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钦顺（1465－1547）明代哲学家。曾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父丧以后，再未去做官隐居家乡二十多年，潜心著书立说，足不入城市。罗钦顺早年笃信佛学，后断然舍弃，归于儒学之门。他自称道学家，推崇程朱理学，反对陆王心学，实际上他与程朱的思想也有很大区别与矛盾。他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根本，“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理”是“气”运动变化的一定条理秩序，不是神秘莫测主宰一切的东西，认为“理”与“气”是一种东西，“除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批判了朱熹“理与气是二物”的见解；他认为自然界最主要的规律是“生生之序”即运动变化的普遍性及自身的特殊性；他首先把人当做一个生物来看待，认为人是万物中的一物，但有与万物不同的特点，人心是思维的器官，但他认识不到人的社会性，认为人性是天命的，在认识论上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他是一位富有战斗性的思想家，他对陆王等心学家甚至朱熹的某些观点都展开了批判。他在明朝最黑暗的时期，也为当时民间疾苦呐喊，想从改善道德风尚入手，拯救日薄西山的明王朝。他的著作主要有《困知记》和《续记》、《再记》、《三续》、《四续》等，此外有《整庵存稿》二十卷。罗钦顺，字允升，泰和（今江西省太和县）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及第，授编修，升为南京国子监司业，与祭酒章懋以实际行动教育士人。不久，送父母归乡，因此乞求回家乡为父母养老。刘瑾很生气，剥夺了他的职务让他成为老百姓。刘瑾被杀以后，又给罗钦顺授官，迁南京太常少卿，再升为南京吏部右侍郎，入为吏部左侍郎。世宗继位，命罗钦顺辅佐尚书事务。他上疏说：“任职很久和超迁的，在法度上要疏通。”没有回音。又要议起大礼，罗钦顺请求慎重举行大礼，以全圣上之孝，也没有回答。迁为南京吏部尚书。探望父母，乞求归乡。又改派他为礼部尚书，正好赶上父亲的丧事，没有来得及拜授。再次起用任为礼部尚书，他辞谢不任，又改为吏部尚书。皇上下诏敦促，他再次提出辞职，才允许他退休，并让有司给予禄米。当时张璁、桂萼以讨论礼义突然显贵，把持政事，培养党徒，摒弃驱逐正直之人。罗钦顺耻与他们为伍，所以屡次下诏要他做官，他都不愿出来。他在家乡隐居二十多年，足迹从未到过城市，潜心研究格物致知的学问。王守仁以“心学”立教，富有才学知识的士人都一致去师从王守仁的“心学”。罗钦顺写信给王守仁，大概说：“圣门确立教义，文与行两者兼顾，博学于文，才有明确的义训。如果说学习可以不借助外部事物只应反观内省，那么‘正心诚意’四个字，有什么不能穷尽的，还一定要在入门之际，加上格物的功夫呢？”王守仁接到罗钦顺的信后，也写了一封信回复他。大概说，“理没有内外之分，性没有内外之分，所以学也就没有内外之分。讲习讨论并非说‘内”不需要，反观内省也不是说把‘外’遗落一边不管。”他反复讨论了二千多字。罗钦顺又写信与王守仁辩论。罗钦顺说：“先生讲推究事物的道理，是推究其心中的事物；是推究其意念中的事物；是推究其知道的事物。正心，是正其物之心。诚意，是诚其物之意。获得知识，是获得其物的知识。自从有《大学》以来，还没有这样的论点。说什么推究自己心中的事物、推究自己意念中的事物、推究自己知识中的事物。这样的事物有三类，即正其物之心、诚其物之意、致其物之和。可这作为事物只有一类罢了。就事物有三类而言，用程子的推究事物道理之法推导，还可以讲通，拿先生推究事物道理的办法推论，就讲不通了。就一种事物来说，那所讲的事物究竟是什么事物呢？如果一定说它是被意念所用的，这样虽然安排得十分巧妙，但最终还是没有讲通的一天。另外先生讨论学习《书》时谈到：‘我心中的良知，即所谓天理，获得我心中良知的天理到事物上，那么万事万物都得到其道理了。获得我心中的良知，就是获得知识。万事万物都得到其道理，就是推究事物的道理。’如果真象先生所说，那么《大学》应当是：‘推究事物的道理，在于获得知识。’而不应该说：‘获得知识，在于推究事物的道理，以及事物的道理被推究，这样才获得了知识。’罗钦顺的信还没到达王守仁的手中，王守仁就去世了。罗钦顺做学问，致力于推究事理，存心知性。他最初是从佛教那里入门的，后来省悟到佛说不对，于是全力排斥它。他说佛教的明心见性，与我们儒家的尽心知性相似，但本质上不一样佛教的学说，大抵只能见于心而不见于性。现在的人讲明心之说，常混同于禅学，而并不知道有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谬误。道学不能被人明了的原因，将由此产生，罗钦顺有点担忧。因此著《困知记》。他自号整庵。八十三岁那年去世。封赠太子太保，谥文庄。明史原文: 罗钦顺，字允升，泰和人。弘治六年进士及第，授编修。迁南京国子监司业，与祭酒章懋以实行教士。未几，奉亲归，因乞终养。刘瑾怒，夺职为民。瑾诛，复官，迁南京太常少卿，再迁南京吏部右侍郎，入为吏部左侍郎。世宗即位，命摄尚书事。上疏言久任、超迁，法当疏通，不报大礼议起，钦顺请慎大礼以全圣孝，不报。迁南京吏部尚书，省亲乞归。改礼部尚书，会居忧未及拜，再起礼部尚书，辞。又改吏部尚书，下诏敦促，再辞。许致仕，有司给禄米。时张璁、桂萼以议礼骤贵，秉政树党，屏逐正人。钦顺耻与同列，故屡诏不起。里居二十余年，足不入城市，潜心格物致知之学。王守仁以心学立教，才知之士翕然师之钦顺致书守仁，略曰：“圣门设教，文行兼资，博学于文，厥有明训。如谓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所不尽，必于入门之际，加以格物工夫哉？”守仁得书，亦以书报大略谓：“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反复二千余言。钦顺再以书辨曰：“执事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学》以来未有此论。夫谓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为物也三。谓正其物之心，诚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为物也一而已矣。就三而论，以程子格物之训推之，犹可通也。以执事格物之训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论，则所谓物，果何物耶？如必以为意之用，虽极安排之巧，终无可通之日也。又执事论学书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审如所言，则《大学》当云：‘格物在致知’，不当云‘致知在格物’，与‘物格而后知至’矣”。书未及达，守仁已殁。钦顺为学，专力于穷理、存心、知性。初由释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谓：“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似，而实不同。释氏之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今人明心之说，混于禅学，而不知有千里毫厘之谬。道之不明，将由于此，钦顺有忧焉。”为著《困知记》，自号整庵年八十三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