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乌蒙王罗星，字杓（音biao），彝族名禄阿杓，汉族血统。约１０５０年出生于江西吉安府汲水县的一个名门望族之家。自幼习武，聪慧过人，长大后从军，任大将军王宣的副将，驻守西南边防戎州。（今四川宜宾、南溪等地）熙宁七年（公元１０７４年）乌蒙夷（今彝民）乱，阿杓奉命征讨，平乱有功被封为乌蒙王。

　　阿杓生活在北宋中后期，这一时期冗官、冗兵、冗费。农民不堪受压迫剥削，被迫揭竿而起，参加者有农民、士兵，还有北方、南方、西部少数民族。农民起义连年不断，统治阶级不得不哀叹：“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同伙）强于一火。”（《欧阳文忠公文集》卷１００《再论置兵御贼札子》）时，王安石主张变法，其中“将兵法”把各路边防驻军，划分为“几个”或“几十个”单位，每单位设置“将与副将各一人”。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阿杓是在“变法”中被委任为王宣的副将。据罗氏家谱载：“神宗熙宁七年，朝廷命戎州别驾熊本讨泸夷，枭之。遣大将王宣等进剿，而阿阴部乞降，于是鬼主诸夷余罗氏从征有功，皆愿世为汉官，遂敕封吾祖罗公讳杓为乌蒙王”（李正清《昭通编年史》），王安石“变法”中“将兵法”置“将与副将各一人”熊本遣“大将王宣等”，这里讲的“等”就是指阿杓，因为在平乱后要在军队中选择封王者，除了大将则是副将。王安石变法从１０６９年开始，到１０８５年终止，这恰好是阿杓从征被封王的年代。

　　阿杓究竟是夷人还是汉人呢？史书的记载是不确定的。蜀史载：“乌蒙军民府，唐时乌蛮仲牟由之裔曰阿统者，始迁于此甸。于十一世孙，乌蒙始强，号乌蒙部，宋时阿杓为乌蒙王”。（《蜀中广记》）昭通史载：“昭之为地，自汉至随属郡县。唐为乌蛮所居，到宋为王。……阿统，乌蒙仲年由之裔，唐时居此，阿杓，阿统十一世孙，宋封为王”。（《昭通县志》）盐津史载：“相传阿杓系罗氏来此之祖，原本汉人，与夷结合，遂为汉父夷母”。（《盐津县志》）上述三段记载都有道理，但“原本汉人，与夷女结合”更为准确。理由是：

　　其一，阿杓奉命讨夷，到了乌蒙部落，看到夷民以：“康、麸 、秕、稗、野果、野菜充饥”，“亦身露体”，“居住洞穴”。不忍以兵威定。身为将军的阿杓，自然想到三国时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安扶政策，便实施宋朝的“和亲”政策，入赘为乌蒙部落“大鬼主”（酋长）的女婿。于是“乱平，封为乌蒙王，赐姓禄。”（《盐津县志》）按传统的婚姻习俗，入赘女婿要改名换姓，随岳父姓，岳父母视其子，内兄弟姐妹称呼其兄弟。因此，史书上有：“阿统的十一世孙”和“罗兄禄弟”的记载。
其二，杓是乌蒙王阿杓的表字。罗氏家谱载：“始祖罗公讳星，字杓”。（《昭通史编年》）字即表字，根据人名中字义另取的别名，如诸葛亮字孔明，岳飞字鹏举。这种有表字的取名是汉文化的传统。夷民族是在明朝期间，派子弟入南京国子监习汉学后，有建树者才为自己的名另取字、号。罗星，字杓，杓是指北斗的第五、第六、第七十三颗星，像勺子把，其表字与名的字义相同。由此可以断定阿杓是血统的汉人。

　　北宋中后期，是一个战乱的年代，方腊、宋江起义前后，于公元１１０９年大理王派段思平号召“三十七部彝族人民举兵起义”（《南诏野史》）此时的乌蒙部已被封王，不愿举兵，“愿世为汉官”（《昭通史编年》）盐津史有一记载：“乌撒夷乱，被调，让职其弟”。（《盐津县志》）这是指乌撒夷响应段思平的号召起兵，朝廷调遣阿杓领兵平乱，其王位让内弟禄氏。公元１１２１年４月方腊领导的南方农民起义失败后，大理段思平领导的彝民起义也相继失败，乌撒乱平。这时的阿杓已是七十岁左右的老人，约在公元１１２２年奏准告老在盐井大同夷渡山（今盐津普洱镇小洞村）安度晚年，卒后安葬在夷渡山石马岗。

　　石马岗乌蒙王阿杓墓地，墓葬早已被盗贼洗劫一空，仅剩下拿不走的石马、石羊、石狮各一对，墓表石一块，约一米深的墓穴存有石棺。从墓表石和石马等的石料看，属沙石类，易风化，石马等石雕经八九百年的风化，线条已模湖不清，墓表石仍在风化脱落。由此推断，“乌蒙王坟……无碑记，相传说如此”（《昭通县志》）的记载有误，而且不叫“碑记”，应该叫“墓表”。墓表是立在墓前，刻载死者生平，表扬其功德的石碑。既然墓表石仍然立在墓前，那当年殡葬时一定刻有墓表，已风化脱落，现在连墓表碑帽上的二龙抢宝雕刻图案已看不清。其墓表，按历来的写法，中间行应刻：“乌蒙王罗公讳星之墓”或“乌蒙王禄公讳阿杓之墓”，右边刻阿杓的生平事迹，左边落款刻子孙名讳，这是当时汉民族的殡葬习俗。

　　阿杓的殡葬，既要随汉俗，也要随夷俗火葬，夷民的火葬习俗，骨灰多用陶罐、釉陶罐装下葬，或直接装石棺下葬。火葬习俗至明朝后期由政府明令革除，才逐渐废止。盐津文管所收藏的阿杓墓出土的三节釉陶罐，经专家鉴定属宋至明初的文物。三节釉陶罐可能是盛阿杓骨灰之用。阿杓墓既有坟墓表，又属火葬，采用汉夷殡葬习俗，这样体现其子孙对“汉父夷母”的孝道是情理之中的事。

　　乌蒙王阿杓在位期间，“善扶众”促进了汉夷苗各民族的团结，稳定了乌蒙王国；还带来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耕技术和制陶技术，发展了生产，使乌蒙开化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