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洪先，江西吉水县人，明代中朝著名的理学家。他曾一举夺得“状元”桂冠，享有当时学业领域的最高殊荣。按照封建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轨道，他可以在入朝为官的辉煌仕途上驰骋。但是，他没有这样走下去。他对自己开始追求工为之奋斗的目标，犹移不定，终于在几经周折的跌跌撞撞中，走上了绝意仕进、弃政研理的道路。本文不可能全面论述与评价罗洪先，只是就其绝意仕进的经历与心迹，作些探讨，以利剖析封建知识分子的道路，对其成败得失有所认识。

(一)

罗洪先绝意仕进，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嘉靖八年（1529），他刚获得“状元“美名时真可谓”“春风得意” 。不久。他以年轻的高科状元，被授为修撰官，率先于一批新书生加入从政队伍而登上了入朝为官的路。顺利地实现了从小企盼有朝一日发迹于政坛干一番事业的愿望。
具有满腹经纶和远大志向的罗洪先，从书少中得到许多理想境界的知识。但是，一进入具体的实际境界中，便有一种突如其来的遭遇感，前后两种”境界“区别之大犹如两重大。罗洪先一开始接触当时的朝政实际，在思想上就产生了与时宜不合的种种裂缝。他在人仕的头一年里，没有从所处的实际环境中找到渐渐适应，向理想境界推进之路，而是对眼前所见所知的现实顿生忧虑。当时，以武示朱厚照的堂弟而入继大统的嘉靖皇帝朱厚熜尚处当朝初期。他上台不久，便推出两件与以往皇帝不同的事：一是要给活着时没有做过皇帝、仅被封为兴献王的父亲朱祐杭，追尊封为皇考恭穆献皇帝，以壮自己出身之高贵，而把活着时真正做了皇帝的伯父、叔父改封为皇伯、皇叔。另一件事是，按受并崇尚道士之术，听从太监崔言语的肆意鼓吹，在宫中大兴斋醮活动，整天彻夜闹得昏昏沉沉。这两件事于国民于民均无多大意义，结果却被闹得祸害 不浅。前一件即所谓大礼仪之争，不仅在上下群臣之间我争论数年，把整个朝廷武得拂拂扬扬，分成了两派。世宗借纷争不休的机会，以礼仪权威自命，重用一派，打击一派，搞得人心惶惶。而后一件事，则造成国家的权力落在一批宦官手里。他们与道士结合在一起，营私作弊，打击有为之士，迫害忠良，搞得朝廷上下乌烟瘴气。面对当时朝廷的现实，刚入朝述职的罗洪先，既是从政新手，又是虚职闲员，如随意附和那些积极支持嘉靖皇帝的所谓“礼仪”，又觉违心负理，个人虽然受珐重用，而于国于家，亦无一用，如公开站在那些持反对意见者一边，又必将受到处罚。他感到两端均不可执，无论自己陷进那一端，都只能堕人烟雾般的政治泥淖之中，自己的政治换抱负难以施展，为安邦治国出力之愿将成为空话。于是，他断然决定告假回家，离开朝廷，避开纷争之地，视今后情况再定。
罗洪先第二次入京，是他在家闲居两年以后。嘉靖十二年（1533）诏令通知请假逾期者一律应到任述此职为皇帝、太子之教授，讲解经传史鉴等学问，虽然毫无实权，但罗洪先却乐而为之，他想以此作为手段，帮助皇帝振作精神，临朝理政，奋力振兴国家。但事实上又让他捻了。嘉请皇帝依然如故，沉心于宫内斋蘸，常常不亲理朝政，更不把讲经筵当作一回事。
 他顾想的目的，仍然只是一番空洞的设想。恰巧在罗洪先求离不得理由时，其父病重。于是，他以此为由，再次告假回家，继之，父母先后去世，他居家守制，时间达六年之久。第三次入朝为官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这次朝廷授他充任左春坊左赞善之职。该职属詹事府的低级官员，自明初设立，以助 东营太子为责。至中叶以后，同中允官一样，仅为翰林院迁转之阶，实际没有多少事情可做。这样一种闲职，对于一向勤学敬业的罗洪先，无异于淹没思想，荒芜事业。因此，他深感无聊，难以自慰。当时，翰林院有一位与他同科的省元、司谏唐顺之和另一位校书赵时春，均不问出众，思维活跃，又都属闲职少事一类。罗洪先经常与他们“日相斯许”1、，慷慨激昂，好议天下大事，以至朝廷上下，国内国外，影响甚大，中外咸称他们为“奇异三翰林”。嘉靖十九年（1540年）冬天，他们共同上疏奏请明世宗，要求在即将临近的次年元旦“天下臣儒朝觐会试之期”2、让“皇太子书御文华殿，受群臣朝贺”3、要东宫太子临朝理政。无异于敲皇帝的脑门，打皇帝的板子，要皇帝下台。如此直刺皇帝的痛处，即便是一纸空文、乱发议论又岂能容忍，怎能不惹出大祸？当时年三十五岁的世宗，患病在身，日夜以死为惧，四方求长生不老之术，如今一听到“言储贰临朝事”4、便以为“这是料定我将大病不起”，是诅咒他病而即死，顿时勃然大怒，命即起草诏书，严辞斥责罗洪先等，并将他们除名，赶出朝午宴，削队为民。
罗洪先的这次遭遇，既冤枉又真情。说他诅咒喜靖皇帝该死，实属冤情，一个文弱书生，何以有此恶意。说他想拥皇太于当朝理政，则全是真情。在他看来，当时的嘉靖皇帝，置朝政于不顾，尽干些于国于民无益的事，又久病不愈，何以治国安天下？早日让其儿子执掌朝纲，为朱明天下带来新的生机，又有何罪？从确保明朝天下固存的角度看，罗洪先的忠心，昭然若揭，岂有罢官之理？我而其想法未免太天真幼稚，太书生意气。封建王朝是以皇帝为子的最高统治集团。皇帝以天子自居，自以为受命于天，只要活着，宝座便应永远归他，怎样辞职于天，让位于人？这个人，即便是自己的儿子也是不行的。这种皇天意识，是封建君主终身制的思想基础，，岂是一道臣子的奏疏就可以改变的？这种思想基础的顽固性，既是皇帝本身为维护其神圣至高地位所固有的，也是所谓臣民都被其统治着的思想牢、笼，是封建统治赖以维护的“紧箍咒”。谁想甩开它，便有可能被弄得头痛脑胀，甚至付出生命，所以，罗洪先等人遭到除名、排斥又是不可避免的。罗洪先这次被除名导致其日后政治生涯的结束，实际上成为他走向绝意仕进的开始。

（二）
嘉靖二十年（1541）春天，罗洪先回到离别两年的家乡。他对这次本属忠心为国反遭落职之遇，心里自然很不痛快。从此，他不但“削迹城市”，5、而且终日在家，不出门户，默默无语。一个人做官时，忠于职守竟竟业业，一旦卸官失职，便大生“失落感”，无所事事了。这时的罗洪先，犹如处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一时难以定夺。人生在大转折的时候，往往需要一个由缓冲而决裂的过程。罗洪先要将几十年形成的科举人仕的“官念完全舍去，不是一瞬间的转念就可以完成的事情。罗洪先作为一名有远大政治抱负的封建知识分子，依然以经世邦为已任。他马自己被罢官当作一个新的起点，立志还要继续为国为民作出自己的努力，不在位也谋政，此时，他年仅三十九岁，但身体却显得衰老。于是，他坚持寒暑不避地锻炼身体，同时，更加贴近实际地扩大自己学习的范围。他考图观史，从天文、地理、礼乐、典章，到河精究。对人才、吏事、国计、民情等，也十分关心，加意咨访。知者劝告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还振振有词地说：“苟当其任，皆吾事也”6、可见，他当时的主要注意力还是在为治国安邦作更全面、更扎实的准备，与此同时，他还主动自愿地为黎民百姓多做好事。足见此时他尚元“绝意仕进”之念。
从这点总观念离发，罗兴先对自己在朝廷没有谋得施展才华的官职，又遭到世宗的除名，并不感到后悔、懊恼。无法在中央任职为官，能在地方帮助作些治理整顿，为民谋福，也是治国一方、安邦一片之举，若能见效，亦利国利民。因此，他居家以后，对他方的治理极为关注，常以秋观秋毫始末着手，洞悉时弊，大胆提出自己的主张。当时江西的地方官吏知其乃状元出身，又曾为朝廷命官，在朝中有不少结交，有一定影响，因此对他也颇为敬重。每遇重大政事，特别是难为定夺之时，往往亲登其门，向他请教。罗洪先也诚恳对待，不加回避。如郡邑田赋积弊甚多，地方官员打算另选赋册，“所司以属洪先”。罗洪先深人村落、民居，精心体察民情，他经过实地调查后，建议按田亩多少定额收赋。这一建议得到采纳并实施后，“宿弊顿除”，广大百姓“欢若更生”7、又一年，江西突发水旱，灾情严重，造成大面积歉收，不少地方发生饥荒。罗洪先为此专门“移书郡邑”，得粟数千石。他又“率友人躬赈”8、送给那些家无隔夜粮的贫困百姓。罗洪先究竟在什么时候意仕进、不问政事？据史料记载：（罗洪先）“年垂五十，对时事非，乃绝意仕进。”9、是有一事实上道理的。罗洪先在五十岁以后，有两次极好的机会，要以重新任职做官，但都被他拒绝了，可作为进一步的证明。
嘉靖三十七年（1558），罗洪先五十四岁。那年七月，一向同罗洪先友好，同时被除名罢官的唐顺之，在内阁首辅严嵩的推荐下，应召返京，任兵部职方司郎中，查理蓟镇兵马。唐顺之动身述职之前，曾专门约请罗洪先与他“同出为官”。而罗洪先却毫无所动，并郑重其事地告唐顺之，说他一心“以毕志林壑为重10、不愿再返仕途。据传“顺之强之同出”11、罗洪先仍执意不肯，他还说：“天下事为之，非甲则乙，其所欲为而未能者，有公为之，何必自我？”12、唐顺之见他情真意切，实在无一同再出之意，也只好作罢。
再是三年以后，即、嘉靖四十年（1561），严嵩有意重新起用他，并拟假边塞急需用人为由，奏请世宗启用。世宗既已批准重新启用曾被他除名的唐顺之，罗洪先有位居要职的严嵩推荐，也极有可能获得世宗的批准，得以重新入仕，又是“假边塞急需用人”，不是置于皇帝身边之职，则更有可能获准。但是·罗洪先仍然采取了力辞不受，婉言谢绝的态度，泰然置之。他在《谢严介溪相公》的信里说，对于再出仕任职这。他在《谢严介溪相公》的信里说，对于再出仕任职之念“自断已久”。久从可时起？对照“年垂五十”来看，六、七年之久是立得住的。也就是说，他除名在家十多年过去了，仍然没有启用他的消息，原有“苟当其任”的设想，不得不化为灰尽。事过多年之后，对严嵩的邀约断然不就，当属理之所至。而严嵩收到罗洪先的谢书后，再也没有提起用之事。

（三）
罗洪先绝意仕进，既有其复杂的发展过程，又有不少客观因素的驱使，自然也有其自身的起主导作用的内在因素，我以为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罗洪先“自幼端重，不为嬉弄”13、性情特殊，喜爱孤独。他“年五岁，梦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为梦，呼曰：汝来者皆在吾梦中，尚自攘攘何耶？”14、幼儿时期梦幻一类的灵性，固然不能说明与他后来无意仕进有多少直接联系，但就一个人的特性形成过程而言，则是他独有个性的最初萌发，最爱戏弄奔闹的少年时期，他却有“常敛目端坐”的惯15、是他特有个性的继续展开。他青年时期那种勤奋好学精神，常使睹其颜貌者惊服，“一日读罢严经，得反闻之旨，遂觉此身太虚，视听误人禅耶？”16、这是他极端专注、神往于读阅的特有个性的勃然发展。他踏入仕途的十多年间，每每与时局、政见不合，在“三翰林‘之间”日相斯许的侃侃阔议导致除名，是他特有个性的发展高潮。除名以后近二十年间，守静苦读，经常在读书人中论议不休，甚至射进深山石洞去“习静”，使自己特有个性进入“绝顶”阶段。罗洪先具有的突出开赋与其特殊、孤僻个性在后天的结合与发展，构成他时局发展不相融合，离实际运用的要求愈远。这是他本身铸就而最终走向“绝意仕进”的基本原因。
二、罗洪先生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封建进士之家，父亲名循，进士，任过坟方知府等职，颇多功绩。罗洪行作为“孤子”从小受到父母的倚重与酷爱，爱到家庭严格而又特殊的重德敬业教育。其父在外地做官时，还将他带在身边，进行修善自身的“小化”教育，希望日后施“大化”于人。罗循在江苏任知府时，曾过一庵，接“流尸葬之”17、即抓住这一具体“行德”之举，让罗洪先耳闻目睹，而且从此从“念庵”作为罗洪先的别、号，让儿子保持“奇行厚德”。罗洪先开始从师受业教育时，对“不优”成名的仰慕与追求，几乎到了痼疾成癖的程度。正德九年（1514），罗洪先年仅十一岁，听说罗伦是个状元，很有学问，廷试对答，对策万言，直斥时弊，名震都下，他便 慨然仰慕罗伦之学问与为人·立志于“圣贤”之学，做个象罗伦一样的人。正德十三年（1518）罗洪先十五岁，听说王阳明在赣州讲学，心即向往敬仰，“遂卑视举子业”18、还向父亲提出要前往实地拜师受业，其父以他年幼体弱为由阻止，未能如愿。后来改拜同乡李中为师。李中，正德九年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他为官清廉，不畏强暴，后弃官回家讲学，学者尊称谷丰先生。罗洪先孜孜不倦，一学几年，认真习研，苦行不止。在出仕期间以及被除名后二十年里，一直同当时的理不名家，过从甚密，他同聂豹、欧阳德、邹守益等理学家，经常在一起切磋学习，为会讲学，从小有“志于圣贤之学”的兴趣愈来愈浓，而同仕道却越来越疏无。这些，不断向学得型人才铺垫的基石，是他工于理研，拙于为官，最后绝意仕进的必然因素。
三、罗洪先五十岁以后拒绝出仕的直接原因，是他特别不佳的健康状况。正如他在《谢严介溪相公》信中所说的那样：“某福缘极浅，早婴疾痰，放斥以来，加之多故，不善摄取，衰困病增。今年才五十七耳。齿半落，发已尽白，动作稍勤，痰火坌发，旋至眩晕，非独自觉无能有为，即交游与闾里莫不相对诧惜。盖禀受至薄，理数有限，气萎智短，百务妨驰，纵在任职，亦必仰钧力营护脱解，求便其私，矧坐罪戾，适足藏拙，安敢尚有希冀。此念自断已久。不敢辄以闻者，自知谋身之鄙计，不足以称为国之公心故也”19、其中较为详细地描写他当时身体状况，固然不能排除以身体不邓作托词的可能，但从其“逼真”的程度看，齿落、眩、晕、坌痰、气萎等，如此“糟透了”的身体，若再离乡背井、赴外地做官，必然力不从心，也是显而易见。事实上，从他发出这封信以后不过四年，罗洪先便告离人世，足可证实其当时健康之“糟”是没有疑问的。
四、罗洪先谦逊谨慎，以人为镜明得失，注意从他人身上戒自己，责已求严。他得知唐顺之启用后的议论，便感到自己若再出仕，也必然非难增多，不堪重负，这也是他绝意仕进的深层原因。从唐颇之再用到严嵩荐他，中间经历三年，这三年是他绝意仕进之念加深的三年。他在《谢严介溪相公》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可以说明他思想深处这所含：“往岁，荆川特受深知，破格拔用。凡平日深愿于荆川而不可必者，遂得之一旦，岂私荆川哉？彼诚足以任之也，某病且衰矣，所欲为而未能者，彼诚任之，即比于自效可也，岂必尽出于我哉！且荆川学识才力一出，犹不免人言，如尊谕所云，至烦向人指其议论，注措为之解释。有如某者，议论注措，索出其下远甚，则其招尤集垢，当复何若，又将何解于人言哉。”20、荆川即唐顺之，所谓如尊谕所云，即严嵩约他重新出任时，曾表时他愿帮助他说话，就象唐顺之出任后有人议论，他也“注措为之解释”一样。这里，不管严嵩出于何意要预先道及愿为“保护伞”的话，但罗洪先很清楚，虽然 学业上，他比唐顺之名气大，但论为官的实际能力与气度、乃至交友等方面，却要略逊一筹，既然如唐顺之的再出，都有微词、斥语，若他再出不可避免还会引来攻击，怕是更加难以招架，这的确道出了飘逸在他思想深处的云雾。一个原本仕途坎坷，政治上无所建树，在离开政坛近二十年之久，且年近花甲的老人，又那么体弱多病，若再度入仕，怎能胜任？又，岂能不招尤集垢？从这点上说，罗洪先的心愿是诚恳的。当然，罗洪先也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却一字未提，对这以前早已开始于理学研究，将晚年的事业放在做学问上却“甄士隐”去。这也许同他的谦逊品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