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姓联宗是民间联宗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普遍存在于中国各地。尤其在汉人移民集中聚居的地区
（比如港台地区），发生得最为频繁。
　　在讨论异姓联宗之前，应该先对同姓联宗作一概括性了解，以便加以对照比较。在中国宗族发展史上，经由血缘分化、分支迁徙等等因素而形成的若干个同姓宗族组织，常常分散居住于一个或相邻的区域中。这些同姓宗族在地域上虽然非常接近，并时有往来，但其中的大部分在世系上和祭祀单位上已经各自独立、互不隶属。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独立的同姓宗族之间会由于某些共同的功能性需要而出现联合的要求。最简便、最安全的方法，就是通过为各族都认可的方式来确认一位（或一组）共同祖先（始祖或始迁祖）；然后将各同姓宗族的世系关系与这位祖先直接联结起来，从而在这些同姓宗族之间建立起介于血缘与地缘之间的某种联系，并实现预期的功能。这个过程就是同姓联宗的过程。

　　在促成同姓联宗的因素中，共同的血缘关系、世系关系占有较大的比重（至少在发起和形成联宗的几个核心宗族之间是如此），而促成异姓联宗的因素则较为复杂；既有历史的、文化的因素，又有血统的、世系的、婚姻的因素。一般说来，异姓联宗的发生总有比同姓联宗更为特殊的原因。这是因为除了极个别姓氏以外，现有绝大部分姓氏都已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和范围广大的分布，如要满足对共同历史的重建或实现同姓宗族间的互助合作等功能需求，有足够的可能和途径，与本地其他同姓宗族进行任何范围内的同姓联宗。因此，假如没有充分的理由和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实需要，人们是不会舍易就难，去进行异姓间的联宗活动的。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异姓联宗的规模和范围（宗族和世代的数量以及地域范围），一般都要小于同姓联宗的规模和范围。

　　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姓氏的分化规律时，可以发现两个基本特点：

　　第一，在某些异姓的联宗过程中，往往根据这些异姓在远古时代曾经共同拥有过某一姓号的记录（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传说），来论证在他们之间具有特殊的同姓渊源，从而为当下的异姓联宗行为确定合理依据。这一努力虽有其文化上的意义，但在姓氏理论上却存在重大的缺陷：以远古的同姓渊源作为联宗的依据，有可能忽略或人为缩短由同姓演变为异姓所经历的漫长的历史过程；这是对同姓渊源的“硬性还原”，在性质上等于抹煞历史的“返祖”。

　　第二，异氏之间对同姓根源的追溯则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先秦时代，同姓根源是在异氏间进行同姓联结的必要途径；在汉代以后，则是形成同姓集团的先决条件。当姓、氏分界消失，姓为氏、氏亦为姓的情况下，同姓根源又成为在异姓间进行联宗的历史基础。

　　这两个特点可以大体上作为讨论异姓联宗的理论前提。凡试图为异姓联宗寻找远古时代同姓证据的作法，大多只具有文化上的意义，而没有实际的功能。从中国联宗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大部分异姓联宗都具有异氏联姓、或异氏间进行的同姓联结的性质。所区别的是，先秦时代的异氏同姓联结主要体现为一种短暂的、口头的联合关系，而后世的异姓联宗则试图将互相之间的历史关系固定化，使其转变为一种长久的联盟，直至形成跨地域的联合组织－－－异姓联宗宗亲会。

　　总之，中国社会中时常见到的异姓联宗并非无根之木。就大处而言，它是中国古代姓氏制度、宗族制度、婚姻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产物；就小处而言，往往由某一代祖先的出继、兼祧、入赘、改姓等行为而引起，有着相当丰富的历史内容和复杂的社会内容。本文从50年代末以来台湾地区印刷出版的异姓联宗谱中，选取最常见的几种异姓联宗类型，并结合历史上的文献，集中介绍有关资料，特别关注这些异姓联宗的历史根据和自我辩解。

 

一、异姓联宗类型之一：源于同一古姓的联宗

　　以源于同一古姓为当下异姓联宗的依据，是异姓联宗的一个重要类型。明代凌迪知在其编撰的《万姓统谱》的自序中，阐述了他所信奉的姓氏原则和编撰宗旨，可作为理解此种异姓联宗类型的基本思路：

　　万干一本，万派一源也。考之《世谱》，曰五帝三王，无非出于黄帝之后；黄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异者姓异。则知凡有生者，皆一人之身所分也。分而以嗣以续，愈远愈繁；由一人而百姓，而千姓，而万姓。虽棼焉杂焉，散漫而不可统括，实一本一源之枝派耳。而相倾相轧，胥虐胥戕，施之胡越且不可，况于一膜之外耶？知此则联天下为一家反掌耳。故观吾之姓谱者，孝弟之心或亦可以油然而生矣。此余辑谱意也。

　　这类追根溯源、“九九归一”的姓氏理论，与先秦时代的同姓观念有关，与宗法制度中的大宗世系学有关，与宋明理学中的“理一分殊”论有关；是以同姓理论为依据，对异姓产生和异姓联宗所作的解释。另一位明代学者吴京在为凌迪知所著《氏族博考》作叙时所说：“始以一姓为三派，终以三派各一姓”，也显示了同姓理论与异姓理论在逻辑上的交叉点。

　　兹举两个实例。

　　一，水、曾两姓联宗

　　编撰于1976年的《水姓由来与曾丘两姓联宗关系考》一书（编撰者水祥云），记录了生活于台湾省台北市和台南市的水、曾两姓居民进行联宗的理由及过程。该书有《水曾两姓联宗之考证》一节，从古文献和口碑相传资料中摘录了一些理由，以作为联宗的根据。由于此项资料较少见到，特转引如下：

　　水姓祖先为夏禹王。依据《史记》卷二第二十五页所载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又据《故宫图像选萃》夏禹王像说明：夏禹（传西元前2205年至2297年在位），夏开国之君，姓姒氏。又据笔者于民国卅七年赴兰州遇宗亲水梓（楚琴）面告，夏禹王为我水氏先祖，因治水有功，以水为姓。综上所述，夏禹王原姓姒，史册可稽，当无疑问。因此再查曾氏宗亲。依据台湾省政府新闻处出版《台湾姓氏源流》第六十四页所载，曾氏，亦作鄫、缯，姒姓。又据中华书局出版、中华新版《常识百科全书》下册第二四八四页载，曾源出姒姓，亦作鄫、缯。据《世本》记载是夏代少康的后代。少康封少子曲列于缯（今山东临沂县西南），至襄公六年为莒所灭，没有封地，所以把“邑”去掉，成为“曾”。以上两点，说明曾姓本姓姒，当更无疑问矣。

　　因此水、曾两姓，先祖均姓姒，所以水、曾可以联宗。

　　水姓祖先为夏禹，因治水有功，故以水为姓。此说是不懂古史的外行话。夏禹，伟业彪炳，千古传颂；自禹至桀，十九代帝王，一脉相承，如何会“因治水有功”而改姓？据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浙江鄞县《桃源水氏宗谱》提供的说法，水姓远祖应为共公氏。共公氏是中国传说时代著名的人物，相传曾“壅防百川”，“振滔洪水”，因治水有功，自命有水德。后世以“共公”泛称负责供水、治水的官吏，如《史记·五帝本纪》孔安国《集解》引郑玄语：“共公，水官名。”根据以官职为氏的惯例，水官的后代就以“水”为氏、为姓。在水姓居民中常见“系出共公”的楹联用语，即出于此类传说。很显然，这一传说远较水出于姒姓、得姓于夏禹治水为合理。

　　关于水姓的起源另有一说。清陈廷炜、王仁俊《姓氏考略》注引张澍云：“水，或水丘氏所改。”但这属于猜测，根据不详。《广韵》：“何氏《姓苑》云，汉有司隶校尉水丘岑。”“水丘岑”，郑樵《通志略·氏族略第三》“以地为氏”类作“水丘崇”。水丘岑见于《后汉书·董宣传》。李注：“姓水丘，名岑也。”唐林宝《元和姓纂》卷六“水邱，吴兴人。”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二一复作“水丘”。水邱应与水丘同，都是“居水之丘者”的意思。由于单姓之“水”与复姓之“水丘”的得姓渊源并不相同，“水，或水丘氏所改”的推论恐难成立。

　　传世水姓族谱及有关文献有：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浙江鄞县《桃源水氏宗谱》二十四卷，清光绪十五年（1889）浙江鄞县《桃源水氏宗谱》二十四卷，光绪十八年（1892）浙江宁波《水姓传经世系表》一卷，《四明水氏留硕稿》，[1] 民国三十五年（1946）浙江湖州《吴兴水氏宗谱》十五卷，民国三十六年（1947）《鄞西桃源水氏世系考》等。

　　曾，确实出于姒姓。曾古通缯、[2] 鄫。[3] 为夏禹后裔，源于姒姓。因受封于缯（鄫），故以缯（鄫）为氏，春秋时演变为曾。

　　从历史的角度寻找水、曾两姓能够进行联宗的根据，唯一的理由就在于它们曾在夏代同为姒姓。很显然，这个证据与《汉书·娄敬传》中所说的“娄者刘也”一样，是极为薄弱的。源于姒姓、祁姓之类古姓者极多，不能在尚未对其特殊的因缘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就简单地将之作为联宗的依据，此为一。第二，如在娄、刘一例中，我们并无可能准确地认定娄敬之“娄”究竟是邾娄之“娄”，还是疋娄之“娄”；同样，也无法认定刘邦之“刘”，究竟是“刘氏有五”中的哪一“刘”。[4] 就姓源而言，娄出自姒姓，刘出自祁姓；不仅娄、刘来源于不同的原生姓，即便现在的姓号相同，也未必都能追溯到同一个原生姓。水、曾的情况应该与此类似。但水、曾联宗却又是确实发生的一个事实。这说明，异姓联宗的根据可以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

　　两姓联宗是否具有合理性，其实与两姓各自得姓的经历无关；即便水、曾两姓确实源于姒姓，也要看两姓之间是否在历史上存在一个共同的交叉点或联结点。对这一关键性的环节，水祥云没有提供任何可信的资料。或许是因为水、曾联宗的理由实在过于勉强，因此台湾水、曾两姓联宗涉及的范围和规模并不广，不及上引书中另外讨论的曾、丘两姓联宗（详情见本文第三节）。

　　二，赖、罗、傅三姓联宗

　　赖、罗、傅三姓联宗的范围相当大，且有不同的组合。台湾有所谓“中国赖罗傅宗亲会”、“台湾省赖罗傅宗亲会”、“台北市赖罗傅宗亲会”；菲律宾有“旅菲版筑傅赖同宗总会”；[5] 香港、泰国均有“赖罗傅宗亲会”；广东南海西樵地方有罗、傅同村，亲如手足，互不通婚。其他诸如赖、罗联宗，赖、傅联宗，也时常能够见到。1970年，台湾出版赖国民主编之《赖罗傅氏大族谱》，又称《赖罗傅联宗大族谱》。此人自称“福建省平和县心田裔孙”，撰《赖罗傅三姓联宗关系概述》一篇（以下简称《概述》），系统回顾了三姓间的历史渊源。

　　《概述》引有《台湾赖罗傅宗亲会会歌》的片断和他的评论，值得一读：

　　傅与赖、罗原亦同属姬姓。按，姬氏为周文王之姓，其同出一脉，益可断言。故《台湾赖罗傅宗亲会会歌》有云“赖、罗、傅，我宗亲，休戚相依齿与唇。不论富贵，不论清贫，同是文王后代人”之语。就此以观，赖、罗、傅三姓关系之密切，更灼然可见。

　　我国民族系发源于黄河流域，赖、罗、傅皆为黄帝子孙，原均聚居于河南地带，各因有功于国，封地赐爵，后世子孙为体念先世创造之不易，遂以封号为姓。

　　赖、罗、傅既然能进行联宗，必然有其依据。会歌所唱，表达的是已经形成的固定观念。台湾民众与中华文化深厚的历史联系，于此可见一斑。

　　赖国民对赖、罗、傅各氏得姓经过及出于同一渊源的概述如下：

　　赖氏系出轩辕二十世玄孙周文王第十九子名叔颖，武王弟也。……武王即位后，命弟叔颖率兵讨伐，功成，叔颖退居河南赖地，先为河南省颍川郡，即今许州。武王念其功勋，乃就赖地封为赖国，并赐侯爵。文王姓姬，后世子孙为纪念先祖之丰功伟绩，遂以赖为姓，颍川为号，而以叔颖为一世祖，自此则另立一支，不复姓姬。自秦迄汉，分而复合，合而复泛，浸成避地散居之势。

　　罗氏亦以国为姓。依《辞源》所载，据《广韵》云：本自颛顼末胤，受封罗国，子孙乃以罗为姓。

　　傅姓依《广韵》记载，系出自傅说。《唐世系表》云：黄帝裔孙大由封于傅邑，因以为氏。汉晋之世，北地灵州傅氏最盛。

　　据赖国民所说，赖氏一世祖是周文王之子叔颖，姬姓；罗氏先祖是颛顼后裔，因颛顼为黄帝之孙，亦同为姬姓；傅氏先祖傅说，商代武丁（盘庚）朝贤相。据《史记·殷本纪》：

　　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于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

　　《史记》未提及傅说有姬姓渊源。傅与姬发生关系，主要见于《新唐书》卷七四上《宰相世系表》的记载：

　　傅氏，出自姬姓。黄帝裔孙大由封于傅邑，因以为氏。商时虞、虢之界有傅氏居于岩旁，号为傅岩。盘庚得说于此，命以为相。

　　除傅氏之外，赖、罗二姓同出于姬姓的文献证据不够充分。赖氏，郑樵《氏族略第二》列为“周不得姓之国”；罗氏，晋代杜预在注《左转》桓公十二年“罗人欲伐之”时明确提到：“罗，熊姓国。”我们在郑樵《氏族略第二》中，也看到了不同的记载：

　　罗氏，子爵，熊姓。一曰祝融之后，妘姓。初封宜城，徙枝江，为楚所灭。周末居长少。汉有梁相罗怀，《襄阳记》有罗象。又郯公德隽赐姓李，又叱罗氏改为罗氏。五代有罗绍威，望出豫章长沙。

　　这说明，关于罗氏本姓较为通行的看法是或为熊姓，或为妘姓，而没有曾为姬姓的记录。赖国民关于赖、罗本姓的讨论因此是相当勉强的。当然，即使赖、罗、傅三姓同出于姬姓，确实“同是文王后代人”，也需要说明三姓何以有能够联宗的历史渊源。在这一点上，赖国民作得比上一小节提到的水祥云好得多。《概述》称：

　　迨楚灵王崛起，先灭赖，继灭罗，后并傅，三姓受封土地自此消灭。惟自封疆开姓以来，以迄被灭，为时已久，彼此姻亲关系，比比皆是。当赖被灭时，触楚唯恐赖人图谋复国，杀戮至惨。虽主持国政之人奔赴湖北续建流亡政府，但国家成立，必须具有土地、人民、主权三要素始能存在，赖氏复国之图，处此环境，实心有余而力不足，日久遂告消灭。出楚灵王大肆残杀之时，因赖氏聚族而居，相传已久，家室系累，无法随同迁移者甚多，为逃避杀戮，改依罗、傅二姓者甚夥。其后罗国被灭，楚国杀戮如故，亦甚多改姓依附于赖、傅。傅氏被并，亦仍如此。迨局势底定，楚国虽停止杀戮，然已历时数代，子孙众多，混淆不清，均未再复原姓。因是三姓遂相议不通婚姻，以表示同气连枝之意。是我赖、罗、傅自来即具有血统关系，于此可见一斑。

　　我赖、罗、傅三姓在中国民族历史上各有其悠久之历史，故平日相见，均以“亲堂”互称，即可知我三姓数千年来，即具有血统关系，与三国时刘、关、张之因一时情感结合，而为异姓结义金兰，截然不同。

　　对以上这些故事，似不必进行过于认真的求证。因为无论是否有文献作为确切证据，就联宗发起者来说，只要有一个自成体系的说法，就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历史根据。诚如赖、罗、傅联宗的另一发起人傅亚夫为《赖罗傅宗亲会重修联宗族谱》所撰序文所称，这些根据是“我三姓互助合作团结之基础。……如认此乃狭隘之宗族落伍观念，斯则谬矣。”同为姬姓不过是一远因，是可以加以利用的一项历史资源；异姓联宗的基本目标是使目前的三姓能够“互助合作团结”。因源于同一古姓而形成异姓联宗的结果，显然与严格意义上宗族无关。

二、异姓联宗类型之二：源于同一父系关系的联宗

　　此一类型与源于某一共同古姓的异姓联宗不同，在各姓形成之初，互相之间的父系血缘关系相当确定，参与联宗的各姓的始祖为同父所生；至少在促成联宗的传说依据上是如此。

　　一，翁、洪、江、方、龚、汪六姓联宗

　　1959年，台湾省出版了一部由台北六桂宗亲会编印的《六桂堂族志》，系统地记录了台湾及东南亚地区由翁、洪、江、方、龚、汪六姓组成的六姓联宗活动。由于六姓的始祖是同父兄弟，因此可作为源于同一血缘关系的异姓联宗之典型。

　　《六桂堂族志》中有原载于旅菲六桂堂宗亲总会所编《族志》、翁益强所撰之《六桂渊源》，相当于六桂简史概述，是六姓联宗的基本依据。因资料宝贵，特转引如下：

　　溯吾族之始，实姬姓，乃周昭王庶子。夫人观白虹而有孕，生子，压拳不开，昭王喷之即开。左手有纹曰“公”，右手有纹曰“羽”，加公于羽为翁，遂赐姓曰翁，名曰溢。食采翁山，其地属青州，山东盐官郡。卒谥端明王。传二十四世弥伦公时，值赧王政衰，诸侯互相侵夺，公耻之，不忘厥祖，因指其地为姓翁。又历九世，宏公避新室之乱，隐居南阳，与邓禹为邻，不复出仕。及至十一世名轩公者，唐赐甲榜进士，官福建，为闽州刺史，乐山水之胜，遂居闽之莆田竹啸庄，为入闽之始祖。及至十一世[6] 茂禧公仕泉州，即地而居焉。厥孙维庠、维序，不忘母训，皆登仕籍。迨至十四世有讳何公者，生子乾度，官至郎中，娶夫人陈氏生六子。长处厚，字伯起。宋建隆元年[7] 进士，特授承议郎尚书礼部员外郎，兼殿中丞上柱国，赐绯鱼袋。分姓洪，号敦煌，居朱紫坊。次处恭，字伯虔。宋雍熙二年[8] 梁灏榜进士，官泉州法曹。妣林氏，分姓江，号济阳，居淮阳。三处易，字伯简。宋建隆元年与长兄通榜进士，官剑南少府。本姓翁，号盐官，居竹啸庄。四处朴，字伯惇。宋开宝六年[9] 进士，官泉州法曹。妣陈氏，分姓方，号河南，居竹啸庄。五处廉，字伯约。宋开宝六年与四兄同榜进士，官大理司有直监察御史。妣陈氏，分姓龚，号武陵，居马栏。六处休，字伯容。宋雍熙二年与次兄同榜进士，官朝散郎韶州通判。妣陈氏，分姓汪，号平阳，居东林。当时六子齐荣，人称之曰“六桂联芳”，建坊于莆。其后振振绳绳，传其所传，亲其所亲；贺吊间隔，婚丧不问；亲亲之谊，等于陌路。东坡有言曰：“吾与相亲如路人者，其初兄弟也；其初兄弟者，一人之身也。”[10] 即此而推可想概已也。吾族六桂自民国廿二年以来，菲律宾、新加坡、槟榔屿、仰光、厦门、泉州、安海、石狮、漳州，各处先后成立宗亲会，以联族谊。然吾族之灵苗，散布几于全国，以及南洋岛夷，无地不有吾族人立足之地，仕宦、闻人、农工、商贾，不可胜数。非有祖德之厚，祖泽之深，曷克臻此乎？欲知来之有自，爰立序以联族谊，溯以往之无由，绘真容而崇祖德，从此宗风宜联于六桂族谊，复振乎一家，是强之所深望哉！

　　以上引文中，“吾族之始实姬姓”一句，过于渺茫无稽，故置而不论；对六姓本姓“翁”及各“分姓”[11] 的产生过程则介绍得较为详细，可以满足六姓联宗对历史依据的基本要求。但对于关注此事的研究者来说，却有很多可以深加讨论之处。

　　比如关于六姓的来源。“翁”有所谓公、羽二字合体，及有翁山地名作依据的说法。这类姓氏起源传说常见于各类记载，如汪姓也有类似的神奇经历。清代学者汪琬《尧峰文钞》卷一有《汪姓缘起考》，其中关于汪之得姓过程是这样说的：

　　吾汪当从姬姓裔为正。又按旧谱，鲁成公庶子生而有文在其手，左水右王，故名曰汪。其后子孙遂氏之。……吾汪氏之得姓，当从食采为正。盖始则以采地为氏，继则以氏为姓也。

　　所说几乎与“翁”之得姓故事完全一致。可见《六桂渊源》关于翁姓的记载是同类早期文献的转录、嫁接，并非原创。此外，对翁姓为什么会分出洪、江、方、龚、汪五个分姓的理由，也未见《六桂渊源》作明确交待。中国古代姓氏，特别是一些著名大姓的命名和分化，都有大致的规律可寻。以五个分姓为例。郑樵《氏族略第二》，江、龚、洪，属“以国为氏”者。其中江为“周异姓国”：“嬴姓之国，颛帝玄孙伯益之后也。”龚、洪则为“周不得姓之国”，龚可能与商末一个以“共”为号的侯国有关；洪也“本共氏，因避仇改为洪。豫章有弘氏，因避宋朝讳，亦改为洪。”《氏族略第三》，方，属“以字为氏”者：“宋朝方氏为著姓，闽中为多，望出河南。”《氏族略第四》，汪，属“以名为氏”者：“汪芒氏之裔，……宋朝为著姓。”可见五姓并非随便能够攀附的。但在本例中，无论是分姓的过程，还是选此五姓的原因，《六姓渊源》都缺乏必要的说明，显得过于随意；真相似乎有所隐瞒，故令人难以置信。

　　据《六姓渊源》所追溯的翁氏族史，自唐代始，翁氏就已立足于闽州莆田，是官宦世家，代有名人，绝非等闲之辈。《通志略·氏族略第五》翁氏：“五代有谏议大夫翁承赞，莆田人。”北宋初年，翁氏兄弟六人先后科举得意，为人羡称为“六桂联芳”，“建坊于莆”之后，更成了莆田地方著名的望族。但六房却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就宣告分裂：同父六子，继承“本姓”的是老三，其余五兄弟分别以五个著名大姓为“分姓”，所“号”亦为各大姓原有之地望。子孙的关系不仅相当疏远，而且形同路人，所谓“其后振振绳绳，传其所传，亲其所亲；贺吊间隔，婚丧不问；亲亲之谊，等于陌路。”对于如此匪夷所思的结果，笔者有一个自认为颇具可能性的解释：在古老的翁氏家族中，也许隐藏着一个后人难以启齿的、与伦常之变有关的绝大的家族秘密。否则断难想像，怎么会在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望族中，出现一姓之六房突然间分裂为独立的六姓，而且分裂之后竟然由老三继承本姓，各姓子孙老死不相往来的事件？程度如此深刻的家族分裂，在中国民间社会的历史上非常少见。往事越千年，不堪回首的一页终究翻过，恩怨的沟壑也在漫长的岁月中填平。源于福建莆田的翁、洪、江、方、龚、汪六姓后裔，终于从1933年开始陆续结成了异姓联宗关系。本来就是一姓之六房，故无须再作多余解释。语焉不详，点到为止；留下想像空间，更添无穷意味。

　　其他可能性当然也存在，比如同出于福建莆田的地域联系，亦可使散居各地、飘流海外的六姓子孙，依靠宋代“六桂联芳”的历史佳话，结成异姓联宗关系。因为很明显，非莆田出身的六姓不属同一系统，故断无可能参与其事。如秣陵（江苏江宁）翁氏和浙江龙游翁氏，[12] 在其历史上就从未发生过分姓的故事，无论“六桂联芳”多么热烈轰动，它们也不会响应。再举一例。1975年出版的《江氏大族谱》，[13] 编入1928年江蕴和所撰之《江姓缘起》一文，其中对福建地区的江姓来源有详细的说明，可资参考：

　　江氏溯源，始于伯益；凡有谱系，罔不从同。……周惠王时，江灭于楚，（江）贞率族避居济南而家焉，吾姓济阳之号其始于此。济与淮相通，间有称为淮阳者。……洎晚宋，历百零四传至镐公，迁于江西南康府都昌县，簪缨相继，盛极一时。又传至晔公字八郎，生三子，长万里，次万载，三万顷。兄弟共事宋室，力扶帝昺，以维国祚。及元兵陷饶州，万里公死节，其弟侄辈由赣避闽，是为吾族入闽之始。凡散处于八闽各县属及台湾者，皆万里公兄弟之裔焉；自闽至粤暨西南各省，凡我亲族惟此血统之遗欤？只以年远代湮数典或忘，虽宗亲，恒莫往来，至以为憾。

　　源于翁氏之江姓，“分姓”于北宋初年，显然与宋末元初始入福建的江姓无关。以江万里为始祖的福建、台湾各江姓，不会参与六姓联宗，应是可以想见到的事实。

　　必须指出，导致莆田六姓泯除千年恩怨而实现联宗的原因无论为何，都不能改变各姓“传其所传，亲其所亲”这一业已形成的历史结果。异姓联宗只是在现有各姓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联宗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不是血缘性的，而是地域性的。《六姓渊源》反复宣称之“吾族”，实际上并不存在。

　　二，王、郁、李三姓联宗

　　民国十年（1921），江苏江宁的王、郁、李三姓族人，在王厚泉主持下创修三宗联合家谱，谱名《王郁李三宗祠家谱》；创建三宗联合宗祠，祠名“春森堂”。这一异姓联宗实例在中国联宗史上十分罕见，内部关系相当复杂，包括了过继、入赘、兼祧等过程在内，严格地说应属于综合型。但由于主要关系人之间具有同父血缘关系，因此姑仍归入类型之二。

　　与一般的异姓联宗相比，三姓可追溯的共同历史并不长，大约始于清咸丰年间，距民国十年修谱建祠时不过三代人。三姓的共祖是《三宗祠家谱》和三宗联合宗祠的主持人王厚泉之父春森公。据王厚泉撰《创建三宗祠缘起》一文的记述，三姓进行联宗的基本根据是这样：

　　先严春森公，本江宁郁氏子，为先王父德明公之姨表侄。因先伯（讳正祥）早故，嗣续无人，族小丁单，无期功强近之亲能承祧绪者，一脉香烟，已不绝如缕矣。于是先王父从亲族之议，立继先严为嗣。洪杨乱起，郁氏阖家殉难，先严笃念本生，悲深罔极，承先王母夏太夫人命，复兼祧郁氏，又入赘李氏为婿。外王父无嗣，命以一子绍李氏后。此先严以一身承三宗之由来也。

　　春森公本姓郁，出继王氏，改姓王；后奉王氏祖母之命，兼祧郁氏。又入赘李氏，以所生一子从妻姓。一人兼顾三姓，一身延续三宗血统。春森公与李氏生四子，其世系归属在《创建三宗祠缘起》中有详细记录：

　　我伯兄名厚忠，承王氏大宗，继先伯后，已故，无嗣；仲兄名厚节，继郁氏后，早故，亦无嗣；叔兄名厚义，继李氏后，亦故，有子一人，名仲富，仍为李氏后，当双姓王李；厚泉奉祀本房，有子三人。长仲贵，继伯兄为嗣；次仲寿，出继仲兄，承郁氏后，当双姓王郁；三仲喜，仍归本房。此厚泉仰承先志，以一侄三子绍继王、郁、李三氏宗祧之意也。尝思王、郁、李三宗香烟，实系于先严春森公一身，则春森公实为三宗不祧之祖。考古人有以赐谥名堂以表扬先德者，如赵氏之清献，曹氏之武惠是也。当此三宗祠宇落成，本古人名堂以谥之例，拟以我先严之字“春森”名堂，敬谨题额，悬诸祠内，历世相承，昭示永久，使三宗子姓，无论为王、为郁、为李，均用春森堂名义，则木本水源，溯寻有迹。虽继继绳绳，本支百世，咸知复始返本，不忘所自。

　　春森之长子、四子继承王氏，次子继承郁氏，三子继承李氏，其子双姓“王李”。王厚泉之长子出继大伯，为“大宗”（实即大房）之后；次子出继二伯，为郁氏之后，双姓“王郁”；三子为四房本房之后。如此安排，既显其孝悌苦心，也真出于天意之佑。如厚泉无三子一侄，一切当无从谈起。

　　王、郁、李三姓联宗与“六桂联芳”的性质相似，都是源于同一父系血统的异姓联宗。但这两例在各姓世系地位是否均衡上有很大的不同。翁、洪、江、方、龚、汪六姓在面对同一始祖时完全平等；而王、郁、李三姓则非如此。三姓中，郁氏虽为春森公之本姓，但在太平天国战争时郁氏“阖家殉难”，已无本支后裔；李氏为母姓，在世系归属上为“外家”，而且“外王父无嗣”，李氏本支亦已中断。因此，三姓现有后裔均为王氏分支：郁氏来自于王氏兼祧，李氏来自于王氏出继。郁、李二姓已没有独立的世系地位。他们之参与联宗，完全是基于王氏的主导。

　　世系上以王氏为主，但在财产上，郁氏则占有相当可观的份额。郁氏为苏南望族、江宁富户，虽然战乱毁灭了整个家族，但仍遗留下不少祖产，这笔祖产后来就成了三姓联宗主要的经济基础。据《创建三宗祠缘起》的记载，情况相当复杂：

　　先严弱冠请缨，寄身军旅，护运粮糈，屡著功绩，以守戎荐擢都阃；志甘淡泊，不求仕进。本城汉西门黄泥巷有祖遗鱼塘、菜圃，因兵燹为他人侵占。先严愤然曰：“祖业不能守，人子之耻也”，遂一再控追。赖贤有司主持于上，始得争回旧业。因思田园荒芜，若不努力躬耕，朝夕相守，终难息鲸吞之念。于是剪榛荆，去瓦砾，荷锄抱甕，亲学艺圃，手足胼骶，十余年如一日。奉母教子，自乐其乐，前清光绪十六年六月三十日以病卒。

　　按，春森公追回郁氏祖业，是在以王姓入赘李氏之后。据此，是郁氏残留的祖产构成了三姓共同拥有的一笔不动产。当三位兄长去世后，王厚泉独撑三姓门户。为继承先父遗志，决心创立宗祠，编撰家谱。可是在经费的筹措上遇到重重

困难：

　　绵延三宗血食，创立宗祠，俾竟先人未竟之志者，皆厚泉一人之责焉，又岂可淡漠视之？具此志愿已阅多年，左支右绌，颇非踌躇。始拟就黄泥巷祖遗基地建设宗祠，复思祖遗基地应留为奉祀香火之需，因建祠而短收息，似未完善。且人子之善继先志，力谋所以显扬其亲者，大则立德立功，垂令名于后世；小则亦当恢宏基宇，示模范于子孙。厚泉寄身市廛，不才无学；既不能务其大者，立德而立功，要亦当尽力经营，勉立基业，俾后世子孙有所观感。况子侄年均幼稚，更无宗族之近而贤者能相与共谋，责无旁贷，莫卸仔肩；世变靡常，时不可失。于是变卖私产，典质衣絺，缴价购领官产，以为改设王、郁、李三宗祠宇之用。……并将祖遗黄泥巷鱼塘、菜圃，按照旧契尺亩，一并捐入宗祠，永远作为祠产。

　　完全可以想象得到，若无郁氏祖业作为基础，王厚泉“变卖私产”所获资金，至多只能应付建祠、修谱的开支，而无法凑出足以维持宗祠日常功能所需的费用。只有鱼塘、菜圃这类能不断收取利息租金的不动产，才是联宗最难得、最稳定的财源。从这个角度可以发现保证王、郁、李三姓成功实现联宗的经济条件。

　　正因为三姓联宗在世系上和财产上具有这些独特的关系，因此，体现了联宗成果的“春森祠”，就成了一个公共性极强的联合组织。从春森祠的《祠规》中，可以清楚地发现一种协调性和整体性的特点：

　　一，定每年春秋致祭，春为清明，秋为中元。两令节，凡我三宗男女子孙俱各至祠祭祀，务宜整饰衣裳，严肃容仪，以昭诚敬。

　　二，定祠内设立经理二人，用投票法选举，以我三宗子姓得票最多者当选，任期三年为满。

　　三，定经理二人，各分权责。一人专司钱谷之出纳，一人专司簿籍之登记。每届春秋祭前，必须将出纳帐目核算清楚，准阖族人公同查考。

　　四，议祠内契据字约，必交经理保管，不准存留别处。

　　五，议族人有不服情理者，即行告知族长，公同酌议。小则家规治之，大则送官厅处置，断不徇情。

　　六，议祠内桌椅床架一切什物等项，要经理保管，逐件点清，另载簿籍。交卸之时，如有遗失，归其赔偿。

　　七，议祠内大小事务，均付经理处置，族人不得干涉，妄加訾议。或有万难措施之事，约族中明理者公同集议可也。

　　八，议祠宇创造非易，若不随时修理，则日就圯毁。嗣后年年岁修，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经费由祀产所收租息项下抵支。不敷之款，由各房酌量摊派。

　　九，议祠宇内每年轮派一人值年，负责保管房屋之责。

　　十，议族中之公共产业，本为祭祀而设，所收利益备作酒醴牲牢之用，有余则酌量存放，由经理负责。如能集成巨数，可酌量添购公产或扩充祠宇，以期恢宏。

　　十一，议祠宇祀产，三宗子姓当永远保守产业，经呈明县署有案，并给示保护。嗣后我三宗子姓不得侵占祠宇或祀产作为个人私产，更不得将祠宇或祀产变卖，或出典及收受加重押租，出赁与人，亦不得以祠宇或祀产契据作银钱上之担保品。如有违犯者，立即呈请县署查案严惩，不准徇情。

　　十二，三宗子姓，无论男女，有出私财（动产或不动产）捐入宗祠者，足见尊祖敬宗、急公好义，自应酌予褒奖，用昭激劝，另订褒奖条例，附载于后，俾资遵守。（下略）

　　王、郁、李三姓联宗无疑是一个特殊个案，不具普遍意义。而且从王厚泉所提供的资料来看，也只反映了三姓联宗的起步阶段。当三姓各自人口增长、世系延长、地域扩展之后，这一联宗关系是否还能保持？是否会和六桂联芳一样，结成某种地域性的联盟？诸如此类的疑问，至少在《王郁李三宗祠家谱》编撰问世的民国十年尚不清楚，也无从解答。但是，这一实例毕竟可以说明中国异姓联宗的多样性，可以为横向的比较研究提供丰富的样本。

三、异姓联宗类型之三：源于入赘出继关系的联宗

　　在许多宗族的发展史上，特别是宋、元以来，常常可以发现有男子入赘某一异姓为赘婿，或出继某一异姓为嗣子的例子。如果赘婿、嗣子的部分后代试图在父系血统上追寻、恢复并系统地确立自己与祖父一族的关系，就有可能在这两个具有特殊历史渊源的姓氏之间推动异姓联宗的进程。上节所述之王、郁、李三姓联宗，就是因为在不同阶段包含了入赘和出继关系而形成的。在许多著名的异姓联宗实例中也都可以观察到这一过程。

　　一，曾、丘（邱）两姓联宗

　　第一节讨论水、曾联宗时，援引了编撰于1976年的《水姓由来与曾丘两姓联宗关系考》一书（编撰者水祥云），其中有《曾丘（邱）两姓联宗历史渊源》一文，介绍了曾、丘异姓联宗的根据。该文使用的资料，来源于台北市曾氏宗亲会会讯第四期登载之《福建省海澄县新安乡邱姓与温陵龙山曾姓同宗渊源考》，而《渊源考》又据《龙山曾氏族谱》（即《温陵曾氏族谱》）所述编成。这一种《曾氏族谱》目前尚未见于各家著录。兹将有关材料略引如下：

　　宋相曾公亮，生三子：孝宗、孝宽、孝纯。孝宽生二子：说、诚。诚生五子：忻、忭、愉、怀、悟。怀生三子：宫、安、宁。宁生三子：挈、彝、紧。挈开派晋江梨坑，彝生天赐。赐生仲玉。玉生道唯。唯生渊。渊生绰。绰生子二：昭、旷。昭生员。员生智千。千生子二：暹、达。暹生魁松。松子四：汝盛、汝纯、汝和、汝珍。达生魁梧，移住漳州厚境。旷生昌。昌生四子：博、厚、高、明。明字永在，号迁荣，入赘海澄新安邱家，生子二：曰大发、正发。及后子孙繁衍，故新安邱姓子孙与同安之曾营、浦头、曾厝安（现属厦门市）、海澄之厚境、清漳之管桥、田边浦尾、龙岩等处曾姓同一宗派。

　　又凡属海澄新安邱姓子孙，现均：㈠敬奉宗圣为一派祖；㈡与龙山曾姓遵用相同派字；㈢与曾姓不通婚姻。

　　因此，海澄新安邱姓及其海内外衍派子孙，实均与曾姓为同宗。故南洋各地如菲律宾、仰光……等处，有曾、邱两姓联合组织龙山堂或三省堂宗亲会者，即所以表示曾、邱为一家也。

　　据此《渊源考》可知，龙山曾姓与海澄邱姓得以联宗的根源，在于曾明“入赘海澄邱家”。应该注意，曾、邱联宗有明确的地域范围；出此范围之二姓，显然不存在进行异姓联宗的前提。

　　有意思的是，由于水、曾两姓已有联宗关系，故水、曾、丘（邱）三姓都连带着有了联宗关系。如水祥云所说：

　　水曾两姓先祖均姓姒，所以水、曾可以联宗；至于曾、丘（邱）两姓联宗关系，可参考《曾丘（邱）两姓历史渊源》当可明了，所以水、曾、丘（邱）三姓可以有联宗的关系。[14]

　　在学理上，这种推论并不能成立。但事实上，两种不同类型的异姓联宗，就是通过这种简单的推论，联接在一起的。

　　二，朱、庄、严三姓联宗

　　1970年，生活于台湾、香港的朱、庄、严三姓发起并完成联宗，编辑出版《朱庄严氏大族谱》。[15] 三姓得以联宗的历史因缘并不单一，而是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庄、严二姓原姓“庄”，后因避讳而改姓“严”。郑樵《氏族略第六》避讳第八：“庄氏避汉明帝讳，改为严氏。”与此类似的例子，还有“籍氏避项羽讳，改为席氏”，“庆氏避汉安帝父讳，改为贺氏”，“师氏避晋景帝讳，改为帅氏”等等。《朱庄严氏大族谱》转载《香港庄严宗亲总会会刊》中的《庄严氏族考》一文，作者严既澄，所述庄、严二姓渊源颇详，兹引如下：

　　庄、严二氏，均导源于春秋时代之楚国，原属芈氏。至春秋末叶，楚庄王之后裔，始有改称庄氏者，此亦我汉族古代以谥为氏之例。惟在楚庄王之前，宋国已先有庄氏之族，见于《左氏传》；其地区亦在今河南省之东南部，与楚国领土相毗连。宋国之庄氏苗裔不多，远不如楚国之一支。故今日回溯我族之起源，仍当以楚庄王之后裔为主，而以宋国之庄氏为旁支。当时楚国幅员甚广，至战国时代，且一跃而为七雄之一，与鲁省之齐国，同为新兴之秦之劲敌。由是庄氏之族人，亦随政治势力之扩张，而遍布于中原各地；惟仍以楚国本部所辖之豫、鄂、湘、桂，以及吴越两国之领土为宗支最繁。至东汉明帝时，以明帝名庄，乃讳庄为严，所有西、东汉严姓之著名人物，殆均为庄氏所改称。大抵两汉时通都大邑之中，当不复有以庄为姓者；惟山陬海隅、政令不及之处，或不免有一仍旧贯者。至晋、唐以后，恢复本姓者渐多，从此庄、严二氏遂并行于中国各地。

庄、严二姓以东汉明帝以前之庄姓，为二姓联宗的根据。因此，庄、严异姓联宗的性质，大致接近于本文第一节讨论的源于同一古姓的异姓联宗类型。

　　第二，朱与庄、严联宗的根据，源于赘婿关系。《朱庄严氏大族谱》载有《朱庄严三姓渊源》一文。此文原作者为庄氏龟洋十二世孙庄英玉，作于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岩岭十九世孙庄顺安（序平）于1968年改写。移录如下：

　　夫始三郎庄公，号太平山老人，系唐黄门都监庄森公之第十三世孙也，父庄杉公，母苏氏；先世乃广东潮州府揭阳县人氏。值宋末元初，世景扰攘，屡遭兵燹；父祖避乱，侨居大埔县神前乡狮子口住焉。不幸年幼失怙，依伯松公教养。迨元至治二年（1322），公年廿七，未娶也。素谙勘舆之道，因游于霞漳靖邑永丰里龟洋社。有朱开山公者，邑首富也，一子早哀。公游来朱家看地有素，朱翁以公性行端悫，笃信忠义，甚器之，许以故男妇何氏，招婿入嗣，依以为老。公事双亲，犹生身父母；翁视东床，犹如己出。翁婿相得，一家圆融，乐莫大矣。何氏生二子，朱翁无嗣，公承业垂统。厥后建祠祭祀，配以必文、必华二孙，盖不忘所自也。而庄公特祠，不与朱翁同庙，礼也。自是朱嗣庄续，传统四百星霜，裔孙何止巨万，诚吾朱、庄不祧之祖也。

　　洎夫明清变革之际，皇明沦亡，国姓遭劫，族人唯恐罹祸，因而倚附于庄氏者众。及至局势大定，满清虽停止杀戮，惟代远族繁，子姓混淆不清，且鲜有再复朱氏本姓者，故而相议朱、庄不通婚姻，以示同气连枝之意也。

　　复考庄、严二氏联宗，其在汉以前原为一姓，以有嫌名之讳，遂成音义之分。氏虽各判，系本同源。昔者漆园作吏，庄周并称道家之祖；富春垂钓，严光独具高义之风。至若考亭世德，朱熹穷理道贯孔孟，皆我三姓先祖之光，抑亦后人之矩范也。

　　据此可知，朱、庄、严三氏得以联宗，是因为在元中期庄氏通过“招婿入嗣”的方式与朱氏发生了世系联系。[16] 根据元代制度，庄氏入赘属养老女婿性质，俗称“补代”，故所生子姓朱，在法律上属于朱姓后裔，即“朱嗣庄续”。[17] 因此，在朱氏聚居的地区，庄、朱二姓祖先分庙祭祀，庄氏不具正式祖先的地位，只是一个“特祠”，其目的是将庄氏世系与朱氏世系作并列的对照，以示父系血统渊源，是所谓“不忘所自”。清初朱氏子孙为避牵连，一时间有改姓庄氏的趋向。这一行为在世系关系上属于向庄（严）氏的“归宗”或“复姓”。由于年代久远，“子姓混淆不清”，改、避已意义不大，只能相约不通婚姻，以免世系过于混乱；最后，在朱、庄、严三姓间，构成了异姓联宗关系。这一解释，大致上说明了三姓联宗的历史渊源。

　　庄、严二姓联宗尚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朱、庄、严三姓联宗显然只是始三郎庄公后代所能接受的一个特例。

　　同姓联宗主要不以个人为单位，而以同姓宗族为单位，形成的是一种同姓地缘联盟。这一联盟的性质介于血缘与地缘之间：其具体的组成单位，是各地各村中独立的宗族组织；各宗族原有的权力关系、祭祀关系、财产关系、继承关系，并不因参与联宗而有任何改变；形成的联盟在功能和结构上也远远超越了各宗族原有的范围。与同姓宗族的联宗一样，异姓联宗不涉及各参与宗族的内部关系。它所形成的，是一种比同姓地缘联盟更为松散的地缘联盟。在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异姓联宗问题一向未能得到学术界充分的关注。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疏忽。凡有异姓联宗现象出现的地方，其族群特征、构成过程和文化氛围必有其特殊之处，应引起社会史研究者高度的重视。

　　（本文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