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年(1894年)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战争的结局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日本,都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据统计,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的海军实力占世界第八位,与日本相较,可以说是悬殊不太大,某些方面甚至还超过了日本。然而,战争的结果,却是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这样的结局,与双方的海军实力实在是不成比例。为什么会出现不成比例的失败?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学家和中外军事专家曾进行许多方面的探讨:有的将中国的失败,归咎于腐朽的封建制度敌不过明治维新后蒸蒸日上的日本;有的认为中国朝廷内部帝后党争激烈,军事指挥失当,并且将购置新式军舰的银两挪用兴修颐和园;还有的认为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都敌不过日本,等等。凡此种种,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北洋海军的失败原因。但是,上述分析仍然给人留下未能解说的疑问:拥有如此雄厚实力的北洋海军与日本相搏击,怎么会落得灰飞烟灭,全军覆灭的结局?其中是否还有什么别的因素在起作用。最近,我清理多年前抄录的《罗丰禄信稿》,反复展读,发现甲午战争期间北洋海军领导层的心态,与北洋海军的覆灭,有着直接的关系。甚至可以说,这是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罗丰禄随李鸿章马关议和

一、罗丰禄是北洋水师的灵魂人物
何谓心态?简单地说,即是心理素质与精神状态。心理学家有一种理论认为,人们的行为方式,不仅受自己的思维和意志的制约,而且还受人们心灵深处感情与愿望的制约。因此,古今中外无论在什么样的战争中,交战双方的心理素质与精神状态,对战争的结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甲午战争进行的整个过程中,北洋海军领导层的心态,到底如何?是振作还是怯懦,是积极进取还是悲观退让,在战争紧张进行的阶段,他们内心深处的愿望是什么?这无疑是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而北洋海军上层人物的心态,在罗丰禄的家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么,罗丰禄是何许人也?80年代国内出版的《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是一本十分有用的学术著作,可惜没有罗氏传略。一般有关甲午战争的论著,亦鲜有探讨罗氏生平及其与北洋海军关系者。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史料缺乏。然而,罗丰禄确实是北洋海军中极为重要的人物。海军覆灭之后不久,帝党中坚人物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七日(1895年2月11日)“不无忧愤迫切之至”地上书指出,“海军失律,请将在事人员分别惩办”,其中有关罗丰禄的文字如下:海军营务处道员罗稷臣,阴险奸诈,唯利是图。闻倭人水师将弁,皆所狎习。海军不战之故,该员实主其谋,故令军械缺乏,人心涣散,其罪不在丁汝昌、刘步蟾下。应请旨分别正法拿问,以泄天下之愤。文廷式之奏折称:“闻倭人水师将弁,皆所狎习。海军不战之故,该员实主其谋。”把北洋水师避战之责任,统统归之于罗丰禄,显然是气话。它过于夸大罗丰禄的作用,因为海军不战的责任,上头还有慈禧和李鸿章。然而,在决定北洋海军战略方面,罗氏的确是仅次于李鸿章的灵魂人物,则是无庸置疑的。据《罗丰禄信稿》“前言”指出:罗丰禄,字稷臣,小名汾,福建闽县人。有兄弟八人,丰禄行七。又据清代官员引见履历单中记载,早在同治五年(1866年)罗氏即考充福建船政学堂学生,学习英国语言文字、天文算法。七年十一月,报捐监生。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经船政大臣吴赞诚派带出洋肄业学生,前往英、法等欧洲国家,襄办肄业局事宜。罗丰禄所协助带领的这批出洋肄业生,是中国最早派往英国,学习海军技术的北洋水师精华。其中包括严复、刘步蟾、林泰曾等人。严复等人均在格林尼次海军大学肄业。而罗丰禄则是肄业局的官员,代表清政府管理这批最早的海军学生。当时,清廷派驻伦敦的公使是郭嵩焘。自从光绪三年四月初一日(1877年5月13日),出使德国公使李凤苞带领罗丰禄见过郭嵩焘后,郭氏日记里断断续续地保留着他与罗丰禄、严复等人交往的记载。尤其是光绪四年(1878年)四月,罗丰禄担任郭氏英文秘书后,这类记载更为频繁。如光绪四年三月初七日(1878年4月9日)郭氏记曰:早邀罗丰禄等“为面食作生日。格林里治学馆严又陵、方益堂、叶桐侯、何镜秋、林钟卿、萨鼎茗来贺,因留面食。严又陵议论纵横。”1又如光绪四年四月廿九日(1878年5月30日)郭氏又记曰:“偕李丹崖、罗丰禄……同游格林里治学馆。先至严又陵寓所。方益堂、叶桐侯、何镜秋、林钟卿、萨鼎茗诸人并迎于途次。”2在郭嵩焘离任后,罗丰禄又担任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的随员,并继续兼管肄业局事宜,直到光绪六年(1880年)三月,他才带领严复等已完成学习的留学生归国。可见,他与严复、刘步蟾等这批最早的北洋海军人员,关系相当深远。光绪七年(1881年)六月,经李鸿章奏调,罗丰禄开始在北洋水师营务处工作,并兼办洋务。由于才能出众,事业有成,受到吴大、李鸿章等人的多次保举,到甲午战争爆发前一年,李鸿章以其多年办理海军出力甚多,奏保罗丰禄堪胜关道人员,旋奉旨以关道记名简放。大约由于罗丰禄长期在北洋水师工作的关系,他的五哥罗醒尘,也通过捐纳途径到北洋任职,曾任旅顺船政帮办1;他的九弟罗熙禄,则在天津水师学堂执教;而他的侄儿辈,亦多有任职于北洋者。2罗丰禄精明强干,熟悉英文,在北洋任职达13年之久,甲午战争时罗氏为北洋水师营务处总办。显而易见,整个罗氏家族与北洋海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罗氏的这种地位,才能在中日交战期间,经常接触北洋大臣李鸿章,商量对策,反映情况,为决定北洋水师的进止而出谋划策。
二、李鸿章与慈禧都不愿与日本打仗
《罗丰禄信稿》内容极为丰富。这些信由两部分构成,前一部分是罗氏写给他兄长的,大多是简报自己在北洋水师营务处的见闻。后一部分则是写给妻妾的,这些信件大都是在甲午中日交战后,京津告急,局势紧张,丰禄将其妻室儿女送回福建原籍后书写的。从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二月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罗丰禄接二连三地向妻妾报告战事的发展和他个人的感想。从甲午战争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后半部分的家书较前者更有参考价值。由于罗丰禄及其兄弟均在北洋占有一席之地,再加上罗丰禄与李鸿章等上层人物有较多的工作接触,因此,从《罗丰禄信稿》中人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北洋海军上层人物对中日战争的真实态度,他们的这种态度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由来已久的。譬如,关于李鸿章根本不愿与日本交战的思想,早在光绪十六年八月初一日(1890年9月14日)罗氏写给兄长的信中即十分肯定地指出:二哥大人如见……海侄既愿在船,甚属好事。合肥在此作督,海上断不用兵。祈勿廑。合肥是指李鸿章。罗丰禄写此信时,已在北洋任职几乎达10年之久。他算是把准了李鸿章的脉搏,故能作出“海上断不用兵”的结论,一个“断”字,道出了李鸿章内心的玄机。这个“断”字,也与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所推行的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三年,罗丰禄已预见到朝鲜早晚有一天要出事。他于光绪十七年正月初一(1891年2月9日),在天津紫竹林给其兄长写信,深谈李鸿章对朝鲜政策的原委:二哥嫂大人:自日本侵台湾,沈文肃鉴林文忠开衅戍边之覆辙,不敢请申挞伐,转赂以五十万金,于是琉球、越南、缅甸以次沦(亡),今之晨星硕果,不过西藏与朝鲜耳。汾辛巳(光绪七年,引者按)来津,朝鲜开海禁之议适起,傅相意欲藉通商诸国,以钳制俄人,不可谓非老谋硕画。其初,朝廷不置可否,一任傅相之所为。迨醇邸当王,傅相议将朝鲜作为局外之邦。醇邸奏称:琉球、越、缅诸属国,皆洋人来取,我不与争而已。今朝鲜,人尚未取,我已先予,将来必不免人訾议之。其议遂寝。而前后意旨,遂不能一气贯注矣。朝鲜与中国关系甚大,复界于俄罗斯、日本之间,其危特甚。五哥享誉俄国,尧侄随使日本,汾承乏天津,于考究朝鲜情形为最便。惟五哥常有信来,尧侄则久未得其来书矣。弟汾,辛卯元旦,天津紫竹林,早十点一刻写罗丰禄的这通家书,评述了清廷对朝鲜政策的演变。这些都是罗氏到北洋后亲身经历的事件,真实可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信的开头称:“沈文肃鉴林文忠开衅戍边之覆辙”。这里的林文忠,指林则徐。沈文肃,则指沈葆桢。葆桢同治五年(1866年)任福建船政大臣,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时,被指派为钦差大臣,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并带领船舰,亲往台湾,修城筑堡,筹划防务。迨日军由台撤退后,又兴办洋务,开矿修路,多著辛劳。罗丰禄在家书中,把林则徐广东禁毁鸦片抗击侵略,而被道光皇帝发配新疆的历史事实,称之为“开衅戍边”,实在是有些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味道。仿佛鸦片战争不是英国蓄意发动,而是林则徐挑起的。依我看来,这种观点,不仅仅是罗丰禄个人的认识,也是代表了李鸿章等人的一贯思想。这种错误观点,无疑也指导着他们在甲午战争中的行动。当甲午战争爆发之后,罗氏紧随李鸿章策划战事,疲于应付。但是,对于他所直接管理的北洋水师能否出色,罗氏忧心忡忡。尤其是当战事吃紧,他将妻子儿女送回福建后,罗氏的信中,更直言无隐地揭示出,北洋上下弥漫着消极备战、积极求和的气氛。而北洋的这种避敌自保方略,又得到了清廷操有实权的最高统治者慈禧的默认。罗氏甲午十二月十四日(1895年1月9日)家书谓:七太太如见:十五日早话别后,旋得沪电,知卿于十九日抵申江,迄今未接由申赴闽之电……张樵野侍郎奉简前往日本议和,本日可以抵津……此次议和有无把握,尚未可知……惟皇太后主持和议甚坚。日本兵力饷力,已竭尽无余,想不难就范也。和议如一成局,卿即带同儿女,前来天津晤谈一切,不可挨延。多年来,史学界对帝后两党关于和战的态度,颇有争议。记得1984年在威海召开甲午战争90周年学术讨论会时,有的学者根据翁同日记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四日(1894年7月16日)记载:“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皇太后谕不准有示弱语”等记载,便断定慈禧在甲午战争中也是主战的。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罗丰禄是局中人,他的所谓慈禧“主张和议甚坚”的认识,无疑是从李鸿章那里听来的,这才是慈禧的真实意图。甲午战争期间,为什么李鸿章敢于坚持避战求和,保存实力的方针,其根源就在于他的这种方针得到了慈禧的首肯与支持。从慈禧到李鸿章,再到罗丰禄,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他们所想的不是如何在战争中克敌制胜,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保存自己的军事实力,消极应付战事,这种心理状态是绝对不可能在战争中有所作为的。罗丰禄家书为我们了解清廷上层人物的态度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三、威海卫危在旦夕,罗丰禄在想什么
罗丰禄作为北洋水师营务处总办,长期生活工作在天津紫竹林。那里环境优雅,舒适自在。由于罗氏熟谙英文,了解外情,实际上成了李鸿章与国外联系的牵线人物。对内来说,他又是北洋水师营务处的总办,是在北洋大臣李鸿章与北洋舰队之间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只要翻阅一下新近出版的《丁汝昌集》,就不难看出:几乎北洋海军的所有对外交涉,都要通过罗丰禄来进行。面对清军水陆交绥,每况愈下的战局,罗氏有何建议?尤其是在旅顺失守后,威海骤然危急,罗丰禄内心在想什么?心理学家有一种理论,认为心态集中表现为主体对客体所作出反映的倾向性。因此,我们弄清罗丰禄的内心“倾向性”,对于了解整个北洋上层的心态,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通观罗氏家书,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思想变化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当清廷决定派遣张荫桓与邵友濂赴日议和后,罗丰禄未作任何作战的规划,而只是一味寄希望于清廷与日本议和成功,以便与家人早日团聚。罗氏甲午十二月十六日(1895年1月11日)函称:七太太如见:张樵野侍郎昨午十一点钟抵津,今晨七点,乘轮车赴沽,登公义轮船往沪,会同邵小中丞赴倭。此行和议,五伯大人以为必成,中堂以为难成,未审究竟如何耳。如果和议成局,卿即打算北来为望。上函中的七太太应该是指罗丰禄的妻子,因罗氏行七,故以七太太称之;五伯,是指罗丰禄的五哥醒尘;中堂则指直隶总督李鸿章,以李氏为文华殿大学士故以中堂称之。由上函观之,对于张荫桓赴日议和及其结局,罗丰禄兄弟与李鸿章曾仔细斟酌。李鸿章说和议难成,无疑是老谋深算,具有先见之明。因为他知道日本得寸进尺,欲壑难填;罗醒尘以为和议能够成功,只是他一相情愿的幻想。至于罗丰禄,则是不断在家书中反复陈述“此间极苦寂寞”,“日盼和局之成,与眷属散而复聚”的感慨。由于北洋海军不思进取,一再退让,使日本海陆夹攻,战局急转直下,跟前次家书只隔8天,罗丰禄于十二月二十六日(1895年1月21日),就在天津听到日本侵略军在荣成登陆的消息,并再次向其爱妾致书曰:六妹大人:倭兵万余人,已从山东荣成县龙须岛上岸,戴孝侯小队,闻已望风逃遁。定、镇各舰,恐亦不免,沈文肃所练之将才,李肃毅所设之海部,行将尽付东流矣。闻刘子香时时电闽,自陈战状,鸭绿之役,有强差人意之语,信否?1收信人“六妹大人”,从字面上看,仿佛是指罗氏之六妹;然而,结合上下文观察,实际上是指罗氏爱妾。罗氏与他爱妾的信数量多,文字长,而且说的都是心里话。信中提及的戴孝侯即戴宗骞,安徽寿州人,以组织乡团剿捻起家,后入李鸿章幕府,甲午战争时统帅绥巩各军,防守威海卫南、北帮炮台。刘子香则指刘步蟾。刘步蟾,福建侯官人,右翼总兵兼旗舰定远号管带,时代理丁汝昌统领北洋水师。此时此刻,日本侵略军刚由荣成登陆,罗丰禄已明确看出:日本的战略意图,是从南、北帮炮台包抄威海卫军港之后路。如果北洋海军,此时能够按照光绪皇帝三令五申的“乘胜出击”、“断无株守之理”的谕旨,奋起拼搏,北洋水师的历史必将改写。可惜,罗丰禄只是将威海水师面临灭顶之灾的预感向其宠妾陈述,至于如何挽救危局,罗丰禄与李鸿章一样束手无策。信中还流露出罗氏对刘步蟾不信任的情绪。就在这年除夕前夜,罗丰禄又给他的爱妾写信称:六妹大人:闻本月廿六日朝命派王文韶夔石会办北洋大臣,既总傅相军务,又分傅相洋务,不知将来上有何变局也。张樵野、邵小定于新正初三日由上海乘德公司轮船启程赴倭,谓之议和也可,谓之纳款也亦无不可。和议能成,如天之福,烦卿重挈儿女辈来津,如常团聚;否则,天津岌岌可危,眷属则无北来之理也。看了上述信稿,人们不难发现作为北洋水师的营务处负责人,罗丰禄整个心思似乎都不在战争上。他所想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怕北洋大臣李鸿章调走,他没了后台;二是怕和议难成,他的妻妾子女不能重回天津团聚。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一(1895年1月26日)罗氏之家书谓:六妹大人如见:上月廿四日,同时得海城折木城克复、并登州荣成县倭兵上岸之耗,乃克复之说不确,而之上岸之信已真,似此浸湟不已,今春开冻,倭氛必迫京津矣。张樵野侍郎、邵小中丞即日赴倭,闻有本日启程之说。吴清帅本月初三日出关,刘岘帅现在天津小憩,然京官已讽其躲懒,现亦拟于本月初三日由津赴关。朝廷以倭氛不靖,所有新春筵宴,均废而不举。傅相亦不受贺,不宴客。有上年之盛,即有今年之衰,殆事势之必然欤?中国自秦灭六国后,历汉、隋、唐、宋、元、明,袭用秦法,至今未改,今有欧罗巴之法出,其说与秦法刚相反,是今之变局,殆秦法、欧法废除消长之机欤?此等变局,实亘古所未闻,史册所未有也。余生丁叔季,惜志气不称其识见,否则,亦将驰驱当世,以效其一得之愚耳。吴清帅,是指吴大,江苏吴县人,字清卿,号恒轩,又号斋,同治进士,翰林院编修出身,遇事敢言。中法战争时期,曾出京帮办北洋军务,故与罗氏多有交往。中日战争期间,吴大弃易就难,带领湘军赴辽作战败北。刘岘帅,指刘坤一,字岘庄,廪生出身,办团练镇压太平军起家,后任两江总督多年。甲午战争中,因淮军一再败绩,清廷起用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陆军百营。罗丰禄在此信中承认自己缺乏志气,也算是有点自知之明。正月二日(1895年1月27日),罗氏之家书又称:六妹贤卿大人:大局如何收束,正未可知,会面之期,遥遥难定。想卿亦体此意……衡览时局,倭人妄发难端;欧洲强国,势将蹑倭之后,其势必至于土崩瓦解。生丁其时者,唯有徒唤奈何而已。历年元旦,傅相皆在节署二堂受贺,此次独否,本日余同五伯大人晋谒,傅相色甚窘遽,为余数十年所未见。闻威海将官张文宣与戴宗骞不和,于时局必有大碍,奈何!昨日,倭人以船上大炮攻登州城,百姓何辜,于元旦遭此荼毒,言之黯然。不日王夔石即将来津,时局大变。1由于战局恶化,败讯频传,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一日(1895年1月26日)一反惯例,概不见客,亦不受拜。而罗丰禄与其兄则于大年初一刚过,即前往晋谒,表明罗氏兄弟与李鸿章之间迥非寻常的关系。关系如此密切,却不见有重要建议向李鸿章提出。事实上,罗丰禄也不可能向李鸿章提出什么有价值的建议,因为他们都是主张“海上断不用兵”的。因此,不论朝旨如何催促,罗氏与他所在的北洋上层总是无动于衷。罗丰禄的这种心态,还可以从他给其兄长的信中得到旁证。该信称:二、三哥大人如见:国家多难,后事正未可知耳。朝鲜自牙山、平壤败后,倭人竟至过鸭绿江、过九连城、凤凰城。其自貔子窝登岸者,竟过金、复二州,如入无人之境,将来大局,恐不可问。朝廷以淮军不利,私用湘军,不知湘、淮只足以除内寇,非倭敌也。罗丰禄在这封信中,已经很坦白地说明了他的主张:即无论是淮军,或者是湘军,在这场战争中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这几乎成了北洋上层共同的认识。第二阶段,当南、北帮炮台陆续陷落,集中在威海卫军港内的北洋水师舰只即将覆灭之际,罗丰禄心灰意冷,怨天尤人,他的精神状态一蹶不振。罗氏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1895年1月30日)家书中写道:六妹贤卿:倭人在山东荣成湾上岸,我军水陆皆不往阻,与貔子窝之局何异?今将至威海,而陆军将领或守营盘,或守炮台,无一愿出队而扼险要者,与旅顺之局又何异?顷闻威海左近险要之处,已为倭人所据,将来亦必难保矣。奉天、山东为直隶之左右翼,两省皆危,直隶岂有独安之理?倭人将来如以奉天、山东之寇,来攻直隶,复以一支劲旅来犯,岂非又是三路进兵之局乎?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闻胡云楣举袁慰廷练兵,朝鲜既为慰廷所误,复以练兵之事委之,所谓一误再误,至死不悟者也。前函所询各事祈详复。相思无益,复无以排遣,维有徒叹奈何而已。王夔石制军拟灯节后出都。稷臣言事。1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罗丰禄身为营务处总办,却对日本侵略者辱骂中国的话,不但不反感,反而表示认同,把自己的责任忘得一干二净,足见其是很不称职的。就在同一天下午,罗丰禄百无聊赖地再次写信给家人,该信称:六妹如见:兀坐一室,无可告语,因复弄笔墨而书家信。威海军务既紧,丁禹廷、刘子香、戴孝侯皆有电来禀相,誓以身殉。然殉节者虽多,于军务、国家仍无补也。敌在貔子窝、荣成湾上岸之时,海军早当决一死战,以谢天下,今乃蠖屈于威海,以俟敌至,不亦为天下所目笑乎?樵野、小本日可抵广岛,不知所议如何?据福士达(即美之故相,与樵野同至日本者)云:甚有把握。成否究未可知,如不能成,恐今之天津,为后之威海耳。余之屡屡写信者,恐将来时局难测,多写一信,恍如多见一面耳。此颂闺安。此信中的丁禹廷,即丁汝昌。罗丰禄于此信中指出;北洋海军之所以覆灭,是没有主动寻找战机,与日本侵略军决一死战,而只是一味“蠖屈于威海”消极避战,束手待擒。这无疑是正确的认识,然而,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所推行的这种委曲求全,保存实力的战略方针,又是谁制定的?罗氏身为营务处总办,又经常能见到李鸿章,明知李鸿章让北洋舰只躲在港湾,避开战事的决策,是一条断送北洋水师的错误决策,而罗丰禄却只是噤若寒蝉,未有任何建言,实在令人浩叹。面对土崩瓦解、河溃鱼烂的危迫局面,罗丰禄脑子里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担心今日的“天津”变成明日的“威海”,一日之内,两度给爱妾修书,生怕局面难测,“故多写信,恍如多见一面”。这样的精神状态又怎么能带领北洋水师抵御日军的侵略呢?第三阶段,当威海陷落之后,罗丰禄的精神状态,几乎陷于崩溃,他惶惶不安,六神无主,首先想到的是他个人今后的去处。罗氏正月初九日(2月3日)家书谓:六妹贤卿大人惠览:昨德税司云,威海如果失守,英国即派兵船来守渤海,俄国并有往攻日本之说云云,未审其说靠得住否?本早谒相,知威海北岸各台,已于初七日失守,戴宗骞已逃往定远舰上矣,绥巩十二营已全军溃散。余所管之水师营务处,原为海军而设,如海军覆没,则皮之不存,毛将安傅乎?非撤之不可。然中国不能从此不设海军,且许竹、龚仰蘧方在购船,则水师营务处又有不能遽撤之势矣。此颂闺安。本信中的德税司,是指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许竹,指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龚仰蘧,是指龚照瑗,安徽合肥人,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大臣。许、龚二人当时正奉朝旨在英、德等国为清廷购置新的铁甲舰只。一事当前,罗氏想到的首先是自己的乌纱帽,而不是北洋海军。在威海失守之前,他已把自己将来的出路寄托在清廷新购置铁甲舰上了。次日,罗丰禄又致其妾信曰:六妹贤卿内助大人:本月初四日威海南岸炮台失守,本月初七日北岸炮台失守,惟刘公岛岿然独存,海军血战甚力,未审能闯出否?旅顺、威海为京畿门户,今已尽失,京畿必不能守矣。查大沽以南有祁口、城子口等处,山海关左近有洋河口数处,皆可上岸,春水溶化,倭寇必来无疑。近日,张樵野、邵小在广岛未审已开议否,现在尚无来电。傅相奏调聂功亭入关,驻扎滦州,为一大支游击劲旅,已奉旨允准。昨又电购外洋大快船铁甲,想亦必奉准。杜老生当世乱,有三别诗。余忆新婚时作三万里游,三年别撒手,毫无芥蒂,乃近日有一日思君十二时之意。可见,垂老别较新婚,尤难为情也。然但使倭寇不来,不至无家可归,余事皆可存而不论矣。此颂近好不宣。稷臣言事。2人非木石,孰能无情?罗丰禄对其娇妻的思念之情,是完全正当,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当他所管辖的水师官兵,有的阵亡,有的殉国,而罗丰禄则声称“但使倭寇不来,不至无家可归,余事皆可存而不论矣”。这话说得实在有些不应该。舰毁人亡,旧恨新仇,怎么可以“存而不论”呢?这里流露了信作者的一种完全不负责任的心态。正是由于这种心态作祟,北洋上层的官僚,在甲午战争中制定了不负责任的海军战略,坐失良机,让日本侵略军如入无人之境,其目标一个又一个地得逞,野心也愈来愈大。正月十一日罗丰禄又致其妾函曰:六妹贤卿大人如握:本日谒相,闻倭人有逐客之令,张、邵二公,丧气而归,国体之伤可谓极矣。而处高位食厚禄者,不思所以致辱之由,而急谋补救之方,乃尤大言不惭,不足以欺人,只足以欺己而已。吴清帅虽为余之受知师,亦不能为之深讳也。查此番遣使议和之事,皆自美国人倡之,乃美国人并不能从旁帮助,使其见底于成,竟至半途而废,不亦贻天下以笑柄乎?福士达素负重名,此行亦甚无谓也。相思甚苦,未审有同情否乎?此颂闺安。稷臣言事。由于张、邵二人赴日求和被拒,罗氏日思梦想与妻妾团聚的愿望,亦随之落空。在“相思甚苦”之余,罗氏又在信中怨天尤人,连帮助议和的美国人福士达,也成了罗丰禄抱怨的对象。信中还流露了罗氏对吴大的不满情绪,是因为吴氏极力主战。
四、令人感叹的小插曲通读罗丰禄信稿,还可以从为数众多的家书中,概括出一个小插曲。在甲午战争中,罗氏利用自己在李鸿章身边的特殊地位,在北洋水师的勇士们浴血奋战、以死报国的关键时刻,通过关系,把自己的侄子从战舰上撤了下来,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罗丰禄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95年1月18日),在天津紫竹林致其兄长的信中称:二、三哥大人:三哥大人手书,内开:“钦侄久未寄信,不审安否?”当即电询丁禹廷军门。去后兹接丁公回电,内开:“令侄安昌”四字。理应复知,以释远廑。1甲午十二月二十三日,正是日本侵略军第二师团及第十一旅,在山东荣成湾磨刀霍霍,发动攻击前夕,那里的局势危在旦夕。罗丰禄身居高位,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忽向丁汝昌致电,询问其侄的下落,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即面对日益险恶的战局,罗丰禄希望北洋水师的领导者,为其侄子网开一面,留条生路。罗丰禄这个侄子原在成山驻防,在日军登陆之前,丁汝昌为了讨好罗氏,就把这位有特殊背景的兵士,调离到安全地带。故罗氏于十二月二十七日给其妻子的信中又称:“钦侄现已回康济练船,不在成山。”可以设想,如果不是丁汝昌的关照,“钦侄”或许被俘,或许阵亡,处境是十分危险的。最后,当威海卫已陷落之后,丁汝昌、刘步蟾等海军将领纷纷以身殉职,以死报国。而对罗丰禄的“钦侄”,却作了特殊的安排和关照。罗丰禄在海军覆灭、败局已定后,随同李鸿章赴马关议和,临行之前,他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六日(1895年3月13日)在天津紫竹林,写的家书曰:二、三哥大人阁下:寄上京平银一百两,七十作家费用,其余三十两,请七弟婶为添补。日昨五哥接到烟台刘芗林来电,知钦侄安然无恙,业已回家,可喜之至。弟随傅相出使日本,充当头等参赞。本月十七日登舟,十八日启程赴日本马关,似须两个月方能回华,届时仍须晋京复命也。此颂钧安。刘芗林,即刘含芳,安徽贵池人,原为李鸿章幕僚,后随李氏经营海军十余年,营构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等处炮台,时任登莱青道,驻烟台,与罗氏同受李鸿章信任。就在前信发出数小时后,罗丰禄再次函其兄曰:“钦侄安好,甚喜,未审已到家否?念念。”可见,他始终是把自己的这位钦侄放在心上的。我想,罗丰禄的这个举动,和他上述家信的内容是相辅相成的。罗丰禄这种只顾小家,不顾国家,只顾念自己的亲人,而不顾念血洒海疆的北洋水兵的自私心态,反映了李鸿章身边的幕僚,缺乏勇于奉献、精忠报国的气质。弄清楚罗氏此种心态,就不难看出,为什么北洋海军在整个甲午战争开始之际,拒不执行光绪帝提出的“遇有倭船前来,即行奋击,不得稍有疏失”的作战方针;当日本大举向朝鲜进兵之际,北洋水师不主动出击;当日本在辽东半岛登陆之际,北洋水师仍不主动出击;当日本在荣成登陆之际,北洋水师还是不主动出击;一缩再缩,一退再退,大好战机,全部丧失。将整个制海权,拱手让给日本侵略军,以致使清廷苦心经营的近代化舰队,化为乌有,有志之士无不为之扼腕痛心。
五、余　论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以割台湾、赔巨款等屈辱条件,换来了暂时的安宁。李鸿章被调回北京,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罗丰禄则仍留在北洋。他的顶头上司已经换成了新任直隶总督王文韶。而王氏似乎又在设法逐步恢复北洋水师。本文上引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九日(1895年2月3日)罗氏家书中曾提到,朝廷正在购舰,营务处不能遽撤。言外之意是,北洋水师即使覆灭了,他罗丰禄的饭碗也不会砸掉。帝党官僚,似乎识破了罗氏的如意算盘,文廷式担心王文韶重蹈李鸿章覆辙,故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1895年12月7日)递上“请饬南北洋大臣认真整顿海军,慎重用人片”,对罗丰禄再次进行弹劾,其奏章与北洋水师之兴衰颇有关系。兹摘引如下:再,中国沿海七千里,欲固疆宇,不能不复设海军。然用不得人,则不如不设。直隶道员罗丰禄,佥壬阴诈,万口同声。前者既设法倾轧琅威理而去之,于是主张闽党,立意不战,举十数船以降于敌,为我朝未有之耻。臣前者曾弹劾,乃蒙国家隐忍,于大赏大罚,竟不举行。近闻北洋大臣王文韶,又受其蒙蔽。降将溃卒,收罗至数百人,皆罗丰禄巧为说辞。他日所购铁甲,又将归其驾驶。若果如此,诚不如购送敌人之为愈也。该道员始以千总,旋改文员。充当海军营务之后,毫无功效,遂保举至记名关道。在烟台等处,广开店铺,经营闽人将弁产业。大东沟一战,欲救方伯谦,私改汉纳根电报。后经汉纳根查出,且欲控之朝廷,始由北洋奏正军法。总之,罗丰禄实为汉奸。海军复设,断不可用闽人旧党。此事关系至大,应请旨严饬南、北洋大臣,认真选择,速加整顿;于降敌弁卒,不准复留一人。臣查外洋海军,半出水师学堂,半由沿海渔户,招充水手;战时且有勒充之举。王文韶等能稍为留意,不患无人;不得以“暂资熟手”,巧为搪塞之语。臣实为慎重军事起见,伏乞圣鉴,采择施行。谨奏。文廷式的奏章,涉及北洋水师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具体问题。诸如:罗氏“倾轧琅威理而去之”,“广开店铺,经营闽人将弁产业”,“欲救方伯谦,私改汉纳根电报”等等,都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事实上,文廷式的奏章早经刊布。但是,以前我在阅读这些文章时,总觉得这都是一些帝党官僚的“挟嫌报复”“放言高论”,未必切合实际。然而,在阅读了罗氏家书之后,我对这些文字开始另眼相看:虽然文廷式的奏章,还存在着一些偏激狭隘的观念,糊涂错误的认识,比如他认为“海军覆没,断不可用闽人旧党”的看法,便是十分错误的,但即使如此,我也在他的慷慨激昂无比犀利的文字背后,看到他忧国忧民,心存社稷,疾恶如仇的赤子之心。文廷式的弹劾虽然严厉。然而,光绪帝却并没有用人的实权,而且李鸿章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朝廷上书推荐罗丰禄在外交方面才堪大用,于是,罗丰禄非但没有遭贬斥,反而愈来愈受到朝廷的重任。光绪二十二年罗氏随李鸿章出访欧美,回国未久,即于十月十九日(1896年11月23日)奉命出使英国,并于次年三月十八日(4月19日)正式接任驻英公使。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覆灭的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战略战术,是靠战争的指挥员来制定的。而指挥员选择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则又与他们的心态,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有精忠报国、死而无憾的决心,往往会选准机会主动出击,实行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战术;反之,如果一事当前先想到的是个人及其家庭,或者是自己所属的那个小集团的私利,那就必然会拉帮结伙,趋利避害,推行妥协退让、坐失良机的错误方针。用这样的方针来指挥作战,其结果必然是一败涂地。因此,罗丰禄家书的发现,无疑为我们探讨整个北洋水师上层人物的心态,了解甲午战争失败的深层原因,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

〔作者孔祥吉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