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族谱所本
   我家藏的一本《东莞槎滘罗氏族谱》，是由先祖父传下来的。从谱中的序文可知，本谱修纂于康熙廿七年（1688）而重修于乾隆卅二年（1767），序中有云：“宋元明清间，人殷族富，或筑蒸祠，或创祀典，或修谱帙，或立家规，煌煌详备。不幸康熙庚申（19年即1680年）之乱，大盗屠凌，文献几无复存”。于是“因询诸耆老，原始要终，修复成谱，，虽不能如始之纪载甚详，亦庶几存其略耳”。这说明了修撰该谱之缘由。而在重修家谱小序中又云：“大清雍正间家太守复晋公时知江西抚州府事，招先兄却非公随任，兄历豫章因得江南古谱，详述源流”。这又说明了本宗谱之来源有据，而且在《世系源流纪》一文之后更附注说：“江南古谱今尚存，分自河南汴州始祖入粤来”之句，此虽或仍未足以说明所据的是何本江南古谱，但在《槎溪罗氏世系谱总图》表之前有一句云：“此谱本自冈州蓢底家藏古谱，与横沙房谱载同”，应该说这是本谱来源所本的一个重要说明了。
   我们知道罗贵公率南雄迁民南徙，其最初之落籍地是冈州蓢底（今新会良溪），其时南宋初还是重门阀世系的宗法封建社会，他既是贡生率队有序南迁，当必携有罗氏族谱者；而考始迁入粤居于南雄珠玑巷之始祖彦环公，其祖袍公则先分自河南汴州而隐居于江西抚州府临川县，由此可知若贵公携有罗氏族谱南迁，当是所据江南豫章古谱，由此且可上溯至河南汴州谱系的渊源，故总上所述，可知本族谱之所本乃是根据其家藏江南豫章古谱修纂而成，且距今已有三百余年，故极具较为原始与可靠性。
二、族谱撰人
   纂修与重修本族谱者前后有三人，他们是尚文公、如心公、大超公，前二人为纂修，后一人为重修，是清朝康、乾间人，按槎滘本支系计算为贵公十二三世孙，虽不算年代很久远，但亦已有二三百年，而他们因是一般平民百姓，故事迹也难查考，这也正反映了本谱修纂之时当是康乾盛事，也是槎滘罗氏文事较显之时。现仅就谱中所记有关事迹，略述修谱者一二。
   （1）尚文公，字伯颖，号觉庵，据《谱》载其父经过“少游苏松，挟陶朱倚赖之富，耄栖槎水，敦行仁讲让之风，可知当时其家中是颇有资财，因而他也能得饱读诗书，被誉为“学富五车，怀异珍而未售”，又被视为“世之遗逸”，而且“胸汲宇宙，笔隐龙蛇”，可见他在乡间是有一定声誉和地位。于是当康熙十九年（1680）大寇屠乡，家谱悉为灰烬，因“恐谱帙弗存，则派系莫稽，爰遍询老成，沿户启椟，搜寻断简，查核详明，苦心年余，彙成一帙……靠已与如心重修告成”。因而此举被后人誉为“情深一本，修谱牒以尊亲”。他终年57岁，有二子，也被誉为是“学究古今的士人”。
   （2）缵义公：字如心，号却非，高州府禀生，雍正六年（1728）出贡。弱冠就读于羊城刘克忠塾馆，后又“游泮高凉，旋且食饩东阳”，被认为是“砥志芸窓，声驰莲社者”，更又形象地賛誉他“当其潜心於学，则如山水幽明，神闲气静，日新而月异，及其发越为文，则如虬龙偃盖，清音细响，雍雍和鸣也；至于一堂作述，驰声艺苑，则如枝干之森秀，雌雄之应求，此唱而彼和也”。而他的性格，则“秉质坚贞，赋性灵敏，能刚能柔，知微知彰”。他又性好交游，时人说他“迹遍天下，到处订交”。因而使得家里“托捐纳或借贷及课事者门庭若市”，故赞美他“四海仰高风，诺崇九鼎”。同时他又急公好义，对“推解贫乏，欣然乐助”，以至“背券负欠，不能枚举”，往往“一经标竣望，豪解千金”。对于家庭则孝悌忠信，处理得被称为“隆孝养以事亲，骂义方而训子”，这些言词或有溢美，但也可见他的为人了。他曾在雍正年间随伯叔到江西抚州视事，并历豫章而得江南古谱，后又与叔父觉庵公合修本谱，历时年余始成。
   （3）大超公：原名悦，字拔斯，父亲帝琏在羊城经营糖业，渐创家产，育有三子，大超居长。他自幼勤好诗书，渐有所成，曾授徒讲学，桃李盈门，人称他“胸藏道学，性柔心古”，平素“孝龙笃家，修推锡类”，同时又“远追百代修宗谱”，于乾隆年间重修本宗谱，根据豫章谱“较订补于前，续其支派详于后，其中贤才卓越有原谱未及指明者，　则补以诗词文序，或袭其赠言著作，经营采访，经岁成帙”。可见他此次重修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而且是距离上次修撰本谱的时间不长，相信对本谱的补订实较前更为详实和完备，特别是他还说明“并录其条款家规于后”，显然这是上次修撰时的缺失，他给予补上，则使本族谱的内容更为充实和完善了。
三、族谱内容
   本族谱内容大致可分为如下几部分：1、序言2、世系溯源及流派3、历代世系图4、诸先祖公行略5、诗词颂讃輓文6、跋文7、族例家规。现分述如下：
   1、序言
本谱共有序文六篇，前三篇为亲友师长所作，虽多泛泛之词，但从中亦可略知本谱修撰前后的一些情况，以及撰人的事状，在资料十分欠缺的现实下，此不失为很好的背景资料。后三篇为修谱者所撰，是了解本谱纂修的依据，三文均述及罗氏渊源与世系源流，亦各叙述修谱之经过；而有关修纂之体例，材料之取舍，在尚文公与纉义公二文则有较详之说明；至若本谱之所据，在大超公的序中更有明确的阐述，因事隔已二三百年，此则更提高了本谱之准确性。
   2、世系溯源及流派
   本谱关于世系源流之文有数篇。首篇《世系源流纪》从皇帝有熊氏开始，扼要概述了罗氏之得姓与罗氏世系情况。接着有两篇《南雄府六代》和《罗氏远祖源派》，前者叙述从应兆祖为粤开南雄罗氏七代至罗贵共240多年的世系；后篇则用表列出以明之。之后是《琴轩公九子之派》，详述罗贵公九子之名号职官及迁徙情况。最后《始祖光之公六子之派》诸文，则转入述说迁居槎滘之先祖，条理清楚，体系分明；主要是围绕以珠玑巷罗贵为中心加以叙述，重点突出，着重说明槎滘罗氏一族之源流，其间更又有《罗氏豫章志》和《珠玑徙居事志》二文，以强调岭南罗氏之渊源，阐明珠三角罗氏是中经罗贵南迁而实根植于中原之关系。总的说来，这一部分是简要地阐述了以罗贵一脉的岭南罗氏在珠三角的繁衍发展概况。
   3、历代世系图谱
   可说此部分是本谱的主体，约占全谱四分之三的篇幅，所表列的世系图谱有：《槎溪罗氏世系谱总图》、《长房爱宗祖分支演派之图》、《二房贵宗祖分支演派之图》和《三房三世晚卿祖分支演派之图》，并分述于后：
   以图表列姓氏世系分支演派，这是宗谱最常用的编排方法，使人一览简单明了，但其短处则是演派分支越多，要想寻究根源便要按图反复追查，而且记事又不能太多，有利就有弊，这是无可避免的。即如本谱是纂修东莞槎溪之罗氏一族，而对罗氏之远祖只列自宋罗氏入粤以来共七世之远祖，故《罗氏远祖源派》之图看起来便明晰简便，又如《槎溪罗氏世系谱总图》，因其“始徙槎滘者”是罗贵的第四子光之公的三个孙子：受宗、贵宗、晚卿，本图之所以奉光之公为始祖，乃因他们“兄弟三人同时迁居东莞槎滘乡，追念祖公所从出，建祠奉镇南公（即光之公）为始祖，子欢公（即宽，光之公长子）为二世祖，而其兄弟三人派分三房为三世祖，故槎滘三大房演派焉”。所以“二公等循琴轩公（即贵公）世系则为四世，在槎滘则为三世矣；然公等兄弟三人方始徙居槎滘，是公一人又似为槎滘之始祖矣，其祠奉祖父者，盖以　孙之心追念祖父为木本水源之恩耳”。故本图仅列由始祖至三世祖的三个世系，十分清楚，且说明文字也多，以下便以图表详列三大房演派了。
   在分别表列三大房演派之图谱中，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的清楚地看到三个房子孙世系的衍化。如前所述，所谓盛世修谱，与全国纂修方志谱牒一样，一般多止于道光年间，本图谱所列也是到道咸年间的第十八世为止。这里的三个谱图所列的内容都有各人的名、字、号、讳，配偶，儿子名以及迁徙、功名、恩赐等项，其间亦有以诗词概述某人生平的表现、性格和得失等。根据所列的内容，我们子孙后辈从中便可知道几百年来先祖衍化的脉络，到今天又是怎样延续走过来的。所以根据此三个演派谱图所列，我们可知三大房的衍化概况，就中二房的发展最差，人口最少，传至道光间的第18世代仅有二支，获取过庠生以上功名的也只有二人；其次是长房，到第18世代有13支，获得庠生以上功名的有八人；最繁茂的一支是三房，人口最多，传至第18世代有60余支，获得庠生以上功名的有14人。
   从图谱中所列，很明显三房这一支派最为活跃，在清朝康乾盛世时便有一家三子均为庠生，更有一家三子均为国学生的；而这一支派很早便有子孙离开本地出外省谋生；谱中所记录的人和事也以此三房的一支为多；而修本谱的也正是三房这一支派在康乾时期的贡生纉义公等人，具迄今保存本族谱的是笔者祖父也是本房最大的一分支系，看来恐怕也是当时常理之中的事吧。
   4、诸先祖公行略：本谱以题为传记行略叙述先祖生平之文近十篇，如《宋岭南始祖》是以罗贵为岭南罗氏之始祖简述了贵公及其子孙四代南迁后在岭南（其实是当时的广肇府即今主要是珠三角地区）之“开枝散叶”情况，特别是详为叙述了其四子光之公子孙在珠三角各地作为罗氏开基祖定居下来的史实。但大都篇幅不长，多为千字文，且所记也是事略行状，多有讚誉颂扬之词，然而亦可略知先祖生平一二，以及可窥一族一时之盛衰也。唯其中《镇南罗公传》一文则详细记述了光之公的生平官职称：“公讳光之，字期用，号镇南，乃琴轩翁第四子，母金氏，授宋朝官任广西梧州府苍梧县文林郎……晚年辞禄而归，解组之暇，幽隐林泉，栖迟岩穴，寄迹耕萃”。可能此篇为族谱传记中之主文，约有二千字，文中还描述了光之公的迁徙，个人和儿子之婚配，以及各人的夫妻生卒年月，特别在文中着重说明“公（光之）乃冈州二世祖，增城山阁始迁之祖，珠玑巷八世孙、江西宗派汉大司农西山珠公五十二世孙也，兄弟九人俱以之字派列”，最后又叙述其儿子之迁居去向，这样就把本支派的来龙去脉说清清楚楚了。
   5、诗词颂赞寿輓文：这是本谱文章的绝大部分，大多是亲戚朋友间的应酬唱和，或寿庆悼輓时之作，虽主要是一些赞颂或哀悼之词，酬酢应对之句，然其间亦多有提及先祖的起居引止，为人品性，故透过字里行间，或可窥见诸先祖生平行事，以及秉赋和为人，且各诗文词赋又分录于有关先祖之名下，亦可反映出该支系一个时代的风貌，如十二世的垂巷公、持璞公两支，他们的儿子大多是庠生、贡生，谱中这些文章大都是这些人士所为，也正反映当时这两支派的情况和风貌。
   6、跋文：仅有一篇，这是一篇文笔不错的“跋文”，由十三世复泰公所撰，虽不及千字，但简明扼要，其可贵处是把修谱之意义作用，以及修纂该谱之因由，并有望于后来者等方面都谈到了，是对了解本族谱的一篇很好背景资料，可惜未署年月。
   7、族例家规：这是一份在“康三十七年（1698）戊寅岁族长族老贤士参定，从以前本族家例家规抄出”的条例，包括：祭祀条款、受胙例、奖赏例，以及雍正元年新例、家规条款等。总的说来，这些家规条例订得十分精细，祭祀时用多少三牲果品，分胙时的等级份额，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需要奖赏，奖赏什么等等都订得清清楚楚，特别是雍正元年补充的新例，把已有旧例不完善不充分的地方加以充实说明，而家规中对于族中子弟的警诫约束也十分明确。无可讳言，这些都是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条规，今天看来都是封建的，落后的，但它毕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部分，特别是在今天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也较难发掘，所以作为资料、历史地看应该也是难得的了。
四、族谱特色
   据研究宗谱的学者认为，一本完善的宗谱应该包括如下的内容：序文、凡例、目录、世系表、源流、像賛、别传、墓志、祠规、家规、义庄记、墓图、艺文等项（多贺秋五郎《宗谱的研究》日本东洋文库出版）。从这一角度审视，可说本族谱已基本上是一部较完备的宗族了。不宁惟是，本谱还在序文和附记中多次说明是谱乃根源于江南古谱及其取得古谱之经过，益增本谱所据之可信性；同时，本谱并又表列自宋由中原八岭南之世系，进而详述南雄珠玑巷南迁移民领袖罗贵世系及其后裔分派。据本谱记载：罗贵世系不仅可上溯罗氏出于祝融，而其源流则“由江南而湖广而江西河南汴州，传至袍公隐于江西抚州府临川县滕溪乡，娶九妻生十四子，俱通字派，分居各省各府州县；有孙彦环公，乃应通公长子，佐宋太祖开国功臣，始迁入粤，居于南雄珠玑巷，至七世孙罗贵南雄府禀生”。由此可知，南雄罗氏一脉罗贵一支，其入粤始祖乃是源于中原，至罗贵已是七代历240多年了。谱中并表列明七代的支派情况，其后贵公“因恶孽身民，城火之累，时各家徙避，贵公因迁至新会蓢底，自开户籍，筑土而居焉，产九子，皆以之字属名”。以下更详列琴轩公（即罗贵）九子之派，他们或为官或农事或经商，特别详于迁徙定居，分散于番禺、南海、东莞、中山、顺德、增城等地。由于本谱乃记东莞槎滘罗氏世系，故于罗贵第四子光之公的支系尤详，一直至近代的二十世纪，内容包括婚配、迁徙、职业、功名等等。由此可见是谱对于那些认为并无罗贵其人其事，进而否认其南雄珠玑巷南迁史实的看法，应是一很好的有力的反证。
   其次，是谱为一手抄本，从其序、跋中所记，以及抄本的纸质、墨色、字体笔迹的一贯，大体可推断其为嘉、道间时所抄，也就是说距今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因而应该可以说是一部较早的古旧族谱了。又因其所记有关罗贵九子的迁徙和分派比诸所知一些其他珠玑巷南迁后裔有关的罗氏族谱较为详尽，这样也就可补史志之不足，如《东莞地名志》中堂旧楼罗氏条云：“罗氏居南雄珠玑巷，宋宣和七年（1125）迁居中堂，其子罗锐，任广西苍梧县吏，回乡后建一高楼，后遂以此名其封曰旧楼”。所记语焉不详，查今槎滘有村名旧楼，若寻查该谱，便自更为清楚。同时，又可证别谱之失误；如《英村罗氏族谱》有云：“罗贵居南雄珠玑巷，宋绍兴元年（1131）组织九十七家三十三姓南迁，罗贵居周州大良都古蓢甲蓢底村，罗贵生子清之，清之生翔，徙东莞英村，迁莞后七世孙罗亨信居莞城西门，是为“西汀罗”之始。莞城谚云：“东门古，西门罗，南街邓，北街何，市桥下有只大‘鹇’哥（市桥街旧多彭姓）”。但据本谱所载，清之乃罗贵长子，他迁居番禺，是番禺车陂的开拓者，与袁氏恭人合葬于车陂乡下塘边、其三子翔并无迁居东莞。而其实亨信公例是罗贵公的第五子曦之的后裔，该谱云：“曦之字期用，号日南，官拜著作郎，与长子迪源迁居番禺山下，子孙散居东莞，都宪亨信公其裔也”。
   再者，根据是谱记录，贵公入粤始祖乃应兆祖，在宋太祖乾德二年（964），至罗贵历经七代，支派分明，其后贵公于绍兴元年始迁至岭南珠三角之冈州蓢底，分支派衍以及子孙居住迁移更为详尽，据此若再与有关珠三角之罗氏族谱相校，当可更为完善。又如《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谱、志选集》中之《罗氏族谱》（高明）、《罗氏源流》（范湖显学岗）所载对罗贵“公有九子，四十七孙，分布于广东各郡县繁殖”便交待不清。再如香港罗氏宗亲会出版的《豫章罗氏源流考》一书所列贵公九子世系表不可谓不详，但其中尚缺四个儿子的世系，而本谱对贵公九子的“开枝散叶和去问都有所交代”，故此亦可为诸罗氏族谱之互为补充与考证也。
    最后，由南雄政协文史资料研委会、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筹委会合编《南雄珠玑巷迁氏族谱、志选集》一书所收录的谱、志不少，所列的姓氏谱也有69姓77篇之多，其中罗氏的有二篇，但不是取自新会之罗氏谱，特别是即使在《新会县乡土志》一篇中所列姓氏也有近20姓，而有关罗氏则不见，这就很能引起人们的联想，因为作为珠玑巷南迁移民的领袖罗贵，他的落籍点是在新会，为什么会较少见有谱志的记录，故亦无怪使人对罗贵史事之质疑，但今据《槎滘罗氏族谱》所记，贵公九子一一清楚载明早已散居珠三角各县，仅有其中第六子温之既是开平恩□（原缺）始祖，又是新会水尾始祖，其余儿子都不曾留居新会，大都分散迁至广肇府各郡县，主要是南、番、东、中、顺诸县，这就或许致使在社会的罗氏后裔便不显不多。而且还应该指出，封建宗法社会的氏族谱牒和蒸尝帐州，一般大多是交同长子管理保存，而罗贵长子清之早已迁至番禺，正如香港《豫章罗氏源流考》一书所指出：“人谓贵公属下各支系中，其裔之多，应以清之公为首屈一指”（第122页），枝繁叶茂，影响也大，而留居新会的罗氏子孙，又因“资料简短不齐”（见良溪村委会编纂《罗氏贵系源流》第40页）便少有记录流传下来，由此可知，来源于“冈州蓢底家藏古谱的《东莞槎滘罗氏族谱》所具的价值了。

作者简介:

罗晃潮　1930年1月生，广东省东莞市人。原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华侨华人研究室主任（已离休）。研究员。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毕业，之后长期在暨南大学、中山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87年应邀赴日本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进行合作研究。离休后被聘为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广州留东同学会副会长、广州华侨历史学会副秘书长、广东朱熹学术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名誉理事。已发表的论著和译文百多万字，主要论文有《日本的民族和日本的华侨略论》、《论日本华侨社会的华人化》《中华饮食文化的海外传播》等；学术专著《日本华侨史》、《扶桑觅侨踪》、《中华文化与海外华侨华人》（合著）、《华侨史论文资料索引》（合编）、《广州百科全书社会卷》（副主编）；译著：《东南亚的历史与宗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