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万化殿试卷　隆庆二年（１５６８）戊辰科
策问
制曰：朕惟君天下者，兴化致理，政固多端。然务本重农，治兵修备，乃其大者。《书》言：先知稼稻艰难，乃逸。又曰：其克洁尔戌兵，以涉禹之迹。夫成王初亲大政，而周公即拳拳以此告之，其意深矣。朕仰荷天眷，获嗣丕基，自推寡昩，未烛于理。尝恭诵我太祖高皇帝《藉田》谕，成祖文皇帝《务本训》，乃知王业所由兴，民生之不易。及观祖训，所载居安忘备之戒，又日兢兢焉。兹躬率臣民耕藉于南效，又屡敇边吏慎固疆国，博求制夷长策，亦欲庶几乎知艰洁戌，以覲扬二祖之光烈。顾彝典虽举而实政未争，督策虽勤而武备犹驰。四方浮惰者众，未尽归农也。何以使人皆力本而不失业欤？丑虏匪茹，警报岁闻，何以创之，使不敢复窥欤？议者或言宜战，或言宜守，或欲罢调兵，或欲练士卒，计将安所决欤？朕日夜图虑安攘之策，莫急于斯。而行之靡效，其故何欤？抑其机要所在，未克振举，故人罕实用，功难责成欤？尔诸士习于当时之务久矣，其仰绎我皇祖垂训贻谋之意，有可以便民益国者，明以告，朕将釆而行之焉。
对策
臣对：臣闻人君之治天下者也，必安攘并举而后可以成天下之至治，必明断并行而后可以收天下之实功。何也？君犹天也。凡内而中国外而四夷，皆覆冒于天，而为君所统驭者也。惟天好生，而覆帱之用并育而不害。惟君法天。而安攘生绩兼举而不遗。故务本重农以厚民之生，而于以成顺治之休。治兵备以固国之防，而于以达威严之化。是二者，诚有国务之先务，而不可以偏废，不可以缓图者也。然非明以烛之于先，而断以行之于后，则虽外慕乎安内之名，而实效罔臻。虽从事于援外之文，而成功罔奏。其何以合内外之治，而用舒夫育旺之忧也哉？故必君以实心主之，而委任以责成者，恒出之以英明果断之勇，臣以实心效之，而分龄以宣力者，每竭之以左右替相之诚。然后君臣道合而百度贞，上下志同而万化广。中国可安，四夷可攘。内可顺治，外可威严。而久安长治之功，将致之而无难矣。
钦惟皇帝陛下以圣神之德，店历数之归，至诚飨帝，恭已临民。天下臣庶，孰不翘首而观，拭目而望，以冀沾维新之化。而陛下方且望道未见，求治愈殷，乃特进臣等于延，俯赐清问，拳拳乎攘外之策。顾臣愚陋，易足以知当世之务。虽然，陛下此举盖将采而行之，非虚循故事已也。苏武有言：君以名求之，臣以实应之。蚓今陛下以实求之，臣敢不披沥以对扬万一耶？臣窃闻之《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则知天之生民，所以左右而曲成之者，其责恒寄之君；而君之主民，所以生养而安全之者，其道实法乎天。此人君所以与昊天同一道也。夫推人君有同天之道，则凡历象日月以经天之时，体国经野以相地之宜，立纲陈纪以定政民之极，爱养博节以尽物之利。皆所以兴化而致理也，皆人君所以法天之致也。然语其致之大者，则惟国务本以重农，线兵以修备二者而已。何也？盖国以民为本，而农者民之命也，兵者又民之卫也。农有不重则衣食无所自生，而啼饥号寒之民，且将有转死于沟壑者矣。君固代天以任养民之责者也，而乃使民无以为生，可乎？兵有不治则备御无所由固，而寇贼奸究之发，且将有骄首于锋镐者矣。君固代天以当多民之责者也，而乃使民失其所卫，可乎？是故成王初亲大政，正天心步降之际，人心观仰之时也，而周公所以拳拳于告诫者，一则日知稼穡之艰难，乃逸。一则曰其克洁尔戎兵，以吸禹之迹。是岂无深意而漫为是言者哉？盖以知稼稻之艰难，则农事修而民食有资，人君养民之责尽于此矣。知戎兵之当洁，则武备饬而民生有卫，人君安民之责尽于此矣。夫人君而诚使民之得养也，民之获安也，尚何化之不可兴，而理之不可致哉！帮稻人之成功，而永清之治于前而有光。守在四夷，而重译之朝愈远而不移。此古今之称善治者必曰成周，而诵周公之功者，亦至今不衰也。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藉田有谕曰：欲财用之不竭，国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其必由农乎？大哉王言，谆谆乎得农之意也。成祖文皇帝务本有训，首举太祖创业之难，次及往古圣贤之君、昏乱之主，以昭鉴戒。汗哉圣漠，切切乎垂裕之心也。而又作《祖训》书，兢兢乎选将练兵之日，居安忘备之忧，则当时所以重民之命，严民之卫者，盖周至而曲尽矣。故民皆乐业，而大和之治允洽。夷皆贡深，而来王之化益昭。内因无不顺治，而外亦无不威严。所以上追成周之盛，而启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休者，端不在于此哉！惟我皇上临御以来，躬率臣民耕著于南郊，则一念重农之意已切至而不虚。而又屡敕边吏慎固封围，博求制虏之长策，则一念防患之心又减笃而匪懈。其于二祖之所以垂训，已身体而实践之矣。宜农事修而民无不遂之养，武功振而国无不安之民也。乃今彝典虽举，而实政未享。啼饥号寒之民，不惟见于穷乡僻壤之所，而通都大郡亦或有不免焉。督责虽勤，而武备犹弛。寇贼奸究之发，不惟见于穷边荒服之外，而弄宾赤子亦尚有未靖焉。则所以度我皇上宵呼之忧，而不逞豫逸者，民有以哉！
臣尝反覆思之而得其故矣。试以农言之。方今四方之民游惰者多，归农者鲜，此之所以不众，而用之所以不绝也。今皇上诚欲驱天下之民而皆力于本，其道无他，惟贵谷粟而已矣。盖谷者，民之所资以为生也。民终日不食则饥馁随之，乃今挟末技而轻去其田里者，岂民之皆不乐生哉？谷贱故耳！我国家于常赋之外，罪有折赎，盐有飞挽。初非不贵谷也，嗣以国用不轻而见小以忘大，于是有折色之兑，有解银之额，而精人之功日渐轻矣，又何怪其逐末而忘本也。故臣愿贵五谷，戏金玉，而晓然使知百谷之重，如晁错之所奏焉。则激劝化导之下，岂无力本之农矣乎？如是而谓民之有失业者，未之有也。
若夫屯政之修，盐法之理，又厚农通商之最大者，独不可讲而行之乎？臣以为法久而弊者，势也；遇变而通者，权也。故屯种之日乾没于豪右，而番休之卒服役于权门，屯政之废久矣。然不回湖山斥卤之可垦辟乎？奸豪欺隐之可没人乎？游手游食之民之可驱率乎？昔韩重黎之田振武，郭子仪之耕河中，彼岂夺诸其民者与？不过假不耕之地，而收无穷税耳。今宜早为之。制田之见存者，履亩而正界，兵之服农者，间岁而代耕，而又时申召募之令，各与以可耕之田。则经界定而侵并之奸不肆。屯聚众而树艺之功可成。昔人谓其宽民力之最大者，正谓此也。工本之钞既难于补给，而守支之商又困于折兑，盐法之坏久矣。然不曰钱钞之用有当均者乎？输纳之票有当复者乎？私挟私贩之令有当严者乎？昔管仲之煮山海，刘晏之斡谁盐，彼岂措诸其民者与？不过总其权于上，而布其利于下耳。今宜定为之制，重钞法以收买余盐。而使灶有所偿。轻中纳以广招商人，而件盐无所滞。则灶得实利而法禁可施，商有余发而正课自溢。昔人谓其飞挽之最速者，正谓此也。不然则清查愈密而屯政愈不修，法禁愈严而盐法愈不理。辟之医者，不治其本而唯治其标，亦终必死而已矣，欲农商之两利也，胡可得哉！
以兵言之，方今边波之地，丑虏匪茹，警报岁闻，此备之所以不严，而武之所以未振也。今皇上诚欲奋天下之武，而家壮其散，其道无他，唯重将帅而已矣。盖将者，兵之所持以为主也。兵一日无将则丧乱从之，乃今食凛始而轻离其卒伍者，岂兵之皆不卫主哉？将轻故耳！我国家于沿边之地，分据以参将，专制以总兵。初非不重将也，后以承平久而重文以轻武，于是有巡抚以辖之，有总督以统之，而文法之拘日加密矣，果安责其应敌而致胜也。故臣愿重其权，专其任，而屹然使当一面之寄，如赵充国之所行焉。则委任责成之际岂无敌代之勇矣乎？如是而谓虏之有窃发者未之有也。若夫战守之策，调练之宜，又安边保邦之最急者，独不可议而行之乎？臣以为一劳者永逸之基也，暂费者久宁之道也。夫今之虏非昔之虏矣，脑举鸟集，众寡之势既殊，而浪奔家突，险阻之地难凭，此当事者所以苦于战守之难也。然臣窃计之，举匈奴之众，曾未足以当中国之半，而卒未有能一创惩之者，其故何欤？无乃先发之谋未定，而积弱之气有未振乎？兵法曰：宁我制人，毋人制我。此劳逸主客之几也。故昔高宗之伐鬼方也，不惮于三年之久。而孔明之保全蜀也，不辞夫六出之频。彼岂好为是穷兵哉？诚以不创之于前，则后之凭陵者当未矣。而不制之于我，则彼之窥们者日未息耳。今五虏之猖炽既如此，而犹因循委靡，不思所以振作奋励之术，则何以成中兴之治，而保边境于无虞也哉！故臣即今之势以权战守之策，必也其先决战乎？盖必以战为守，庶可以折方张之虏，而奠不拔之基也。今之兵又非昔之兵矣，锐气消沮，怯懦既已成风，而劳费不贷，司农又复告反，此当事者所以病于调练之难也。然臣窃思之，即燕赵之士，因素称多慷慨之材，而卒未能有一饬练之者，其故何欤？无乃屯盐之政不举，而给馆之期有不进乎？兵法曰：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此饱馁勇祛之势也。故昔孔明之讨汉贼，莫急于五丈之屯。而唐宗之夷大难，悉仰于江淮之赋。彼岂徒为是扰民哉？诚以未愿而不足其食，则不可以得其心。将战而不得其心，则不可以用其命耳。今边兵之柔脆既如此，而犹苟且支吾，不思所以长虑却顾之道，则何以振维扬之武，而致殷邦之嘉靖也哉！故臣即今之时以究调练之宜，必也其先理财乎？盖必财以为养，庶可以作有勇之气，而底于襄之绩也已。不然则闻敌而破胆者，既不能战也，而何足与言守？指腹以待哺者，既不能养也，而何可以加练？譬之养身者有七年之病，而不蓄三年之艾，亦终无得而已矣。欲中外之宁谧也，胡可得哉！虽然，天下之事非知之难，而行之难。人君之道非求言之贵，而用言之贵。故知而弗行犹弗知也，求而弗用犹弗求也。
臣伏读圣制有曰：朕日夜图谋安攘之策，莫急于斯而行之靡效，其故何欤？臣以为陛下特未实行之，而臣下亦未能实奉承之耳。果曰行之而靡效。则彼成王所以致四十年之太平，我二祖所以垂二百年之善治者，果虚语也。而抑别有要机之执，以为振举之术也哉？臣以为听言贵广也，而察之尤不可以不明。察言贵明也，而行之尤不可以不断。伏观皇祖之训有曰：内外大小官员，其言当理即付所司施行，诸衙门毋得阻滞。是言也，其兼明与断而出之者矣。故臣愿陛下奋精明之气，大明作之功。谷所当贵也，则断然以贵之，而不扭于近利之私。将所当重也，则断然以重之，而不惑于一偏之见。屯田盐法以次而举，战守调练相机而行。其始也，简众贤以使之，而不贤者弗庸。其既也，分众职以任之，而不职者必黜。贤否欲明以辨，昭然如日月之行于天，而光不可掩也。赏罚欲必以信，轰然如雷霆之鼓于天，而威不可测也。然后君宰其权，臣能其事，上作其气，下效其能。守令司民牧者，诚知重农而劳心于忧字，则国无不辟之野，而野无不耕之民者，可几也。而何游民不归农之患哉？将帅司兵柄者，诚知奋武而尽力于封疆，则士无不振之气，而国无不伸之威者，可几也。而何夷狄不率服之患哉？盖惟明克允惟有成者，既并用而不偏，故内安中国外援四夷者，斯兼举而不遗，周成王之治因不得专美于前，而我祖宗之业之会又将廓大而增光之矣。此非要机之所在，而所当振举者哉！
抑臣又有献焉。心也者，万化之原，而明与断所从出者也。使其心纯乎天理之公，而绝无人欲之私，明断固浑然而在。苟一以私蔽之，则明有时而昏，一以欲累之，则断有时而失。其何以主宰化机，而役使群动哉！宋儒范氏曰：君心唯在所养。故臣愿陛下存养省察以体其心，精知力行以强其心，广询博采以大其心，亲贤远佞以纯其心。一念之萌则曰：我其忘稼稻之艰矣乎？一虑之兴则曰。我其忘戎兵之洁矣乎？然后心无不存，而可以全明断之德，可以保安攘之功。此臣之愚忠拳拳而不已也。伏惟陛下少垂察焉，则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草茅贱士，不识忌讳，干冒天威，不胜战栗之至。臣谨对。

湖北监利罗长青打印供稿

状元殿试卷 天下第一策
——兼析明朝上虞状元罗万化的殿试对策    单滨新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唐朝诗人孟郊４６岁进士及第，心花怒放，欣喜若狂，写下了这首《登科后》。
在科举时代，高中状元（进士第一名）是悬梁刺股的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头等大事。然而涉足科举、考中状元有一个十分艰难的历程。从童生到生员（秀才），要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三级考试；从举人到贡生到进士，要依次经过乡试（第一名称解元）、会试（第一名称会元）和殿试（第一名称状元）这三级考试。自宋代以后，乡试、会试和殿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三年中只产生一名状元。考生们赖以角逐状元之位的，便是一篇“命题作文”——殿试对策。
所谓殿试对策，就是由皇帝（或以他的名义）针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问题“策问”，应试者在规定时间、规定地方就此写一篇分析、解决问题的“对策”。皇帝根据“对策”优劣钦点进士位次——状元、榜眼、探花。状元的殿试卷也称“状元策”，自然堪称当时的“天下第一策”。
我国的科举制度被西方人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它自隋朝中期创立到清朝末年废除，历经唐、宋、元、明、清，有着近１３００年的历史，曾产生出５５２名文状元。往事如烟，科举制度消亡已近一个世纪，“状元策”也成为历史陈迹，难以寻觅。
最近，笔者在翻阅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历代状元殿试对策观止》一书时，发现保存下来的百篇左右的“状元策”中，浙江籍状元的殿试卷占１７篇，其中绍兴籍的占３篇，分别是宋朝姚勉、明朝罗万化和清朝陈冕的殿试对策。这三篇“状元策”中，上虞人罗万化的“对策”最具典型意义。
根据史书记载，罗万化（１５３５－１５９５），字一甫，号康州，会稽伧塘（今浙江上虞长塘）人，明穆宗隆庆二年（１５６８）文状元，后官至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他为官清廉，不慕名利。晚年多次上书乞归，病逝于归家途中，谥号“文懿”。
与其他历史文化遗产一样，“状元策”也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但作为当时最“优秀的”人写出的“最好的”策文，它还是具有一定的史学、学术、文学和审美价值。
如罗万化的殿试卷，属于明朝最高级别的试卷，可以反映当时殿试的真实情况，如皇帝如何“策问”，进士如何“对策”，试卷和内容怎样。这在当时和现在很少有人能对之有具体真切的认识。现在，阅读罗万化的“状元策”，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一些朝政，这种真切感恐怕是任何介绍材料难以提供的。在罗万化当年的殿试中，皇帝的“策问”开宗明义，凡４２０字，曰：“君天下者，兴化致理，政固多端。然务本重农，治兵修备，乃其大者”，即君主当以重农兴兵为急务。随后连提三个问题，即如何使人民归农务农？如何行屯盐之法？如何抵御异族侵扰？这些问题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现实情况的直接反映，可以与记载当时历史的有关史料相互印证。正因为如此，状元的殿试卷，可以帮助我们更直观地把握历史。
罗万化的殿试对策洋洋洒洒，共４１００字，对上述三个问题都作了严密、详尽的回答。他针对当时许多人离开土地，“游惰者多，归农者鲜”的现象，提出一家之言：“欲驱天下之民皆力于本，其道无他，唯贵谷粟而已矣。”对于实行屯田之法，他认为应进行“履亩而正界”、“间岁而代耕”的工作，也就是要对天下的土地进行清丈，对服役士卒实行代耕。“履亩而正界”的措施，终于在１０年之后的万历六年在全国实行，并有效地抑制了豪强地主的侵并，可见罗万化是有灼见的。对于如何抵御异族侵扰，罗万化提出“重将帅”、“先决战”、“先理财”三条对策。结合当时历史，这几条建议都是比较正确的。从罗万化的“状元策”中可以看出，殿试卷的“策问”和“对策”都是围绕“问题”展开，这些“问题”在当时属于“时务”，在今天，它们是应该纳入“学术”范畴的。因此，每篇“状元策”便都可以视为是当时对那些学术问题的研究论文。
“策”是古代文学的一种样式。由于殿试对策在内容和体制上的严格规定，使得许多“对策”雷同刻板，不见鲜活。但高手为文正是在这种有限中达到无限，从规范中获得自由，于单调中极尽变化。进士们在追求圆满答案的同时，往往很注重在行文中体现自己的修养、气质、性情和抱负，以文见人。因此，“状元策”从谋篇布局到字斟句酌以及起承转合，都不失时机地展示出作者的文学才华和为文技巧，使“对策”达到典雅严整又不失个人风格的形式之美。拿罗万化的“对策”来说，篇幅并不太长，但内蕴丰富，言之有物，句句有所指，句句有所陈；整篇对策文情并茂，富于感染力，其审美和借鉴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罗万化的这种个人文学风格，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和文学好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