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姓氏与家族相联，了解家族必谈人物，评论过往之人，目的是给后来者提供借鉴。
　　古人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每个姓氏里面都会有贤人君子与龌龊小人，皆因后天的教养不同，接受的影响不一样，于是出现品德才智、人生追求的种种差异。
　　南宋一开始与金朝尖锐对立，晚期又要抵御蒙古元朝的南侵，政局长期紧张，而国势孱弱，吏治败坏，世风颓靡。严峻的现实，在不少士大夫身上，催生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倡导自强不息，张扬浩然正气，表彰文节俱高，大讲义利之辨，与“士大夫无耻”的浊流决裂，尽力挽救时局，寻求安民强国之方。其中既有朝廷与地方上的官员，博综六经的学者和思想家，也有在书院传授经史与科举业的乡先生。本文不说人们熟知的朱熹、陆九渊等理学思想家；不谈刘清之（清江人）提倡为人师表，不仅是经学之师，更应是为人之师；不介绍文天祥敬重的老师欧阳守道（吉安人）的事迹，只集中精力阅读崇仁罗点的资料，走进罗点的生活场景，观察他怎样对待发生在身边的事情。
　　我们单说罗点，不是因为他的官大，最高为“签署枢密院事”（副宰相级），而是看重他身居高位却不失平民心态，手握大权能够为下层民众谋利，参与朝政决策敢于实事求是，在皇帝面前也坚持说真话，直言极谏，不昧心奉承，或俯首闭口。罗点的一言一行，对官场上那些阿谀奉承、为虎作伥；或对上惟命是从，对下蛮横骄慢；或一事当前，不问义理，只求私利等等弊病，有针砭价值。当然，他出自豫章罗氏，是乡贤，理应是我们认识与传承的首要对象。
　　罗点的一生言行事迹资料，主要来自好友袁燮。袁燮（1144－1224），浙江鄞县人，罗点提举浙西常平的时候，他为江阴县尉，妥善赈灾，得到罗点赞扬并荐举于朝。他俩志气相投，结为知己。袁燮曾师事陆九渊，是陆学在浙东的四大传人之一，以名节自期，立朝屡进谠言。宁宗嘉定初（1208），袁燮任提举江西常平、权知隆兴府，更多地接触了江西的地情。罗点的几个儿子以父亲的生平本末袁燮最清楚，特请他给写“行狀”，供朝廷议赐谥号之用。为此，袁燮在《端明殿学士通议大夫签书枢宻院事崇仁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戸食实封一百戸累赠太保罗公行状》（以下简称罗点行状）中，详细叙述了罗点的施政业绩，奏章内容。《宋史·罗点传》就是依据这份行状而写，内容则大大减缩。罗点自己的文字著述，行状中说有“有奏议若干卷，书春秋孟子讲义合若干卷，制词若干卷，鉴古録若干卷，杂着若干卷，闻见録若干卷”，但都没有保存下来。《宋史·艺文志》集部载有《罗点奏议》23卷，但此书在宋末元初已经失传。再查《四库全书》，仅见明朝王鏊《姑苏志》卷十二“水利下”，录存有罗点《乞开淀湖围田状》一篇五百余字的短文。今人编辑的《全宋文》中，收录了罗点的一些奏章，篇幅也很短，没有超出行状范围。所以，袁燮写的行状不失为了解罗点的唯一原始资料，殊为珍贵。该文收录在袁燮《絜斋集》第十二卷，本文以下凡引自该行状的资料，均见于此，不再一一注明。

　　二、罗点生平简介
　　罗点（1151-1195），字春伯。袁燮《罗点行状》写道：“罗本熊姓，颛帝之裔也。春秋时为小国，能抗强楚。”《左傳》记载罗国的国都，开始在襄阳之宜城，后迁徙到南郡之枝江，子孙后人不忘祖宗，因以国为氏。自秦、汉至唐，虽有罗姓人见于史策，“然罕有功业宏大、名位显荣者，故莫详其世系。”由此看来，罗点的远代祖宗，是普通民众，所以说不清楚，没有猜测妄说。“五季时，公之先世，实居江西之豫章。我宋之兴，徙于抚之崇仁。厥居髙垍，族党寖繁，大父太傅又徙于髙垍之五星源，遂占籍焉。”大父，即祖父。唐末五代时，罗点家族居住在南昌，北宋初年迁徙到抚州崇仁县，居住在高垍，后来人丁繁衍，他的祖父再次搬迁到高垍的五星源村。宋代的高垍，就是今天崇仁县城西南郊的石庄乡高溪村[ 《崇仁县志》第73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罗点的曾祖父罗起、祖父罗琢、父亲罗朝俊，都是乡间平民，虽然“世修儒业”，读书习文，却都没有人做官，改变乡户身份。眼见如此家世，罗点立志光大门庭，“思所以大兴起之”。他生性聪敏，“八九岁时能援笔属辞”，已经能作文赋诗。善于和“英俊”切磋交流，追赶先进。两次获得县里选拔参加考试，淳熙二年（1175）中进士第2名。这年他26岁。[ 袁燮《罗点行状》、《宋史·罗点传》均作淳熙三年，而《宋史·孝宗纪二》、《通考·选举考五》均作二年；但行状又说“时年二十六”，与淳熙二年不合，必有一误。]从此走上仕途，一路奋斗19年，登上签署枢密院事高位，卒。
　　出仕首任定江军节度推官。定江军，即江州。南宋为了抗击金兵，加强长江防线，提高九江一带的军事防御能力，把江南西路的江州改为定江军，长官为节度使，官署仍在九江县。推官，是节度使的下属，负责审理案件。在此期间，罗点父亲去世，回乡丁忧。守孝三年期满，升为太学博士。
　　淳熙十年（1183）二月，参加升馆职[ 宋朝在中央设置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合称三馆，设有直馆、直院、修撰、检讨等官，称为馆职，掌管典籍的编校。对馆职的要求很严，要经过考选才能授职。]的考试，以坦率直言考中，拜秘书省正字。六月，迁校书郎，寻兼国史院编修官。
　　十二年（1185）二月，迁秘书郎兼皇太子宫小学教授，有了更多与皇室直接打交道的机会。他全心身扑在教学、督导上面，并且自编教材，采摭古人行事明白易晓、可为劝戒的事迹，编为《鉴古録》，每天讲解一件事，期使皇子明白以古为鉴可知兴替的大义。罗点并且认为，修身、齐家是“端本正始”的基础性教育，不可忽视。六月除著作郎。
　　十三年（1186）正月，出为提举浙西常平茶盐事。这是浙江西路的长官之一，主管财经，兼有监察州县之责。[ 宋朝地方行政区最高一级是“路”，路的长官分别为转运使，亦称漕司；提点刑狱使，亦称宪司；提举常平使，亦称仓司。需要时还设安抚使，亦称帅司。他们又都有监察州县之责，通称监司。]罗点在浙西所做的一件关系国计民生大事，是疏浚淀山湖。昆山、华亭之间的淀山湖，与诸多河港联接，有蓄水与灌溉之利。但是，被“戚里豪强之家，占以为田”，他们围湖淤田致使湖面萎缩，“遇水则无处泄泻，遇旱则无从取水”[ 王鏊《姑蘇志》卷十二水利下：罗点《乞开淀湖围田状》。]，害及滨湖大片地区。对此民众早有控诉，罗点深入调查之后，决意疏浚，使农民耕田有望，官府田粮不亏。上奏获准，随即组织开工。有朝廷支持，故“贵势无敢沮挠，百姓勇于赴功”，很快竣工。为求效益长久，他把这次疏浚之事刻石立碑，公示于社会，“以防他日筑塞之患”。
　　十四年（1187）四月，罗点兼权平江府（今苏州市）。遇久旱，罗点全力组织救灾。他乘米价尚未暴涨，及时广籴储存，以备赈济饥民。盐官、海盐二县被旱尤酷，他奏准停止征收三等以下民户的夏税、和买、役钱，及往年的欠款。华亭知县刘璧疏通堙废已久的河道，得浸灌之益，罗点把他荐举于朝。还将嘉兴知县黄度、平江府推官陈希点、杜申、刘君济、诸葛千能等“有志于民”的僚吏，向朝廷推荐。而对心不在民、赈灾无术的县官，皆奏罢之。由于奖惩分明，故“人争自奋”。在浙西全路来看，“救荒一事州县多不介意，奉行灭裂”，罗点轻车简从，下州县巡历督责，或徒歩十余里访求民瘼，人们不知其为长吏。他惩罚増价闭籴的富室，打击乘机扰乱的奸民。由于诚心救灾，减轻民众赋税负担，收到“一路饥民并无流移，米价不长”的成效。
　　十五年（1188）二月，召赴行在，以救灾得到孝宗赞扬。除戸部員外郎。五月兼太子侍讲。十月，改太常少卿兼侍立官。
　　十六年二月，光宗即位，迁中书舎人，被命出使金朝。罗点身体虚弱，“夙有脾疾，春夏间每作輙甚”，这个时候到北方去更难抵御风寒，故其母亲及子弟非常担忧。但他以为“君命至重，岂可为身谋哉”，毫不迟疑地启程。到了金朝，与接待官员发生服饰礼仪、文书用词之争，他据理辩驳，“人皆服公强毅有守”。完成使命而回。
　　绍熙元年（1190）七月，拜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十二月兼权刑部侍郎。到此官位，已经进入朝廷大臣行列。
　　二年二月，光宗要大臣们上奏时政缺失，罗点奏陈五事，规劝光宗务学问、肃宫禁、明黜陟、察左右，励精图治。四月，兼侍讲。
　　三年夏，权兵部尚书兼权刑部，成了侍从皇帝的重臣。光宗“溺于酒色，不恤政事”，又和退位了的孝宗有很深的嫌隙，长期不朝请问安，竟连孝宗丧事也不过问。对此复杂而尖锐的宫内矛盾，罗点不避嫌疑，前后与同僚合奏35疏，个人上奏16章[ 这些奏章的数据，见《宋史》卷三九三《罗点传》。]，尽力调解，却均未凑效。
　　五年（1194）六月，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宻院事。光宗因病退位，皇子嘉王即位，是为宁宗。罗点以宁宗初临朝，首先要端正心术，于是陈述了“持心守正”等十件事。奏请宁宗在退朝之空暇，与大臣坐而论道，从容讲说，或召讲官对话。
　　庆元元年（1195）九月，罗点扈从宁宗至明堂，“得气疾”，还私第三日而卒。享年四十有五。赠太保，谥“文恭”。
　　袁燮对罗点人品给予高度评价。说他德性寛平，不为矫激怪异之行，待人和气，事亲孝友。严于律己，“义利之辨，明烛毫末”，亲友中“欲有请于州县者，则坚却之。”有人劝他不必做具体政务，他说：拿了俸禄，怎可怠慢？职责所在，就该恭亲不懈。或谓：天下事非才不办。他主张先论其心，“心正而才不足，虽不中不远矣；心苟不正，才虽过人，果何取哉！”
　　罗点居家严而不猛，既和蔼可亲，又不失礼节。虽官高禄厚，而自奉简约。其父病卒，诸弟尚未自立，他延师教之，直到皆有所成。他告戒诸子：我从布衣奋起，受知三朝，“尽言无隐”，诚心报恩。尔等需坚定志向，勤奋问学，“居官当亷，居家当俭，临大事当仗节死义。以是立身，以是报国，则人皆谓我有子矣。”罗点尽量评议朝政，是为国效力，抵御腐败；要求诸子继承不坠，廉洁为官，节俭治家，乃至“仗节死义”，说到了极处。其纯粹的人生志向于此可见。

　　三、思想事迹
　　罗点出仕19年，经历孝宗、光宗、宁宗三朝，每一朝都有上奏论事，充分展示了他的政治思想和人品节操，概括地看，主要是四个方面：
　　1、为官公正明断，勤政务实，不徇私情。他刚踏上仕途，就给上司留下深刻印象。在九江为推官时，江南西路转运使趙汝愚和他谈及一桩案子，说有人控诉一个贪残者，已令某官去审理，交待此人，如得其实情就推荐为剡县（今浙江嵊州市）令。罗点问：那人之罪已经知道吗？答：没有。罗点说：真伪未知，而以利诱审案之人，是示意“鍜炼其罪”，逼成冤案，这绝不可以呀。赵汝愚悚然醒悟，“微君言吾虑不及此”，若不是您提醒，我真没有考虑到这点。在比自己高很多级的长官面前，坦率纠其失误，毫无巴结上司的奴才相。由此起点察看他尔后的足迹，是直线发展的：提举浙西期间全力赈灾，奖罚分明，举荐贤才；进入朝廷之后，参决庶政，评点时事，直言无讳，既尽忠心，更讲道义。
　　2、关注“国是”，务求自强，不图侥幸。“国是”，即南宋立国的根本大计，是南宋在抗金环境中的时尚用语，含意是应该实施抗战图强、光复失地的国策，还是屈辱求和、苟且偏安？“国是”之争，从绍兴和议开始，持续至于南宋末年，未曾停歇。罗点认为，立国之本是足兵，足食，自强。淳熙十六年（1189）正月对孝宗说：“……使吾徳政修明，将相得人，足兵足食，根深本固，敌虽盛强，其若我何。如若不然，敌虽衰微，未可喜也。今金主已殁，士大夫之论或谓……邻国多难，本朝之福也。臣以为不然。夫因敌盛衰，为我喜惧，国势亦可窥矣。”他这篇奏章，得到众人赞同，都在传说。
　　光宗继位，罗点随即上奏：“愿诏大臣悉心讲画今日天下之事，其纲要如何，其凡目如何，其施行之次第又如何，条列以上。陛下先隐之圣心，而以其章下之侍从、台谏、天下之百执事，反复其说，裁之至当，按为国论，守而行之。”
　　绍熙三年（1192）四月，向光宗直陈时事，指出“两淮、荆襄为国保障，而今日经理曾无一事成就。”
　　3、提醒皇帝重视区分君子、小人，才可确立“国是”。淳熙十五年（1188）对孝宗说：“臣闻君子、小人相为消长，众正进而后群枉消，群枉消而后国是定，国是定而后太平之基立。……今恶直丑正之徒，私立名字，阴阻善良，稍相汲引者指为朋党，稍欲立事者目为邀功，而独以循黙谨畏者为时才，此陛下好贤之美意，所以犹未白于天下也。愿明诏大臣，公心求才，毋惑于邪说。”批评的锋芒指向官场，顽疾的根子在专制帝王。北宋庆历年间，仁宗警告臣僚不要结“朋党”，欧阳修率先站出来反击关于“朋党”指控，精辟地剖析君子与小人的特质，告诫仁宗皇帝要信用君子，斥退小人。[ 详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八，仁宗庆历四年（1044）四月戊戌。中华书局1985年校点本，第3580～3582页。]约140年后的罗点，继承这个优良传统，指明时下的阴邪小人以“朋党”罪名压制善类，阻碍抗战自强国策的确立，提醒皇帝不要被邪说所煽惑。
　　光宗统治的时候，罗点又畅所欲言：“自古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臣尝疑之，深思其故。盖君子之志在天下国家，而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必正论，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当路，則忤時俗。小人之志在一己，而不在天下国家，所行所言，皆取悦之道也。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鲜矣；用其所以取悦者，其不得志亦鲜矣。若昔明主，念君子之难进，则极所以主张，而覆护之；念小人之难退，则尽所以照临，而堤防之。”君子与小人的志向根本对立，然而小人的言行尽皆投主子所好，故得志常多。小人之所以能得逞，皆因主子喜欢会吹拍的小人。罗点这番议论，把皇帝和小人放在同一位置上评判。
　　4、旨在维护皇权，坚守道义，直率批评皇帝。升入馆职的考试，关系着罗点仕途前程，马虎不得。他直抒胸臆，指出“用人之患有七：授之非宜，进之太拘，责之太备，待之太轻，任之不专，辨之不明，保之不力，皆非用人之道。善用人者必反诸身。溺晏安，欲速成，任喜怒，疎忠良，私好乐，有一于此皆为害政。为人主者戒之、谨之”。他在关键时刻不去歌颂皇帝功德，倒是指点缺失。很幸运，孝宗对此旁敲侧击没有怪罪，倒是给予褒奖，录取了他。
　　淳熙十年（1183），大旱，罗点应诏上疏言事：“今时议论凡陋，驱之使然。无所可否则曰得体，与世浮沉则曰有量，众皆黙、己独言则曰沽名，众皆浊、己独清则曰立异，此岂陛下所望于臣子者哉。今欲大有为于天下，破此凡陋而后可。……独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诚欲用之，则愿以所上封事置籍禁中，时时省阅，当者审而后行，疑者咨而后决。”[ 《宋史》卷三九三《罗点传》所写此段文字，是据《行状》的改写，略有不同。如“驱之使然”四字删去，减轻了皇帝在时弊中的责任。]官场弊病，根子在帝王，“驱之使然”。遇上天灾，帝王照例下诏求言，往往走过场，做个样子给臣民看，所以罗点追问孝宗“果欲用之否”，态度十分严肃。
　　光宗继位之初，罗点就据实论事，批评他偷安沉溺，不理政事：“今道涂之人皆言陛下每旦视朝，勉强听断，意不在事；宰执奏陈备礼应答，侍从庶僚备礼登对。而宫中燕游之乐，锡赉奢侈之费，己籍籍于众多之口矣。强雠对境，窥伺间隙，百姓嗟怨，奸回生心，此声岂可出哉。国家财赋，无承平所入之半，而用度无节，过政宣奢汰之日。民力至此，其困极矣。若复悠悠，悔将无及，惟陛下深虑之。”北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间的奢靡享乐生活，是在国库充足的时候，光宗时期金朝仇视于对面，而财赋不足太平时一半，你还不深省，后悔就来不及了。如此极言切谏，真有点无所顾忌，不顾皇上情面。
　　光宗接替父皇（孝宗），对退位的太上皇却闹别扭，市面流言他“溺于酒色，不恤政事”，绍熙五年（1194）四月，罗点比较委婉地指出：“若深居不出，久亏于道，群情解体，众口谤讟，近日通衢之中，固有持此指骂大臣，无所避忌，祸患将作，可无虑乎。”臣民都在怨恨诽谤，大街上指骂大臣，你皇帝还不忧虑吗！
　　综合起来看，罗点议政是诚心无隐，不避忌讳。他知道：“臣愚不识忌讳，僭言乘舆以及宫禁，抵排贵要，触冒危机，不得罪于今，必得罪于后，迫于爱君，万死不悔，惟陛下察之。”爱君、忠君，无可非议。但他坚守道义，不是曲意奉承，为虎作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需要胆识，更要有为道义而献身的精神。
四、几点体会
　　八百多年以前的罗点，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偏少，主要是评议南宋统治的言论。由于缺乏历史资料，我们不可能把他的形像描绘得更丰满些。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他瘦弱，健康状况不佳，“夙有脾疾，春夏间每作輙甚”，家里人害怕他到北方去，最后偶感风寒，便一病不起，以45岁的中年而殁。诚如袁燮所叹：“昊天不吊，人杰沦丧”。惜哉！
　　罗点来自崇仁农村，虽是富户，却非官宦，故称“白屋”。他立志光大门庭，刻苦攻读，和朋友切磋讲学，取长补短。陆九渊曾给他回信说：“古人但问是非邪正，不问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尝不欲其去非而就是，舍邪而适正”[ 陆九渊《与罗春伯》，《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8页。]。只问是非邪正，不问身份地位，正是罗点修身、处世的界标。他不顾自身功利安危，全副精力放在“国事民隐”上，践行仁义道德，做到了读圣贤之书，行圣贤之道，“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 陆九渊《白鹿书堂讲义》，《白鹿洞书院志》卷五。]
　　遇事只问是非邪正，不问其身份地位，乃至顶头上司、当今皇帝面前，仍然是诚心论事，没有忌讳。这在喜好吹拍的小人眼中，不过是玩不转的“书呆子”。古往今来，小人得志常多，皆因他们能投当权者所好，导致祸国殃民。南宋舆论公认“士大夫无耻”，在此氛围中更显得明辨义利的重要，罗点式的人物可敬。谚曰：“暗透了，更能看得见星光。”关于君子、小人的区分，不会过时。设若追求本届政绩者少，看重民生忧患者多，社会的和谐质量必然大提高。
　　南宋“国是”总是摇摆，社会危机始终存在，官场腐败严重，却不见隐士众多，像魏晋时代那样。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太伯》）。明哲保身，不与污秽合流，乃处世的一种途径。徐孺子认为：“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 《后汉书》卷五十三《徐稚列传》。]，再三不应征聘，拒绝与当局合作。宋代士人反是，而是力争出仕。这是为什么？
　　宋代人追求事功的缘由，可能主要是平民阶层兴起，他们对朝廷的向心意识很浓。科举选官制度，破除了权贵对官位的垄断，让庶民看到“学而优则仕”的曙光。于是，家族兴办书院，儒家学说得以逐渐普及。士子刻苦自励，竞争于仕途。其中佼佼者以仁义道德自律，以匡时济世为己任，故而涌现了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欧阳澈、胡铨等反对乞和的志士，洪皓、杨万里等“文节俱高”的精英。这是时代的进步，历史表示了欢迎。
　　罗点很幸运，没有因极谏皇帝招来杀身之祸，没有因触怒权贵而得罪遭贬。他所作所为留下的资料虽然不多，却是珍贵，值得温习。罗点毕生的精神追求，是豫章罗氏家族文化的亮点，它的光辉，将会在今人的追求中日益显示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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