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域铮、关双喜二同志的《隋罗达墓清理简报》刊布了隋罗达的墓志。文中有—些不当之处、志文的史料价值也未诠释阐发。兹先诠释墓志，次叙其史料价值。

   罗达史书无传，但墓志、文献对勘，其一生事迹尚斑斑可考。志文所云“起家即任太祖武元皇帝亲信，……因以驾并州”。大组武元皇帝是隋文帝对其父杨忠的追封，志文为隋人作，故称罗达“陪驾”。后来又“以柱国燕文公作牧神州“尔日光选，补公从事”。燕文公即于谨。  《周书·于谨传》：  “孝闵帝践阼。进封燕酣，…谥曰文”。  “作牧神州”即指“保定三年夏四月，幸太学，以太傅燕国公于谨为三老而问道焉”  (《周书·武帝下》)。据《通典·职官典》：“天子父事三老”，即三老位在天子之上，故云其“作牧神州”，但墓志所载时间较文献所载有出入。之后罗达“又从大驾平并、邺，追高纬”。这里“大驾”何指未明言，考北周平齐时杨忠已死而周武帝与杨忠都参加了平齐战争。虽然追高纬的正是北周武帝本人，但隋人作志，不可能称其为“大驾”，故大驾只能是指杨坚而言，这是笼统地把平齐之功归于杨坚了。志文又云：“至大象二年，皇帝初兴霸业，位总三分，始令诸侯，仪形四海；以公先帝旧臣，特为密勿”。庸长孺先生指出：“宣帝死后，隋文帝准备作皇帝，先在侍卫宫中布置了自己的亲信”  (《魏晋南北朗史论丛》282页)。从志文看，杨坚之对罗达，正是拉拢亲信，为篡夺北周政权作准备。
    墓志所云“春宫创立”，是墓主罗达由周入隋的时间界限。因为北周从大象元年二月宣帝传位于静帝后，就没有太子。这只能是指开皇元年隋文帝立杨勇为太子一事。李、关二同志结束语误以为罗达未任隋职，原因就在于忽略了“春官创立”的时间界限。在这之后，罗达“更曾隆衭”，故李、关二同志所云“但在杨坚灭周建隋后，罗达再没有参预政治活动”也似未确。
    清楚了墓志内容，可进一步探讨其史料价值。
    一、据墓志，罗达在灭齐后即任齐州剌史，开皇元年又任内职东宫右勋卫；所谓“既内充心腹、外任股肱”，显然是指罗达在开皇元年还兼任齐州剌史。岑仲勉先生的《隋书州郡牧守编年表》二四五齐州条、开皇元年刺史缺、罗达墓志恰填补了这个空缺。而岑《表》所引《隋书·韦艺传》“高祖受掸。……岁余拜(韦艺)齐州刺史”，则又证明罗达的齐州刺史到开皇二年被韦艺所替代。
    二、墓志载罗达“代郡桑乾人，益州刺史尚之后也。自家形国，乃令望于成都，遇主有人，遂迁居于京兆”。据《魏书·官氏志》：“神元皇帝时，余部诸姓内入者。……叱罗氏后改为罗氏”。姚薇元先生在《北朝胡姓考·内篇》考定：“代郡罗氏，本叱罗氏”。据这几条对勘，可知罗达先祖本代北叱罗氏，入居代郡后又继续南下，历成都、扶风终至迁徙京兆。但其入塞远在柘拨氏南下之前，则又可知叱罗氏之入塞并非一次进行，而是有先有后。志文所称罗出“益州刺史(罗)尚之后”，罗尚是晋末镇压李特起义的，望出襄阳罗氏；如果罗达意在攀附高门冒认罗尚之后，则应讳起祖先为“代郡桑乾人”而不言，因为在极重门第郡里的周隋之际，他不会不知道“代郡桑乾”由叱罗改姓而成的罗氏与汉族高门大姓“襄阳罗氏”是难以并列的，由此可以判断，罗达的祖籍及为罗尚之后都是可信的。但这样一来、罗尚的郡望又成了疑问。从《晋书·罗尚》传所载罗尚“贪如豺狼，无复极已”等材料看，罗尚具有很大的野蛮性和残忍性，很难说他的郡望是可靠的，倒不如说他也是代北叱罗氏，入居汉地改姓罗、并冒认襄阳罗氏更可信。   
    又，隋唐之际的著名人物罗艺，据《旧唐书》本传说他“本襄阳人也，寓居京兆之云阳”。其前一点与罗尚同，而后一点与罗达类似，此中有什么可供人思考的联系点没有?本传称他“性桀黠，刚愎不仁，勇于攻战，善射…少习戎旅”。看来也不象是汉人倒可能与罗尚、罗达一样，出自代北叱罗氏。如果这个推测成立，则他之任燕山总瞥，与他的祖籍、族属关系也就有了新的解释。
    把对以上诸罗的推测综述一下，即代北叱罗部是先后入居汉地，其改姓罗也不是一次完成的。魏孝文帝的改性规定，与其说是突发性的，不如说是对某种既成事实的认可，是对一个历史过程的总结 (这一点别有资料可证)。换句话，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以胡族汉化为特征的民族大融合，并不是哪个帝王—纸诏令就能完成的，而是经历了残酷激烈的民族斗争与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北方少数民族入居汉地并改汉性，是其汉化的开始，改姓以后又攀附、冒认汉族高门大姓，这是汉化的深入，及至周隋之际，一些祖籍胡族的人物不冉讳言自己祖先的族属，甚至还有复改胡姓和以胡族、胡姓自豪的。如罗达墓志就明言自己是代郡桑乾人即等于承认祖先是胡人。这是一种新现象。反映了当时汉化已经完成民族界限消融，民族矛盾缓和的社会状况。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胡三省在注《通鉴》时所说的：“自隋已后，氏族之辨，果何益哉”。指的就是这种现象。
    罗达墓志的出土，给探讨些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