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企生（363――399），字宗伯，晋代豫章（今江西南昌）人。为人多才艺人，讲义气。初拜著作郎，因为家贫亲老，要求补授监汝县令，刺史王凝之请他担任别驾。殷仲堪担任荆州刺史镇守江陵时，又引荐企生担任功曹，以后又升官至武陵太守。罗企生正准备上任之时，殷仲堪遭到桓玄进攻。殷把罗企生留任为谘议参军，一起商量军国大事。为感殷的知遇之恩，他不管生死，在殷失败后，拒绝弟弟罗遵生的拼命阻挠，定要保殷逃亡。罗企生被弟弟强制留下后，他仍坚守节操，拒不向桓玄屈服。而且不听劝阻，坚持为殷仲堪照看眷属，料理家务。桓玄也一向器重罗企生，不想加害于他，并派人告诉罗企生：“你如果向我谢罪，我就放了你”,但他拒不谢罪。在监狱中，他仍不改初衷，并历数桓玄不仁不义之行为，最后终于被杀。后人称他为“忠义之士”。（《晋书》卷89）
   这里是介绍《晋书》卷89的说法，粗看材料介绍很详细，但只要仔细分析对照一下 《豫章柏林重修大成族谱》企生名下的记载就不难发现，这些材料很可能是古时旁观者根据片面的事实所作的猜想。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上述材料说“因为家贫亲老，要求补授监汝县令”。而在《柏林谱》中介绍，企生公的父亲名“绥”，仕西晋“秀才，除郎中，转尚书郎，拜散骑常侍郎。”这样的仕宦之家这么会家贫？当然，亲老孝顺也是事实。作者猜想，不是家贫亲老那为什么“要求补授监汝县令”？所以说，这后半句有此事，前半句是猜想。既然后半句有此事，哪会有什么事？我认为有损于企生公的形象。不是“因为家贫亲老”才“要求补授监汝县令”，而是企生公的父亲绥公发现儿子有奇才，才要求增补临汝县县令。绥公早年在丰城池山祖居地学道并讲学，并敕封为“罗湖岱王”，“其初遇一异人，授以《遁甲兵书》、《都天遁书》”等伪书，误为“宝书”，并要长子企生熟读。企生公三复对父说：“天镜、地镜、人镜有用之书也！其馀出天门，入地府，秘局藏形，履符禁敌，皆幻语也。”岱王奇之，遂命企生举秀才，补任临汝县令。显然，企生公补任临汝县令是因为企生的父亲绥公发现儿子特懂事，认为有奇才，于是举荐儿子企生补授临汝县县令，并非是“因为家贫亲老，要求补授监汝县令”。企生公没有辜负父亲和民众的厚望，与民兴水利，均赋役，为民谋利。当地百姓歌谣：“豫章松柏留待宗伯（“宗伯”是企生的字号），临汝苍生实赖企生。”把企生比喻为豫章松柏，是临汝县百姓的真正父母官，百姓感恩不尽。这时企生公还不满20岁。如果说“因为家贫亲老，要求补授监汝县令”，那么企生公仅仅是为了谋生而要求做官。
   第二，企生公曾在殷仲堪手下任功曹。《晋书》卷89说“罗企生正准备上任之时，殷仲堪遭到桓玄进攻。”事实上是企生公上任之后建议殷仲堪召集镇上诸绅（包括桓玄）仿效古时盟誓效忠晋朝，殷仲堪不置可否。桓玄拥有武装早有谋反之心，要求他表态效忠晋朝那不是虎口取食？于是桓玄提前出兵。殷仲堪先要企生公担任长史，企生公婉拒，殷再要求企生公担任谘议参军，显然是殷便于逃避责任。企生公还来不及准备便被擒获，那里还能“保殷逃亡”？更谈不上“坚持为殷仲堪照看眷属，料理家务。”最后的结果是企生公“仍坚守节操，拒不向桓玄屈服。”宁可忠晋殉节。而殷仲堪则加盟桓玄反晋，随桓玄发兵进攻京城，废了晋帝。由于桓玄不得人心，最后晋将刘裕率众打败了桓玄。这就是历史。
   第三，《晋书》卷89的说，“桓玄也一向器重罗企生，不想加害于他，并派人告诉罗企生：‘你如果向我谢罪，我就放了你’,但他拒不谢罪。在监狱中，他仍不改初衷，并历数桓玄不仁不义之行为，最后终于被杀。”的确，桓玄看重企生的才华，预先曾赠羔裘给企生的母亲胡氏，胡氏怕企生不是桓玄的对手而吃亏，没有告诉企生接受了羔裘。企生知道后十分后悔，但决不放弃忠晋反奸的初衷。如果企生公只知“为殷仲堪照看眷属料理家务”，不懂大节大义，难道桓玄是个重视普通众生的大善人？桓玄送羔裘的初衷就是担心遭到企生公的反对，收服殷仲堪是很容易的事，殷仲堪加盟反晋就是事实。《晋书》卷89的说，“你如果向我谢罪，我就放了你。”桓玄也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企生公并没有得罪桓玄，也不知道桓玄的险恶用心，所以才会发起要求诸绅“盟誓忠晋”。桓玄也不会轻易暴露谋反之意，否则便会成为众矢之的。桓玄一发兵，企生公便明白了桓玄的用心。从企生公被擒获起便知自己必死无疑，企生公要忠晋爱国，桓玄要谋反争帝。抓获企生公后桓玄千方百计要企生公为他效劳出力，这怎么可能？甚至还想到要尽忠就不能尽孝，要求生尽孝就不能尽忠，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宁愿做刀下鬼。在狱中留下《死节》一文，表达心迹。企生公在狱中不会“历数桓玄不仁不义之行为”。桓玄为了得到企生公为其效劳，便抓获企生公的兄弟遵生，企生公对桓玄说：“乞一弟，以养老母，企生就死！”如此语气，怎么会“历数桓玄不仁不义之行为”？逆贼梗其忠，公从容就义。
  《晋书》卷89的解释大大扭曲了企生公的形象，也自相矛盾。详情请见《忠义之士企生公人生解读》。
   企生公从小遵母命接受了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从小就懂得“至孝悌之道，教国教家始于事亲，终于事君，迺能立人之道。”从小立下为国为民的远大志向。
  《晋书》卷89有关这一段的内容，作者为什么要如此写？显然，企生公大义凛然、忠晋爱国、舍身取义的壮举，知之必定肃然起敬。企生公的表兄豫章太守胡藩极力在朝廷禀奏，也必定会震动朝野，胡藩得到刘宋太祖玺书，以“一门忠孝”匾额挂在企生公先祖瑭公柏林旧居南池塘。企生公生前曾升任武陵太守，未然上任。其他的朝官又如何处世？这是一道难题！封建社会的官员有几个能做到像企生公那样？很可能要极力贬低企生公的形象，你一言我一语，说出“《晋书》卷89”有关企生公的评语也就不难了。
   历史资料是宝贵的，但要综合分析，切不可盲目轻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