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卒年份
目前发现有两种不同的生卒年份：
《豫章柏林重修大成族谱》谱系记载：秦始皇庚午（公元前231年）七月十五卯时生，公卒景帝後元二年，寿九十。生卒年为公元前231年---公元前142年，寿九十。
《罗珠》（台湾稿）记述：秦王政（始皇帝）十五年己巳岁（公元前232年）降世，汉景帝“后元”二年己亥岁（公元前142年）卒于草庐，寿高九十岁。公元前232年---公元前142年，寿九十。古时高寿者通常以虚龄记寿，因此生卒年“前231年---前142年，寿九十”较可信。
《豫章始祖罗珠墓碑》（墓碑为东汉永兴二年甲午年（公元154年）正月十五日八世孙大尉叶，字立成立碑。）记述：公生于秦始皇丙辰二年（公元前245年）四月十四日寅时，殁于汉景帝丙戌二年（公元前155年）九月十八日辰时，寿九十一。公元前245年---公元前155年，寿九十一。
粗看起来后一种记述较为可靠，因为是东汉时八世孙大尉叶立碑，前两种家谱记述为后人多次修改，不太可靠。但是只要认真推理，就可以发现结论正好相反。
在《豫章柏林重修大成族谱》中也有一篇“汉大农令罗公墓表”，纪录珠公墓碑。由于“大农旧有碑文，但字蹟断续不可悉记”，故没有记述生卒时间，只能纪录“罗公名珠，字怀汉，秦武陵令罗君用之嗣也，历官大农令，自长沙守九江，同灌侯筑城，手植豫章为记，斯佳城也。六子：居厚、宣礼、子成、知正、抵德、成通。”也是“永兴二年（公元154年）正月十五日八世孙太尉叶立碑”。这里没有任何随意的猜测，有就记，确不准就不记。实事求是。
查一查罗珠六个儿子的出生年月：
长子居厚，汉高祖壬寅（公元前199年，珠公33岁或47岁）八月十八日子时生。
次子宣礼，汉惠帝丁未（公元前194年，珠公38岁或52岁）十一月初九日生。
三子成汉，汉惠帝庚戌（公元前191年，珠公41岁或55岁）正月十八日生。
四子知政，汉惠帝壬子（公元前189年，珠公43岁或57岁）十二月十八辰时生。
五子祗德，汉少帝丙辰（公元前185年，珠公47岁或61岁）六月初六酉时生。
六子成通，汉文帝壬戌（公元前179年，珠公53岁或67岁）十月十六申时生。
由于珠公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出生年月，孩子出生时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年龄。显然，前一组年龄比后一组年龄更合常理。前一组年龄比常态也较晚十几年，这可能是原配未生育，而珠公重感情，十几年后才继配，生育六子。后一组年龄比常态要晚二十多年，难于置信。
再考查分析卒殁年份，上面列举的三处有两处认为是汉景帝后元二年卒，享寿九十。最后一处纪录是“公生于秦始皇丙辰二年（公元前245年）四月十四日寅时，殁于汉景帝丙戌二年（公元前155年）九月十八日辰时，寿九十一。”这三处纪录相接近的是“寿九十”或“寿九十一”。不过，前二处纪录都是“寿九十”，后一处纪录是“寿九十一”。
前两处有个共同的依据是“卒景帝后元二年，寿九十”。翻开历史，汉景帝即位有16年，前7年沿用文帝的“后元”纪年，随后6年改用自己的“中元”纪年，最后3年再用自己的“后元”纪年。这里出现了2个“后元”纪年。应该说前一个“后元”纪年是沿用文帝的“后元”纪年，只有后一个“后元”纪年才是景帝自己的“后元”纪年。公元前155年是汉景帝即位的第二个年头，但不是汉景帝“后元”二年，而只能算是“后元”九年。如果公元前155年为“后元”二年，那么为什么后来再要用“后元”纪年呢？公元前142年和公元前155年岂不是相同？所以说，称公元前155年为汉景帝“后元”二年显然是错误的，汉景帝“后元”二年应该是公元前142年。这样算来，罗珠得子的年龄就较为合理了。
那么为什么“东汉永兴二年甲午岁（公元154年）正月十五日八世孙大尉叶，字立成立碑”也会错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世远年湮，墓碑多次重修”，原有字迹难辨而出错，二是大尉叶也可能出错，毕竟世隔八代。
族谱记载经多次重修，在《豫章柏林重修大成族谱》中每次都强调“记汉大农令者记其闻见之实也”，每次重修都要多人重新校对旧有的资料。每次有了新的资料都是附加叠加上去的，不是重新编修。应该说比较可靠，但都应该经得起社会历史实践的检验。这次族谱重新编修，但原有的资料不能丢失，可以作为附件保留。
所以，我个人认为，始祖珠公的生卒年代是：“秦始皇庚午（公元前231年）七月十五卯时生，公卒景帝後元二年，寿九十。”

出仕年代
原谱系记载含混不清。《大农祠记》记述：“仕汉高祖为治粟内史，即大农职也，赋税宽平，国用优给。至惠帝时以直道不容出守九江，适灌侯有筑城之功，未毕。公偕妹婿石固继其功，民极趋之，劳而无怨，恪完城墎，即豫章城也。七年避诸吕之乱，遂隐红崖托迹仙学，结草为庐，书其庐曰：‘昔张子房为赤松之游，吾今为红崖之游，盖上友洪崖异人与禽鸟为乐。’”这里把罗珠的简历概括得很清楚。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公“仕汉高祖为治粟内史” ，兢兢业业，督运汉军粮饷，灭秦伐楚有功。经汉大臣灌婴（高帝时之车骑将军，后封颖阴侯）奏表，升迁参军知政，节制诸郡。“景帝初年，改治粟之官为大农令，故称曰大农令，遵汉制也。”拜相国大司农。拜相期间，赋税宽平，国用优足。
公元前192年，也就是汉惠帝三年，“以直道不容出守九江，适灌侯有筑城之功，未毕。因郡人张交（文？） 献地，遂与灌婴侯筑城。公偕妹婿石固继其功，环十里闢六门告成，民极趋之，劳而无怨，恪完城墎，即豫章城也。遂手植豫章於庭（香樟树），今城隍庙文锦局之樟，世传乃大农手植也。郡人张交（文？）德之，祀于九江北沙下，今新建西山豫章台即其祠也，遂居豫章沟。
公元前187年，即汉惠帝七年，吕后纂政，诸吕横行，遂隐洪崖，直至“卒殁其地”。
有的族谱记述珠公“初从叔事秦，秦亡仕汉”。我看也有道理，如果没有初始的锻炼，就很难有后来的出仕汉相大农令，成绩卓著。不过柏林族谱上没有记载，可能始祖珠公不愿提及旧事。
汉朝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豫章始祖罗珠为汉朝初期政权的巩固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始祖隐居洪崖直至“卒殁其地”后，汉朝又经过“文景之治”，汉武帝安邦，促成了汉民族的融合和形成。直至现代人都称赞汉唐盛世。
珠公长子居厚于武帝五年（公元前135年）世袭父爵大司农，这是汉王室对珠公前期工作业绩的肯定。建元中（公元前137年）仕集贤院景灵宫大学士，转大尉，赠卫国公，升用兵宰相。这说明珠公的智慧在长子居厚身上再度得到延伸。

隐居年代
公元前187年，即汉惠帝七年，吕后凌朝，立少帝垂帘听政，诸吕横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吕后篡权”。为避诸吕之乱，公谢病隐於洪崖山巅，今名罗汉坛，结草为庐，大书其庐曰：“昔张子房为赤松之遊，吾今为洪崖之遊，盖上友红崖异人与禽鸟为乐。’”
公元前179年，吕后被剪，文帝即位。次年，即公元前178年，汉文帝二年，“丞相灌婴访大农於洪崖”，希望珠公重新出仕，这时珠公54岁，已经隐居九年，“吾今为洪崖之遊，盖上友红崖异人与禽鸟为乐。”况且诸子幼小，难于外出继任，“天子不得臣”，继续隐居。
公为官期间尚有俸禄，隐居期间便无俸禄。但能生活俭朴，结草为庐，勤耕菽以果腹，“蔓植松柏，以示己节操也。”又种茶叶如豆苗者，香味奇异。
“记洪都城西四十里西山左右石壁相向斗绝，飞湍汪洋其下为洪井，即大农讲道处，故世称为洪崖先生。”
“又有名钓矶周围皆水者，大农游钓处也。”
公隐居45年，蔓植松柏，勤培蔬果，“与禽鸟为乐”。还要讲学，钓鱼。诸子孝顺，一家和睦。显然生活态度是积极乐观的，直至公元前142年，汉景帝“后元”二年“卒殁其地”，寿九十，可谓高寿。
另有异地豫章罗氏族谱记载：公隐居期间研习医药，为百姓治病，“治愈者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