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广西生活的人都知道，广西壮族的构成成分不是纯粹的一种。对于壮族，大家都有所了解，但又不甚了解，包括《考辩》者。仰求于日本人来给广西壮族下结论，能说了解吗？纵观《考辩》的前言，不是依据历史上个别人的议论、个别事情，就是取证于个人的诗句，把有关壮族生活习俗套在一切之上，把中近古以往的广西人全部土著化、壮族化，否定移民的存在。甚至指责旧省志、旧县志，以及新著的广西《壮族通史》关于壮族的历史记载与研究。《考辩》为什么如此着急？当下修谱、续谱的支系越来越多，一寻根，不知不觉挂到中原一方，《考辩》担忧了：“而且如此一来，壮族作为一个渊源有自的独立民族群体还有存在的依据吗？”专作民族研究工作的，实在不该有如此之担忧。壮族的构成成分应当有二：土著居民；外来移民后裔。这两支族人相互融合的结果形成今日的壮族。就算外来移民后裔都挂回原籍，也还有土著居民无处可挂，这不是“依据”吗？《考辩》者可能是不会挂的，不是还有依据吗？挂也并非易事，你若是土著，你对中原了解吗？你能挂上哪一家的哪一支？土著居民如果也有家史记载或传说，至多也只能挂到“武陵蛮”。历史研究应当客观，不能掺入臆想。不能凭借“以其故俗治”这点统治方略，把所有的外来移民都断定为“内气”，把其余的可能统统抛之而不顾。其实有利用价值的土著都封了官，难道有能力的外来移民就不得封官？得封官就是土著？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元素，通过婚姻的纽带，可以结成网，外来的同样有提携之人，怎么又当不了官？按理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朝廷择官的重点应当是中原移民，而不是土著，用土著实不得已。《考辩》者在《土司制度确立于元代说》中说：“也正因为元朝最高统治者视少数民族为‘吾民’，自然将其土官视作‘吾官’，等同于流官，于是出现了流官领土官，土官也领属流官的现象。”文中还说：“… 元世祖即同意湖广行省关于广西左右江太平、田州、来安、镇安四路总管府因‘所调官畏惮瘴疠，多不敢赴，请以汉人为达鲁花赤，军官为民职，杂土人用之’的奏请，以汉人为达鲁花赤。”这些话说明，制度与治情并不完全吻合，其外往往有很多细节存在，罗黄貌能在地州立足，自有其不为史载之原因，凭着主观置疑就认定其为土人，是有失偏颇的。历史是复杂的，研究不到家，不宜急于作结论，不能采取省力的捷径，通过否定几家官谱，就可以为壮族增添了几个姓氏，这样一来，渊源有自的独立民族群体－壮族就可以拥众自居。说实话，土著壮族为数应是有限的，从过去他们不断迁徙、不断开发拓展、不断流动的情况判断，他们并未得到安居，不可能正常繁衍生息，生产力之低下，不可能有丰厚的物质成果。由于条件的限制，决定他们拥众不多。至于官族是不是土著，我没有参论的必要。但从现在的说法去看，分析得那么整齐划一，凡是官族都是土著，官族，这一事物，只有一面性，来源也是一言以断之：本地。这些说法靠的是分析，而不是实在的记载，分析是带有错或对两面性的。罗氏的谱传，颇顺源流，能断为假？在史料并不充分的情况下，结论是不能服人的。前人的有些说法，到底说明什么，《考辩》者根本不去很好想一想，就下论断。比如引了柳宗元所咏的“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墟人。鹅毛御腊缝山罽，鸡骨拜年占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之后，诘问“指的是什么人？”这样的问题，柳宗元能帮《考辩》者什么忙？柳宗元描述的自然是不同于汉俗的广西壮民俗，是肯定壮俗的存在。这一点谁会有疑问？但柳宗元并非特指官族姓氏。是《考辩》者要作连线的。这种理解与众人大相迥异。柳说的自然是他看到的或听说的当地人，头两句所说的情况，是没有塑料袋、没有饭盒、而只有竹筒而又忘带或不带竹筒时代的情况，不管什么人，处在这样的情况下，都会这么做。这不是壮族的特点，是环境、条件使然。更不是几家官族的首创。这是广西这一地域居民生活经验积累最终形成的生活习惯。这些当地人主要是壮族，但谁又能排除移民的入乡随俗？谁说入乡随俗了就是土著？《考辩》前言还罗列出前人的诗句：“夷俗不知文化近”，“细嚼槟榔血点唇”，“花布抹头是壮老”，“何时弓箭暂离身”，“饮食行藏总异人”，“衣襟刺绣作文身”，“男女分行戏打球”，“情歌互答自成亲”。《考辩》者接着诘问：“又是谁家的文化？”《考辩》想说明什么问题？这些壮族的习俗，自然是壮族的文化，只能套在壮族的身上。这些诗句又怎能说明官族就是壮族？外来的移民处在壮族习俗的包围中，他们也会从流的，比如着装，他不可能不用壮家的布，难道他们会回原籍去买布缝衣不行？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上述诗句能说明什么？汉族出国，西装革履，你能说他不是汉族？壮族出国，西装着身，你又能说他不是壮族？还有没有提到的三响一扣宽头裤，壮、汉同装君可知？穿着宽头裤，是壮还是汉？《考辩》者引个别的说法，认定“十罗九古皆壮村也”。其实罗人很早就已进入广西（见下文），个别人的推断一定是正确的？罗村名罗，可能也是“攀附”中原了？湖北有罗田地名，能说那里的罗人也是土著？《考辩》试图以柳宗元“异服殊音不可亲”（《柳州峒氓》）的诗句说明官族都是土著，是不可亲的壮族。操壮语肯定有异音，着俗服肯定有异样。“不可亲”于个别群体是可说的，如当作普遍性，移民又能到哪里去结亲？又要回原籍吗？广西壮族纯朴敦厚，善于融合，乐于融合，尊重外来，恩思投报，迄今亦然。这是普遍性。有些分析者否定外来论，坚持土著论，只搞一点论，从而否定民族融合的存在。如果融合现象不存在，现在的壮族不大可能有几千万人的规模。历史是以事实构成的，不要把事实的历史变成分析的历史。
   《考辩》的前言部分说：“传闻明初傣族人没有姓氏，其首领请官府给定个姓”，“操壮傣语支各族，其姓氏都是后具的”。虽说是“传闻”，可以信其有。因为少数民族文化确实不同于汉族文化。以此传闻推及壮族也无不可。但不能因此而随意寻求对象来套上。由上面的传闻而得所有的官族姓氏包括罗姓都是后具的结论，谁会相信？人们会问：罗氏官族前具什么姓或名，后才具什么姓或名，是哪个官府定的？其实各家都有“香炉不断千年火”，自家源自自家知。《考辩》的逻辑推理如下：“传闻”傣族原无姓氏→因此壮族原来也无姓氏→操壮傣语支各族原来均无姓氏→土官是壮族，因此也原无姓氏，现在他们所用的姓氏都是后具的，是攀附中原的。多么理想的立论，多么稳当的依据，土官是土著，多么吻合的结论！但却有与《考辩》料想不到的事情。罗人自秦汉时起，已有迁移之动态，有一支罗人已进入广西地区，这些早期移民的历史，岂能抹杀？说罗世念、罗黄貌是土著的说法，在广西从来没有如是之说，广西僚人家园点出的壮族姓氏中，也没有点到罗姓，只有个别人，持此异端。区外有载汉代郭公之子逢公徙广西天河县；汉末建安时辇公之子令帛、令希二公徙广西太平府崇善县；汉元和时生的季章公三子德公后徙广西宜山县黄家村、天河县袁村等处；臣恭公长子汉元康丙辰年生的诚公（第五世），五十八岁出任广西谏议大夫；汉元康己未年生的崇公十世孙季萱、季万公徙广西太平府崇善县，支分庆远、宜山、天河等处；汉王莽篡位间芗公徙广西罗阳县；晋章公，晋建元甲辰年生，大元间，徙广西南宁府隆安县，后分武鸣、来宾、宜武等处。这些材料证明广西并不是壮族一统天下；证明《考辩》者之“由于自然的‘烟瘴’和人为的‘以其故俗法（治？）’像两道护膜，将壮族社会包裹得紧紧的，外气入不去，内气出不来”的说法是臆想的； 还证明《考辩》者之“壮族居地，远离历代王朝的中心地区，人口稀少，岭树重遮，热气薰蒸，明时还是个大象出没之所，‘鳄鱼夜吼声如雷’之区，草长林密，雨水充沛，高温郁热，病疫流行，自古称为‘瘴乡’。中原人谈‘瘴’色变，闻‘蛮’气馁”说法，是夸大其词的。即使个别人或少数人暂时不习惯，觉得不适，也不能说明中原不敢移民。再说，《考辩》所说的罗氏官族是生活在与贵州临界的地方那地州，天气凉爽，四季分明，风景独秀，比江西还好住，哪来的“中原人谈‘瘴’色变”？分明是抄袭堆砌形容词，自以为外界不了解，就可以任其述说，别人不了解，桂西人了解，桂西人生于桂西，长于桂西，比《考辩》者更有发言权。前几年，中国科学院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研究员在河池某地作报告，报告称广西及贵州是最适于人类居住的地方。这与《考辩》者的说法，形成鲜明的对照。从秦、汉时代到现在，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短短的区间，气候不会产生太大的变化。要说有区别，那就是开发程度较低的问题。但岭树重遮有什么不好？正好可以调节气候。《考辩》者想，把广西说得越过头越好，试图说明江西罗人无法进入桂西，在桂西的罗人（罗世念支系），是土著，姓罗是后具的，是造假。从立论到论证，都经过一番的苦心设计。从各支系的家谱看，历朝历代都有罗人迁入广西，广西成了罗姓大省之一。家谱可以弥补正史之不足，正史有很多材料是缺遗的。历史就是历史，历史哪能因有人另有看法而改变？“传闻”既可以用来论证土著的立论，同样传说也可以证明支系的脉流，怎能变成了“造假”？《考辩》者煞费苦心，总难自圆其说。《考辩》者总提之时，是否定罗氏在广西的存在的，但在分说之时却又不敢否定罗姓，用“后具”二字作补，论据却无法服人。支吾持假，哪能有什么有力的证据？
   历史有记载：“秦徙中县之民。使与百粤杂处”、 “我国东晋到明朝初年间，原来住在中原一带的居民三次向我国南方的大迁徙”。被动移民、主动移民的现象，历史上都存在。早期移民融入广西已有说明，不容置疑，融入何种民族当视情况而定。移民虽然融入异族，但他们毕竟有自己的根。根之存在是客观的。秦、汉已有罗人移民广西，后于宋、元入桂就没有可能？死咬那地州罗姓就是土著，但对那地州罗姓的来历却又无法考究，破绽百出，这是什么学术？
   《考辩》之前言部分说：“今日壮族最主要的文化特征是操说自己的民族语言”。又想在特征上做文章。这种论断虽然没错，但并不全面，只对一半。融入壮族的移民，因受语言环境的影响，逐渐改变原来的语言而操当地的语言，甚至可以变成壮语语言的传人。这种事历史上不乏其例，如回族，还有几人能说阿拉伯语？满族，还有几人能说满族语？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们少数民族的存在。同样，说壮话的也不一定都是千古不变的壮族。生活需要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所操的语言与民族并不能完全划等号。本人就看到一位随父母下放的北方青年，因收税工作的需要，与当地人打成一片，三个多月即可说出一口流利的壮语。此例足可说明，任何人到了广西，只要需要，只要用心学，都可以学会壮语，操壮语并不一定是壮族。话又说回来，早期移民的后裔，不仅改变原来的语言操说壮语，加上婚姻的关系，随母系自然而然变成壮民族的成员，随父系他们依然还有自己的根可寻。广西的真实情况应当如此。如果这样认识，倒还接近事理。要说壮族的语言文化特征除了操说壮语之外，绝大部分壮族都能说流利的汉话（普通话、大西南语言圈的汉话、少数知晓白话）是个多语民族，我看这也是特征，也是移民后裔语言文化上善于融合的特征。提出壮族的文化特征，能证明那地州罗人就是土著？
   《后汉书》有载：“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赐？）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后，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着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班兰，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B769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摘自国学网）
   这是传说，不足为据，但其中也有值得思考的地方。我们可以想像，从武陵到岭南，由岭南而至岭西（即岭表西端）古代越人由东向西迁徙，逐步进入桂西，这是由他们“好入山壑，不乐平旷”的特点决定的。原因不外是躲避战争或开拓的需要。说是桂西，但这些先民的分布情况并不很清楚。桂西开发较晚，人烟稀少，移民尽可开发。并不像《考辩》前言所说的。至于说什么“壮族居地，远离历代王朝的中心地区，人口稀少，岭树重遮，热气薰蒸，明时还是个大象出没之所，‘鳄鱼夜吼声如雷’之区，草长林密，雨水充沛，高温郁热，病疫流行，自古称为‘瘴乡’。中原人谈‘瘴’色变，闻‘蛮’气馁”。这种说法是想要人们相信，中原人绝对来不了广西，从而否定移民的存在，在广西生活的都是“土人”，为其立论服务。据文载，罗人翻山入川、入滇、入黔，甚至向中南半岛迁徙，也有进入朝鲜半岛谋生，还有飘洋过海，进入东南亚建立兰芳共和，比广西艰难的地方都不能阻挡罗人的步伐，难道就进不了与湖南接壤的广西？难道就进不了“千山拥洞，岭树重遮”一片阴凉的那地？
在广西，谁都知道，壮族有两种构成成分：一为越人后裔，即土著壮族；二为移民后裔，融入的壮族。这两支族人构成当今的壮族。由于相互融合，现在已经分不出谁是原住土民，至于融入者则各有自己的家传。而壮话则为大家共传承。
   《考辩》前言说：“如果遵从明、清土官们的说法，今日各姓氏壮族人的声言，他们操说的壮语从何而来？”像这样的问题，能说明什么？ 这不就是融合带来的结果吗？人去的确楼空，但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传承自会不绝。不因为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缺位而不存在，旧的传人走了，新的传人承接，只要生活生产需要，它永远不会失传。移民由于需要，就得入乡随俗，操起环境需要的语言，语言无优劣之分，语言为交际所需要，适用就好。移民不一定都留恋母语的富丽，环境变了，他们也会跟着变，只要生存需要，什么都得服从这一需要。韧是移民的特点，善变也是移民的特点。移民因说另一种语言就不是移民，就是土著，这种结论令人难以恭维。按照《考辩》之说，过去的广西全是土著人居住，说是移民，不是；原为移民，也不是。广西有个土著的加工厂，难怪广西有不同于其他省的民研结论。作为学术研究，随你怎么说，有没有人相信也用不着去管。学术应当自由。但把不成熟的研究，到处传销，阻碍别人修续家谱，实在是过分，这就是逼人回应的原因。历史的研究对与错，不是一人说了算，以一己之结论强加于人，十分少见。如果是真理，又何忧不为人所接受？万马齐喑的时代已经过去，莫非又想拉回来不成？

   2. 《考辩》前言引明人刘昌《悬笋琐探 .膺谱》（载略），此为个例。
又引清人王崇简《谈助 .连谱恶习》“凡舆抬皂隶，苟家业千金者，无不与遥遥华胄共相附丽”，“更若远方来宦，一值同姓，鲜不同宗，以致东西南北之人水木本源千里神合”。此种情况会有，至少在王崇简的周边存在，要不然他怎会说出这样的话？但引用者却无限地夸大，把这当作立论的基础、土论的救命。攀华附贵作为一种现象，每个朝代都有，不可否认，但是不是所有的家谱都是如此？如果如此，那贵胄有传，贫民无后了，除了贵胄家谱可信（因无需攀附），其余家谱都不可信了。据我所见，诸多家谱只重脉流，不从职级，是则是，非则非。非常客观。如果把特殊的事例当作一般，而把一般当作特殊看待，还有什么是可信的？如此一来，华胄之外的族谱都是白修了。
   “明、清以后，无论省志、县志，还是私家所撰的谱系，莫不声言土官们的先人是中原来人，源于中原的著姓望族，因随狄青南征侬智高立功授职方才落籍于桂西的。现在，此风仍频吹不止，大有越吹越劲之势。1998年出版的《壮族通史》肯定了此种说法”，这是《考辩》的唯我独尊的说法。试想，浩浩荡荡的几万大军南征剿侬，能不留下一兵一卒以戍边？一提到此事，便是攀附中原？考无凭依，议而有论，这是研究吗？《考辩》还说：“壮族土官诸族谱追源溯流，夤缘攀附于中原名姓望族”。《考辩》的前题是自己创造的，先把官族说成土著，于是便来任意发挥。不信，请看原文，官族的先世从何而来，说得清楚吗？愿说清楚吗？既不清楚，又从何得来的结论？《罗氏宗谱》中，始祖说对了，后世的世次很连惯，中间有错漏，这是实在的，但却一字不提，尽量回避，对于那些以后世之语述先世之爵的毛病却大加挞伐，有失公正。其实，谱载累累有误，这是常事，是诸多原因造成的。正如《考辩》之原书《壮族土官族谱集成》错字之多令人惊讶，何必又来五十步笑百步？广西的土著就那么了得，坐在偏僻的地广人稀的山旮旯，就能“胡诌”中原的世谱，广西的土官又那么愚钝攀附中原却不攀附赵刘朱王李这些名门贵胄，却偏偏攀附无帝王世袭的罗门，如此“攀附”也是攀附？先世的史载，不能说一切都正确，因惰于穷究，把不清楚的问题均归为“土”，这的确省了好多的麻烦，因为不需多少证据。此风现在吹得何等强劲！
   “《罗氏宗谱》的编者为了说明那地州的土官罗氏始于明初“从江西南昌府分居那地州”的罗黄貌，编了一串“江西南昌府”从汉惠帝至明初罗黄貌的罗家世系，但他们忘记了明军进入广西，罗黄貌是作为元朝的“世袭土官归附”的，而不是罗黄貌作为明军将领进入广西因“征讨那地州猫蛮”有功而封于那地的。“反客为主”，固然可以变被动为主动，但“归附”明朝的客体那地州世袭土官罗黄貌，是不能变为“征讨那地州猫蛮”立功的主体‘明军将领’罗黄貌的”， “罗黄貌以前的所谓“江西南昌府”罗家世系是伪造的”。这是《考辩》的说法。
我没有必要为罗黄貌辩护，我不是罗黄貌直传。我只是旁支。如果罗黄貌造假，我也得不到什么荣耀。如确为造假，我也不会认可。是土著又有什么不可？但按世次推算，罗黄貌，那地州知州，任职居那地。约生于南宋景定年间至元朝中期以前这一段时间的某个时候。入桂当在元朝年间。官谱认为罗黄貌明初入桂实在有误，但作为元官归附明朝，客体归附主体，后朝视前朝官员、后政视前政官员为客体，这是自然的事。这那能成为“土人”的证据？又何以成为‘罗家世系是伪造’的证据？有误与伪造并不是一回事。结论下得太离奇。“那地土官罗腾皋说“我祖宗自宋讨平那地，仰沐累朝圣恩，念伟积丰功，奄有兹土，俾子孙世袭抚治之”。这指的是宋朝的罗世念，符合历史。但因罗腾皋所处的时代其地已称那地，故用那地之地名，只能说思维不慎密，造成错误，与家谱的真伪又有多大的关系？至于说到罗黄貌伪造家谱一事，《考辩》的理由也是牵强附会的。罗黄貌是武进士，已有封爵，其后世袭无忧，他有何必要去忧虑其后的世袭问题而去造假？既然他有为当时王朝出力的事迹，王朝岂有置之于不顾之理？土人立功尚且授爵，黄貌立功岂无官封？以家世考虑封官，罗黄貌后人已具条件，造假实在无必要。《考辩》说法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考辩》的论证有个特点，把常见的错误当作造假的证据，因立论是一个“假”字，故一切错误都是“假”的证据。真是欲加之假，何患无词。《土司制度确立于元代说》中举了播州的例子，“…元末明初，播州土官宣慰使为杨铿，宣慰使土官同知为罗琛，播州总管为何婴，播州蛮夷总管为郑瑚，虽然罗、何、郑三姓土官都受辖于播州宣慰使杨铿，但是包括杨铿在内，他们四人各有治区，互不涵盖，各自传承，怎么能够因为播州宣慰司设有达鲁花赤，就否定了杨、罗、何、郑四人各自世代传袭的领地，否定土司的存在呢？”又是一个罗同知土官，可能又是姓“土”了。
   《考辩》原书称《壮族土官族谱集成》，书中载明：第二部分族谱的收集及第三部分由谷口房男撰写。书后亦表示，“囿于闻知，失于周正，尚祈斧正”。不知是真心实意，还是客套。反正我觉得此书以专题研究为主，这点无可非议。但研究的内容却是壮族的内容。以小小的专题掩盖壮族的繁衍的历史流程，使人误解，广西壮族就是这几家，使人没有对比思考判断的余地。虽是专题研究，对壮族的大略情况也应书上几笔，无对比怎能分辨是非？全书说的尽是只一无二之话。让不了解或不甚了解的人信以为真。
   日本人研究中国的民族史有他的目的（其实他的研究能力是极为有限的，怎能捧为大旗？），如能把中原四周的民族与中原的联系统统割断，他才感到痛快。他的话能以为据吗？广西《壮族研究概述》有如是之说 ：“第一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外国人研究壮族。西方学者研究壮族问题始于19世纪末叶，其时帝国主义列强竞相侵略东南亚及中国南方各省，他们出于侵略的目的，需要了解这个地区的地理、历史、民族、语言、习俗等等问题，适应帝国主义利益需要，有些殖民机构的官员，有些传教的牧师，有些学者，先后进入东南亚及中国南方各省作调查研究。最早是英国人（1880年，阿·柯奎翁；1909年，亨·理·戴维斯），然后是法国人（1897年，皮·勤·邦德里），美国人（威·克·杜德），他们从对缅甸的掸族、泰国的泰族研究起，联系到中国的壮族、布依族，他们通过对泰国泰族及广西、广东、云南文山壮族的实地调查，发现泰语与壮语的词汇基本或大部分相同，应该肯定这是他们调查研究的成绩。但遗憾的是，他们据此竟把壮族与泰国的泰族混同，并武断地说壮族就是泰族，把操壮侗语族语言的民族都称之为泰族；西方学者的这种泛泰观点曾影响了泰国、日本学者，有些学者曾发表文章，把居住在中国的壮侗语族诸民族称为东泰，居住泰国的泰族称为西泰。”
   我们修谱、续谱，并不是要改变民族，并不是要脱离广西回到中原，而是要弄清源流，尊祖敬宗，不做糊涂人。这与“壮族作为一个渊源有自的独立民族群体”有没有“存在的依据”又有何相干？壮族的存在是客观的，总会有“攀”不到中原家族世系的人，比如《考辩》者。而这些人应当作为重点研究而却只字不提，这是历史研究的悲哀。
   《考辩》立论来势很大，但却论证无力，论据脆弱，原因是以主观分析为主，缺乏事实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