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遵义地，汉代为夜郎国旁小邑之鳖国，是“西南夷”少数民族聚居地，主体民族称“夷僚”，即今仡佬族先民。古代，遵义地处偏僻，中央王朝不能直接治理，由部落首领管事，因此“蛮夷王侯君长，相承不废”。至唐贞观十三年(639)置播州，领恭水、高山、贡山、柯盈、邪施、释燕六县。贞观十四年，改恭水为罗蒙县，十六年(642)，改罗蒙县为遵义县，遵义之名从此始。

   唐朝置播州后，派流官治理，州治在今贵州省绥阳县一带。安史之乱后，唐室衰落，藩镇割据拥兵自立，地方土著势力强盛，战争频繁。据《罗荣自叙》，大历五年(770)，世居夜郎故地的播州僚人叛，罗荣帅兵入播，实行军事征服，署“播州侯”，对播州实行世袭土官统治，罗氏入播比杨氏早106年，历唐、五代、宋、元、明五朝，至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撤销播州建置止，统治播地831年，世袭36代。罗氏是入播最早的外籍土官家族，历史悠久，传承不衰，影响较大，在播州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道光《遵义府志·土官》：“宋中叶间设州、军，未闻有流官及播、珍、溱者，其皆土人为之可知。元之宣抚、招讨、万户；明之宣慰、安抚、长官，亦不出数姓，今虽概行革除，其世系事迹有首委可究者具录之。即一人一官，偶载史册，亦从附著，所以考见地方数百年利害”。播州罗氏史料，正史所载点滴零星，旧志收录亦甚粗略，罗氏谱谍因历代战乱散佚不全，罗姓子孙派衍分枝，族众人繁，散居各地，难于寻根问祖，更难于详溯古老家族史事，为此，发掘并研究史料，编撰《播州罗氏》专章，据实探索播州罗氏史事，冀收鉴古知今，存史、教化之效，并寄希望于来者。

一、 罗荣入播
     播州地域，介于川贵，广袤千里。唐德宗贞元以前，被中土士人视为非人所居之地，是朝廷充军流放罪徒的地方。这里山重水复，道路崎岖，夷僚错居，“散处丛篁,溪谷之阻，与鱼鸟群，卉服而居，畲田而食”,地广人稀，社会生产力低下。明代李化龙《平播露布》载：“惟此播州……跨重冈复岭以疏疆，介绝涧茂箐以设险。丹崖紫涧,常截地而潆回；翠壁苍岩，每横天而嶻嶭。羊肠鸟道，一夫可以当关；虎啸猿啼，万骑总为却步。加以腥烟幕覆，毒露纵横，上漏下蒸，坐见飞鸢之堕；前溪后陷，常有多蜮之灾”。可见播州地形险要，更兼地处边陲，远离京师，朝廷对播州鞭长莫及，不能实行有效统治，本境土著民族由部落酋长统率，过着简单朴素的农牧生活。从唐贞观十六年（642）到广明元年(880)，播州为唐朝的经制州，由中央政权控制户籍和田亩，派流官治理(见唐广明元年播州司户崔礽立尹珍讲堂碑)，历年派驻播州的官员姓名，国史均有记载，但当时播州处于唐朝实际控制范围的最南境，乌江以南之地便是土酋当政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称羁縻州，对唐朝时附时反，朝廷则“来而不拒，去而不追”，保持着一种松散的联系。播州流官势弱，境内未驻官兵，朝廷对播州未能实行有效的管理。

   “安史之乱”(755～763年)后，唐朝由盛而衰，宦官在中央掌权，藩镇在地方割据，形同土皇帝，以兵威胁迫朝廷，社会更加黑暗。因为连年征战，北方荒芜，灾祸频仍，千里萧条，农民大批破产流亡。唐朝为戍边关而增设了许多节度使，他们勾结地方强，招募军士，把百姓统计造册，老弱种地，青壮当兵，搜括租谷钱财，控制国家土地，发展成为“据险要，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的藩镇割据势力，与衰落的朝廷抗衡。节度使死后，子孙世袭，甚至拥兵逼迫朝廷承认既成事实。这种以武力霸地称雄之风延续了一百五十年，逐渐波及播州，罗荣亦于唐大历五年(770)，帅军入播，征服当地土著，署“播州侯”，实行世袭统治。

   罗荣入播的详细情形已不可考，据《罗氏宗谱》收录的《罗荣自叙》：罗荣本山西太原人，初奉命麻阳(今湖南省麻阳)，“分符巴土"，镇守川东一带，屡有战功。《自叙》说：“播州，古之夜郎地也，自生民以来，长山深箐，彝种丛居，倏叛倏臣，时征时讨”，视播民为“西蜀之巨寇”，“累朝之眼丁"。《自叙》又云：“蔡经略三战而无功，何司马九征而败绩”，说明蔡、何二人早想侵夺播州而未成。唐大历五年(770),罗荣“奉天子命”率军征播州，“凿山开道，剿抚并行”，取得了战争胜利，播州的“渠魁十八恶，显就枭擒；爪牙八万人，翕来归化。”他镇守七年，委派的“长官安抚，棋置星罗”，将播民“编户立差，厘然画一”。后“请表还乡”，朝廷不允，赐罗荣铁券一道，封为“播州侯”，子孙世守其地，成为播州世袭土官。上述说法，不等于历史的真实。

   按理，播州叛乱，朝廷命将帅师征讨．并留守封侯，是唐朝军国大事，国史不可不载，然查遍新旧两《唐书》，均无派遣罗荣入播的只言片字。播州“叛”，也未见朝廷派驻播州的刺史、参军等官员的奏疏，未详所据。罗荣入播征战，僚人部落有十八个军事首领是可能的，但“爪牙八万”则全不可信。《唐书·地理志》载，唐贞观十三年(639)置播州后统计：“播州播川郡，户四百九十，口二千一百六十八人”，至大历五年(770)，就算播州人口飞速发展，男女老少人口在这百余年中增加十倍，也才二万余人，《自叙》言播州有“爪牙八万人”归化罗氏，显系夸张之数，与史不合。

   《罗荣自叙》中，“长官安抚，棋置星罗”句,及《唐代宗赐政卿公券》中“封尔为播州侯，秩官宣慰使司”句，亦与史实相悖。按《旧唐书·职官志》：武德(唐高祖李渊年号)改郡为州，置刺史，天宝(唐玄宗李隆基年号)改州为郡，置太守，乾元(唐肃宗李亨年号)改郡为州，置刺史。唐杜祐《通典》载：“州郡史、守名虽殊，其实一也。”据唐代官制，大历中播州长官应称刺史，或节度使，绝无“宣慰使司”之称，至于“长官、安抚”之职衔，同宣慰使一样，是元代确立土司制度时才产生的土官称谓，此说与史实相牴牾。“长官安抚，棋置星罗”，言罗荣属下的各级土官土目数量之多，事实上，直到明代，播州的安抚使、长官司长官为数也屈指可数。

   大历十三年(778)朝廷赐官给罗荣时，播州尚有流官治理，直至唐僖宗广明元年(880)，播州还有朝廷派的司户参军崔礽供职，可证罗荣军当时并未占领整个播州境内六县，更未占领播州的治所，当时对播州并未实行“土流并治”，朝廷既派有流官在播，便不会同时赐封土官管事，因此，朝廷赐官给罗荣之说无凭。罗荣征播州，因功受赐铁券事，《罗谱》中载有明文，而正史中却查不到。遵义学者郑珍在道光年间编撰《遵义府志》时，在《金石》中列有“敕赐罗荣铁券"条，后注明“未详”，即当时未见实物，未详所据。如真有铁券，也在道光以前遗失。《罗谱》所载《唐代宗赐政卿公券》中，有“特封尔为播州侯”句，这就把罗荣在播州实行的土官统治合法化了。分封诸侯始于商周时期，奴隶主国家的君主商王分封贵族官吏时，有公、侯、伯、子、男几等。将善于骑射的勇武之士封为“侯”，命其战疆场，戍边关。侯字源于“射侯”，即箭靶子。将善于耕种的封为“男”，从田从力，“侯”的地位高于“男”。天子加封爵位时，要举行仪式， 授民授疆土，宣布皇帝册命，公布所赐封地的疆界大小，奴隶多少，并发给凭信。帝王所赐的封地形同一独立国家，侯爵在封地内掌行政、军事、经济大权，准予世代相袭。罗荣被封为“播州侯”，亦称“罗侯”，“食邑五千户，实封四百户”，四百户之数，合于唐代播州统计户数。罗氏土官依古例，有臣服于中央王朝，治理封地，承担朝贡、述职请命、缴纳赋税、保辑本境，战时派军勤王或随官军出征等义务。因此，据罗氏谱资料，罗荣受封得赐铁券，便成为中央王朝派驻播州的合法统治者了。今此事无实物佐证，存疑待考。

   据《罗氏宗谱》载，罗荣是播州罗氏鼻祖，功高位显，所任官衔有“六州都督、沿边招讨使、钦赐铁券金书赐封播州侯、秩官宣慰使司、追封太子太保、荣禄大夫”等显要职位，这么重要的一位军政大员，国史应当记载，但查无所据，亦存疑待考。

   古代播州山川险阻，历代通往巴蜀的道路,都是沿着古代先民迁徙往还的河谷走廊行进的，罗荣入播之军虽然“凿山开道”，在征战环境中也不可能修筑千里大道，亦当取道川南泸州、合江，南渡长江，溯赤水河而上，途经今赤水、习水、仁怀等县，进入今遵义县西南部。这一带山水相依，有宽谷盆地，山间坝子，也有高山大河，地势宜攻宜守，可能是罗荣入播之初屯军及驻扎的地方。明进士何缨撰《罗秉信碑记》云：“大历间，政卿公靖播乱，卒于官，葬荣播南十里许九平之原，俗呼总戎之墓，今尚存。”秉信碑记写于明代万历以前，当时罗荣墓尚未被播州末代土司杨应龙所毁。据实地考察，罗荣初葬墓在今遵义市西南忠庄乡蒙氏垭罗家寨，其地东有马坎关，西有母氏囤，囤下为风光秀丽的洛江,由于罗氏世代在这一带居住,初名罗江,后改为桃溪河。罗荣墓位于两山夹护的宽谷中，即明代所称“九平之原”。明代播州治所在今遵义市，此地正合“播南十里许”的记载。因罗荣曾任“后军镇武总戎”，他的墓亦被称为“总戎之墓”，当地人今仍称其残墓遗址为“罗侯墓”。明末，罗氏子孙将被杨应龙毁坏的罗荣残墓东迁至三岔场口罗氏坟山茶子园，从此推断，这一带曾是罗氏唐代入播后的主要活动中心。据古地理和古代民族分布考证，大历中，罗氏领地范围西至罗闽水闽蛮地界，向东不超过洪江。

 二、复播之战

   唐末藩镇割据时，地方豪强兵马达四十万之众，而朝廷的中央禁军只有十二万人，且多是老弱，或雇来的游民、商贩，不能打仗。朝廷尚且自顾不暇，不可能发大军给罗荣征播州。罗荣所领之兵，只能是自行招募的地方武装力量,或由罗氏“土丁弟子充任，当时播州土著居民人口总数约5000人，罗军人数也不会超过此数。

   罗氏土官是外来统治者，兵戈所至，播州土民或死伤，或逃亡，或被招降，土地山林被罗氏占有，沦为领主治下的农奴，罗氏和播州土著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罗荣《叙》说“费十年汗马之劳，开千载难平之寇”，希望后嗣子孙继其志，固守他垂创的基业。罗荣入播后的100年，即唐咸通十一年(870)，传至四世孙罗太汪，太汪冲年嗣位,乾符初闽蛮见侵，力不可支，遂弃国还走泸南。罗氏三十三世孙罗仪廷万历四十六(1618)所写《谱序》云：“传至乾符三年(876)，(误，当为咸通十一年即870年)四世祖太汪公襁褓居官，权柄失握，百年甫平之域，转而为腥秽之区，迁国图存，斩关走出”。太汪先后请蔡、宋、康、高四人助之恢复不克，最后乞援于杨端。罗仪廷写道：“当是时,太师杨端公，勋名赫擢，威望尊隆，太汪公抗疏力请，乃得提师援剿”。端于乾符三年偕舅氏谢将军率七姓之众，自泸州、合江径入播州白锦，据险立寨，结土豪臾、蒋、黄三氏，为久驻计。闽出寇，端出奇兵击之，大败，寻纳款结盟而退，杨端据有播土，为世代相袭的酋主，雄长斯土，而罗氏退居副职。

   从《杨氏家传》看，杨端乾符初入播之战，完全与罗氏无关，根本不谈是助罗氏收复丧失的领地。《杨氏家传》载：“唐末，南诏叛，陷播州，久弗能平。僖宗乾符三年，下诏募骁勇士，将兵讨之。……端与舅氏谢将军诣长安，上疏请行，上慰而遣之”，《家传》之说，全不言是罗太汪请其发兵助罗恢复播州祖业，而自称是奉天子命入播平南诏的独立军事行动。

   罗太汪弃播土逃至泸州,依叔曾祖罗勇家避难，罗氏谱说是因：“播孽之遗类复猖，牂牁之残魔复祟”，即是播州土民和与之毗邻的“闽蛮”，驱逐了外来统治者罗太汪；《杨氏家传》则称此事是“南诏叛，陷播州，久弗能平”，两家之说各执一词，互相矛盾。据《唐书·懿宗纪》，唐大中十三年(859)，南诏陷播州。次年咸通元年，“安南都护李鄠杀蛮酋杜守澄，已而越境收取播州”。播州之陷于南诏，为时仅一年，未尝“久弗能平”，根本不能成为杨端乾符初年入播“平南诏”的理由，《杨氏家传》之说法显然与史相悖。此事又被《贵州通志》混淆，此书称：“南诏陷播，李鄠复之，寻仍为所陷。乾符初，太原人杨端应募领兵复之，世为州刺史。”查国史，咸通元年后，南诏未曾再陷播州。郑珍考证，据黄震之《古今纪要》，唐僖宗之相萧遘被贬为播州司马，咸通十四年九月犹在播州任职，此时播州尚有流官，所辖各州县亦有守、令，南诏军未必能轻易据有播州，足证至咸通十四年播州未曾失陷。郑珍结论为“杨端复播，唐、宋史皆未书，而见元、明两史。端受安抚使，及世袭州刺史，未详所据。” 

   《罗氏宗谱》所记之“播孽遗类”，指播州僚人部族。《元和郡县志》载，珍州(今道真、正安县)南接夷僚界，珍州之南即播州也。《杨氏家传》记：三公自闽还至界上，“谢巡检帅夷僚逆之，会济江，夷僚忽怀异志”，也指僚人。《宋史》记，宋代播州部族属于渝州蛮，谓即古板楯七姓蛮，唐世之南平僚。《家传》记“结土豪庾、蒋、黄为久驻计”中，蒋、黄二氏亦为僚族中大姓。史载的“闽蛮”，《家传》称为“罗闽”，是居于今大方、黔西、金沙、仁怀、四川古蔺等地的古代民族，为乌蛮(今彝族先民)后裔，居于闽地，即称闽蛮；乌蛮又称罗罗，故又称罗闽，唐末宋初为播州西北强大的部族，南宋时称罗施鬼国，为明代水西安氏之祖。唐末大中年间，播州夷僚和罗闽部族联合，赶走了外来统治者，罗太汪、杨端入播之军，实际上是同罗闽和播州夷僚部族作战。因罗闽与南诏国土著同属乌蛮族类，明初大学士宋濂作《杨氏家传》便将杨端伐罗闽附会为驱“南诏”，这是一种历史误会。《家传》中记宋元时杨氏历代均同罗闽部族作战，明代同水西(罗闽后裔)仇杀，倒近于真实。史学家谭其骧教授于民国年间浙江大学内迁遵义时，致力于播州史研究，1940年著《播州杨保考》，在文章第四部分“杨保据有播土”中说，太汪乞援于杨端兴兵复播州，“端之所复，乃系杨保族在播鄙之故土，至其后之据有播州城邑，自唐(朝)言之，(播州)乃失而非复”，这是杨氏子孙宋元以后“渐习诗书，浸濡礼义，耻其先祖之出于蛮夷，故刺取前史，巧相比附，不谓数百年通儒硕学，竟无一不堕其术中，转相称引；明为酋豪割据，反以‘功在国家、泽被生民’誉之，斯诚喷啧怪事矣。”谭教授指出，“同一复播(之战)，而杨氏谱以为唐室讨南诏，罗氏谱以为助太汪击闽蛮，非昏蒙无识者不难立辨其膺矣。惟《家传》叙端之用兵在白锦高遥山(今遵义县西三十里)而不及州城(今绥阳县治左右)，此点犹能存其本素。由是观之，可知大中、咸通间唐与南诏大国之争为一事，所争者城邑州县；乾符初杨保与闽部族之争又一事，所争者特播州西南边鄙之溪峒耳。惟其为部落之争，故传说偕杨氏入播者，为七姓八姓之众,而非若干万之大军也，以上考杨保复播”。

   郑珍治学严谨，在太汪请杨端提兵复播问题上，不盲从罗谱、杨谱之说，他在《遵义府志·年纪一》按语中考证：“《宋史·诸蛮传》云：‘唐季之乱，蛮酋分据其地，自署为刺史’。《明统志》云，‘播州，唐末没于蛮，疑州刺史者得之。”他否定了明万历孙敏政和清康熙陈瑄修的两部《遵义军民府志》中关于 “乾符初，杨端复播州”的说法，又指出川、贵两省《通志》对此事记载的讹误。郑珍论述五代时，前蜀王建、后蜀孟知祥相继据有播州地，而《五代史·职方考》中“载前后蜀所有州，珍、播、溱、夷皆不之及”，他认为“自唐末来，珍、播、溱、夷悉为蛮酋所据，朝廷以其边远，不复问及。前、后蜀以大国称帝，(播州)受其统制，理所必然，特未能复疆理而州县之，故史不及耳。”。 乾符初的“复播之战”，实质上是罗、杨二氏侵夺了唐朝播州的西南境，其地相当于唐带水县(在今遵义县中部)。罗氏期望借兵“光复故国”，杨氏则实行武力“雄长斯土”，取罗氏而代之。战后，进行权力再分配，至唐广明元年七月以后，播州沦陷，其后便不见于史。唐末五代,播州地逐渐成了杨氏的一统天下，由杨氏主政；罗氏仅任杨氏土官政权的属官。杨端序中有“其始也，我出我车，与子同袍"，言并肩战斗；“其终也，执讯获丑，与子同僚”，此后，播州土官杨正而罗副。乾符以后，诸多史籍在记载播州史时，均只言杨端执播而不谈罗氏，至宋元二朝，杨氏浸大，罗氏渐次湮没无闻。明末李化龙《平播善后事宜疏》才比较客观地指出“宣慰司同知罗氏，世有官号，(是)与播并建者”。太汪请杨氏助兵收复播州之战，以确立杨氏在播州的世袭土官统治地位而告终，大违罗氏初衷，太汪乞兵于杨端，无异引狼而入室。

三、罗氏土官
罗荣以武力征服播州僚人后，对辖地的统治制度采用唐代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盛行的羁縻州制，在播州这种边远山区，这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历史潮流的特殊统治形式。《新唐书·地理志》说：“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 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其后或臣或叛，经制不一。” 《中国疆域沿革史》对羁縻统治说得更明白：“唐时因就此诸族的故地，建置都督府以及州羁縻者，虽有州、县之名，而刺史、县令皆以其酋长、渠魁为之，而其内部之行政，中央殆少加过问”。地方豪酋实行“以土官治土民”，接受王朝封号，时有进贡。
罗氏入播后，子孙繁衍为大家族，如何对播地进行治理?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论述：“各亲属部落的融合，从而各个部落领土融合为一个民族的共同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性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确立以来，就逐渐变为世袭制。”罗荣入播，将土民“编户立差”，作为治下之民，文武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取代播地原来当政的土酋，成为土官。为保证其领地世代为罗氏所有，在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的罗氏家族中，实行由氏族组织演变而来的封建宗法制，即以嫡长子继承父位，为下一代执政土官。作为领地和爵位合法继承人的嫡生长子, 在家族中地位最尊，称为大宗宗子，宗子的同母弟和庶出兄弟可分得部分田地、山林，给予部分权力，分支另居，称为小宗。宗法制十分重视和提倡尊祖，在众多子孙中，只有大宗的宗子才有权主持祭祀始祖的特权，小宗必须尊祖但无权主持祭祖活动，只能听命于承袭爵位的宗子之命，由此区分宗族内部的尊卑、亲疏、贵贱和长幼差别，明确每一等人的义务和权力。宗子对内统率并协调大家族内部关系，对外不仅代表土官家族，而是从各个家族、氏族、部落中分化出来的领袖，是总揽大权的地方军政长官。土官实行大宗内的世代相袭，称“正袭"；土目则由小宗内继承，称“分袭”。
   罗氏的统治中心, 宋元间移至今遵义县三岔罗衙，罗衙称“同知衙”，即播州宣慰使同知的衙门的简称，袭职者掌印，称“印官”，小宗袭职者一般为安抚使，位低一级，《罗氏宗谱》载：“安抚使司有掌印者，有无印者。其无印者，有大事故必通知掌印者，得其钤印始行”。罗氏对丧葬坟山也有规定，三岔茶子园坟山，“旧惟印官得葬，”其余罗姓族人非掌印之官不准葬此。
   据几种版本的《罗氏宗谱》和其它史料考订，播州历代罗氏土官直系承袭如下：
   唐代：
   一世罗荣，字政卿，生于唐开元十一年(723)，《家谱》称,为山西太原府阳曲县人，仕唐。大历五年入播州，大历中封六州都督、沿边招讨使、太子太保、荣禄大夫，敕封播州侯，子孙世袭。娶李萼之女，生子智、仁、勇，卒葬马坎关下罗家寨。据《心斋随笔》，罗荣为唐时入播七姓之一，任“后军镇武总戎”，故其墓亦称“总戎之墓"。
   二世罗智，其弟勇，官泸州刺史，子孙居泸。智生子三；敬德、敬礼、敬义。
三世罗敬德，娶司马赵瓒之女。
   四世罗谏。
   五世罗太汪，授明威将军(咸丰《罗谱》“牌匾式”又云授宣威将军)播州大首领，娶杨端之女。
   六世罗瑁，授宣威将军，有弟玮、璿。
   七世罗辉，授明威将军(咸丰《罗谱·牌匾式》又云武略将军)，有弟灿。
   五代：
   八世罗温，授宣威将军，有弟恭、良。
   九世罗曜。
   宋代：
   十世罗祯，北宋乾德三年(965)内附，奉旨准给世代三品封典。有弟祐、祥、禧。
   十一世罗艮，授播州大首领，有弟震。
   十二世罗仕兴，字仲成，官至秉义郎。有弟仕隆、仕起。
   十三世罗琪，有兄瓚、瑄。
   十四世罗杰从，授武功大夫。59岁娶谢氏，生子三：禄正、禄钟、禄厚。
   十五世罗禄厚，节义施惠，曾抚养播州杨氏十世土官孤儿杨惟聪。碑盟有“性同鱼水，公同管事”等语，碑今已佚。
   十六世罗显信，有兄显忠。
   十七世罗晟，授武经郎，(罗谱又云武功郎)。
   十八世罗允昌，授承信郎，有弟允安。
   十九世罗淳，授衔成忠郎。   1
   二十世罗信，授崇义郎，有兄泰、弟成。
   二十一世罗君旺，以诗礼自卫，授武功大夫，总管江淮川湖四省军务。
   元代：
   二十二世罗魁，授左武大夫、虎威将军、总管湖北江淮四川等处诸军马事。有兄虎、弟威。
   二十三世罗季和，授武功大夫、阁门宣赞舍人，同知播州沿边安抚司事兼知黄平府。有兄季明、弟季贤。
   二十四世罗震之，授武德将军，兼知黄平军民元帅府。娶杨氏，继娶母氏，共生四子。有弟演之、交之、唐之。
   二十五世罗云，授忠显校尉，加授武德将军，本部军民千户兼知黄平府事。有弟勋、毅、稷。
   二十六世罗琛，元朝时袭任播州宣慰使同知，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与杨铿内附，仍原官，加衔奉议大夫(康熙《遵义军民府志》记为“中宪大夫”，误。)明太祖钦赐敕命，加授爵土。有兄珍、弟璋、瑞。瑞曾任滇南指挥使，后裔荫袭滇南裕都阃之职。罗琛娶王氏，继娶荆氏，生七子，卒葬穆家林。
   明代：
   二十七世罗钧，官播州宣慰使同知。有兄钥、镛、铎，镛授黄平知府，黄平武略将军，居枫香台。有弟铉、鉴、钦，罗钦曾袭任播州宣慰司同知，授明威将军。诏入太学充质子内侍。
   二十八世罗宗义(《遵义府志·职官》记作罗宗毅)，有兄宗信。
   (《遵义府志》记宗义后为罗瓒，与《罗氏宗谱》不同。郑珍按语指出：“《罗氏谱》云瓒授播州同知，与秉信碑记异”)
 二十九世罗昱，授明威将军。有兄譖、璿，弟鼎。
 三十世罗缙，授明威将军。
 三十一世罗宏，授明威将军、中顺大夫，有弟宽、宸。
 三十二世罗睿，授中顺大夫，明威将军，有兄慎。
 三十三世罗鬷，授明威将军，有兄骑，弟鬴。
 三十四世罗爽，袭播州宣慰使同知、明威将军，有弟罗望。
 三十五世罗其宾，生于明嘉靖甲申三年(1524)，授明威将军。万历二年(1574)致仕，旧志云：“训练多方，兵民悦服。”有弟其贤。娶崔氏，继娶杨、吴、陈、徐四氏，共生十子。万历十六年(1588)卒。
三十六世罗时丰，授振威将军、播州宣慰使同知。平杨应龙乱后，改官威远卫指挥使。咸丰罗氏谱载，时丰有弟时和、时顺、时春、时望、时兴、时泰、时雍、时杰、时叙。时丰之父罗其宾将祖遗庄田分与十子，各立衙署，共十衙，今其地仍存此称谓。为使十个儿子兄弟敦睦，建“善后碑”示子，以杜后患。(《遵义府志》记时望为“时旺”，时杰为“时吉”)。
播州时代罗氏土官承袭至时丰止。
   三十七世罗天宠，袭威远卫指挥使司，秩同京卫，正三品，威远卫衙驻今遵义老城，屯田于今仁怀县境。
 三十八世罗万英，字文龙，以应袭引见，卒于京城，无嗣。 
三十九世罗万彦，为罗时顺之孙，袭威远卫指挥使，终明之世。卫职至清初奉裁。从天宠至万彦，为平播后遵义军民府土官，不属播州时代的土官。
   罗荣于唐大历五年(770) 入播，大历七年播平，大历十二年(778)“奉命分茅播土”，承袭至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唐朝灭亡，共历十三君，计137年。五代十国时期，从后梁太祖朱温开平元年(907)传至后周恭帝即位(959)，共历十三君、53年。宋代承袭从宋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960)至帝昺祥兴二年(1279)，历18君、320年。罗氏从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承袭,至元惠宗二十七年(1376)，共历十君、89年。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至明思宗崇祯十六年(1643)，罗氏共历16君、276年。播州罗氏土官只应算到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播州灭亡，改土归流时止，在明代只承续233年。播州罗氏统绪, 从罗荣至罗时丰，共传36代，垂831年(罗太汪避居泸州的几年忽略不计)。

四、播州罗氏史事考辨
   历代各姓所修家乘，有准确记载先祖史事，表其功业、彰其美德者；也有后人不顾事实，巧作依托虚饰之词，想当然刺取前史，附丽渲染以抬高祖宗者；亦有族大支繁，力不能详，只记本房支而略去族中其余宗支大事要人者；也有不审史实，不辨真伪，在谱中误记，族人亦因之误传误信者。如以夸宗耀祖为出发点忘了实事求是，则族谱家乘必充谀美之词，其历史价值和可信程度便不高，所谓“有美不扬，是没祖也；无美而称，是诬祖也”，从一些家谱分析，这是一种通病。
   现将播州罗氏从五代十国至明代的有关史事作些探究。
   咸丰《罗谱》记, 十世罗祯于北宋乾德三年(965)归附，授“播州安抚使同知”。五代十国时，群雄割据，天下战乱不休，播州地先后分属割据政权；乾宁三年(896)，王肇以播地降前蜀王建；后唐长兴元年(930)，孟知祥将张武取渝州，袁彦超取黔州，播地属后蜀辖；后晋高祖时，张万浚率夷、播等七州归附楚王马希范；后周显德六年(959)，马全义领播州刺史，今遵义县地属后周。北宋乾德三年(965)，宋将王全斌攻入成都府，擒蜀国主孟昶，但宋军尚未开到荒辟的播州。据《杨氏家传》，与罗祯同时期的播州杨氏土官是杨实执播事，杨实“闻宋太祖受命，即欲遣使入贡”，因“小火杨反，新添族二部作乱”，未及朝觐内附，杨实战死, 北宋也未封杨实什么官。当时播州杨氏比罗氏势大，罗祯如任“安抚使同知”职，杨实便该任“安抚使”，但正职不存，副职何来?《宋史》也未记载此年播州罗祯内附事，而在《宋史·西南溪峒诸蛮传》中记有“唐季之乱，蛮酋分据其地，自署刺史”的文字。《宋史·地理志》载，播州内附是北宋大观二年(1108)之事，为杨光荣、杨文贵叔侄献地，分别以其地诏建播州、遵义军，朝廷命杨光荣为播州土官，也不称为“安抚使”,播州杨氏内附不关罗氏事。至于《罗谱》云朝廷准给罗祯“世代三品封典”，查无实据。北宋官制，地方行政建置用州(府、军、监)、县制，州级正职长官称知州，配通判监督管事；县级长官称知县，亦无“安抚使”之官名，罗祯任安抚使同知与史不合。
   至元朝，元世祖忽必烈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正式推行土司制度，设各级土司。至元十五年，播州土官杨邦宪纳土内附，“诏袭守如故，拜龙虎卫上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抚使、播州管内安抚使”(《杨氏家传》)。罗氏谱记载罗魁同时任“播州安抚使司同知”，其官职小于杨邦宪，但职权则大于杨邦宪。罗谱载,罗魁可以“总管江淮湖北四川等处诸军马事”，即总管长江流域数省几千里军事，元代官制,“安抚使同知”仅为正六品，属于较低的官阶，以一名边州的六品官而掌中国南方诸省军事，这是不可能的，就是元朝行省一级长官，也无这么大权力，罗谱这条记载可信度不高。罗谱还记载罗魁于至元十二年(1275)归附元朝，并注明“宋亡于乙亥，故此年归附大元”，罗谱误。据《元史·纪》，元朝至元十四年(1277)冬十月甲申，播州安抚使杨邦宪纳土降元，“乞降玺书”，“奉表以播州、珍州、南平军三州之地降”。罗魁不可能以副职先于邦宪表态降元。同时，南宋亡于己卯，而非乙亥，己卯年即南宋祥兴二年(1279)，蒙古纪年是至元十六年，此年春元军袭厓山，陆秀夫背小皇帝赵昺投海死，标志南宋亡国。南宋乙亥年是恭帝德祐元年(1275)，即蒙古至元十二年，此年播州尚在为南宋抗元战争效力，罗魁断不会于此年独自附元，与史载差两年时间，罗谱误。
   罗氏二十三世土官罗季和的史实，《遵义府志》未载，应据罗氏谱资料补史。据《元史·纪》：“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甲辰，命田[思州田氏土司]、杨[播州杨氏]二家贵官子充质子入侍"，与田、杨同时入侍的罗氏“贵官子弟”为罗季和。至元十八年，播州安抚使杨邦宪升任宣慰使职，播州安抚使同知罗季和亦随之升任宣慰使同知，官正四品，这是罗氏出任宣慰同知职之始。
   关于黄平罗氏，谭其骧所著《杨保考》引《天下郡国利病书》,记为“始祖季明，太汪之十六世孙也。元至元中黄平蛮叛，季明奉杨氏命讨平之，遂受封于此”。黄平府南宋已属播州，称为“播下邑”，治所在今贵州省黄平县旧州，元代仍为播州辖地，至元间，罗季和官“同知播州沿边安抚司事兼知黄平府”，但实际执掌黄平府事的，当是其兄罗季明。罗谱记：“至元二十八年(1291)，震之公袭同知播州宣慰司职兼黄平军民元帅府事”。《元史·纪》载：“二十八年六月辛巳，洞蛮镇远立黄平府”，称黄平府土著为洞蛮。当时播州及黄平归附元朝不数年，元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清查登记户籍田亩，以便按丁纳粮当差，至元二十七年(1290), 播州杨汉英“即括户口，租税籍进，世祖大悦”。但“播之邻境拒命。”《孙志》载：至元“二十九年春正月丙辰，播州洞蛮因籍户，怀疑窜匿，降诏招集之”。播州洞蛮，宋代称溪峒蛮夷，前述至元二十八年“洞蛮立黄平府”，《孙志》所指“播州洞蛮”,即黄平府苗民，正是罗季明、罗震之治下之民。为此，元世祖忽必烈于二十九年春正月丙辰为黄平洞蛮逃离事降《招集洞民诏》：“爰自前宋归附，十有余年。阅实户数，乃有司当知之事，诸郡皆然，非独尔播[州]。自今以往，咸奠厥居。流移失所者，招谕复业，有司常加存恤，毋致烦扰，重困吾民”(《元史·地理志》)。罗季明和罗震之在黄平奉诏安抚因战争流离失所的洞蛮，招集因查田亩户籍而逃散的苗民回归故土从事生产，体现了元世祖统一天下，恢复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力的愿望。这一内容，罗谱失载。
   关于罗琛史事，罗谱记载多处与正史不合。罗琛，元末袭播州宣慰使同知职，明初归附，仍授原官，此事国史、方志均有记载。但罗谱载：“洪武三年，琛公归附大明”，时间是错误的。《明史稿·播州传》及《明史》均记, 明朝派军平蜀及遣使诏谕播州降明，是洪武四年(1371)事，至于播州杨罗二氏土官纳土归附明廷，则在洪武五年。《明史》载：“洪武五年正月，播州宣慰使杨铿、同知罗琛、总管何婴、蛮夷总管郑瑚等相率来归，朝贡方物，纳元所授金牌银印铜章。诏赐铿衣币，仍置播州宣慰使司，铿、琛皆仍旧职；改总管为长官司，以婴等为长官司长官”，记述十分清楚。《蛮司合志》亦记播州归附明朝是洪武五年事。但罗谱收录的《罗琛自叙》中说，罗琛于洪武三年(1370)，“匹马单骑，由间道以入金陵(今南京)，负版籍以面天子。洪武皇帝敕曰：‘朕君天下，凡四方慕义之士皆待之以礼，授之以官。尔罗琛系播州宣慰同知也，闻我声教，称臣入贡，仍加尔中宪大夫职衔，世守播土”。《太祖洪武实录》这部书，是由朝廷史官每天记载皇帝处理军国大政的详细实录，所记全国各地大小土官、同知诣朝进表，朝贡，纳土归附之事甚详。但查遍该书洪武三年记载，并无罗琛献土归附之事；《罗琛自叙》中所写的皇帝敕语也查无出处；同时，罗谱载罗琛入朝归附时间，比正史记载提前两年，未详所据。
   洪武三年，西南还是土官割据，战事紧张，朝廷用兵方殷时，罗琛单人独马走小路几千里到南京朝见朱元璋，是难以想象的。既然洪武三年罗琛已把播州地献给明朝了，何必洪武五年再次去朝廷献土归附?《罗琛自叙》言皇帝授他“中宪大夫”的说法，郑珍在清代道光年间已指出其谬，当为“奉议大夫”，罗琛这篇《自叙》和《罗荣自叙》之所以发生较大的史实错误，可能是罗尔经后来修罗谱时缺资料，“访诸先正，因口授以先祖、先公自叙二篇”时，“口授”讹误而产生的，致后代以讹传讹，未作深究者便信之不疑。今当以史证谱，还其历史原貌。罗氏只有澄清祖上史事本源，才谈得上尊祖；妄信无据的“口授”资料，则无异于诬祖矣。小者，宗谱为传家之作；大者，国史为传国之作，谱当从史，更重要的是应该尊崇事实。
   关于明成化十年(1474)播州宣慰司同知罗宏代奏朝廷，明宪宗命宣慰使杨辉之子杨爱袭职的问题，罗氏宗谱记载：“杨宣慰即杨辉也，颇谙军略，为诸酋敬畏。因年耄，且南方多故，请以其子代袭，上[皇帝]不允，故公[罗宏]代为之请，乃从之”。罗谱这段记载含混失真。明代对土官承袭有明确规定，如在职宣慰使要立承袭对象，须将应袭爵子侄及宗支图本造册，并取得属下各宣抚、安抚、长官保结之状文后，报送四川布政司、按察司(播州明代隶四川)，再呈吏部验封司查明应袭人身份，分清嫡庶旁支，确认无“冒袭”情形后，由皇帝批准承袭。播州杨氏家法规定以土官嫡长子袭爵，已成定制。成化十年“杨辉请以其子代袭，上不允”，原因复杂。辉有二子，嫡长子杨爱，庶出之子杨友。辉偏听爱妾田氏巧说，在长官张渊密谋下，无视朝廷成例和杨氏家法，欲立田氏所生庶子杨友为播州宣慰使，遭安抚使宋韬、长官毛钊反对，不予保结，所以朝廷不同意立杨友，这时宣慰同知罗宏出面斡旋。《明史稿》记载：“至是，土官同知罗宏奏辉有疾，乞以爱代，帝命爱袭职”，说得很明白。但罗谱却记为杨辉“因年耄，且南方多故，请以其子代袭”，混淆了史实，便抹煞了罗宏之功。成化十年(1474)杨辉正在盛年，根本不是年纪老迈。遵义县团溪雷水堰《跋退斋杨使挽诗之后碑》明载,杨辉“年才四十又一，即抗章求退，而替其职于其子，此其视功名也甚薄”，41岁怎能称“年耄”?“请以其子代袭”，究系嫡子还是庶子不明。罗宏奏折称杨辉有病，不能帅军杀敌守边，明确提出由嫡子杨爱袭职，获皇帝批准，坚持了“立嗣以嫡”的原则，杨辉只好被迫立爱为宣慰使。同知罗宏代奏，意在促使播州杨氏立嗣问题援例和平解决，避免立庶子后土官上层发生政治、军事争端，以保持播州的和平安定局面，其用心良苦。但杨辉偏爱庶子，为了替杨友冒功以便授官，竟惨杀无辜苗民为杨友“请功”，并诬告杨爱“谋反大罪”，友拥兵杀爱，致骨肉相残，终于爆发了播州内乱，百姓深受其害。朝廷派刑部侍郎何乔新至播州勘处，斩张渊，罢杨友官，押到保宁城羁管，才结束了播州内乱。这种结局，完全违背了罗宏初衷。
   关于明代黄平安抚司罗氏，罗谱记载较简。据查到的资料，补于下：《方舆纪要》说，“黄平安抚司，宋黄平府，元因之，在[播州]宣慰司东南四百里”。《明史·播州传》言，黄平安抚司“嘉靖间有安抚罗忠”。明代，为监察各级土司不犯朝纲，土司间互相节制监督，发现不轨即可上奏朝廷，明正德年间播州宣慰使杨斌玩弄权术，无视同事的僚属和下级土官，“贿取战功，挟持为流官”，这种弄虚作假升官的丑行引起罗忠等不满。《明史稿》载：“正德十二年(1517)，播州安抚罗忠、宋淮奏，宣慰杨斌有父丧，欲援文臣例守制，但边防为重，仍乞令掌印理事”，罗宋对得起杨斌。但斌生性“狡横，不受两司节制[指黄平安抚司罗忠、草堂安抚司宋淮]”，斌与成都后卫指挥使陆震重贿当朝擅权的宦官刘瑾，并“讽安抚罗忠等上其平普安战功”，靠手段走朝臣内线，升任四川按察使[为流官]。此事被揭露后，次年朝廷下诏将斌革职，从此，杨斌便入山学道修仙，隐世而居。
   关于黄平罗氏，罗谱记载不多。从南宋开始，黄平即由罗氏统领，元朝至正年间，播州罗氏二十五世土官罗云的弟罗勋分袭黄平都安抚司，官职为从五品，勋乏嗣。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朝灭亡，明朝建立。据《孙志》、《陈志》载，明洪武六年，升播州宣慰司为宣慰使司，领草堂、黄平安抚司二，播州、余庆、白泥、容山、真州、重安长官司六”。孙、陈二志不知何据。而据《明实录》记载：“洪武七年十一月丁亥(1374年12月29日)置播州黄平安抚司”，其地域为元代黄平罗氏领地。当时，朝廷命罗琛任播州宣慰司同知，琛之子罗镛分袭黄平都安抚司职，镛之子孙世袭。罗镛于洪武八年(1375)到黄平安抚司就职时，正值改朝换代不久，地方势力强大，黄平形势很复杂。洪武九年十月庚申(1376年11月21日)，“四川黄平、罗么等寨蛮僚都麻堰聚众作乱，杀掠吏民。宣抚司以兵讨之，不克。黄平干户所复以兵讨之，反为所败。于是，重庆等卫发兵合击，斩其乱酋，诸寨悉平。”(《太祖洪武实录》卷110页2)。十年正月丙申，“以成都中卫军士二千益贵州卫，及调前、后、左、右四卫军士七百守御黄平。”朝廷考虑罗镛初到黄平，势单力薄，为巩固和保卫新政权，连连派官军助镛征讨“叛蛮”，增调军队加强黄平守御，但仍不能解决问题。《明实录》载：“初，黄平立安抚司，既而蛮人屡叛，安抚司不能治”，又于洪武十一年正月甲申(1378年2月8日)“置黄平守御干户所，调贵州干户张潮领兵守之”，这样，罗镛在黄平才立住了脚。但罗镛任安抚使的时间并不很长，镛之子看来未能袭职，据史载，洪武末年，黄平安抚使为杨光祖，可能是播州杨氏土官派杨接替了罗氏。《明实录》：“洪武三十年三月乙卯(1397年3月31日)，播州黄平安抚杨光祖卒，以其子昌贵袭职”。永乐年间，黄平安抚又由罗氏担任。因罗氏旧谱战乱中毁，黄平罗氏荫袭情况失考，仅从墓葬石华表所刻文字了解点滴资料，是从明末罗承恩开始往后续。据《明实录》明永乐二十一年四月戊辰，“播州宣慰使杨升遣安抚罗宗昭等贡方物"，罗宗昭必是黄平安抚使无疑。至明嘉靖中，黄平安抚使为罗忠。万历中，罗承恩袭黄平都安抚使，曾参与五司七姓奏杨应龙罪，罗承恩万历中被杨应龙杀死于偏桥卫。又袭五世，至清雍正年间罗群贤停袭。
   关于播州罗氏土官何时正式载入地方志职官表的问题，从唐至元代末，罗氏土官从罗荣已传袭二十五世，罗氏谱将这二十五人名讳均列入“职官”，并明载各代土官的职衔和名号。但遵义地方志均未将这二十五代罗氏土官姓名正式载入职官表中，或因古代资料难核?或因中央朝廷未正式批准其职务世袭不能承认?历史上真正奉朝命世袭的播州罗氏土官，始于明初罗琛。《明实录》127卷4页记载：“洪武十二年十一月丁巳(1380年1月2日)，命播州宣慰使司同知罗琛世袭其职。”因此，郑珍清代道光二十年编《遵义府志》时，将罗荣至元代罗云的荫袭纳入“土官”部分,在志书《职官一》设“播州宣慰司同知”一栏，正式记载了从罗琛至明末罗其宾十一位土官姓名，这十一人的世袭职务准确无误，史学界是承认的。《遵义府志》按：“万历二十九年平播，改其宾威远卫指挥”，此处郑珍误。据咸丰罗谱，罗其宾卒于万历十六年，平播后任威远卫指挥使的是其宾之子时丰。
   关于元末明初播州罗氏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罗谱记载零星而简略。元末，西南群雄迭起，各以武力割据一方。据《元史·本纪》，顺帝至正二十二年(1 362)五月，明玉珍据成都，自称蜀王，次年春正月称皇帝，建国号大夏，纪元曰天统，派大将窦英为参政镇守播州, 罗氏领地纳入明玉珍版图。罗琛不甘屈从，《罗琛自叙》中，因有“明珍僭号于西蜀”，“区区一州[播州]之地，悬于虎狼之口，势若倒悬，危似朝露”的愤慨。洪武元年(1368)春，朱元璋即皇帝位，建国号为明。明军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后，向山西、陕西、甘肃进军，扫荡元朝残余势力。同时遣兵南下平定了福建和广东。洪武四年明军攻下四川，明氏降。遣使者至播州招谕杨、罗二氏归附。洪武初，西南各地土官和溪洞蛮酋纷纷纳土归附明朝，播州罗琛顺应历史潮流，在纳土归附前夕，参加了明军和播州军讨伐明玉珍的战事，这些战斗，不过是驱逐窦英守军，安辑本境而已。洪武初，天下大局已定，尚有云南未平。“西南诸夷为云南梁王所惑，恃其险远，弗遵声教”，“惟尔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建昌诸夷抗命弗庭”，为了“混元一统”，朱元璋于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统率将士往征云南”。西南万山重迭，地势险峻，道途梗塞，粮饷艰难，平云南诚非易事，朝廷出师号三十万之众，其中有半数是西南各地奉调出征的土司兵助战。南征军启行，皇帝送至龙江饯别，同时，遣使者送敕书、兵符至播州，征调杨、罗二氏土司兵参战，助王师破云南。敕书曰：“……尔铿[播州宣慰使杨铿]世守播州，作朕藩屏，然轻听浮言，易生疑贰，故积愆日深。今大军南征，多用战骑，尔当以马三千，率酋兵二万为先锋，以表尔诚。符至，奉行，毋违朕命”。杨铿即点播州精兵随官军征云南，罗琛作为宣慰同知，派其弟罗瑞率兵同杨氏土兵编伍从征。同年十二月，官军由湖广辰、沅二州趋贵州西进，沿途克普定，下普安，破曲靖，进永宁，兵威所至“渠魁尽获”，各部落酋长“皆望风降附”，十五年正月，云南平。这次征南之战，即罗琛自叙中所称：“奉命征讨，南征交趾”。为巩固边疆，朝廷随即置都司以统率云南诸军，置布政司，辖五十二府，六十三州，派官员治理土民，为约束暂时兵败臣服的酋长，留兵守御，南征有功的罗瑞被授以“滇南指挥使”，后裔袭“滇南裕都阃”职，镇守云南南部毗邻今越南的地方，咸丰《罗谱》成书晚，前代家谱佚亡，又未尝深考史事，贸然笼统记为“南征交趾”。其实明军平云南之役，根本未对越南用兵，因事涉国际关系，罗谱误载之处应当辨明。罗谱在记“本宗分派地舆时，有“一支分云南，世袭指挥使，子孙相继”条，未详是云南的什么指挥使。据《明实录》，平定云南后，为防诸蕃“啸聚复叛”，留守将领立营屯军，设有云南指挥使，洪武十五年(1 382)十月癸丑，“诏赠骁骑右卫指挥佥事李英为镇国将军、指挥使”。十八年五月己丑，又任命“沔阳卫指挥佥事潘进为云南右卫指挥同知”，未见赐谕罗瑞任“滇南指挥使”的记载。如国史失载，《罗谱》可补史之阙。
   播州罗氏宋元二朝默而不显，至明初，罗琛、罗瑞为国征战有功，仍原官，朝廷准袭爵，“功绩日增，受禄越广”，兄弟分别仕于滇黔，罗氏之名始见诸于国史。罗琛作为罗氏土官有作为的一代传人，倍受敬重，入祀名宦。万历平播后杨氏殄族，罗氏仍任土官，荫袭不衰。如果说，播州杨氏是“至粲始大”[杨粲为杨端十三世孙，南宋播州土官]，播州罗氏则是“至琛始大”，明朝300年间，播州罗氏在政治、经济上获得较大发展，是罗氏的光大时期。

五、经济概说
   罗氏家族入播后，多聚族而居，村寨少杂外姓，多为本家或亲戚，叫罗家弯、罗家寨、罗衙(共有十衙)的村寨，都是建立在血统亲属关系上的家族寨子。外姓人口的吸收，主要通过婚姻关系进行。这种聚族而居，在战争年代是为了合力自保，也源于罗氏祖上分支各被派驻在自己的领地田庄，后来即变为罗姓的势力范围。同一家族的人聚居，便于联系思想感情，生产生活中团结互助；也便于祭祖坟，建祠堂、续家谱，进行族内管理。这些罗姓村寨，多分布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山间盆地、坝子、垄冈槽谷中，依山傍水，环境优美，罗氏子孙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粮食、油料、水果、蔬菜、鱼虾、畜禽自产自销，各个家庭“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在宁静朴实的田园诗般的生活中，由罗氏小家庭细胞组成的村寨, 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
   罗氏村寨及辖境都有一定地域界限，或以山脉、河流为界，或以路段或立碑为界，界内的田地、山林、塘库、草场、坟山、猎场、渔潭、茶园均为罗氏所有，未经允许，外人禁止入内，如违禁私自进入放牧、砍树、摘果、埋坟、开荒，必然引起宗族纠纷甚至械斗、诉讼。在这种封闭的农业经济庄园中，每个家庭男耕女织，农忙时全家务农，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结合为一体，除食盐外，吃穿住用均不仰给于外，这样的生活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唐末罗荣入播时，对播州夷僚地方实行军事征服，占领。继后太汪与杨端合兵再次征播，杨端序说，他们“修车马，缮甲兵”，战争中“执讯获丑，与子同僚"。“执讯“、“获丑”最早见于金文记载，在西周青铜器《师表簋》、《虢季子白盘》铭文有此说法，在古文献《诗经·大雅·文王》、《小雅·出车》中也常见，意指战争中捉到俘虏，变为胜利者的奴隶，这些奴隶除部分充当家内奴隶外，大部分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主要是农耕奴隶。杨端序如此记载，反映唐代播州罗氏土官在他“世侯斯土”的地方驱遣战败的“夷僚”当农奴的史实，播州罗氏在其领地内，从唐代到明代均实行农奴制度。
   咸丰十一年版罗谱在《田里》部分说：“田里一行，未闻有载于谱者，然吾家田里，其受之天子，传之先君者，今已千有余年。且时丰公惟不肯失守，遂与杨逆[应龙]成仇，几至复灭宗祀。为子孙者，不可不记，故惟田里之散见者不记，而出于印官者记之特详”。从唐末至明末800多年间，罗氏究竟占有多少亩田地已难考证，但咸丰罗谱记载：“里居，河内[乌江北岸]十三处，河外七处”，“田畴，案内八十处，案外五十八处"，其田畴以处计算，计138处，每“处”有多少亩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罗氏田土总数相当可观，分布在广大的地方。
罗荣落籍播州后，他的直系子孙多在播州境内，但其后裔“散处于蜀川者，如永川、合江、綦江、南川等处，亦复不少”。除袭爵居播州的外，有到外地为官的，唐代罗勇居泸州，后来罗绍威在江西，罗鼎在麻城，后裔在省外繁衍。罗瑞袭滇南指挥使司，子孙世居云南。明初，罗琛的儿子分住播州各地：罗钥分居今遵义县南白镇后坝、鸭溪镇天旺；罗铎分到银盏坑、新蒲镇；罗铉分枫香台、大夫坝；罗鉴分黄土坝、海龙坝；罗钦分今团溪镇张王坝，均各有土地田庄。明代播州宣慰使同知罗其宾生十子，分居在十个地方的田庄，各于其领地建罗氏衙门，共十个衙，今仍存其地名。罗氏在遵义县内的居址田土可考者, 分布在今尚稽镇、泸江水、高堵墙、洪井、锦水、前军、穆家田、三岔等地。移居外地的到了四川安岳、重庆、永川；贵州省赤水、习水、织金、黄平、福泉、开阳、瓮安等县市。据罗谱“实录本支分派地舆”，至明代，罗氏子孙足迹已遍于云贵川三省，相对集中分布于今川南黔北广大地域。在土官制度和封建领主经济形态下，罗氏族愈兴，田愈多；势越大，地越广，虽属各房，总归罗氏名下。有的罗氏田庄属罗氏土官世袭领地，有的是罗氏多年经营开拓而成，有的则是武力兼并夺占，有的是在土地买卖中获得。这些田土，有部分曾被水西土司侵占，或被播州杨氏并吞。至明末，罗氏在播州本境的土地虽不及杨氏多，但仍有相当数量。
罗氏土官向来自认是“爵土”的当然主人，因此，《罗荣自叙》：“天子曰：‘夜郎之地，累代荆榛，拓地开疆，功力卓显，俾尔世侯斯土，以酬尔勋’。”《罗琛自叙》：“既受茅土之封，当思忠孝之报” ；《罗仪廷谱序》：“身膺茅土，世受符封，亦可谓创业之奇遭也”。明万历三年(1575)，播州宣慰司同知罗其宾致仕后刻《善后碑》一块，清代犹存，是关于罗氏重要的文献资料，具有很高历史研究价值，碑文记载了罗氏田庄地产、条银条粮、积储等宝贵资料。今遵义县三岔镇良田沃野，明代“皆印官俸田”，“除围场[打猎的山林]数处及印官应得诸处外，所有七十余处田亩尽行品搭均分”给他的十个儿子。清咸丰中罗源活修谱时，曾“考其七十余处[田亩]，并无附近名目”，可见其地皆远。
   据《善后碑》载, 这“七十余处田亩”的地方为：“五雷、大蛇、高山、坑底、大堰、龙场、水尾、新寨、苟冷、大平、土个寨、白岩、洗马水、岩九、尚坝、木影、羔岩、凹头、江北嘴、拖舡窝、苦竹渡、后场、南木构、石丫、牛心山、清水、南面水、宋家雷水、沙子坎、马家水、恶溪、尚家坝、簸箕田、顶山南、水坝、偷牛渡、三脚渡、庙堂窝、茶瑶庄、马平庄、桃坡坎、茶渡、椒平、钓丝窝、石灰窑、水井寨、干沟、姜窝、阿洋、虾子河、郑氏坎、鹿角坪、三岔土、香台木、打庄、龙堰、岩门、土龙、袁家楠木坎、水个笼、马鞍山、苦练坪、前军、大阔涧、珠塘、沙塘、高寨、重化、平水、任平庄、水箐庄、岩围武、龙溪寨头、舒家林、黄阳水、旧城、张公台、高坡、燕子头。”
   成丰罗谱所载田畴，其名称为月亮田、平头田、杉树榜、转山旁、龙升头、拦凹田、柿花坪、包肚田、文魁田、大铜锣、大凹田、藕田、沙棠树、良心斗、小铜锣、小凹田、莲堰、枫香桩、桂花树、壶瓶田、双流井、牌坊、七里香、楠木魁、银碗田、八角田、围桩、一对鱼、大瓦厂、泼水科、大泽堡、窝荡、白果树、小瓦厂、扬声田、土谷堆、团田、紫荆树、见家嘴、桥子头、猪羊田、台上、大方堰、关门田、岩子头、茶果田、窝坑、小方堰、曲尺田、大方田、院子田、花池、杨柳井、长秧地、小方田、巷子田、麻窝、槐花树、杨梅荡、冷沙弯、柏香树、羊子田、野鸡田、胭脂田、棋枰田、竹淦田、鸡公田、关鹅堰、水井田、砑弯、茶盆田、猪嘴田、团滥田、石板田、豆豉田、皇桶田、牛角田、长滥田、大弯丘、碓窝井、撮箕田、汪堰、大秧地、小弯丘、旗竿田、葫芦田、大窝、大新田、大鼓石、马槽田、玉石田、槽田、过路田、小鼓石、鱼池田、汪洋田、当弯、过水丘、枣子树、仓库田、八方井、桥头、顺山田、梨树田、仁义田、九子田、坪上、当沟田、桐子林、毛栗溪、牛舌田、水口、黄泥田、枧槽坝、茶蜡树、马跑井、下分、一称菸、蒲扇田、螃蟹田、纱帽田、祠堂弯、停骖堡、弯刀田、鹭鸶井、瓦子池、土地田、上石坝、没石滥、茶店子、双飞燕、河淦、漆树、消石田、椿颠树、长孙田、荒田、沟田。罗谱记这些田“皆为印官世守”，“然印官所得，亦不止此"。
   《善后碑》载：“近来，水蔺二司乘地方混乱，竟将沙溪里毛、蔡氏坝、李必林及缉麻等地诸佃占去，余虽未曾恢复，亦必须如数以七石三斗五升代赔入仓”。这证明罗氏在明朝嘉靖、隆庆年间，在播州西部好多地方拥有田庄，碑文称为“诸佃”。罗氏领地之失，其因在于杨氏。南宋至元朝，播州势力强大，杨罗二氏夺取水西土司乌江地六百里，后为“播州世业”。据《播地善后事宜疏》，其地包括“儒溪、沙溪、水烟、天旺、缉麻山、李博垭、仁怀、石宝、瓮平等处”，相当于今金沙、赤水、习水、仁怀县、四川古蔺县及遵义县的鸭溪、枫香、泮水镇等地域。明嘉靖中，播州宣慰使杨相因家族内乱，出奔水西，客死异乡，相之子杨烈乞还父尸，水西宣慰使安万铨要挟播州归还水烟、天旺两地后还尸，烈得尸悔约不割地，水西与播州开战，水西和永宁土司因其长官王黻被杀，即兴兵向东夺占播州领地，将罗氏在毛石坝、蔡氏坝、李必林、缉麻山的诸田庄占去。罗其宾势弱，无力收复失地，又要承担所失田庄应纳的粮赋，只好每年如数“代赔入仓”。
   土司要向朝廷缴纳粮赋，罗氏土官衙门设“把总”，催办租赋、粮米、银布。《善后碑》说：“衙门所管地方，一切条粮俱有定额，每岁必如数收入兴隆仓中”，上交四川省布政司收储，可以折银交纳，此“系朝廷边防储积”，除供军需和官员俸粮外，亦要解京以充国用。灾年可以宽限或酌免，罗氏每年应纳粮赋总额失考。《善后碑》说，罗氏长房子孙袭职时，要至京朝贡，办理袭职手续，需花较多经费，为此，“将所置泸江水、学隆田、辛田三庄田段及祖置周水田、泗渡站水田拨付宗首”，以这些田地收入“凑积翻放”生利，作为袭职朝贡专用经费。
   罗氏和杨氏占有播州后，土地所有权的转换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征服完成的，他们按实力瓜分地盘，在大土地所有制下，拥有辖境内的土地所有权，在其中最肥沃的坝子上建立官庄，由罗氏经营，其余土地再以分封的形式授给臣属分片管理，播州土著僚人事实上是土地的附属物，被束缚在领主“公家田”上当佃户，提供赋税并服徭役。罗荣入播后，将播民“编户立差”，罗氏领主向种地的农奴征收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罗氏给治下之土民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称“口份田”，每年交纳粮食、禽蛋、狩猎物为地租，承担差徭，修庄院，养马，伐木，筑路，挖塘，供应车马人夫，世代为奴仆。播州僚人向封建领主交纳科赋的史实，最早见于《杨氏家传》，五代时，杨端的曾孙三公被罗闽囚禁半年，被阿永蛮酋长黑定救出，至播州边界，谢巡检率播州土兵和夷僚到江边接应三公，“会济江，夷僚忽怀异志，引舟岸北，呼谢曰：‘为我语若主，当免我科赋，否则吾不以舟济。三公过江后，“夷僚争持牛酾酒为谢，三公剪帛系僚颈，吸水噀之，帛成蛇形，僚伏地哀祈，誓输赋，不敢反”。这段记载说明杨氏一直在征收僚人租赋，与杨氏共同治播州的罗氏也不会例外，向“编户立差”的土民征收赋税，是罗氏领主经济重要的收入部分。因为土官、土目作为土地所有者，又是政权主宰者，地租和赋租自然合一征收。征收额由各级土目、把事、师爷分到各村寨，再按田亩，人口分派到各户。
   罗氏宗族支派在各地建的庄园，是领主属下土目的私田，由罗氏子孙自耕，或雇佃户耕种收租吃饭。此后，罗氏划出的公田还有归宗祠管的祭祀田，罗氏私塾的学田、棚田，寺庙的庙田，拨归宗首管理使用的进贡田，还有用于赈恤孤贫的义田等。历代罗氏印官私有的田畴，谓之俸禄田。罗氏衙门中的把事、总管、舍人等土目，也有俸田，不准转卖。罗氏规定“凡子孙盗卖祖遗祀产至五十亩者，发边远充军，不及前数者，照盗卖官田律治罪。”关于罗氏土官历代征收粮田地租丁银的年平均数额失考，无法统计。据《黔南职方纪略》卷一记载：“田无顷亩，赋无科则，征收之法，按照土府旧制，每亭纳丁银若干，秋粮若干，”一部分是按人丁征收的“丁银”，另一部分是按土地面积征收的“秋粮”，[土地面积以撒多少斤包谷种子计算]，粮食可以折银交纳，当时各地土官均按此法征收粮赋，播州罗氏征收办法略与上述相同。

六、文化概说
   伦理观念是一个家族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罗氏家族历代重视忠、孝二字，认为这是罗氏兴旺发达的根本出发点，把忠、爱、孝作为维系罗氏家族最主要的思想根基和道德准绳。
   播州罗氏入播始祖罗荣49岁领兵入播，驻播州27年后作《自叙》，自述至播州拓土开疆，“费十年汗马之劳”的业绩后，发出“创业固难，守成亦不易也，倘非世德世功，世忠世孝，亦难守有道之长，是以君子所贵乎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的感慨。作自叙的时间是大唐贞元十四年戊寅春王正月望十五日，即公元798年正月十五日，罗荣76岁，有感而发，望后世子孙继德扬威，严守忠孝二字，以为罗氏立命发达之基。并黾勉子孙“带砺山河，与国同其休戚”。
   与罗氏情深谊厚的杨端，在助罗太汪收复播州后，对罗氏立“忠爱堂”，编纂《罗氏宗谱》十分赞赏，唐乾符三年(876)十月，杨端“登君(太汪)之堂，阅君之谱，见先公(罗荣)遗言，如睹先公手泽”，端景仰其“德业闻望”，“心怀念慕”，捧谱书兴览“缱绻莫释”之余，为罗谱作序，“附之仙谱”，杨端《序》开卷即言“盖闻豪杰之挺生，莫大乎尽忠尽孝二者而已。故先民有言‘求忠臣必先孝子之门’，又云‘事亲孝，则忠可移于君，吾于是知君家忠与孝之大也”。罗氏两次发军征播，伐夜郎诸民，被视为忠君报国的“正义事业”，是建功立业的“壮举”，以此效忠朝廷社稷。尊亲、爱亲的孝义笃行，也是封建时代家族普遍遵从的道德规范，忠君事亲为报国治家之大端，忠孝仁爱是罗氏安身立命的宗旨。据罗谱记载，杨端为之作《序》的唐代罗氏家谱，是播州罗氏最早的一部宗谱，当年存于罗氏宗祠“忠爱堂”上，堂名“忠爱”，即为忠孝之义，故杨端序即以阐发罗氏忠孝为开卷之言，是别有深意的。杨端谱序比罗荣自叙晚78年，述罗家往史，赞其忠孝两全，罗氏亦引以自豪。明代洪武初年，罗氏二十六世土官罗琛《自叙》，写罗氏献地纳土归附明朝，得委原官后，“北伐明珍，南征交趾”，改朝换代之际，忠臣得事明君，建功立业，觉得自己“无愧于承先启后者，”希望后人“既受茅土之封，当思忠孝之报，而君恩祖德，佩服无遗”，将他在国家和罗氏家族发生历史性大转折时所建功绩，写为自叙，载入罗氏宗谱，“以为光前裕后之鉴”，其“君恩祖德"的主旨，仍在于阐发忠孝二字。明万历年间，罗仪廷写谱序, 纵观罗氏八百年沧桑后，总结为罗氏“倘非克孝于家，克忠于国，亦何能历世数变而不朽哉?”要求罗氏子孙当好忠臣孝子，严守祖训族规。综观历代罗氏文章，忠孝仁爱之心，是一脉相承地贯穿于播州罗氏兴衰史的精神主线。
   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 罗氏在三岔修建金山寺培风水，以名宦为神，神像穿衮衣，冕服，金光闪耀，同时以“功德之利于民者入祀”。明代，罗其宾、罗承恩出资重建殿宇，族人群诣殿庭瞻拜，行三献礼，祀事不替。金山寺大殿梁有明万历四十年重修时的墨书题记：“功德主原任黄平安抚使司都安抚使，改文衔土官罗承恩、应袭罗袍，遵义道中军、威远卫指挥使司罗天宠，应袭罗寿增……重建共立”，并其族人同事者铸名于钟，标名金山寺，可见罗氏重视宗教。但所祀除佛像外，多是地方神，兼祀罗氏祖宗。   ．
   遵义在清雍正六年(1728)前一直属蜀，郡人崇祀蜀太守李冰父子，于唐贞观八年(634)在今遵义城东十里高崖山建川主庙，一云二郎庙，每年六月二十四日祭祀。后庙圮，万历四十六年(1618)威远卫指挥罗天宠及属下的镇抚陈一龙、分守黎雅、游击周世禄等武官, 协同遵义府官增修庙宇，刻碑一块记事，碑文载《遵义府志·祠庙》。
   罗氏在宋元之际未暇发展文化, 未见有著名文人。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播州宣慰使司并所属安抚、长官各遣其子来朝，请入太学。帝为敕国子监官善训导之”。此年，罗氏派罗钦至京入太学。
罗氏历代重视编修家谱，视为家族中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谱书有独特的价值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据清成丰罗谱载，播州罗氏最早的族谱“始则太汪公”。清康熙罗尔经《谱序》又云, 播州《罗氏宗谱》是罗荣始修，尔经《谱序》说，罗荣“受封之后即建祠堂，名忠爱堂。修家乘，纪前徽，示来叶，柳公玭叙其简端，据罗谱，柳玭为唐昭宗时人，官泸州刺史，曾为罗氏家乘作序。播州罗氏唐代是否有谱很难说。据《中华姓氏通书·罗姓》考证，“罗氏族谱最早者，似修于宋代开宝年间(968～975)的豫章[今江西]罗氏族谱”。族谱编修的体例和方法，始于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苏恂，经历代继承发展，修谱活动至清代达到顶峰。宋元间播州罗氏是否修谱无考，连比较著名的播州杨氏唐宋元皆无家谱，迨至明朝初年，杨氏才请文人宋濂编写《杨氏家传》，既述播州简史，又代杨氏家谱。民国年间，浙大教授谭其骧《播州杨保考》尖锐指出杨氏谱谍中若干错讹、荒诬之处，认为旧时代的“谱谍类多依托虚饰之辞，不足徵信”。《杨保考》云：“播州宣慰司同知罗氏，及与杨端同时入播者令狐、成、赵、犹、娄、梁、韦、谢八姓，皆称系出太原(《遵义府志·土官》引唐《罗荣忠爱堂序》，《艺文》引明万历《罗仪廷族谱序》，《建置》引清陈怀仁《心斋随笔》)，则以与杨氏本属同类，故率以杨氏之祖贯为祖贯也。《罗氏族谱》内载有始祖荣忠爱堂叙，杨端忠爱堂谱序二篇，然二文出自口授(《艺文》清《罗尔经族谱序》)，其为后人膺作无疑。荣《叙》中有长官安抚之称，此元、明以后之土官制度也”。明代平播后，罗仪廷见旧谱毁于战火，“睹简编之残阙，记载之差谬，若非溯本穷源，详定载籍，虽有孝子贤孙复起，其详不可得传也”，万历四十六年(1618)，仪廷续修《罗氏宗谱》，于劫火之余，“访诸先正，因口授以先祖、先公《自叙》二篇，并杨公叙一篇，笔之于书，汇成谱式”。此谱今不存，其中据传闻记载的先祖事迹仅凭口碑资料，故准确性不高。咸丰罗谱转引自万历罗谱的几篇《自叙》，其内容皆难于与史实印证，问题颇多，谭其骧指出“其为后人膺作无疑”。
清康熙中,罗尔经感叹“宗谱之湮没，祖训之废弛”，怀尊祖敬宗之念，发敦本睦族之情，再次发掘史料，寻丘墓，索碑铭，终于找到明代罗秉信墓志铭和宗支图，辑成康熙《罗氏宗谱》。本届修谱，亦深感史料匮乏，清代、民国旧谱因战乱灾荒洗劫和政治运动扫荡已所剩无几，踏破铁鞋，终于找到幸存的《康谱》残本一册，实属难得。嘉庆七年(1802)，罗应先曾修谱，未传。咸丰三年(1853)，罗源活等再修族谱，付梓刊行，历130余载，今犹存较完整的刻本，亦十分珍贵。今查罗氏康、咸二谱，皆不见可与史合的明代以前之文，谱中从荣至琛几十代土官皆无传记，由唐驾明，只存三篇《自叙》，而所述万历以前史事，与国史相牴牾者甚多，关于播州罗氏之先世资料不多，为编修统合古今之罗氏宗谱造成不可逾越的障碍。本届修谱中只好另辟蹊径，从整理研究史料入手，广稽文献，排比史料，据实考证，纠误补遗，在记载播州罗氏史方面，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溯本求源，综诸家说，成一家言，在继承旧谱传统上创新，以期为罗氏存其本素，为播州史研究提供准确依据。
至清初，罗氏文教大兴，人才辈出。著名者如万彦子士柏，康熙举人，仕山东日照县令，迁刑部主事。正如罗尔经叙其族谱云：“本朝受命，文运振兴，吾族之捷南宫、领乡荐、应贡举、歌子矜者，济济称盛”，古今罗氏文人学士，名皆载于本谱，事迹详见《人物传》。
七、改土归流
   据《蛮司合志》，明代“播州领二安抚、六长官、统七姓，为田、张、袁、卢、谭、罗、吴，而田、张最大，世为目把”。明代，罗氏身任宣慰同知，在“五司七姓”中势力不算小。“而田、张最大”，恐不是指家族势力之大，而是田、张二姓与杨氏世为姻亲，权力较大。
   播州所领“二安抚”，分别为草塘安抚司宋氏、黄平安抚司罗氏。“六长官”，分别为播州长官司王氏，播州长官司何氏，播州千户长官宋氏，真州长官郑氏，真州副长官骆氏，重安长官司张氏，余庆长官司毛氏，白泥长官司杨氏，容山长官司韩氏，瓮水长官司犹氏。
   田氏，祖上系宋初高州[今绥阳县]田氏。播州本土之田氏，《炎徼纪闻》认为是思州宣慰田氏之裔，明永乐间改流后，族人多入播州。田氏与杨氏世结婚娅，杨辉妻、应龙妾皆田氏，应龙二女嫁田氏之族驷。播州张氏为世族，多与杨氏婚媾，其酋有张坤、张时照。杨烈之母、应龙之妻皆张氏。卢氏，其酋有卢文秀、卢里受、卢阿项。谭氏，其酋有谭里保。吴氏，其酋有播州的头目吴绲，“贼魁”吴尚华，首领吴洪。袁氏，世居上下赤水里，聚居今赤水猿猴场，其酋有袁年、袁鍪等。以上诸姓加播州罗氏，史书称为“奏民七姓”。明代“七姓世为杨氏目把，大事咨决焉”。
   罗氏为加强自己在播州的实力，多与播州名门望族之女通婚。据康熙《罗氏宗谱》，与锦水罗氏通婚的有鞠氏、聂氏、杨氏土官女，宋氏长官女，余庆毛氏长官女。明代，罗宗福次子娶王长官女；明弘治年间，罗秉渊娶母长官女母贵。明天启间，罗良佐(字仪廷)娶原播州长官司何长官女为继室；崇祯间，罗尔章娶宋长官女。这种门阀世家间的政治联姻，使播州各大姓土官家族结成亲族集团，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五司七姓豪酋联成一气，巩固其对土民的统治。
   土司之间,为夺取权力和财富, 也存在猜忌、争斗和仇杀。万历十八年(1590),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兵犯罗氏同知衙，同知罗时丰避居乖西府[今开阳县]，率五司七姓诣贵州告变”。应龙因素从征调立有战功，朝廷宠信，又献大木给明神宗建宫殿，得赐大红飞鱼服，封骠骑将军，志得意满，在播州擅权作福，每以斩杀立威。应龙欲将他的庄园永安庄[今遵义县板桥观坝]“相易同知衙”[今三岔镇罗衙]，“时丰公不允，故有此变”。相传应龙欲袭同知衙，属官知之，暗寄时丰一书信，其中有云“罗同知，好马十匹”，时丰会意，知不能敌，即率家属乘快马夤夜逃走乖西府（今开阳）避祸。
   隆庆三年(1569)，杨应龙兴兵夺占沙溪里宋氏田庄，杀害千户长官属下宋恩等l 7人。万历十五年(1 587)，应龙疑其妻不贞，乘醉杀妻张氏及岳母，砍下首级，并屠全家，其妻叔张时照、部属何恩、宋宗富、宋世臣父子控告应龙“阻兵嗜杀”，罗时丰亦“连率五司，会纠七姓”，告杨应龙“虐民渎神，干冒王章”数罪。于万历十八年, 贵州巡抚叶梦熊疏奏“应龙凶恶诸事”，巡按陈效历数应龙“二十四大罪”，请发兵征剿。《明实录》卷232载：“贵州抚臣叶梦熊与按臣陈效疏劾杨应龙逆恶已著，业奉旨会勘。四川按臣李化龙欲宽应龙之罪，复题应龙罪犯必诛，其所辖五司与土同知俱背之来归，愿属重庆，众叛亲离，何至有不测之虞"。此处之“土同知”即指罗时丰，联合五司状告应龙，罪状中有应龙夺占罗氏田庄，掘毁罗荣墓，“捣毁碑铭坟冢”等内容。初，应龙俯首听勘，及后率土兵冲杀官军，万历二十三年被革职。《明实录》卷289记载：万历二十三年九月乙未(1596年1 0月28日)，兵部复川贵总督邢玠处置播州事宜的四条意见，经明神宗认可，其中说：“一议处七姓奏民以安流离。七姓奏讦[应龙]以来，恐杨酋加害，远徙川、贵，而无辜播民惧天讨[朝廷派兵讨伐播州]或加，亦因转徙”，说明罗氏子孙随播民均逃离故土避祸。“一议发避住土官以复故业，播州土同知罗时丰与应龙同籍同官，仇隙未深，因去岁议剿，移住贵竹土司。今应龙已俯首听勘，时丰当听督抚差官押送故土，诏悉从之”。万历皇帝同意兵部侍郎邢玠至播州勘处杨应龙事，调处应龙同罗时丰之间的关系，并敕谕川贵总督，巡抚派人将罗时丰送回播州仍理旧业，但时丰慑于应龙威势，不敢回播。次年，应龙被罚白银四万两助朝廷采大木赎罪，将其子杨可栋囚在重庆作人质。可栋死于狱中，应龙索尸不得，反被重庆府官员勒索，大怒，遂张旗反明，置关据险，厚抚诸苗，率兵四出焚掠劫杀，“势复大炽”，朝廷震动，于万历二十八年集诸省兵24万，分八路进军播州，应龙兵败，自杀于海龙囤。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血战中，杨氏土司沦灭，杨氏家业毁于战火，播州遭兵祸之灾，生灵涂炭，受到惨重破坏。播平，罗氏土司才回归故土。次年，以乌江为界，裂播州版土为二，分属川黔，建遵义、平越两军民府，朝廷派流官治理。平播主帅李化龙在《平播善后事宜疏》中写道：．“有宣慰同知罗氏，世有官号，与播并建者。罗氏与江外五司具疏改流，挑怨速祸，至有今日之事，海内震动，流血千里，则诸司者罪之魁也。故说者谓诸司宜以起衅绝之，第王道如天，罚宜从轻，赏宜从重，合将罗氏为新府土知事”。李化龙深刻总结杨应龙事件的历史教训，应龙有错，其初意不在反，而是五司七姓纷纷告变，兼地方官处置不当，逼应龙反。战争中播州军民死伤惨重，诸司有责，责任最大的，是播州宣慰同知罗氏。改土归流，拆州建府，诸司土官本该不予录用，念“王道如天”，仍起用罗氏土官任事。实质上，朝廷对播地军事血洗后，为维持对这个地方的统治，不得不任用熟悉地方民情，在当地仍有威望和势力的土官，改土归流一时不能彻底，也需要起用“地方干部”，这才是本意。《平播疏》载：“万历二十九年(1601)四月，“诏郡县播地，建城署，设官，立学，则壤田赋，置卫所，定屯田，设兵备，专将领”。“以播地分设遵义、平越二府，析置二州、八县：遵义、桐梓、绥阳、仁怀[含今赤水、习水二县地]四县，真安一州[含今正安，道真二县]属遵义府，隶四川。余庆、瓮安、湄潭三县，黄平一州属平越府，龙泉一县[今凤冈县]司石阡府，隶贵州……置威远卫及官属限其屯田。”当时威远卫在白田坝，与遵义府同城，播州宣慰使同知罗时丰改官遵义军民府土知事，兼威远卫指挥使。此年后，播州之名不存，播州罗氏土官统绪由唐末罗荣至明末罗时丰止。
   《罗氏宗谱》记载这段史实的文字有误，罗士柏《书玉堂庙碑文后》的文章写道：“明万历庚子，因杨氏乱后，复有吴洪、卢文秀之叛，万历三十二年，时丰公乃献土改流，易播为遵。其分袭黄平安抚司者，改袭州同知；本支袭宣慰司同知者，改袭威远卫指挥使司。至康熙初年，万彦祖以足疾告休，由是裁卫设县。承袭虽止，而犹准食半俸”。这段文字其误之一，非“时丰公献土改流”，而是朝廷发大军克平播州，明朝统治者意在消灭盘踞千年，割据称雄的土司政权，改为派流官治理，取缔土司制度，此时不是改朝换代，无需“献土”，设郡县而派流官是历史所趋，这不是罗时丰的功劳。其误之二，播州实行改土归流的时间是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四月，绝不是万历三十二年卢文秀叛后。其误之三是遵义县建置复设于平播次年[唐贞观十六年置遵义县，故称复设]，绝非康熙初年裁卫之时。
   关于威远卫指挥使罗氏，罗谱所载不详。明万历三十六年，遵义知府孙敏政修《遵义军民府志》，志书载：“本卫[威远卫]掌印指挥，取之卫中，推选委用，设管屯指挥及正副千户、百户、镇抚等官，并经历一员，俱拨田折俸”。李化龙《平播疏》载：“设一卫于白田坝，与府同城。指挥使一员，同知二员，佥事二员，镇抚一员，经历一员，知事一员，百户四员。所军备一千，共五千。卫所官于从征[播州杨应龙]有功者酌量升受，不足者于邻近愿入者调取移实之”。明朝对播州改土归流，改革中取缔了土司武装机构、设卫所为遵义军民府的军事机关，统领驻扎播地的官军，以镇压播州杨氏余党的反叛，委罗时丰为军事长官，进一步提高了罗氏的权力和在地方的威望。《明史·职官志》：“京卫指挥使官正三品，指挥同知从三品，指挥佥事正四品，镇抚司镇抚从五品。其属经历司经历从七品,知事正八品,吏目从九品。下属千户所正千户正五品，副千户从五品，百户正六品，总旗二十人，小旗百人”。罗时丰改任威远卫指挥使后，统领本卫前、后、中、左、右五所，每所设正千户一员，副千户一员，百户四员。卫指挥以下武官多世袭，其军士亦父子相继。威远卫指挥使司设官同京卫，官员品秩亦相仿。
   时丰卒，天宠袭职。清代郑珍修《遵义府志》时，已难于考证威远卫的建置和当时在卫所任职的主要武官，这对于弄清当时军事史，弄清罗氏统领今川南黔北一带军事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价值，今据有关史料补证于下：罗天宠任威远卫指挥使时，为掌印指挥，属官有守游府千总罗应万(罗谱)，守备为袁勋(《高岩山碑》)，冠带总旗有下赤水里头目袁鍪，仁怀里头目王继先，安罗二村头目罗国明、罗国显、安銮等五人(《遵义府志》)。千户所镇抚官有上赤水里头目袁年，陈一龙，分守黎雅，游击周世禄(《高岩山碑》)等人。上述武官均世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