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儒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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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钦顺 理学家 礼部尚书

  发布时间:2003-01-04

罗钦顺(1465-1547)明代哲学家。曾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父丧以后,再未去做官隐居家乡二十多年,潜心著书立说,足不入城市。罗钦顺早年笃信佛学,后断然舍弃,归于儒学之门。他自称道学家,推崇程朱理学,反对陆王心学,实际上他与程朱的思想也有很大区别与矛盾。他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根本,“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理”是“气”运动变化的一定条理秩序,不是神秘莫测主宰一切的东西,认为“理”与“气”是一种东西,“除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批判了朱熹“理与气是二物”的见解;他认为自然界最主要的规律是“生生之序”即运动变化的普遍性及自身的特殊性;他首先把人当做一个生物来看待,认为人是万物中的一物,但有与万物不同的特点,人心是思维的器官,但他认识不到人的社会性,认为人性是天命的,在认识论上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他是一位富有战斗性的思想家,他对陆王等心学家甚至朱熹的某些观点都展开了批判。他在明朝最黑暗的时期,也为当时民间疾苦呐喊,想从改善道德风尚入手,拯救日薄西山的明王朝。他的著作主要有《困知记》和《续记》、《再记》、《三续》、《四续》等,此外有《整庵存稿》二十卷。罗钦顺,字允升,泰和(今江西省太和县)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及第,授编修,升为南京国子监司业,与祭酒章懋以实际行动教育士人。不久,送父母归乡,因此乞求回家乡为父母养老。刘瑾很生气,剥夺了他的职务让他成为老百姓。刘瑾被杀以后,又给罗钦顺授官,迁南京太常少卿,再升为南京吏部右侍郎,入为吏部左侍郎。世宗继位,命罗钦顺辅佐尚书事务。他上疏说:“任职很久和超迁的,在法度上要疏通。”没有回音。又要议起大礼,罗钦顺请求慎重举行大礼,以全圣上之孝,也没有回答。迁为南京吏部尚书。探望父母,乞求归乡。又改派他为礼部尚书,正好赶上父亲的丧事,没有来得及拜授。再次起用任为礼部尚书,他辞谢不任,又改为吏部尚书。皇上下诏敦促,他再次提出辞职,才允许他退休,并让有司给予禄米。当时张璁、桂萼以讨论礼义突然显贵,把持政事,培养党徒,摒弃驱逐正直之人。罗钦顺耻与他们为伍,所以屡次下诏要他做官,他都不愿出来。他在家乡隐居二十多年,足迹从未到过城市,潜心研究格物致知的学问。王守仁以“心学”立教,富有才学知识的士人都一致去师从王守仁的“心学”。罗钦顺写信给王守仁,大概说:“圣门确立教义,文与行两者兼顾,博学于文,才有明确的义训。如果说学习可以不借助外部事物只应反观内省,那么‘正心诚意’四个字,有什么不能穷尽的,还一定要在入门之际,加上格物的功夫呢?”王守仁接到罗钦顺的信后,也写了一封信回复他。大概说,“理没有内外之分,性没有内外之分,所以学也就没有内外之分。讲习讨论并非说‘内”不需要,反观内省也不是说把‘外’遗落一边不管。”他反复讨论了二千多字。罗钦顺又写信与王守仁辩论。罗钦顺说:“先生讲推究事物的道理,是推究其心中的事物;是推究其意念中的事物;是推究其知道的事物。正心,是正其物之心。诚意,是诚其物之意。获得知识,是获得其物的知识。自从有《大学》以来,还没有这样的论点。说什么推究自己心中的事物、推究自己意念中的事物、推究自己知识中的事物。这样的事物有三类,即正其物之心、诚其物之意、致其物之和。可这作为事物只有一类罢了。就事物有三类而言,用程子的推究事物道理之法推导,还可以讲通,拿先生推究事物道理的办法推论,就讲不通了。就一种事物来说,那所讲的事物究竟是什么事物呢?如果一定说它是被意念所用的,这样虽然安排得十分巧妙,但最终还是没有讲通的一天。另外先生讨论学习《书》时谈到:‘我心中的良知,即所谓天理,获得我心中良知的天理到事物上,那么万事万物都得到其道理了。获得我心中的良知,就是获得知识。万事万物都得到其道理,就是推究事物的道理。’如果真象先生所说,那么《大学》应当是:‘推究事物的道理,在于获得知识。’而不应该说:‘获得知识,在于推究事物的道理,以及事物的道理被推究,这样才获得了知识。’罗钦顺的信还没到达王守仁的手中,王守仁就去世了。罗钦顺做学问,致力于推究事理,存心知性。他最初是从佛教那里入门的,后来省悟到佛说不对,于是全力排斥它。他说佛教的明心见性,与我们儒家的尽心知性相似,但本质上不一样佛教的学说,大抵只能见于心而不见于性。现在的人讲明心之说,常混同于禅学,而并不知道有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谬误。道学不能被人明了的原因,将由此产生,罗钦顺有点担忧。因此著《困知记》。他自号整庵。八十三岁那年去世。封赠太子太保,谥文庄。明史原文: 罗钦顺,字允升,泰和人。弘治六年进士及第,授编修。迁南京国子监司业,与祭酒章懋以实行教士。未几,奉亲归,因乞终养。刘瑾怒,夺职为民。瑾诛,复官,迁南京太常少卿,再迁南京吏部右侍郎,入为吏部左侍郎。世宗即位,命摄尚书事。上疏言久任、超迁,法当疏通,不报大礼议起,钦顺请慎大礼以全圣孝,不报。迁南京吏部尚书,省亲乞归。改礼部尚书,会居忧未及拜,再起礼部尚书,辞。又改吏部尚书,下诏敦促,再辞。许致仕,有司给禄米。时张璁、桂萼以议礼骤贵,秉政树党,屏逐正人。钦顺耻与同列,故屡诏不起。里居二十余年,足不入城市,潜心格物致知之学。王守仁以心学立教,才知之士翕然师之钦顺致书守仁,略曰:“圣门设教,文行兼资,博学于文,厥有明训。如谓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所不尽,必于入门之际,加以格物工夫哉?”守仁得书,亦以书报大略谓:“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反复二千余言。钦顺再以书辨曰:“执事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学》以来未有此论。夫谓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为物也三。谓正其物之心,诚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为物也一而已矣。就三而论,以程子格物之训推之,犹可通也。以执事格物之训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论,则所谓物,果何物耶?如必以为意之用,虽极安排之巧,终无可通之日也。又执事论学书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审如所言,则《大学》当云:‘格物在致知’,不当云‘致知在格物’,与‘物格而后知至’矣”。书未及达,守仁已殁。钦顺为学,专力于穷理、存心、知性。初由释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谓:“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似,而实不同。释氏之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今人明心之说,混于禅学,而不知有千里毫厘之谬。道之不明,将由于此,钦顺有忧焉。”为著《困知记》,自号整庵年八十三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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