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忠臣罗企生

诗云：拜官参军谟，好叹八阵图；空提三尺剑，未遂两观诛。
          身虽为贼虏，心与国事俱；宁为司马鬼，不为玄贼民。
   罗企生   字宗伯，罗绥长子，东晋兴宁元年（363）四月十二日寅时生，隆安四年（400）九月初十日卒，晋代柏林人。为人忠厚，多才多艺。初从母命，师袁崧。袁崧授以图书音律体，企生有悟性，领会甚速。崧常对身边的人说：“罗子刚不激，柔不靡，可造栋材”。少年时，父教以《遁甲兵书》并《都天遁书》。企生经过反复研究后，对父说：“天镜地镜人镜有用之书也！其馀出天门，入地户，秘局藏形，履符禁故，皆幻语也”！罗绥奇之。由于罗企生领悟快，又能吃苦，成人不久举秀才，补临川令。与民兴水利，均赋役。因而文名益达，迁秘书监著作局著作佐郎，掌三阁图书，权国子监祭酒，修《三国志》未就。此时殷仲堪镇江陵，企生出为公曹。表弟胡藩劝企生：“殷侯倒戈授人，宜见机而去。”罗企生说：“余去殷侯是去天王藩镇，吾所以不去者，将望兴复，以彰国耳！”胡藩看劝说无望哀叹而别。不日，企生迁为武陵太守。还未到任，桓玄攻仲堪，仲堪委企生以长史事，企生辞谢不已，又表为咨议参军。企生见仲堪多疑少决，对弟遵生说：“殷侯仁而无断，事必无成。”及败，文武官员没有跟随，惟罗企生从之。路经家门，其弟对企生说：“兄弟就要分别，何不握手！”遵生有膂力，将企生拉于马下，说：“家有老母，欲将何之？”企生说：“始焉蒙晋之恩，不能全君臣之义，继焉蒙殷国士之遇，而又不能殄丑类，何面目以求生乎？”委弟以养老母，一门之中，有忠有孝，吾无悔矣！此话后来传之恒玄，恒玄听后勃然大怒，下令将兄弟二人抓获，并说：“尔将何言？从吾释耳！”恒玄素待企生厚，因而派员问企生有何求，企生说：“乞一弟，以养老母，余遂死无怨！”恒玄遂决定将其父杀害，行刑前，又派员再问企生说：“汝还有何言？”企生说：“虽死无憾！”卒时，年三十七。恒玄曾经送企生母胡氏一件羔皮袍子，这时，胡夫人在豫章，当企生被害的消息传来时，胡夫人当天就把那件皮袍烧掉了。企生留存遗诗三首，载《世徵集》。恒玄会企生请求释遵生。则遵生怕恒玄反悔，则于彼处假设葬地，而后即扶携企生之子昌，束兄骸潜居原祖籍柏林，又迁涂埠。刘·宋元嘉间（约433），豫章太守胡藩（刘裕手下的功臣，东晋时曾随刘裕北伐灭南燕，又从刘裕镇压卢循起义，并帮助刘裕打败刘毅，征讨司马休之，为刘裕称帝立下汗马功劳。因功封为阳山县男，食邑500户，卒年谥为壮侯。）奉太祖玺书，早敕有司，与令尹鲁攀到宅地柏林南池塘曰：“一门忠孝”，并立祠奉祀。泰始间（约466），尚书左仆射（后为江州都督）王景文在柏林为企生、遵生建忠孝牌楼。唐朝裔孙请谥，太常谥曰：“忠”。贞元间，江西提举东阳柳贵又重新立牌坊。元和七年（812）间，翰林学士、行户侍郎同平章事赞皇李绛著传；开元丁卯十五年（727），豫章太守曲江张九龄撰碣，瓜州刺史张守池书并矜。
 配徐氏，北沥徐孺子世孙广公女，封夫人。副配孔氏，浙江会稽县孔仆射孔安国女，封夫人。二妣痛夫死于非命，哀毁成疾，忌日致祭，深谷古礼，终身惟服素衣。
 生子二  昱 、 昌；昱在父卒时失散，下落不明；昌随叔父遵生回到南昌。女二：长适双岭胡壮侯胡藩之子胡隆世，次适谭邓博士邓鲁贤。
 

东晋孝子罗遵生
 

 

  

 明胡俨，诗云：花萼日相辉，离衬嘱孝思。开堂闻声亥，入室想容仪；默念秋云冷，高眠刻漏迟。楣间揭华匾，千古墨淋漓。
   罗遵生  字永伯，罗绥次子。生东晋兴宁三年（365）十月初九日巳时，卒刘宋元嘉十六年（439），享年74岁。好学尚义，初辟为州祭酒，后作侍御史。在还未任职时，在家奉待母亲，当时兄企生在荆州为官，遵生扶母就养，后来桓玄作乱，待殷侯兵败，企生、遵生兄弟被获。企生抗节死难。遵生说：“兄弟之仇义不反兵，但他但心恒玄改变主意，孤侄还在桓贼境内，二者势不能全，与其报不能报之仇，还不如回籍养母抚孤，以全宗嗣。”遂披发佯狂，请囚。桓玄看遵生疯疯颠颠模样，并感企生乞弟养母之义，才释放遵生。遵生带着他的孤侄昌，和企生骨骸回到南昌。后来母胡氏疾，遵生朝夕勤菽水，问寒嘘暖，事事亲躬，直至躬奉慈母归仙。遵生庐墓三年，衣不解带，孝感天神，世称孝友。事详江西省志。遵生卒后葬罗舍东罗山。唐大历五年（770），江西观察使判官李秘撰碣。明代南昌人祭酒兼侍讲掌翰林院事、国子监祭酒、重修《太祖实录》、《永乐大典》、《天下图志》的总裁官胡俨，为遵生孝悌的感人事迹，作诗曰：“花萼日相辉，离衬嘱孝思，升堂闻声亥，入室想容仪：默念秋云冷，高眠刻漏迟，楣间揭华匾，千古墨淋漓。”配陶氏，江州栗里陶太守陶茂公女，封夫人。子二：昊、勗；女一 ：适城南喻载。
 笔者：忠与孝，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之一。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两千余年儒家学说不但与封建专制政治相结合，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尊崇和利用，而且渗透到社会意识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社会心理的凝聚都有巨大影响。企生、遵生的行为因之为朝廷所推崇，被人们所接受。刘·宋泰始二年（466），尚书左仆射（后为中军将军，江州都督）王景文在柏林为企生、遵生建忠孝牌楼。宋代，儒学即理学更是得到官方的全力保护，更看重忠与孝，曾颁行八行取士。所谓八行取士，即忠、孝、悌、和、姻、睦、任、恤为八行。辽乾统间定制，以其八行有德者为取士标准。《续资治通鉴·宋纪》徽宗大观元年（1107）；三月甲辰诏：以八行取士，善父母为为孝，善兄弟为悌，善内亲为睦，善外亲为姻，信于朋友为仁，仁于门州为恤，知君臣之义为忠，达义利之为和；孝悌忠和为上，睦姻为中，任恤为下。又制为不忠、不孝、不悌、不和、不姻、不睦、不任、不恤之刑。在这之前，即崇宁二年（1103），宋徽宗赵佶就曾敕文盛赞企生、遵生。敕文曰：“朕闻尊君之义莫大于忠，事亲之道莫大于孝。昔晋企生不事伪朝，全节而死以尽忠；弟遵生扶母归养，抚孤继祀以尽孝；一门之中有忠有孝。朕以孝治天下，以忠勉天下，宜书额以嘉奖；申敕有司，表厥立门闾，庶忠孝昭明，臣子知之，兹降玺书用彰崇典，钦此！”并为企生、遵生牌楼御书“一门忠孝”，使柏林名闻遐迩。可惜该牌楼在明成化年间（约1474）倒塌。
 柏林在西晋泰始八年（272）由罗瑭开基，传至罗瑭第4代裔孙罗企生、罗遵生兄弟，企生忠义、遵生孝悌的事迹，南朝刘宋荆州刺史、中书令、临川王刘义庆编撰《世说新语》，将企生、遵生事绩编入首卷。在我国权威的二十五史（包括《清史稿》）中的《晋书》第八十九卷《忠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十一《晋记》三十三、《通鉴纪事本末》卷第十七《伪楚之乱》等史籍中有详尽记载，在《江西通志》《南昌县志》等地方志和现代书籍《中国历代名人大辞典》、《江西历代人物辞典》中亦有记载。
 企生、遵生事迹不仅在正史、方志和现代一些著述中有详尽记载，在文学作品中也有反映。近代历史学家、小说家，浙江萧山人蔡东藩即蔡郕，在他所著《历朝通俗演义》中的《两晋演义》第85回：《失荆州参军殉主，弃苑川乾归逃生》里，对企生忠义、遵生孝悌的行为，用文学语言作了描述。该书以演义体裁写成，但又遵循“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的写作原则，为传播我国历史知识起了一定作用。然而作者在该回的点评中却说：“罗企生不从胡藩之言，甘心殉主，徒死无益，殊不足取。”显然，作者对“忠义”二字没有作全面的阐释，至少是带有历史的偏见。殊不知，“忠”有“忠君”、“忠友”之分。当时，诸侯分争，各司其主。况且，企生忠于其上司殷仲堪，是一位守仁义的封疆大吏，企生投其门下，就是为“将望复兴，以彰国耳！”这八个字，充分显示了面对篡国夺权的桓玄等奸逆无所畏惧，企图复兴国家的强烈愿望。在做不到这一点时，仍坚贞事主。因为殷“多疑少决”而败于篡国奸臣桓玄。殷虽被桓所败，但企生决不舍义求利而投靠玄。仍然照看殷家，这是势利小人所难为所不能为的，唯有罗企生这样有高尚品德的君子才肯以生命为代价而为之，这是“忠”、“义”的具体表现。这种肝胆忠义千百年来成为罗氏家族的风范，所以，历史上罗氏家族“尽有忠臣，少有奸佞”。这样看来，此回作者的点评倒真是有“殊不足取”了。
 不忠不孝而获得成功的确实大有人在，但这样的人无一是正人君子，列一是忠烈之士，卖友求荣，卖国求荣往往是这些人的拿手好戏。因此，无论是交友还是“选择干部”，是不是孝子，应该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标准。
 罗遵生，《南昌县志》有事迹载：“罗遵生，字永伯，仕为著作郎，兄企生既为被难，乃至故事母。后赠侍御史。”（民国魏元旷撰，台湾成文出版社）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中记：“罗遵生，东晋豫章人。罗企生弟。企生为殷仲堪咨仪参军，仲堪为桓玄所败，企生从走。路经家门，遵生有勇力，牵兄下马，曰：“家有老母，将欲何之。所之不释手，遂留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