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概说
　　
　　在中国古代的明末清初大变革时期，中国画坛闪耀着一颗璀璨的山水画明星，这就是被誉为“江西派”开派画家的罗牧。
　　
　　１、 生卒年考
　　
　　罗牧生于明熹宗天启二年壬戌，（公元１６２２年）的生年所得，在江西宁都县钓锋乡黄潭村《龙门豫章罗氏十四修族谱》未被发现之前，均是根据罗牧作品中的署年推论的。如郭味蕖的《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以“康熙庚辰年七十九”推论（１），《江西历史文物》曾非欤、刘品三在《江西画派罗牧的十二条山水屏》一文中，以罗牧所作《山居清兴图》“丁丑八月时年七十有六”和罗牧于康熙丙戌所作十二条山水屏“丙戌冬八十五叟罗牧画于种云堂”推论（２）。
　　康熙丙戌为康熙四十五年，（公元１７０６年），由此上推85年，正是明熹宗天启二年，（公元１６２２年）。这个生年与后来发现的《龙门豫章罗氏十四修族谱•降公房列传•一百二三号》所载一致。
　　用作品中署年推论罗牧生年的还有“甲申三十八”，“癸未八十二”等，均与《族谱》所载诞辰时间吻合无疑。这说明罗牧出生于明天启二年壬戌（公元１６２２年）是准确的。
　　 对于罗牧的卒年，到目前为止，世存被公布的罗牧有纪年作品最晚署为“丙戌冬八十五”，没有更晚纪年作品的发现。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理论界均都是以“八十三岁尚在”（３）， “八十五岁尚在”来告知读者，对于罗牧的卒年一直没有肯定的说法。
　　 １９８９年《美术研究》第一期发表了黄笃《江西开派画家罗牧的几个问题》一文，并依据该文写了《罗牧年谱》初稿，发表在《朵云》上，二文中对罗牧卒年的认定，即是依据《龙门豫章罗氏十四修族谱•降公房列传•一百二三号》：“大清康熙戊子年十一月初二殁”而来。
　　如此，似乎罗牧的卒年是有定论了。
　　 然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龙门豫章罗氏十四修族谱》中对罗牧卒于康熙四十七年，（公元１７０８年），享年87岁的记载，却是一条至今无法找到其他旁证的孤证，且这一孤证记载，还受到了另一条鸿鸣新发现史料的严重挑战。
　　１９９７年，鸿鸣在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检阅１６８８年至１６９２年任江西巡抚宋荦的有关资料时，在检索明万历释通泽刻本《雪浪集》时，先后发现该部书中，有宋荦用朱砂书写的眉、跋几十处。及至书尾，宋荦写道：“辛卯中秋，饭牛罗公旋归。归时，上以是书相赠，余遂拜而受之……绵津山人谨识于囗草堂。”
　　宋荦在《雪浪集》中所作这一朱砂记载的发现，明白无误地告诉后人，“辛卯中秋”罗牧不仅尚在，而且还在宋荦府中逗留，是“辛卯中秋”后“旋归”的。
　　
　　注：（１）见郭味蕖《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２０５页
　　（２）见《江西历史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３页、４５页。
　　（３）见《中国绘画史图录》７５９页。
　　宋荦在江西任巡抚四年，与罗牧有厚交且作“二牧说”，这在当时不仅被传为佳话，且在各类文坛史料中被保留下来。
　　罗牧生年为天启二年壬戌，其一生所逢“辛卯”一为已知的顺治八年（公元１６５１年）罗牧时年30岁。此时的罗牧尚在江西宁都随避难于冠石的林时益制茶学艺。另一为宋荦在《雪浪集》尾跋中所记的康熙五十年“辛卯中秋”，公元１７１１年，罗牧当时年90。
　　 《雪浪集》为明释洪恩撰，明万历释通泽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藏本为9行18字，白口四周单边。原为二卷，后经该馆修复装裱，现为六册。其眉批及尾跋为宋荦无疑。
　　 宋荦崇祯六年癸酉生，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卒，享年80岁。一生所逢“辛卯”二次，一为顺治八年，时年18岁，随父亲侍卫归里，与侯朝宗等人讲习诗文于雪园。此时的宋荦与罗牧尚无任何交往。其二为康熙五十年，时年78岁，已由京城回到河南商丘颐养天年了。
　　宋荦自康熙二十七年到江西任巡抚并兼理军务后，在江西任内的四年里，与罗牧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送罗饭牛入庐山歌》一诗中，写有著名的“二牧说”传世。以后，宋荦辗转江苏、京城直至回归故里河南商丘，宋、罗二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不仅互通信息，罗牧还不时地介绍乡邑前往宋府拜望。
　　 从宋荦写在《雪浪集》上的跋文中我们知道，《雪浪集》是康熙皇帝在辛卯年即罗牧旋归之年赐予宋荦的。在宋荦自撰的《漫堂年谱》中，宋荦对自己该年的年龄、儿子为官、孙子应试、回奏康熙皇帝的垂问，身体状况以及编刻《三世遗集》、《西陂类稿》等均有准确、明了的记载。《雪浪集》为康熙所赐，从宋荦所作的眉批心得来看，其阅读之细，体味之深，是显而易见的。这种面对皇帝所赐的谨慎、重视态度，完全不足以让人们来怀疑这一跋文内容时间的可靠性。因此，尾跋中“辛卯中秋，饭牛罗公旋归”的记载，当为宋荦确凿无疑的记载。
　　这样，罗牧于辛卯康熙五十年（公元１７１１年），时年90岁仍然健在的记载，便成为了不容置疑的事实。
　　如此，罗牧既然90岁仍然健在，那么他的卒年当在该年以后。
　　 由于《雪浪集》中宋荦所记“辛卯中秋，饭牛罗公旋归”的记载亦为孤证，因此，关于罗牧的卒年，不管是“康熙戊子年十一月初二殁”，还是“康熙五十年辛卯仍然健在”，都需要重新寻求旁证来加以佐证，这样罗牧的卒年方有定论。
　　罗牧的出身及名号斋室
　　
　　罗牧出身贫寒，祖祖辈辈均务农于江西宁都钓锋乡的黄潭村。据《龙门豫章罗氏十四修族谱》载，罗牧祖父罗达伦，字浩泉，于明嘉靖癸亥年（１５６３）二月二十六日生，卒于明万历戊午年（１６１８）九月十一日。祖母陈氏。罗达伦生有四子，均在黄潭村务农。罗牧的父亲罗必远，字士宏，是罗达伦的次子，生于明万历戊子年（１５８８）六月初四，卒于清康熙己酉年（１６６９）十二月二十四日。母亲丁氏。罗必远亦生四子，罗牧是其最小的儿子。
　　 罗牧谱名兴富，讳大贵，字饭牛，号云庵、牧行者；其书画作品中亦见署“竹溪”、“钓家”、“双江”、“雪庵老人”。罗牧在宁都家乡时，未见有斋室名号及其它别号记载。自中壮年以后寄寓省城南昌，曾先后居于南昌市内东湖百花洲和赣江旁之蓼洲和礼洲（１），其斋室名见署的有“种云草堂”和“种兰草堂”。后亦曾短暂客居扬州和游历河南商丘等地，亦未见有客居堂名的记载。及至晚年，都未见有其它新的名号。
　　
　　注：（１）见民国年汪浩编修《南昌县志》卷四十三•人物十四•二四七页•罗牧条。
　　 罗牧不像许多同时代的书画家那样，拥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名号（八大山人即有上百个名号、别号），其中“饭牛”、“牧行者”是其一生书画作品中常见签署的名号。因罗牧出身农户，又以“饭牛”为字，因而后世对此多有演绎，称其幼年时常于村头厨侧放牛，故取“饭牛”为字，取“牧行者”为号。
　　 从中国传统的名、字、号的使用角度来考察，罗牧名为“牧”，其表字当于二十而冠之后，据本名涵义另立其字。“饭”字本义作“食”解。从明清时期文人雅士所用“饭牛”来看，“饭牛”的涵义，当有“喂牛”、“牧牛”的意思（１）。
　　从江西所属地域的农村实际情况来考察，农家孩子小则四五岁，大则七八岁便开始放牛喂牛是极普遍的现象。因此，罗牧少年放牛的事实是完全可能存在的。
　　但是，“饭牛”一词，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意义里面，却决不仅仅是“喂牛”、“牧牛”、“放牧养牛”的表面意义，而是另有更深的涵义。
　　《庄子•田子方》：“百里奚爵禄不入于心，故饭牛而牛肥。”
　　《淮南子•道应》中有一则《饭牛歌》：“桓公郊迎客，宁越饭牛车下，望见桓公而悲，击牛角而疾商歌。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歌者非常人也。’命车后载之。”
　　《史记•邹阳传》亦有：“宁戚饭牛车下。”《集解》引应劭：“桓公夜出迎客，而宁戚疾击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遭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骨加干），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曼曼何时旦。’”
　　《淮南子•道应》中所说的饭牛者宁越，为战国时的赵国人，曾为周威王师，是当时六国中与徐尚、苏秦、杜赫齐名的人物。
　　而《史记•邹阳传》中的饭牛者宁戚，则是春秋时的卫国人。宁戚因家贫而为人挽车。至齐，喂牛于车下，扣牛角而歌。桓公以为非常人，召见，拜为上卿。此一故事还见于《吕氏春秋•举难》、《晏子春秋•内篇•问》下四。
　　由此可见，罗牧取字“饭牛”的用意，当有暗喻自己既有宁戚那样的上卿之才，又有抒发自己的抱负，以及企盼能有桓公那样知遇之恩的意思。
　　在康熙版的《曾丽天诗》（２）第5页，载有曾炤写罗牧的《自题画》诗一首：
　　
　　“泉飞如白练，峰转似青螺。不知饭牛子，叩角为谁歌？”
　　
　　曾炤不仅是罗牧宁都的乡邑，从诗中的描写来看，俩人当有厚交。作为时人和友人对罗牧取字“饭牛”意义的诠释，足以证明以上的鸿鸣之说不存有任何臆测的成分。“牧行者”是“饭牛”字义的延伸，则是完完全全的中国传统字、号的规范取用法。
　　罗牧书画中签署的“钓家”之“钓”，当为罗牧表明自己源出于故乡的宁都钓锋之“钓”；“双溪”之指，则是其定居南昌以西的蓼洲之地，为蓼州所经流的贡江和章江的喻指（３）。这种款署方式，均是古代文人雅士以明其出有本、源有据的通常做法。其“种云草堂”和“种
　　
　　注：（１）如清梁清标《焦林书屋集•焦林诗钞•题画》：“乱柳荫茅茨，幽人在环堵。饭牛晚归来，春湖带烟雨。”《六莹堂集•题费晓亭饭牛图》，二者所叙均为“喂牛”、“放牛”的意思。可见“饭牛”一词在当时是一个运用非常普遍的词汇。
　　（２）曾丽天，即曾＝（火加召），江西宁都人。见后《罗牧年谱》１６６８年戊申条。
　　（３）罗牧之友温应崇写有《双江怀魏和公先生》，故知“双江”确指罗牧蓼洲所居之“双江”。该诗见道光四年《宁都直隶州志》卷之三十•艺文志•诗•补遗•八十三页。诗中的“秋雁三更后，黄花九月天；思君不得见，日夕大江边；我来章贡上，闻君还翠微……”即指此。乾隆五十九年甲寅知县徐午所修《南昌县志•卷之五•山川•四》对此“双江”亦有详细的介绍。
　　兰草堂”也都是罗牧对自己山水绘事的借喻和比喻，其目的在于表明自己的志向及雅趣，没有更深奥的含义。
　　罗牧从少年放牧喂牛，继而务农，再而制茶、售茶，及至壮年以后的绘画、卖画生活，均以布衣身份终其一生，这是现有史料告诉我们的。但是，也有传说他曾在清廷做过短暂的小吏。这一说法，据说依据的是罗牧自己写给一位“六老”的一首诗中：
　　
　　“……早为达士语，偶与心相通，误=（犬旁加旬）一微官，还山愧尘客。（１）”　
　　
　　在该诗中，罗牧虽对自己确曾为一小吏有肯定的说法，但在该诗中，对自己做清朝小官吏的愧疚之情，却是一目了然的。只是该诗鸿鸣未见原迹，其诗为罗牧所写的真实性如何，实在是不敢妄加论断。
　　在《龙门豫章罗氏十四修族谱》中，罗牧的绣像上（见附图）确实是冠以了“御旌逸品处士（2）”的字样。道光四年所修《宁都直隶州志》亦载：罗牧“为江西大家，常呈御览，旌逸品处士”。这一“御旌逸品处士”，“旌逸品”虚衔的获得，传说是时任江西巡抚宋荦代为讨封的（３）。
　　据宋荦自撰的《漫堂年谱》记载，宋荦确曾有过多次向康熙皇帝呈进书画的举动，如“三十八年己卯……臣荦恭进书画数种，蒙收六种。（４）”但却从未发现注明进呈罗牧的作品和有关皇帝赐封罗牧“御旌逸品处士”的记载。
　　宋荦作为清朝的封疆大吏，在其自撰的《漫堂年谱》中，对于皇上与他的任何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活动等都记载得一清二楚，如果罗牧“御旌品处士”的封赐既是宋荦所荐，又曾得到皇上的赐封，如此大事，宋荦是不可能不作记载的。而其它的史料，亦未见有旁证（５）。对照历来修谱立传多有拔其先祖品行的陋习，因此，这“御旌逸品处士”的封衔，则是需要再作细考的事情（６）。如若真是这样，以往的罗牧“布衣”一说，则无必要。
　　从罗牧的出身及生平事迹来说，不管罗牧是否在清廷做过小吏，或获得过什么封号、谥名，这都不存在后世理论界对罗牧冠以所谓“遗民”画家与新政顺民的理论（７），因为对于罗牧这样一个贫民出身的茶商画家来说，明王朝的灭亡和清王朝的建立，在罗牧身上并不意味着有多大的变化。
　　
　　注：（１）该诗仅见1998年江西老年文艺家协会内部出版物《八大山人及其研究》１８５页李朝暾所作短文《罗牧》，亦未注明其出处。
　　　（２）所谓“御旌”者，即指的是皇上用立牌坊或挂匾等方式来褒奖臣民的一种方式。
　　　（３）据章祥荣整理短文《罗牧》１９页。此文系宁都县客家研究会秘书长邱常松先生提供，未注明出处。此外，江西人民出版社《翠微峰志》１４９页也载有：“其作品被皇帝收为逸品。”但亦未言明其出处。
　　　（４）见宋荦《西陂类稿》卷四十九•《漫堂年谱》三•第五页。
　　　（５）道光四年黄永伦等修《宁都直隶州志》卷之十八•封爵志一至二十四页，以及该志卷三十二之后的补遗•封赠中，均无罗牧获封的记载。检索《中国古代书画目录》故宫卷，现今故宫博物院藏有罗牧作品=张，亦未见有类似“御览”印章的钤盖作品。
　　　（６）其实，罗牧“御旌逸品处士”冠以“处士”二字，这已经再明白不过地告诉了后人：罗牧没有获得过任何爵位或封号。因为“处士”一词，即是指没有做过官的有德才而隐居者。如果罗牧确曾有封，地方志也决不会将当时名震江淮的罗牧放置在“方外志”中。其墓莹亦不会冠以“处士罗牧墓”。因此说，“御旌逸品处士”的说法，当需再考。
　　　（７）见《美术研究》１９８９年第一期《江西派开派画家罗牧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