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中提到，“家谱是记载同宗共祖的血缘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它与方志、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通知》对于家谱的性质和任务作了高度明确的概括，给我们编修家谱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我们主要是研究家谱，研究同宗共祖的血缘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不是一般文化的认同，尽量参考方志和正史，研究先祖活动的社会环境，但不是以方志或历史名人的结论为准，那样势必走入歧途。家谱、方志、正史能够互相补充但不能相互代替，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各有不同的人群去做。
  有人认为研究族谱“以史为准，经史考验” ，“鉴于代久年湮，远古世系已不可考”，“罗氏正史应从罗子国并入楚国后开始”，甚至称豫章始祖罗珠是“罗氏第1代子孙”，这是十分荒谬的，我很难认同。如果罗珠是“罗氏第1代子孙” 的话，先秦时代的乘公是罗氏第31世，罗珠是乘公的第11世孙，那么珠公和乘公的关系如何称呼？ 那只有把珠公先前的40代先祖合并成一个，叫祖宗。不知可否？
  这里说的“史”可能是指“历史”。如果是指“历史”，我们就可以引用“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其中指出：家谱“与方志、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也就是说，家谱、方志和正史都是重要的历史资料，而且是“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可实际上提出“以史为准，经史考验”的人恐怕不是以上述的历史资料为准，而是以“历史名人的文章记载”为准，如果这种“历史名人的文章记载”有我们家谱中的人物，我们家谱中的人物就存在，否则就要怀疑这个人物是否存在？例如豫章第35世的罗元杰和豫章第36世的罗立行叔侄俩，就可能是“杜撰”或“掇拾”出来的人物，最多再去寻找别的资料“考证”一下。如果这种“历史名人的文章记载”说我们的某分支家谱记载有什么问题，那我们的某分支家谱记载就一定是什么问题。这不荒唐吗？历史名人的文章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小报，千万要谨慎。
  有人抬出明朝状元罗洪先的评语去否定“南昌《柏林罗氏族谱》的记载”，称其有些记载“最为荒诞”，主要是乱写汉代官职及学历，并且将北魏改罗氏的少数民族罗结家族的人物列入《柏林罗氏族谱》，为了强调罗洪先评语的“正确性”，又抬出明朝状元罗伦在为《丰岭罗氏族谱》作序时，明确表示反对“南昌《柏林罗氏族谱》的记载”。其文章存于《四库全书》罗伦文集之中，佐证了罗洪先的评价有据。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这种人的思维方式：甲拿着自己的物品进屋去，乙说“甲偷了人家的物品”，丙接着说“我反对偷窃行为”，于是证明乙说的“甲偷了人家的物品”的结论是有根据的，有两个名人都说，还会有假？。我们大家可以从族谱上查找到北魏时期的罗结是豫章第18世，是柏林基祖瑭公的长孙罗钟的曾孙，先祖源流清晰，怎么不可以记入南昌《柏林罗氏族谱》？而且记入了“名宦录”。尽管北魏的皇帝是少数民族，罗结家族的人物仍然是豫章柏林罗氏。
  “南昌《柏林罗氏族谱》的记载” “最为荒诞”的主要罪状就是“乱写汉代官职及学历”。据说其原因是“大部分谱牒是由族中略通文墨者执笔，缺乏必要历史知识，常常闹出许多笑话”，有的文章称族谱是“农民”编修。我们大家都知道，不管农民怎么缺乏必要历史知识，可能会把官职和学历的名称写错，但自己亲人的名字总不会搞错吧？因为家谱是记载“同宗共祖的血缘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基本的含义没有错。另一方面，我们也常常听说或看到，有些官位高、学历高的人看不起普通的劳动者，甚至不承认地位“低贱”的父母和长辈，这是十分可悲可憎的。明朝状元罗洪先是庐陵秀川支系，承认秀川的始祖是唐朝的崱公。我们大家也可以从族谱上查找到唐朝的崱公是豫章第34世，属于南昌柏林罗氏南房世系，先祖源流清晰。南昌柏林在唐宋年代很有名气，由于战争的破坏和豪强的掠夺，至元明时代已经一落千丈，特别是明朝永乐初年，朱元璋第17个儿子宁献王朱权进驻南昌府，掠取了柏林花园的全部花石设施，柏林罗氏大宗祠彻底被毁。由于明朝状元罗洪先认为“南昌《柏林罗氏族谱》的记载” “最为荒诞”，至今秀川支系的先祖只上溯到唐朝的崱公为止，看来唐朝的崱公真像孙悟空那样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试问历史上明朝状元罗洪先的评语还能“为准”吗？
  罗洪先在其“宝庆忠节祠记”一文中的开头，开宗明义叙述了他的处世之道：“论事者，理常诎而势常胜。君子处事，尝夺于所胜而疾于所诎。”这就是说，办事的人发现，有理的一方常常会“诎”，即失败，或处于下风；而得势的一方，尽管理不足，但常常取胜，或处于上风。他认为，聪明的人办事就是要千方百计占上风，而不要失败，言外之意，即使理不足也要强词夺理，人多也会势众。显然明朝状元罗洪先是个标准的实用主义者。试想一下，当时南昌柏林在豪强皇亲朱权的压逆下，明朝状元罗洪先会作何选择？
  “二十六史罗氏先贤简略”也扭曲了企生公的形象。南昌《柏林罗氏族谱》的记载，企生公在母亲胡氏的精心安排下，接受了严格的儒家思想教育，遵循“事亲事君”“始于事亲”“终于事君”“乃能立人之道”的思想，从小立志为国为民。企生公从小有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父亲错给他一些“道术”的伪书，企生公多次回答“天镜地镜人镜有用之书也，其余出天门入地户秘扃藏行履符禁敌皆幻语也。”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反映天地自然规律（镜像）和人类社会规律（镜像）的书才是有用的书，其余出入天门地府秘密藏形念咒却敌等都是瞎说（幻语）。父亲既惊奇又高兴，于是为他增补汝临县县令，当时企生公不满二十岁。企生公上任后，与民兴水利，合理负担徭役，不负众望，深合民意。汝临县有首民谣：“豫章松柏留待宗伯（宗伯是企生公的字号），临汝苍生实赖企生。”公元399年企生公因忠于晋朝不愿为谋反的桓玄效力而被杀害，时年37岁。详情请见《忠义之士企生公人生解读》。企生公的节义震动朝野，企生公因“忠”而名闻天下；遵生公因瞻养老母和抚养孤侄而以“孝”闻名。但是，史料“二十六史罗氏先贤简略”记载的企生公却是个“家贫亲老”而求官的书生，在上司殷仲堪失败后投敌叛变之际“坚持为殷仲堪照看眷属，料理家务”的庸碌之辈，被桓玄抓获后只会“历数桓玄不仁不义”的“忠义之士”，这样的史料还能相信，还能“为准”吗？所以对史料要综合分析，不能盲目轻信套用。
  历史资料也有“掇拾讹传”，这是因为历史资料有的是事实本身，有的是当时不同的个人的看法，有着历史的局限性，我们应该深入寻找历史事实本身，找出不同事实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至于个人的看法，可以参考，但千万不能为“准”。因此不要轻易按自己肤浅的主观臆断或历史名人的结论去套用。如果发现相同事件的不同资料有矛盾，那就要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对比，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找出正确的结论。
  我想起了这次修谱前两年的一件事，我们发现南昌《柏林罗氏族谱》确实记载了豫章始祖珠公“仕汉高祖为治粟内史”，而且还记载了“灌侯时奏起为参军知政，节制诸镇，官拜相国大司农令，赋税宽平，国用优给。”其他许多分支族谱也有类似的记载，然而，江西地方志虽有罗珠的名字，且记载“有功德于民”，但没有记载罗珠担任什么官职，于是有人要求把官职补充到江西地方志上去。人家回答，别的地方没有找到类似的记载来印证，总不能听你一家之言就记上去吧。提出的人想想也有道理，再想想，南昌《柏林罗氏族谱》为什么有罗珠官职的记载呢？肯定是主笔编修南昌《柏林罗氏族谱》的人文化修养低，是农民，“乱写汉代官职及学历”，于是南昌《柏林罗氏族谱》的记载肯定有问题。这位老先生看问题没有深思，对于族人来说，族谱记载的内容是有感情的，而对于负责记载方志的人来说是管理全省地方的历史记载，你一个姓氏只是千万个姓氏之一，没有科学的考证和一定的程序能行吗？况且官职就那么重要？要知道，豫章始祖珠公及其长子罗居厚，还有豫章柏林基祖瑭公及其长子罗文通，对于官职的高低看得并不重，这是从族谱的记载以及分析众多的历史事件中得出的结论，我们后人就一定要看得那么重？况且现在的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在“族谱上网，资源共享”一文中已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恐怕也是我同这位老先生的重要分歧之一。我很欣赏《中华罗氏通谱》的总编辑罗训森先生，把分散在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有关资料基本上收集在一起，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功劳，可以说是功德无量。
  我在整理南昌《柏林罗氏族谱》，当然是以南昌《柏林罗氏族谱》作为第一手的资料，但也不是以南昌《柏林罗氏族谱》“为准”。例如，我写了一篇“豫章始祖罗珠人生解读”，分析了始祖珠公一生的发展经历和品行功德。在南昌《柏林罗氏族谱》中记载珠公“刚直不阿，居朝不容”，这是说明珠公为官清廉忠于汉朝，后又发现珠公不是被贬守九江，而是“奉命九江守邦”，觉得有些矛盾。再深入分析发现，“刚直不阿，居朝不容”是南宋人叙述颖公的墓碑铭称赞颖公先祖珠公所记。宋朝有个“包公”，人誉“刚直不阿”，百姓称赞为“青天大老爷”，但如此便容易得罪皇亲，容易“居朝不容”。而我们的始祖珠公不是像包拯公那样办案，而是默默无闻的“搞后勤”，使得“国用优给”，而且“赋税宽平”，不会得罪什么人，是完全靠人品和智慧去完成工作，后来尽管吕氏作乱，他也不太会直接同吕太后作对，吕太后也无暇顾及旧大臣的态度，只要不公开反对吕太后专权就可以。再深入分析，当时珠公奉命九江守邦，是灌侯对于珠公的信任和重用。因为当时开国功臣张良已经离朝修道，萧何已经病逝，开国功臣只剩下灌侯，而灌侯又非常欣赏珠公。当时灌侯守卫九江郡，也接受了汉高祖刘邦的嘱托，“要保卫吕雉和刘盈母子的安全”，灌侯必须回西安。九江离京城西安路途遥远，九江外围还有藩邦，即后来七国叛乱的藩邦。因此九江就要有得力的忠臣守卫，灌侯想到了珠公，虽然族谱上没有这么写，我认为这是顺理成章之事，所以后来就不用“刚直不阿，居朝不容”，而用“清正廉明，终于汉朝”。这同后来珠公长子仕汉武帝“集贤院景灵宫大学士，转大尉，赠卫国公，升用兵宰相”，最后告老返乡得汉武帝“世袭父爵大司农”，前后相呼应。
  我认为网上公布的资料以及族谱上记载的资料都是非常珍贵的，都值得重视，值得研究，这是我们研究的依据。应该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综合分析，得出一个统一的合理的解释。我们现在的资料是够丰富的，足以阐明罗氏先祖的源流，足以勾画出罗氏发展的概况，如果有具体的谱记，就可以列出具体的世系渊源。
  由于“豫章前罗氏先祖源流”有几种不同的记录。我还是采用综合分析严密推理的方法来研究。排除一些内容也要有理由，不应该轻易否定或者怀疑。
  对于古籍，我知之甚少，主要是族谱，而且基本上局限于南昌《柏林罗氏族谱》，难免偏颇，愿接受批评。
                                               罗时实  2008年元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