方式，披寻出国内一批赞同“东原说”的专家学者，无形中增强了与“太原”说抗衡的力量（《关于罗贯中原籍“东平”说的研究和调查》，载《泰安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
        《水经注》中的材料在该领域乃首次使用，颇能新人耳目，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至少表明“东原说”论者已意识到先前“‘太’乃‘东’之误”的臆断并不可靠。但《录鬼簿续编》的作者何以要拿距元已千年之遥的古地名（山东太原郡建制只在魏晋之际）来记录罗贯中的籍贯，其间曲折尚费周章。对“故土性”因素的肯定与重新诠解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还需作更广泛深入（诸如方言俗语、风土人情、气候特点等）的考察，并且尽量避免把考察结果当作主要论据加以运用，其中关节，前述沈伯俊已发覆之，兹不赘。实地调访获得的“口碑”材料也属新发现，为罗贯中身世经历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很有参考价值。但仅据这些材料还不足以认定罗贯中的籍贯就是东原，毕竟还不能排除罗贯中因搜集素材或其它原因而迁居之可能。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对罗贯中籍贯的研究正日趋深入。但也应该承认，要真正解决这一课题尚需时日。这不仅是因为这方面可资利用的材料实在太少，对于已有材料缺乏精敏的分析研究恐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关于《录鬼簿续编》至今尚存诸多疑点：作者究竟是谁？与罗贯中关系到底如何？具体何时编定？错讹问题怎样处理？甚至体例也可进一步考究；至于对决此疑案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作品内证更尚未考辨至悉；《三国志传》的成书年代有待进一步考订落实……任一方面的进展都将有助于更好地解决该课题。总之，新材料的寻访发掘固然重要，因为它蕴蓄学术发展的契机和希望；但旧材料的爬梳理董也必不可少，因为它提供迈越前修的梯基与学养。学术论争的真正价值并非仅在于厘定一端，更重要的是通过论争培养和赓续实事求是、冷静深思的良好学术风气。这就是包括《三国演义》作者籍贯研究在内的学术史给予我们的启迪。这一启迪未免简单，但经历了太多风雨的中国学人，站在世纪之交，不妨把这一启迪看作警策!
         (责任编辑 沈伯俊)

                                                           罗贯中是鹤壁人！
                                                           转自：河南报业网 2004年2月6日8:47

        中国三门峡网讯：
　　    11月12日，鹤壁淇滨晚新栏目“文化鹤壁”首篇报道《罗氏隐居许家沟 淇水河畔著“三国”》一文刊载后，引起许多读者、尤其是“三国”爱好者和一些史学研究者的热情关注。长年致力于罗贯中研究的史学研究者、淇滨区文体局副局长兼淇滨区文化馆馆长王俊智同志，就罗贯中的生平身世与籍贯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他经过多年研究、考证，大胆地提出，罗贯中的籍贯并非目前史学界所说的山西清徐人，而是鹤壁市淇滨区庞村镇许家沟人。

        由于史料中有关《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身世生平记载甚少，对于罗贯的属籍问题，史学界始终争论不休，一度有钱塘、杭州、东原（太原）、中原和山东东平人氏之说。90年代初，山西学者孟繁仁在山西清徐发现了一本《罗氏家谱》，由此，罗贯中东原人一说占了上峰。那么，王俊智提出的罗贯中为中原人、也就是鹤壁许家沟人的依据是什么呢？

        王俊智说，史学界对历史人物生平身世的认定，资料一般有三种来源。一是正史，二是遗迹遗址，三是稗史。罗贯中的正史资料很少，只留有著作，尤其在所著《忠义水浒全传》一书中，作者借小说人物暗喻其生平身世的记述，为罗贯中是鹤壁许家沟人氏的说法提供了大量有力的佐证。该说法的前提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尤其文学作品，任何文学作品都必然体现和包涵作者对自身生活的真实感受与体验。基于此，王俊智通过对《水浒传》多年的研究，对鹤壁历史遗迹遗址、地域文化、民风民俗的实地考证后发现，《水浒传》中大量反映作者身世及生活环境与生活习俗的描写，都证明了罗贯中并不只是隐居许家沟，而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

        王俊智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论证他的观点。一是罗贯中作品中的语言风格与鹤壁方言极为相似。由于罗贯中的小说属于白话小说，因此作者在行文时不可能不流露出方言特征。王俊智将《水浒传》的语言特点和鹤壁方言进行了仔细比对，发现书中含有大量典型的鹤壁方言、俚语等特征，如“不拣”、“差发（拨）”、“物件”、“哩”等。此外，王俊智还把金山寺一块元朝初年的蒙汉圣旨碑的汉文，与《水浒传》的语言作了比照，发现两者的语言特点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二是对小说中所描绘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作了研究，发现书中多处场景与许家沟的地形地貌非常相似。比如位于许家沟村西北十余里的白龙庙，就出现在《水浒传》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中，书中所描绘的周围景观与实地颇为相似。三是通过对罗贯中在小说中的化身形象“许贯忠”的研究。许贯忠在小说中直言不讳地称自己是“大名府浚县地方人”，而“许家沟”正是因许姓者居多而得名。凡此种种，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即罗贯中是鹤壁许家沟人氏。
        王俊智说，假如他的这一论断得到认可，可能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对罗贯中的研究是一种突破；二是进一步完善、丰富了孟繁仁的罗贯中隐居许家沟说；三是无论从文化或者发展的角度，对鹤壁意义重大。

 

                            元末明初人罗贯中不是小说作家
        
                                        张志和

        元末明初人罗贯中作为一位杰出的小说作家，早已是现行各种中国文学史和小说史上的定论，也已经被社会所“公认”。事实上，他是一个生活在元末明初的杂剧作家，而根本就不是什么小说作家。
        一、把罗贯中当成小说作家是一种误解
        元末明初人罗贯中是一位杰出的小说作家，这是现行各种中国文学史和小说史上的定论，也是已经被社会所“公认的事实”。事实上，他是一个生活在元末明初的杂剧作家，而根本就不是什么小说作家。
        关于罗贯中的生平和创作，见于记载的可信的史料只有明初无名氏的《录鬼簿续编》中的数十字：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这算是罗贯中的小传，传后列其所作杂剧共三种：
        《忠正孝子连环谏》、《宋太祖龙虎风云会》、《三平章死哭蜚虎子》。
        这记录者是罗贯中的“忘年交”，且年纪比罗贯中小的，他所记录的罗贯中就是这样一个生活在元末明初的杂剧作家，其中并没有任何关于罗贯中创作小说的记载。明代其它一些关于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记载都出现在明中叶以后，也就是在罗贯中生活的时代大约200年以后，所以都不能算是可靠的文献。
        元代乃至元末明初，是杂剧创作流行的时代。这一时期民间的另一种文艺形式就是说书艺术，但这一时期还没有成熟的长篇小说出现，今人所能见到的只有一本说书艺人使用的底本性质的《三国志平话》，全书也只有6万多字。到了明中叶，也就是罗贯中之后大约200年，各种长篇小说才陆续出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其中的一些小说，如《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上都出现了罗贯中“编次”的字样。到了现代人编写的各种文学史和小说史中，元末明初人罗贯中就俨然成了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这实际上是因疏于考证而造成的一种误解。
        标明为“罗贯中著”的那些明代的小说，人们早就看出许多都是冒名假托。至今被信为罗贯中所著的小说只有《三国演义》和《三遂平妖传》两种。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拿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两部书并不是罗贯中作，罗贯中作为“小说家”的桂冠就应当被取消。
        二、《三国演义》成书于明中叶，是在说书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作者不可能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
        要澄清罗贯中是不是《三国演义》的作者这一问题，相关的文献资料需要调查，其中最关键的还是要搞清《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目前，在国内大体上可以看到17种明清时期刊行的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笔者自1986年开始涉足《三国演义》研究领域，十多年来详细调查并系统阅读了这17种版本，基本摸清了《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经过仔细阅读校勘这些版本，初步澄清了这样的事实：（一）、《三国演义》是在自北宋至明中叶的说书艺人不断说唱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不是某个人的创作。其祖本亦即最初写定的本子是明代建阳书坊的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证据是：只有该本保留着根据说唱艺术作原始记录所造成的方音错误，如将“秦始皇”误写成“秦始王”、将“黄权”误作“王权”，并且从该书中找到了大量的“虽”、“须”混用的例子。“王”、“皇”不分或者“王”、“黄”不分，“虽”、“须”混用，从方言语音上看，只能是南方方音造成的。这类错误在其它各本中都基本得到了纠正。由此可以断定，这是一个最早写定的本子。其最初写定者自然应是南方人，而决不会是元末明初的太原人罗贯中（详请参阅《光明日报》2001年12月17日所刊拙文《〈三国演义〉的最初写定者应是南方人》）。（二）、明中叶出现的以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为代表的各种坊本，如朱鼎臣本《三国志史传》、乔山堂本《三国志传》、双峰堂本《批评三国志传》、联辉堂本《三国志传》、汤宾尹本《三国志传》等，都与元刊《三国志平话》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证据是：由于古代说书艺人缺乏历史知识，连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点在“许昌”都不知道，而误认为曹操当时的大本营在“长安”。元刊《三国志平话》中说曹丕代汉所筑的受禅台在“长安西南五十里有一村，名凤凰村，此处筑一台，名受禅台”。上述几种版本中也都有个别处将“许都”误写成了“长安”（如《关云长刮骨疗毒》一节中有“却说关公自斩了庞德，威声大震，华夏皆惊，报到长安，曹操大惊”的说法）。我们可以想象，明中叶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最初形成时，由一个不知名的下层文人根据说书艺人在书场上的讲说记录而成，随后又根据《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书对其进行加工，而后刊刻问世。由于这样一部书文字加工的工作量太大，结果导致了上述错误的存留，上述其它几种版本直接或间接承黄正甫刊本而来，又都因袭了这样的错误。（三）、学术界公认的最早刊本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其实并不是最早出现的版本。证据是：上述方音和地理错误，在嘉靖壬午本中都得到了纠正。从目前所能调查到的版本来看，在嘉靖壬午本出现以前，起码已经有6种版本在民间流传着。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的出现要比它早20年以上，在这段时间里还有若干种刻本出现，上面所列的几种版本都具有早于嘉靖壬午本的特征。当然，上述几种版本中，有的是万历年间刊印的，但它所依据的版本却是早于嘉靖壬午本的，而不是根据嘉靖壬午本删改而成。到了明末清初，各种经过加工修改的《三国演义》版本继续不断涌现，直到毛宗岗评本《三国志演义》出现，这些版本才逐渐被取代，而形成毛评本独统天下的局面。搞清楚《三国演义》版本演变的基本线索，对我们澄清罗贯中究竟是不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传统的观点认为罗贯中就是《三国演义》的作者，证据就是认为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该书的最早刻本，并且根据该书的题署和序确定其作者就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现在，我们通过版本调查知道了《三国演义》一书的版本演变情况，知道该书其实是在说书艺术的基础上加工成的，知道了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并不是该书的最早刻本，也不可能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原作，所以对这个传统的说法就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演变的情况是：保留着说书艺术的明显痕迹的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作为明中叶最早出现的版本，全书从头至尾都没有书作者的名字。紧承该书而来的朱鼎臣本《三国志史传》和乔山堂本《三国志传》所依据的底本，这两个早期出现的版本上也没有作者的署名。题作“罗贯中编次”的至少已经是第四个版本了。为什么会如此呢？一个基本事实是，对于看重仕途的明代读书人，最初没有人愿意以小说作家自居。但一部大书已经出现，没有一个作者也说不过去，在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出现以后，又有其它书坊对其进行加工翻刻，也许是某一书坊的老板出此奇招：干脆借一个古人的名字。于是乎，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被拉出来，作了明中叶才出现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作者。后人不察，遂信以为真，岂不可叹！
        三、《三遂平妖传》是明中叶以后才出现的一部抄袭模仿之作，与元末明初人罗贯中毫无瓜葛
        题署“东原罗贯中编次，钱塘王慎修校梓”的明万历刻四卷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198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时，标明为“罗贯中着”。该书第一卷全部和第二卷第18页以前的部分系后人补刻，姑且置之不论。我们将除此之外的原刻部分与明容与堂刻本《水浒传》作对勘，却发现《三遂平妖传》（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为准，以下简称《平妖传》）有不少内容抄袭了《水浒传》（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影印版为准）。《平妖传》原刻部分有“赞词”12首，其中8首见于《水浒传》，因篇幅所限，此不一一摘引原文，仅将题目位置罗列如下：
        （一）《平妖传》第七回中圣姑姑宴请卜吉的“赞词”与《水浒传》第二回写王都尉宴请端王的“赞词”基本相同；（二）《平妖传》第十回描写圣姑姑在莫坡寺作法化出的境界文字与《水浒传》第五十三回中描写“紫虚观”仙境的文字有一部分相同；（三）《平妖传》第十一回咏包待制的“赞词”与《水浒传》第二十七回咏陈文昭的“赞词”基本相同；（四）《平妖传》第十三回，写胡永儿在贝州身着孝服卖泥蜡烛的“赞词”与《水浒传》第三十二回，咏刘高妻的“赞词”仅异一字；（五）《平妖传》第十七回，写文彦博早朝时所见景象与《水浒传》第一卷写“天子驾座紫宸殿受百官朝贺”的景象，两处所用文字亦仅一字之异；（六）《平妖传》第十七回，写文招讨（文彦博）“落阵逃走”、“慌张愁闷”的情形与《水浒传》第五十六回写“徐宁纳闷”两处所使用的文字亦基本相同；（七）《平妖传》第十九回，写文招讨在“帐中忧虑”，不觉“天色夜深”，咏月夜情景的文字与《水浒传》第二十一回写宋江与阎婆惜“在灯下对面坐着，都不作声，各自肚里踌躇”，看看“天色夜深”写外面月夜情景的文字亦无多少出入。这些内容，如直指为《平妖传》抄袭《水浒传》，有人会问：为什么不会是相反？或者还会有人说：罗贯中曾经参与了《水浒传》的创作，会不会是他在创作《平妖传》时重复使用了这些“赞词”？这其实都是不可能的。请看《平妖传》第二十回，写王则和胡永儿被押往法场时的情景所用文字，与《水浒传》第六十二回写卢俊义被押往法场的情景所用文字，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平妖传》：两声破鼓响，一棒碎锣鸣。皂纛旗招展如云，柳叶枪交加似雪。犯由牌高贴，人言此去几时回；白纸花双摇，都道这番难再活。长休饭，喉内难吞；永别酒，口中怎咽？高头马上，破法长老胜似活阎罗；刀剑林中，行刑刽子犹如催命鬼。
        《水浒传》：两声破鼓响，一棒碎锣鸣。皂纛旗招展如云，柳叶枪交加似雪。犯由牌前引，白混棍后随。押牢节级狰狞，掌刃公人勇猛。人言此去几时回；白纸花双摇，都道这番难再活。长休饭，喉内难吞；永别酒，口中怎咽？高头马上，监斩官胜似活阎罗；刀剑林中，掌法吏犹如追命鬼。可怜十字街心里，要杀含冤负屈人。
        两首词相比之下，前者比后者少了三句，另外加了几句。但相同的句子仍然占了大半。很明显，这两首赞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在《水浒传》中，作者是站在卢俊义的立场上来写官府杀“含冤负屈人”的。况且，有石秀劫法场在后，这人终不能杀成，所以，作者对杀人者的“威严”和“可恶”抱了一种嘲骂的态度，因而才有“破鼓响”、“碎锣鸣”等句子。在《平妖传》中，作者自始至终都是站在大宋王朝一边来写的，杀王则、胡永儿等又是奉圣旨而杀，因而这杀人不仅正当，而且也应是极威风的。然而，其中却也用了“破鼓响”、“碎锣鸣”等带有明显嘲讽意味的句子，这就不免露出了它是抄袭来硬加进去的痕迹。
        《平妖传》中还有一段文字与《醒世恒言》第十三卷《勘皮靴单证二郎神》的文字相仿佛。先看《平妖传》第十一回：
        两边摆着做公的众人，见温殿直眉头不展，面带忧容，低着头不则声。内中有个做公的，常时温殿直最喜欢他。其人姓冉名贵，叫做冉土宿；一只眼常闭，天下世界上人做不得的事，他便做得，与温殿直捉了许多公事，因此温殿直最喜欢他。
        再看《醒世恒言》第十三卷《勘皮靴单证二郎神》：
        却有一个三都捉事使臣姓冉名贵，唤作冉大，极有机变，不知替王观察捉了几多疑难公事。王观察极是爱他。当日冉贵见观察眉头不展，面带忧容……
        在《平妖传》中说冉贵叫做“冉土宿”，但下文紧接着也就同《勘皮靴》一样。叫他“冉大”了。两个故事降服妖僧的办法是一样的，《平妖传》第十三回中是一个道人出来向包大尹献计道：“他（弹子和尚）是妖僧，可将猪羊二血、马尿、大蒜蘸在箭头上，那妖僧的邪法便使不得了。”在《勘皮靴》中，是滕大尹自己说：“我闻得妖人善能隐形遁法，可带些法物去，却是猪血、狗血、大蒜、臭屎，把他一灌，再也出豁不得。”此外，两个故事中的大尹在捉了妖僧以后升厅时说的话也非常一致。《勘皮靴》中写到妖僧孙神通被捉后，府尹大怒喝道：“叵耐这厮，帝辇之下，辄敢大胆，兴妖作怪，淫污天眷，奸骗宝物，有何理说！”《平妖传》第十三回中，弹子和尚被捉，包大尹亦说道：“叵耐你这妖僧，敢来帝辇之下使妖术搅害军民，今日被我捉回，有何理说？”由此可见，这两个故事中的相同之处，决然不会是巧合。那么，到底是谁模仿了谁呢？可以肯定地说，是《平妖传》模仿了《勘皮靴》的故事。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平妖传》的作者在模仿《勘皮靴》的故事时，失手将只有《勘皮靴》中才会有的东西，误抄到《平妖传》中来了。《勘皮靴》中的缉捕使臣是王观察，观察是职称，所以其中写到王观察无计奈何，冉贵劝他时说“观察且休要输了锐气……”而《平妖传》中的缉捕使臣是温殿直，殿直亦是职称。按理冉贵对温殿直说话，只能称他为“殿直”，但在第十一回中，写冉贵劝他时，却也说了“观察不要输了志气”、“观察稍等”之类的话。这也显然是模仿时粗心大意所致。
        需要说明的是，容与堂本《水浒传》刻于万历四十年，冯梦龙的《醒世恒言》成书于明天启七年（1627），都晚于《平妖传》的刊刻时间，所以《平妖传》所抄袭的的内容，不可能是上述二书。但学术界公认，在容与堂本《水浒传》之前早已有《忠义水浒传》流传；《醒世恒言》出版以前，早在《宝文堂书目》中就有《勘靴儿》一目。《平妖传》中的这些文字定是从这些早期刊本中抄来的，肯定不会是出自罗贯中之手。
        类似的抄袭模仿的例子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
        总之，《三国演义》作为我国古代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它其实是由说书艺人不断演说、经过世代累积在明中叶才形成的；《三遂平妖传》则是一部明嘉靖以后才出现的拙劣的抄袭模仿之作。元末明初人罗贯中既不可能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也绝不是《三遂平妖传》的作者，他也就不可能是什么小说作家。那么，罗贯中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还是明初无名氏所作的《录鬼簿续编》中的记载最可靠：他是一个生活在元末明初的杂剧作家。
       
        （本文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所著《透视三国演义三大疑案》一书，对该问题有详尽考证，该书已于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中华读书报》2003年4月11日

 

                                                    山西学者破解名著《三国演义》作者籍贯之谜    
 
 

    中国著名古典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一书作者罗贯中，应是山西太原人氏。内地知名学者、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孟繁仁今日在中国罗贯中与《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上破解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作者籍贯之谜。
    正在参加此间召开的中国罗贯中与《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的多位内地学者专家表示认同这位学者的学术论点。

    据介绍，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一书作者罗贯中籍贯存有多种说法，如山西太原说，山东东原说，浙江钱塘说，浙江慈溪说等。二十多年的学界争论，一直未有定论。

    在中国古典文史领域多有建树的孟繁仁，历经二十多年潜心研究。他认为：中国元末明初发现的《录鬼薄续篇》史料中，有关罗贯中是太原人，及罗氏别号、性格、作品、行踪等记载，是确定罗贯中籍贯的重要资料。

    这位学者在太原市清徐县乡村发现的《罗氏家谱》及罗氏后代，考证出自“五代后唐”时，罗氏家族就居住此地。罗贯中原名“罗才本”，后略名为“罗本”，字“贯中”。这部《罗氏家谱》始修于明代穆宗隆庆元年，后经多次续修，由罗氏二十二世后裔罗礼重保存至今。相关大量史料证实，罗贯中籍贯太原清徐无疑。

    在一次次反复细读《三国演义》等罗氏的作品当中，孟繁仁发现：这些作品中隐含着作者诸多的故土情节，其中有大量的清徐一带所特有的方言俚语，更使他始觉分明。

    孟繁仁还通过对太原近郊“晋阳古城”遗址史料研究，考证古代唐尧初迁太原，遗名“唐城”。公元前四九七年前晋安予重修晋阳；李唐王朝太原起兵，建立“唐朝”和北宋初年赵匡胤、赵匡义兄弟毁灭太原城等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对罗贯中文学创作的影响等，证实自己对罗氏籍贯的发现。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罗贯中一生作品甚丰，他的代表作《三国演义》首开中国章回体小说先河，近代被译为多种文字，广为流传。他还著有《残唐五代史演义》、《隋唐两朝志传》、《三遂平妖传》等小说，并参与《水浒传》的编写。

    新华社 2002年8月31日

                                                                       罗贯中新探

 
                                                        时间：2003-1-1 21:34:18 来源：罗氏通谱网 
         
    罗贯中，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巨星。《水浒传》、《三国演义》、《平妖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大唐秦王词话》、 《隋唐两朝志传》等一部又一部的作品，都和罗贯中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举世公认的几位伟大小说家中，若就数量而言，罗贯中堪称第一。然而，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颗巨星却为历史的尘垢所掩没。尤其是
对他的身世，几乎是一片荒漠。直至1931年，郑振铎、赵万里、马廉发现了天一阁旧藏《录鬼簿续编》，才初步获得了有关罗贯中的可靠资料：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虽寥寥五十六字，却字字珠玑，基本上澄清了人们在罗贯中籍贯、时代等问题上存在的混乱。鲁迅说：“自《续录鬼簿》出，则罗贯中之谜，为昔所聚讼者，遂亦冰解，此岂前人凭心逞臆之所能至哉！”
        《罗氏家谱》新发现 科学的发现往往带有某种偶然性，而这种偶然性却凝聚着寻踪者的心血和智慧。
          1984年冬，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孟繁仁在查阅元代虞集《道园学古录》时·在第十卷中发现了《题晋阳罗氏族谱图》 胶章。作为罗贯中的同乡人，孟繁仁敏锐地感觉到了这八个字的份量。至此开始了搜寻查访晋阳罗氏家族的工作
          经过一年又六个月的努力，他终于在太原市清徐县找到了这个世居于此地罗氏家族，并从它的二十二世后裔罗礼重手中得到了保存完好的《罗氏家谱》
         罗礼重今年七十岁，身体尚健。他珍藏的这本《罗氏家谱》， 主要包括清代同治壬申（十一年， 1872）“南关祠堂”重修本第一支至第四支，共五册（函装），以及不明修撰、抄录时间的 《北村罗氏家谱》一册、据孟繁仁告诉我们：“谱本大小尺寸为 50公分＊25公分，麻纸，木版印刷书框，手书抄写．在“同治壬申"重修本前面，录有记载罗氏家族各支历代祭祀祖先、续补家谱情况的题序文字共二十四篇。从谱中收录的第一篇序文，由罗氏第九代后裔罗正己撰写的《清源罗氏家普序》所题署的时间看， 《罗氏家谱》创修于明穆宗隆庆元年（丁丑， 1567），在以后的明神宗万历年间，以及清代的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咸丰、 同治各朝，又经过多次的续修、增补”。从《罗氏家谱》的序、跋来看，每次续修活动，都由族中有地位、孚众望者主持撰稿， 是一部颇为可靠的家谱。
         这部《罗氏家谱》的发现，无疑为揭示罗贯中之谜提供了一 条新途径。然而，科学需要论证，真理的严肃性容不得任何历史 材料的以假乱真。晋阳清源的这个罗氏家族与《录鬼簿续编》中的太原罗贯中是否同一家族呢！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元史·地理志》说：河东山西道萧政廉访司。冀宁路：唐并州，又为太原府，宋、金因之。元太祖十三年（1218），立太原路总管府......领司一、县十、州十四。州领九县：阳曲、文水、  平晋、祁县、榆次、太谷、清源、寿阳、交城、徐沟。
      历史的记载无可否认：山西省清源县（今清徐县）历代皆属太原管辖，与《录鬼簿续编》中罗贯中为“太原人”的记载是吻合的。这是寻踪者们的一个支撑点。
             

     《罗氏家谱》与罗贯中
         
      这本《罗氏家谱》记载：清徐县的罗氏始祖是罗仲祥，原籍四川成都府人，自五代后唐（924－936年）仕为青州仆射，后因战乱，落籍山西清源，繁衍子孙，至今已是二十三代。但综观全本家谱，竟然没有“罗贯中”的名字。
      清源的罗氏与罗贯中是否同一家族？
      罗贯中约生在元延佑七年（1320）至明建文二年（1400）。这段时间在《罗氏家谱》中，正是第六代到第八代人之间。认真研究清源罗氏的这三代人，于寻觅罗贯中的身世，不啻是握住了“牛鼻子”。 打开《罗氏家谱》，其第六代的记载是： 罗锦。妻智氏。生六子：才聚、次于外出、才增、才森、才 宝、才仓。
      我们要注意的是谱中“次于外出”这四个字。罗锦共有六子，五子皆录其名，而为何对次子要例外？这种记谱方法，与《罗氏家谱》中记录的其它外出人员也有明显的不同。在谱中第一支中"外出”者有数十人之多，入谱时不仅记其名，而且还点明出处。
      如第七代才盈任“重庆府通判”，第八代定“在湖广”，第九代张不里等“在湖广方县”等。 又：罗氏家族“谱规”规定： —一谱系公撰，凡添名、改名者．须于十年大祭时公同添录， 不许私着一字，违者重罚；    
          —一谱内生子，嗣子以及随子、养子、义子等字样有隐瞒 并挖补者，罚其照普式重造，羊酒
祭祀；
           —一经理人等有互为隐匿，并循私滥收者，察出以不孝论， 禀官究治；
           —一每代各记张数，如有私去、私添者，查出重罚。
      凡此种种严格的“谱规”，又排除了家谱中会遗漏著录这位 “次子”姓名的可能。 唯一的解释是：作为我国著名小说家、戏曲家的罗贯中，一生混迹江湖，甘与“倡优”、“技艺”为伍，而这种行为在封建制度 下，会被具有正统宗法思想的人视为‘有辱祖宗，站污门风”、堕入 “下九流”的“大逆不道”的人，死后不入祖坟，也不对入族谱。更何况罗贯中创作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和施耐庵合作）等多部“反书”，倡乱、倡盗、鼓吹‘邪说异端”。以惑乱人心，有“犯上作乱”的嫌疑。统治阶级对他不仅严加查禁毁书，而且制造了“三世皆哑”之类的各种恶毒的谣言予以诽谤。 罗正己撰写《罗氏家谱》时，正是封建皇帝明令禁毁“淫词小说”、 大开文字狱之时，为了维护这个世代显赫的仕宦家族门风的“清 白”，避免可能招致的株连和迫害，经族人同意，将罗锦次于罗 贯中从家谱中除名，而代以“次子外出”四字，自也是情理中的事。
        《善恶图全传》与罗贯中
          真理当然是不能单凭“情理中的事”来奠定的，而必须继续寻找证据。只有尊重事实，科学的发现才会有说服力。
          曙光终于出现了。在清初的小说《善恶图全传》中，有一位“罗贯中令郎”的 罗定。作品这样描写他的上场：
         
      ......那花夫听得“冲天贼三字，忙忙丢掉孙畔子，高叫。“冲爷，你今在此！我因访你，做了乞丐！”’冲天贼叫声；“壮士面善得很，记得在哪里会过，快快讲来!”那人 道：“冲爷，你忘记了？我与你同居陕西，因访得冲爷，闻得有了官司在江南，得（特）地前来，盘川（缠）用尽。无奈沿路途求乞，前来相访。不期今日得遇冲爷！”冲爷说：”你姓甚名谁？””俺姓罗命定。”“你莫非江湖上称为醉天神么？”’‘然也！’......冲爷细说一遍，随引罗定会见李雷，叫声：“恩爷．此乃是孩儿同乡，是一位英雄好汉， 乃是罗贯中令郎，名叫罗定．盖数第一条名枪......。”
         
      这位罗定，在清源的《罗氏家谱》中有记载，是罗锦的三儿子才增之子，即“在外”次子的侄子。他在小说中自称“乃是罗贯中令郎”，虽和家谱有差异，但据《扬州画舫录》等书著录， 《善恶图全传》的故事，曾在民众中广泛流布。当时的著名艺人曹天衡，多次演出过《善恶图全传》。作者在敷演这则故事时， 误把罗定拉来冒充文学巨星罗贯中的儿子，以招徕听众，是艺人 们常用的手法。
         
      在谈到这一切时，孟繁仁不无感慨地说：“我曾经认为《善恶图全传》中的上述说法为小说家言’，不足据为史实。在读到清徐《罗氏家谱》，并发现罗定的题名以后，我经过反复思索，逐渐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如果说，小说中的情节‘不足据为史实’ 的话，为什么作品中的‘虚构人物’偏偏能与《家谱》中的"真实人物’巧合在一起呢7”这番话是值得深思的。 “巧合”的事还真不少呢。《善恶图全传》中提到的罗定， 自称与冲天贼“同居陕西”，这与《罗氏家谱》中第四支（贵）  第十一代罗好仁的经历恰恰相合。康熙《清源县志》也有罗好仁…… 万历丙子（四年1576）中（乡科），任米脂知县，升云南 北胜州知州，调和曲知州”的记载。他在任时，曾释放过包括李自成的父亲在内的饥民，后李自成起兵，率部路过清源县境，为感罗好仁的救父之恩，下令全军偃旗息鼓，绕城而去，不扰乡民。
      小说家根据传闻，误将罗定的籍贯敷演为“米脂县”人，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罗氏家谱》的真实性。那位“外出”的罗锦次子，即是罗贯中。我们根据《罗氏家谱》，可以初步揭开罗贯中的身世之谜了.
 
 
                                                            太原清徐罗某某绝非《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
                                                                                    
                                                                                      陈辽
 
 
        1988年，山西及山西清徐县的某些学者，出于对《三国演义》原作者罗贯中和对乡里的热爱，因山西太原清徐《罗氏家谱》中第六代罗锦有“次子出外”字样，遂认定罗锦无名字的“出外”“次子”即为《三国演义》原作者罗贯中。其后他们宣称罗贯中已经找到。内地多家报纸对此说加以炒作，一时沸沸扬扬，都说《罗氏家谱》中罗锦的次子即是罗贯中。这些学者的文章后来又在台湾的报纸上发表，使此说得到进一步的传播。1999年9月，我去清徐参加了第十二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蒙赠山西太原清徐《罗氏家谱》研修公会编印的《罗氏家谱》一册。细读之下，发现山西及太原清徐的某些学者在解读《罗氏家谱》过程中发生了一连串不该发生的失误。这些学者，有的是我的好友。但“我爱我友，我更爱真理”，乃作此文，论证太原清徐罗某某绝非《三国演义》原作者罗贯中，向《三国演义》研究者和读者们请教。

　　一、不能将《罗氏家谱》中的“先祖”“远代祖宗”和《家谱》中的“第一代”“始祖”混为一谈

　　    某一姓氏的“先祖”、“远代祖宗”和某一姓氏家谱中的“始祖”、“第一代”不是一回事。如《孔氏家谱》把孔子（前551－前479）作为孔氏的“始祖”和“第一代”。但是，孔氏的“先祖”和“远代祖宗”并不是孔子。孔子的父亲是叔梁纥，在叔梁纥之前还有“先祖”。因此，某一姓氏家谱的修纂者，常常把他们尚可知道姓名的“始祖”作为该家谱的“第一代”，而把传说中的某氏或不知道名字的某个人称为“先祖”。太原清徐《罗氏家谱》也是这样。《罗氏家谱》最早纂修于明朝隆庆元年（1567年），纂修者为“太原府学贡生除大同府儒学训导（罗）正己”。他在《清源（按：即今清徐）罗氏家谱序》中明白写道：“祖宗支派，除远代外，不敢妄附。姑据先人口传，有前京畿纪述者云：吾先祖根于蜀郡，自唐仕于青州仆射，即今梗阳（按：后为清源，现为清徐）也。因路远不能还乡，籍于白马一都。”这位罗正己即《罗氏家谱》中的第八代罗礼。“礼以正己”，所以他又名“正己”（或“正己”是他的字）。过了17年，明万历二十年（1584年），罗礼又重新纂修《罗氏家谱》，那时他已是“致仕教授”，退休了，但他又写了一篇序，其中清楚写道：“吾闻远代祖宗乃四川成都府人也，仕于青州，即今清源也。因路远不能还乡，入籍白马一（都），后迁城南三等都。”罗礼是当过“大同府儒学训导”后又升任“教授”的文人，他懂得一点谱牒学，所以他是把“先祖”、“远代祖宗”和家谱中的“始祖”、“第一代”分开的。他把梗阳罗氏的“第一代”确定为“罗仲祥”。隆庆元年为1567年，罗正己已是“大同府儒学训导”，约40岁左右。以每代平均25年左右计，上推七代，那么清徐《罗氏家谱》中的“始祖”、“第一代”罗仲祥约出生于1325年左右，即元泰定二年左右。在清徐《罗氏家谱》中从第一代罗仲祥起至第九代，支派分明，每一代各生了几个儿子，妻子是谁，都一一载明，并不存在有什么“阙轶差错”的问题。

        但是，到了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第十四代庠生罗鳌纂修家谱写《梗阳罗氏家谱序》时，由于罗鳌对谱牒学不甚了然，竟把“先祖”、“远代祖宗”和“始祖”、“第一代”划上等号。罗鳌比罗礼晚了六代，至少晚生了150年。罗礼在《序》中说“先祖根于蜀郡，自唐仕于青州仆射，即今梗阳也。”他并没有说“始祖”、“第一代”罗仲祥“自唐仕于青州仆射”。但到罗鳌那里却说“始祖仲祥于后五代唐时游宦为青州仆射”。这就发生了巨大的时间差错。罗氏“先祖”、“远代祖宗”于五代后唐时期（923－936）来梗阳任“青州仆射”（关于这一问题，我在后面还有考论，此处从略”，到罗礼于隆庆元年（1567年）第一次纂修《罗氏家谱》，约600年，以每年25年计，应经历24代；即使以每代30年计，也应经历20代。但是，罗礼明明说他是梗阳罗氏第八代。可见，在五代后唐时任“青州仆射”的，是不知名的罗氏某位“先祖”、“远代祖宗”，绝不是罗鳌说的《罗氏家谱》的“始祖”、“第一代”罗仲祥。这是通过小学生的四则运算即可搞清楚的，但罗鳌却由于缺少谱牒学常识而把“先祖”、“远代祖宗”和“始祖”、“第一代”混为一谈了。

        遗憾的是，从第十四代罗鳌起，《罗氏家谱》的后来纂修者都沿袭了罗鳌的这一错误说法。第十四代武庠生罗维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重修罗氏家谱序》中也说：“始祖仲祥，自唐为青州仆射，因避乱，择梗阳之寺沟止焉，即今清源县也。”乾隆十一年（1746年）的《清邑罗氏家谱序》和罗元祥的《序》；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罗元祥的又《序》；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罗守谦的《序》；嘉庆十四年（1809年）罗宽裕的《重修罗氏家谱序》、罗七书的《重修家谱序》、罗泽清的《重修罗氏家谱记》；道光二年（1822年）罗宽裕的《序》、罗补衮的《序》、罗星煌的《重修家谱序》、罗泽潢的《序》、罗止瀛的《重修家谱序》；道光十九年（1839年）罗其珍的《纂修家谱序》；咸丰六年（1856年）罗丕谟的《谱序》、罗其宝的《重修家谱序》；同治十一年（1872年）罗其瑞的《重修家谱序》、罗树芝的《重修罗氏家谱序》；罗益亨的《罗氏重修族谱颂并序》、罗文藻的《重修家谱歌并序》，都因袭了、重复了罗鳌“始祖罗仲祥”于五代唐时“仕于青州仆射”的说法，谁也没有改正这一错误。

        遗憾的是，山西及清徐的某些学者竟没有认真阅读《罗氏家谱》，也把“先祖”和家谱中的“第一代”划上等号。他们也没有计算一下，自五代后唐时（923－936年）至梗阳罗氏第十四代罗鳌写《梗阳罗氏家谱序》时（1678），已经历了750年左右，罗氏的每一代怎么可能长达54年呢？假如“第一代”罗仲祥于五代后唐时即来青州任仆射，他的第六代即生下了后来写《三国志传》的罗贯中，那么，罗贯中的出生时间应在1086年左右。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二、梗阳罗氏第六代罗锦“出外”的“次子”绝非罗贯中

        持罗贯中即《罗氏家谱》第六代罗锦“出外”的“次子”、被除名的罗某某说的论者，他们的推论是这样：第一，罗贯中“写出过《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第三本杂剧，又写出过被封建阶级视为‘小说末流’一类的《三国演义》《水浒全传》等小说作品，他这种与倡优、伎艺人等混为一流的行径，无异是有辱祖先、玷污门风、罪不容赦的罪行。”第二，“更为严重的是，罗贯中曾经参与过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倡乱’、‘诲盗’之书的《水浒传》的编集修撰工作，元、明、清三代，封建统治阶级对有‘倡乱’、‘诲盗’之嫌的小说、戏曲作品屡次明令禁毁。”“所以罗贯中可能是以身兼‘败子’和‘逆子’双重身份而被除名的。”这里我们且不谈罗贯中写了《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杂剧，写了《三国演义》《水浒全传》是否一定会被《罗氏家谱》除名（按：江苏兴化施彦端的后人即在施彦端名下，添上“字耐庵”字，把施耐庵作为兴化施氏的始祖），因为《录鬼簿续编》中有罗贯中的记载，《三国志通俗演义》自明代中叶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并不禁毁，清王朝还将《三国演义》译为满文让满人阅读；我们只说论者谓第六代罗锦的“出外”的“次子”即是罗贯中的说法毫无根据。按照《罗氏家谱》，从第一代罗仲祥起至第八代第一个纂修《罗氏家谱》的罗礼止，其世系的清楚、准确是毫无疑问的。清源（即今清徐）罗氏第六代有罗钊、罗铖、罗锦、罗镐、罗镡兄弟五人。罗锦生子六，长子才聚，次子无名，注明“出外”，三子才增，四子才森，五子才宝，六子才仓，这是清源罗氏第七代。而五子罗才宝有子四人：罗祐、罗囗、罗祺、罗礼。他们是第八代。在罗礼的名下，明明白白写道：“贡生任大同县教谕升大同府教授”，也就是第一个纂修清徐《罗氏家谱》时（1567）自称“太原府学贡生除大同府儒学训导”的罗正己、而在万历十二年（1584）《序》中称“致仕教授”的罗礼。他的罗锦“出外”的“次子”罗某某的关系，是侄子和亲叔叔的关系。罗礼修谱时何以将他的亲叔叔除名，原因不得而知，但这位亲叔叔绝对没有写过《三国演义》和《水浒全传》，却是可以肯定的。罗礼纂修《罗氏家谱》，时在1567年，约40岁左右，他的“出外”的二叔罗才某假如比他大25岁至27岁，应出生于1500年左右，即明弘治十三年左右。人所共知，《三国志传》成书，虽有宋末、元代后期、元末明初等说法，但庸愚子（蒋大器）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写《序》的时间为弘治甲寅，即1494年。那时罗锦的后来“出外”的“次子”罗某某尚未出生，他怎么会创作《三国演义》呢？

        三、罗锦的次子并非“才本”，更不是罗贯中

持罗锦次子即罗贯中其人的论者，他们还给这位“次子”编造了一个名字叫“才本”。因为他是“才”字辈，而罗贯中的大名为“本”，两下一凑，就成了“罗才本”。这更是无稽之谈！

        必须指出，纂修《罗氏家谱》的人员，文化素养并不高，而且他们都有故意抬高祖先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倾向。如最早纂修清徐《罗氏家谱》的罗礼，先是当“儒学训导”，后升为“教授”，他在修谱时便把当过梗阳县小官的“先祖”，说成是当过“青州仆射”。不过，他还算比较老实，说那是“姑据先人口传，有前京畿纪述者云……”并没有十分肯定这件事。其实，“仆射”是武官中的高官。据《辞海》，古代重武臣，以善射者掌事，故名“仆射”。东汉尚书仆射为尚书令的副手，职权渐重；到末年便分置左、右仆射。魏晋以后，令、仆射同居宰相之任。唐代不设尚书令，仆射即为尚书省长官，初期与中书令、侍中同为宰相，中期以后，非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不为宰相。宋初相沿，元丰改革官制，才又以左、右仆射充宰相。徽宗时一度改为太宰、少宰；乾道八年（1172年）改为左、右丞相。其后“仆射”之名废除。可见“仆射”是高官，小小青州，何来“仆射”？至于《青州》，《书•禹贡》：“海、岱惟青州”。“海”指今渤海；“岱”即泰山。汉武帝置十三刺史部，内有青州，辖境相当今山东德州市、齐河县以东、马颊河以南以及济南市、高密、莱阳、栖霞、乳山等县以北、以东和河北吴桥等地。东晋、南朝，唐、宋时期，青州辖治地区，都是在山东一带地方。在地理志上从未见过太原附近还有什么“青州”。罗礼没有查阅过历代的职官志和地理志，只是因为要抬高他的“先祖”的地位，才把梗阳小官说成是“青州仆射”。后来罗氏子孙没落，但从罗仲祥起，清源罗氏又中兴，于是罗礼把罗仲祥作为他所纂修的《清源罗氏家谱》的“始祖”和“第一代”。罗仲祥约生于1360年左右，罗礼为清源罗氏第八代，这在时间上是完全吻合的。

        到了乾隆十一年（1746年），《清邑罗氏家谱序》的作者，又把原是“太原府学贡生”的他的八代祖罗礼，“任大同府儒学训导以道翁讳正己者”，抬高到“岁进士”的地位。尤其是罗益亨于同治十一年（1872）在《罗氏重修族谱颂并叙》中，竟将八世祖罗正己（即罗礼）误写成“九世祖正己公”，还将“始祖”在五代后唐时的任职，说成是“委贽南唐，来官仆射”，成了南唐的仆射。而后唐（923－936）与南唐（937－975）根本不是同一个王朝，只是因为要抬高“始祖”地位，罗氏“始祖”竟成了南唐的仆射了。

        从《罗氏家谱》的纂修者一贯抬高先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做法看，假如罗才本（？）真的写了《三国演义》（前已考论，这实属不可能），到了清代同治年间，《三国演义》已成了清王朝介导阅读的教科书，罗益亨等人又为什么不在《罗氏家谱》中予以注明呢？

        四、所谓罗贯中即《水浒传》中的许贯中、罗贯中晚年隐居于今鹤壁市许家沟写作《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全属子虚乌有

        当山西及山西清徐的某些学者确定《罗氏家谱》中的罗锦次子即写作《三国演义》的罗贯中以后，他们又施展其想象力，说《水浒传》中的许贯中即罗贯中的“虚像”；还说罗贯中晚年隐居在今河南省鹤壁市的许家沟从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创作。据说，罗贯中对许贯中隐居地的描述，“基本上是记实，写的是真山、真水、真地方，与现代标准地图相对照，也是丝丝入扣，了无差错。”“原来这个‘斗鸡村’就是清源县白石沟沟口之北的平泉村”。清初小说《善恶图全传》中有一位“罗贯中令郎”的罗定，而《罗氏家谱》第八代中恰好也有个罗定，是第七代罗才某的侄子，所以那个罗才某即是罗贯中，等等。这些说法，从表面看来，似乎煞有介事。介理，如我在前面所考论的，那个罗锦的次子罗才某根本不是《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因此，这些想象可以作为人们茶余酒后的谈资，却不能作为清徐罗某某即《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真切史料。

        太原很大，太原地区姓罗的人很多。不能因为在清徐县发现了一个《罗氏家谱》，其中第七代有个人没有名字，就断定此人即《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寻找罗贯中的工作，我们一定要继续做下去，但是在寻找罗贯中过程中所出现的浮夸学风，我衷心希望在今后不再出现！

 原载《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1期

                                                               《三国演义》的作者真的是罗贯中吗？

                                                                                张志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演义》的作者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明朝嘉靖元年修髯子张尚德刊刻 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是该书最早的刻本，这一说法似乎已成定论。因此，学术界在探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时，自然也都是基于上述认识，把《三国演义》作为罗贯中的个人创作，结合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来对其作出种种论述的。然而，疑问也在不断产生：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有的学者推算出罗贯中大约在1329年前后创作了《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的第一次刊行是在明嘉靖元年，从元末明初到明嘉靖元年（1522）近20年间，该书不见于任何记载，它是怎样保存下来的？罗贯中生当元末明初，当时既没有成熟的小说理论，也没有现成的长篇小说可以借鉴，他是怎样的天才，能够创作出这样一部不朽的巨著？不过，因为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明标为“罗贯中编次”，这一说法也早已为学界所认同，尽管一些学者对此抱有疑问，因缺乏充分的证据来推翻固有的观点，终归是疑者自疑，信者自信，传统的看法并未被动摇。
　　
    明代孤本黄正甫刊二十卷《三国演义》
　　要解决这一问题，考证《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显然是最为关键的。然而，这一工作又是非常繁难的。明清以来流传至今的各种刻本的《三国演义》，今知有30余种，这些版本或存于国内或流于海外，都是一般学者所难以见到的，有条件接触这些版本的人实在不多。寓居澳洲的柳存仁先生曾对海外所存《三国演义》的版本进行了较详尽的考察，认为明刻《三国志传》系统的本子所依据的原本似应早于《三国志通俗演义》而存在（请参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台湾、香港论集》所收柳存仁文《罗贯中小说之真伪性质》）；北京大学的周兆新先生在其所著《三国演义考评》一书中，对国内现存的几种《三国演义》刊本进行了详细的对勘，得出了与柳存仁先生大体相同的结论。这应当说是《三国演义》版本考证方面一个不小的突破。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对《三国演义》版本的考证下了不少工夫，英人魏安撰写了一部《三国演义版本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专门考证《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他共搜集到35种版本，将其分为A、B、C、D四支，每一支又分若干分支。若从分析版本流变方面看，魏安的工作可谓详湛而卓有成效。但他的着眼点是要追求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原文（魏安1993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即为《追求其原文：〈三国演义〉的考证学》），所以，虽然考证精详，但结论中却有许多主观假设，反而加固了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这一说法。同样，柳存仁和周兆新二位先生也是在版本研究上突破了一层，却仍然认同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这一观点。这就是说，前面所提出的疑问仍未破解。
　　笔者自1986年开始留意《三国演义》研究，在阅读有关文献和学术论文的过程中，越发感到切实解决这一问题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小说发展史乃至认识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1992年我有幸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启功先生和邓魁英先生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我把博士论文题目定为《三国演义研究》，客观上也有了考察该书版本的条件，因为国内所藏的十余种《三国演义》版本几乎都在北京。为了得到正确的答案，我调查了北京各大图书馆中所收藏的《三国演义》的各种版本，查阅了相关的文献资料，
取得了大量证据。
　　这期间，最关键的是在国家图书馆查到了一部明代插图孤本黄正甫刊二十卷《三国演义》，该书在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著录为“明天启间刻本”。从表面上看，在明刊《三国演义》各本中，它的出现时间是较晚的，所以，一些学者虽早见过此书，却未加留意；英人魏安更将其列在D支的删节本一类，未加考校。实际上，这个黄正甫刊本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早期刊本，只是它的真面目被掩盖了而已。该书的封面、序言、目录和君臣姓氏附录是明天启三年补配的，正文部分则是早期留下来的旧版！何以见得？一是该书封面标题为《三国演义》，正文各卷卷首则标为《新刻京本按鉴考订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诚所谓表里不一；二是目录字体与正文有异，且有部分目录文字与正文内相应的标题不一致。三是该书前有一篇“山人博古生”所作的序，明言该书“不失本志原来面目，实足开斯世聋瞽心花”。此前，没有人看出这一点，这引起了我详细考校此书的极大兴趣。我用此书同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详细对勘，从书中诗词、注释、故事叙述、文字运用等方面获得了大量的证据，证明这个黄正甫刊本的刊刻时间实比嘉靖本早20年以上（详见笔者为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黄正甫刊本《三国演义》所作的《前言》）。有关黄正甫刊本的考证文章脱稿后，呈启功先生审阅，先生看后说：“文章写得很扎实，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并对其中的个别论述提出了修改意见。后来，我到北京图书馆将黄正甫刊本的影印件呈启功先生目验，先生在认真审视了该书的版刻风格后，指出：“这确是明代早期的民间坊刊本，证明你提出的证据是有说服力的。”这个黄正甫刊本的发现，可以说使“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今所见最早刻本”的固有观念失去了依据。同时，从该书中也获得了一些进一步探讨《三国演义》的成书与作者问题的线索。这个在福建出现的黄正甫刊本的刊刻时间大约应当在公元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以前，值得注意的是，全书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到该书的作者为何许人，也就是说这个今所见最早刻本并不标为“罗贯中编次”。另，柳存仁先生在《伦敦所见中国小说提要》中曾提到一个朱鼎臣本，他对该书的目录和题署作了详细的著录，该本各卷卷首或无题署，或仅题作“书林梓”、“建邑梓”，卷之十三题作“古临冲怀朱鼎臣辑”，卷之十四又题作“羊城仲怀朱鼎臣编辑”，并题“书林梓行”。从柳存仁先生所作的文字说明看，他认为该书也是一个早于嘉靖本的刊本，却也自始至终不题为罗贯中撰或编次（这个版本出现得较晚，有待详考）。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的字样在并非最早刻本的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上出现，完全可能是书商为了鬻书射利而贴上去的标签。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的说法根本靠不往
　　关于罗贯中，明初无名氏的《录鬼簿续编》中有他的记载，该书作者与罗贯中有交往，记载说罗贯中是“太原人”，却没有提到他叫“罗本”（今人有说他名“本”字“贯中”，纯属附会）。只说他“乐府隐语极为清新”，写过三种杂剧。压根没有提到他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小说，到了近200年以后的明中叶，他怎么竟成了一个
天才的小说家？
　　罗贯中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说法，是嘉靖壬午本确定的。该本前面有一篇蒋大器的《序》，《序》云：“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谓言之凿凿。然而此说却有两处硬伤，一是将罗贯中的籍贯“太原”误写为“东原”；二是该书所叙史事实起自“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终于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前后总计113年史事。而蒋大器说该书所叙“自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终于晋太康元年”，这就是说该书所叙史事只有97年。岂不是睁着两眼说混话？现在，我们发现了更早出现的黄正甫刊本《三国演义》，该书前的《君臣姓氏附录》标题下有一行文字云：“起汉灵帝戊申岁至晋世宗庚子岁止，首尾总计一百一十三年事实。”（其他闽刻本中也有承袭这一说法的）这足以说明蒋大器的《序》中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的说法根本
靠不往。
　　然而，要推翻像“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这样久已深入人心的成说，没有充分可靠的证据，是不会轻易被人们接受的。明黄正甫刊本的发现，可谓是一个铁证。此外，为了更加充分地证明这一点，笔者还考察了自元末明初到明中对近200年间小说的发展，从《永乐大典》等有关文献中找到了大量的证据，证明所谓“小说史上的200年空白”是一种十分荒诞的说法。从罗贯中生活的那个时代出现的《三国志平话》的内容和流传情况看，从元明时期的三国戏曲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关系来判断，结论都是相同的，即在元末明初罗贯中生活的那个时代，三国故事还不够成熟，许多故事还没有定形，凭罗贯中一个人的智慧，无论如何也编写不出《三国演义》中那么多精彩的故事来。应当说，这些考察获得了大量重要的旁证，而从《三国演义》本身，也有许多内证可以证明其成书时间实在罗贯中之后。例如“关云长五关斩将”的描写，这故事写关羽从许昌到滑州（今滑县）去寻找刘备。从地理上看，许昌到滑州直距离不过五百里，且是一马平川，关羽怎么会翻山越岭跑到洛阳、汜水、荥阳，绕了个大弯子去过关斩将呢？显然在地理描述上有错误。罗贯中是太原人，他如果写《三国 演义》，不至于造成这样的地理错误吧。
　　
    《三国演义》是“演义家”（即说书艺人）的共同创造
　　上述论证足以说明，《三国演义》的作者不是罗贯中，其成书时间应当在明中叶。那么，这部大书是怎样创作出来的？胡适先生三十年代曾在他所作的《三国演义序》中说：“《三国演义》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他所说的“五百年”，应当是从北宋到明中叶这段时间；他所说的“演义家”也应当是指如宋人所说的“霍四九说三分”这样的一代又一代的说书艺人。《三国演义》中的精彩故事都是经这些说书艺人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起来的。到了明中叶，整个三国历史的系列故事已经相当完善之后，有眼光的书商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便与某个熟悉三国故事的下层文人联手，参阅《资治通鉴》（所谓“按鉴”）等史书，对这些三国故事进行系统的整理（所谓“考订”），写成了这部“通俗演义”式的“三国志传”，然后付梓刊行。启功先生曾谈到有一本《龙图耳录》，讲包公的故事，所谓“耳录”，就是有人在书场里听说书艺人讲说包公的故事，每次回家后把它记录下来，整理成这样一部“耳录”的书。《三国演义》的产生亦当是如此。
　　《三国演义》最初的写定者应是何方人士，可以推测他当是南方人，这从他对中原地理的无知可以证明。此外，从语言上也能看出这一点，黄权这个人物，在黄正甫刊本中第一次出现时，被误写成了“王权”，“王”、“黄”同音造成字误，也是南方方音所致。如果是太原人罗贯中所写，就绝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如前所述，早期出现的《三国志传》多由福建的书坊刊出，这个最初的写定者也许就是福建人，或者是苏杭一带的人。他究竟是谁呢？虽不得而知，但已无关紧要。按照胡适先生的说法，“《三国演义》的作者、修改者、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同上）。这就是说，《三国演义》这部不朽的巨著，实际上是由“演义家”（即说书艺人）们共同创造出来的，所以，这最初的写定者无论是谁都一样，他对该书的创作并无多大贡献。这就是说，像《三国演义》这样的大书，其中精彩的片段，都应当是由那些说书艺人创作出来的。明代的长篇小说，大多都在每一段或每一回结束时，有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是说书艺人在书场上为了吸引听众而说的“卖关子”的话。到了这样的小说被记录下来时，他的写定者往往连这样的话也抄录了下来。可见，是不可以把这最后的写定者当成作者来看待的。也就是说，绝不可以把它的写定者当成该书的作者，更没有理由把罗贯中封为天才的作家供奉在小说艺术的殿堂中。
　　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重新解读《三国演义》，如何解读呢？小而言之，我们再阅读《三国演义》时，不应当把它当作一本个人创作的小说，更不应当结合罗贯中的思想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来探讨该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应放开眼界，将此书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来予以探讨。大而言之，我们应从探讨《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思想意蕴、艺术成就入手，结合探讨其它几部明代出现的古典小说名著如《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的成书过程，惟其如此，才有可能重新认识作为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小说发展史。
　　冯其庸先生在审读我的论文中，感到所探讨的问题事关重大，为了证实我的论述，冯先生亲自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了这个黄正甫刊本，而后写出评价。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先生则认为拙文有关论证“对于推翻嘉靖壬午本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刊本的旧说，对于订正罗贯中为《三国演义》写定之作者的成说，都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但上述各位学者，当时都对难以亲见黄正甫刊本而感到遗憾。看不到黄正甫刊本的原作，对于留意这一问题的专家学者们和广大读者来说，无疑也是个遗憾。所幸人民大学出版社终于将这个黄正甫刊本《三国演义》请下楼来，使世人得以一睹它的“庐山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