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亦农
(1902-1928)

　　湖南湘潭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赴俄学习。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国旅莫斯科支部书记。1925年回国。1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1927年2月任特别委员会委员，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共五大时当选中央委员，八七会议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11月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局主任。1928年4月因叛徒出卖被捕，4月21日英勇牺牲于龙华。
（龙华墓地2区1-13）

　

 

1928年4月21日，杰出的无产阶级战士、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领导人罗亦农，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党中央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第20期第1版上发表了《悼罗亦农同志》一文，文章一开头就写道：“亦农同志被害了，中国无产阶级失去了一位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最英勇的战士。”并指出，烈士的革命精神，可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楷模，中国无产阶级要牢记住他的领袖，将为他的领袖报仇
罗亦农，原名善扬，字慎斋，又名罗觉。湖南湘潭县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上海区委书记、中央组织局主任等职。在党的“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政治局委员。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　　　　　　　　　　　

　　　　　　　　　　　　　　　　　　　　　　　　　（一）
　　罗亦农于1902年5月18日出生在湘潭县古老的易俗河镇。父亲罗子厚，是当地知名绅士。他从小就受着父亲封建礼教的严格管教。
亦农生性聪明，天真活泼。他爱和村里的孩子上山打柴，下地割草，翻爬滚打玩在一起，因此，经常受到父亲的斥责。11岁时，亦农在号称“妇儒”的郭月钦老人门下读私塾。郭月钦思想开明，性情豪爽，主张改革社会，提倡实业救国。亦农在其爱国思想的熏陶下，成长得很快。不久，他考入当地著名的益智中学就读，这是美国人在湘潭办的一所教会学校。由于他不满教会对学生的管束，为首闹学潮，结果被学校开除。当时，正值“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新的气息和希望，拨动了正在彷徨中的罗亦农的心弦，他似乎看到了天外之天，决心摆脱乡间陈规陋习的羁绊，到通都大邑去寻觅新的出路。1919年下半年，罗亦农手拿雨伞，身着蓝衫，悄悄地离开了家门，只身踏上了去上海求学的旅程。
　　年方17的罗亦农，风餐露宿，备历艰苦，终于从偏僻的乡村来到了中国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上海。向往已久的上海啊，难道就是这个样子！黄浦江停满着外国轮船和兵舰，高鼻碧眼的洋人在大街上趾高气扬，公园的门口公然挂着“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这边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花园洋房，那边是低矮破烂拥挤不堪的棚户。看到这些，亦农心中充满着愤慨和困惑。初到上海时，他曾考进一所中学念书，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不得已停学。后来，好容易托人介绍，在法租界马思南路（今思南路）吴兴里一家小报馆当了校对工人。报馆的工作是辛苦的，但这里书籍杂志较多，学习条件很好。他抽空在这里广泛涉猎新书刊，特别是《新青年》、《劳动界》等，他几乎每期必读，从而使他了解到大千世界的真象，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亦农在反复研读《新青年》上许多精粹的文章时，认为文章的作者陈独秀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总想有机会结识他。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得知陈独秀住在老渔阳里2号。1920年盛夏的一天，亦农去拜访了这位长者。当这位不速之客小心翼翼进去后，陈独秀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还仔细地问他的过去和现在、爱好与追求。最后问他“怕不怕事？”亦农说怕事的就不敢闯到大上海来。陈独秀觉得这小伙子真有些特别，聪敏、豁达、坚实、向上，惹人喜欢。从此以后，亦农多次造访陈宅，开始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
　　其实，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在第三国际的支持下，决定选派一批青年赴苏俄学习，并开办了一个外国语学社，向准备出国的青年传授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和俄语。经陈独秀推荐，亦农参加了外国语学社学习。学社地处上海霞飞路（今淮海路）新渔阳里6号，这是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楼上办公，楼下上课。学校负责人杨明斋，是一位中国籍的俄共（布）党员，第三国际代表威金斯基及其助手马迈耶夫夫妇也时常到学社讲课。除星期天外，学社还在课余组织学员参加社会活动。在这里，罗亦农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一批团员之一；在这里，罗亦农通读了《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出版的最早版本；也是在这里，亦农开始结识了他一生中相处最好的一批朋友，其中有在上海选派入学的***、李启汉、傅大庆，还有由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介绍来的任弼时、萧劲光等人。他们抱着一个共同的愿望：到俄国去，在红色土地上学习革命道理，回来改造中国。
为了筹措赴俄留学的经费，1921年春节前夕，罗亦农回到了家乡湘潭。邻居和亲友都有一个感觉：近两年不见，亦农大变了。他穿着一套当时在湘潭还少见的西装神采奕奕。他变得比过去更谦和，更热情。言谈虽然不多，却给人以新鲜感。他对几个青年说：“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不好。不过，一切都在起变化。世界上有的国家就变好了比如俄国。”当人们问及为何有家财不守，而要单身出走时，他的答复很简单。他说：“为了寻找个人出路。”他认为个人出路和整个社会的出路是紧密地连在一起的，社会无出路，个人出路也就无从谈起。但是，出路毕竟是人闯出来的。亦农到俄国留学的消息在亲友中悄悄传开，有人摇头，有人赞许，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罗氏宗祠的族长召集了几个头面人物商量，决定对亦农出国“不予支持，不给分文”。父亲罗子厚却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儿子既然闯出去了，再卡也无用，不如助他一把，将来可望做大官，发大财，光宗耀祖，于是拿出100洋元予以资助。
　　春节过后，罗亦农返回上海。不久，便与***、任弼时、萧劲光等20多人踏上了赴俄学习的征程。

　　　　　　　　　　　　　　　　　　　　　　（二）
　　罗亦农等人到达莫斯科后，被安排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校内专设“中国班”，主要课程是马列主义理论、国际工人运动史和俄文。以《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青年团的任务》、《政治经济学》等为基本教材。他们白天听课，晚上站岗，周末还要去做工，粮食定量很低。然而，亦农并没有因此而动摇丧气，却认为，这种艰苦在当时的苏俄社会条件下是必然的，也是暂时的。物质生活差一点，精神上是愉快的、充实的，比起国内不知好多少倍。他始终充满信心，严格要求自己，并耐心帮助同学消除顾虑，克服困难，很快得到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被选为中国班的负责人。。1921年冬天，亦农作为首批对象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转入共产党，参加东方大学俄共（布）党总支的活动。中国旅莫支部成立后，亦农任支部书记。随着赴苏俄学习人员逐渐增多，东方大学组成了中国语言组，组下再设班，亦农被任命为中国语言组书记，专门负责来苏俄学习的一批批学员的组织工作，并兼任中国班的唯物论教授和翻译。除了课堂学习外，亦农还组织同学去工厂、农村参加劳动，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在过于繁重的工作拖累下，亦农患上了严重的胃病，但他总是带病工作。当他看到成批的学员从东方大学完满结业，返回祖国，投入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时，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无比的喜悦。

　　　　　　　　　　　　　　　　　　　　　　（三）
　　1925年3月，罗亦农奉命回国，被中央派赴广州参加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筹备工作。
　　5月1日上午9时，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东大学操场开幕。参加大会开幕式的工农群众、军人、学生达两万余人。开幕式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罗亦农与参加大会的其他负责人一道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当晚7时，参加劳动大会的代表和同时召开的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举行了联席会议，罗亦农以农民国际代表的身份在会上发言○1。他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五一”节，歌颂工农联合。他说：“今天是五月一日，是万国劳动者争得八小时工作制的纪念日，是万国劳动者向资产阶级定期示威的日期，是万国劳动者定期检阅自己的队伍，测量革命实力的日期。她的历史已经有三十六年了。在这三十六年当中，为奋斗而牺牲的战士，他们的骨肉可堆积成山，他们的血可蓄聚成海啊！”他分析道：“中国的工人阶级，遭受着资本家、军阀和帝国主义严重的压迫和摧残，他们的阶级觉悟比任何阶级都高，他们知道要有自己的阶级的组织，要有自己为之奋斗的解放运动。占中国劳动阶级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数的农民，尤其是贫苦的农民，所受的压迫太大了，天灾、兵灾、匪灾之外还要加上政府的苛捐、地主的重租、债主的盘剥、劣绅的强迫敲诈等等。中国农民要从重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第一步责任就是要打倒制造内乱的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军阀，以谋民族的独立。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只有很亲切地和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站在无产阶级的指挥之下，以扑灭他们的共同敌人。”○2罗亦农的讲话，使得到会的工农代表深受启发和鼓舞。
　　为了及时报道大会动态和扩大大会的成果，罗亦农日夜奋战，找人谈话了解情况，搜集各种资料，仅传单一项就有32种之多。并在短短几天内，连续写下了《今年五一广州之两大盛举》、《中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之始末》、《今年五一之国际状况》、《五一纪念与农民》等文章，发表在《向导》等党刊上。在这些文章中罗亦农反复地阐述了“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要“实行工农大团结”，进行“工农联合”等光彩照人的思想观点。
　　5月3日，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大会胜利召开，罗亦农致开幕词。在开幕词中，他又就“工农联合”这一问题大声疾呼，同时提议广东省农协参加农民国际，这一提议被大会通过○3。
　　劳动大会结束后，罗亦农留在广州，任中共中央驻粤临时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中共广东区委工作。此时，桂、滇军头目刘震寰、杨希闵暗中勾结帝国主义和军阀，背叛广州国民政府，公开捕杀进步学生和工人。罗亦农通过细致的调查研究，于5月下旬写出了《形势严重下之广州政府》一文，以不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军阀勾结，图谋推翻广州革命政府、妄图消灭共产党的反革命行经，为了组织广大青年参加宣传发动工作，并以武力对付刘、漾的叛乱，共青团广东区委在罗亦农的指导下，成立一个临时政治宣传委员会。5月30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罗亦农代表中共广东区委作了题为《当前政局形势及我们应采取的态度》的报告，报告中除了阐述局势的严重性之外，还就如何向群众宣传、团结、组织民众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通过紧张细致的工作，广州各界人民、各革命组织的力量很快地聚集在讨伐刘、杨的旗帜下。不久，肃清军阀轮流、杨的斗争，在共产党的督促与直接参与下，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广东无谓3当即成立了以陈延年、罗亦农、周恩来等组成的临时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群众的反帝斗争。为了打击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广东区委联合全国总工会等组织，决定发动省港大罢工。罗亦农和广东区委的同志具体领导和组织了这场斗争。罗亦农亲自起草了一些言简意明、通俗易懂的传单，揭露帝国主义者的罪行，启发工人群众的觉悟。廖仲恺遇刺后，罗亦农又撰写了题为《廖仲恺遇刺前后的广州政府》的文章，分析了遇刺原因，痛斥国民党右派、反动军阀、失意政客和香港当局，强调指出肃清反革命的重要性。10月，他离开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心——广州，参加了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举办北方局党校，培训革命干部。罗亦农主持了党校工作，办学两个月，为北方各省培养了一批得力的干部。亦农归国仅半年多时间，他那火一般的革命热情，非凡的才干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革命的实践又使他成熟老练起来。
　　1926年新年伊始，上海总工会及各产业工会均被反动军阀封闭，群众性的反帝斗争遭到残酷镇压。正在这个时候，罗亦农出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斗争实践和调查研究的结果使他认识到，就象严寒挡不住春天的到来一样，反动派的残酷镇压挡不住革命浪潮的掀起。以他为首的上海区委即从组织群众开展经济斗争入手，发动群众，恢复党团工会组织，积聚革命力量。在区委所辖的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斗争正在酝酿之中。
　　上海北四川路恒丰里104号是当时上海区委机关所在地，这幢房子地处华界，而打开大门又可一步跨入日本租界。罗亦农里利用了华界与租界结合部敌人疏于防范的弱点，在这里主持开办了6期秘密培训班。每期培训党团组织及工会负责人20来人。培训大多在晚上或下午进行，每周集中两三次，时间一个多月。培训的内容有罗亦农讲述的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和当前的时局和任务，有赵世炎讲述的当的组织建设、汪寿华讲述的职工运动等等。参加过培训的同志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罗亦农讲课时眉飞色舞，手势极多，常常用一些通俗易懂、生动风趣的语言，一下子点出问题的实质。他的态度是那么诚恳，思路是那么周密，分析又是那么中肯，使大家学起来很开心，很起劲，提高也很快。不少同志学他的样子对一些基层党、团、工会的骨干也进行类似的训练。培训骨干的工作犹如长藤结瓜，栽下一根根秧苗，结出了一串串果实。随着骨干培训工作的广泛开展，党的组织不断壮大，全区共产党员人数1925年末有1350人，到1926年5月就发展到2500人○4。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人罢工斗争此起彼伏，上海工人的觉悟和信心迅速提高，工会组织不仅得到了恢复和健全，而且在广大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1926年5月，中共上海区委决定成立以罗亦农兼任主席的军事特别委员会，加强和扩大工人纠察队，实行武装训练。
　　1926年10月上旬，北伐军已逼近江浙。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孙传芳急调部队离沪入浙，攻打夏超。中共上海区委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同国民党的钮永建合作组织起义，并由罗亦农任总指挥。10月23日下午5时，区委下令各路工人纠察队在指定地点待命。但这次暴动由于缺乏足够的准备而失败了。
　　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中共上海区委于起义失败的当天下午和25日举行临时主席团会议，讨论暴动的善后工作及继续问题。罗亦农在会上号召大家要进一步争取民众 ，增强自信力，加紧政治宣传和军事准备。他代表区委和军事特别委员会总结了前段工作，检讨了在掌握情况和部署、联络方面的一些问题，分析了政治形势，强调指出：不能因暂时的挫折而丧失信心，要更加坚定，加紧工作，准备再次举行起义。
　　为了落实工人纠察队的组织建设，罗亦农跑了数十个基层工会；为了挑选可靠而又称职的军事教官，他亲自找具备军事知识和枪械知识的同志以及打进保卫团的同志谈话，布置任务；为了准备暴动所需的军火，他将李强等好几个具有专门技术的大学生和工匠调到身边，亲自组织研制炸药和***；为了安排武装训练的秘密据点，他常常深夜还在街头巷尾穿行。有一次，他去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华冠里一个工人纠察队训练点视察，深夜一点钟，他忽然“失踪”，与他同去的赵世炎正准备派人分头寻找时，一位工人纠察队员在楼梯边发现了他。原来，他由于过度劳累，倒在那儿睡着了。
　　1927年2月18日，北伐军攻占杭州。15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北伐军到达松江时，上海布署总同盟罢工，并组织第二次起义。16日，上海区委召开会议，决定要有一个以工人为主的武装暴动，抓紧作第二次起义的准备，并对罢工准备、武装技术、；联合战线等进行了详细的研究。19日，上海总工会发布了总同盟罢工令。20日，中共上海区委发布了《为总同盟罢工告上海市民书》，号召上海各界市民行动起来，协同瞳人推翻帝国主义势力及军阀的同志，以建立民众政权，组织市民政府，创立独立自由的新上海。到了21日，罢工工人已达35万，区委决定由总同盟罢工转入武装起义。22日下午，起义正式打响，工人武装袭击了敌人的步哨，夺取枪支，冲破军警防线，进攻各区警署。但这次暴动也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和时机选择不当而失败了。
　　两次武装起义的失败，并没有使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领导人丧失斗志。第二次武装起义后的第二天，即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决定成立以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最高决策机关。罗亦农、赵世炎等都是特委成员，他们共同担负起准备和组织武装起义的任务。
　　上海党、团、工会组织在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带领下紧急行动起来了，武装起义计划分7个区域同时进行，区委负责人分头下去进行动员和组织，罗亦农到革命力量较为薄弱的南市区。3月20日，南市区党团员、工会负责人会议在老西门乔家坝召开，罗亦农作了武装起义动员报告，鼓励大家一定要充满信心，要相信党的领导和群众力量。他指出，刚从山东调来上还接防的军阀毕庶澄部兵力仅2000余人，而且士气低落，军纪松弛，人地生疏，加上原有的近2000名警察，敌人兵力总共不过4000余，而我们有80余万工人，28.9多万工会会员，5000多名武装纠察队，虽然枪械不足，但有大量的斧头、绳索，这些都是武器，可以用来砍敌人、捆敌人，从敌人手里夺取枪枝弹药。对于起义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以及如何与区委保持联系等问题，亦农也作了详细的交代○5。
　　3月21日上午9时，罗亦农代表区委在紧急会议上发布了举行总同盟罢工和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命令。接着，汪寿华在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执委会常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仪上宣布：中午12时全市总同盟罢工，下午1时暴动。
　　从3月21日中午到22日傍晚，经过近两天一夜的激烈战斗，敌人的警署被攻破，兵营被催垮，平日为虎作伥，不可一世的军警，有的俯首投降，有的狼狈逃窜。上还工人群众终于击败了直鲁联军，取得了胜利。

　　　　　　　　　　　　　　　　　　　　　（四）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蒋介石也来到上海，他一方面口口声声支持工人武装，给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赠送“共同奋斗”的锦旗；一方面借口军事时期，不准市民政府办公，并收买一批流氓打手与工会对抗，向工人纠察队挑衅，4月11日晚，上还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遭诱捕后被害，蒋介石接着又撕下他革命的假面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工会被封，纠察队被缴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批被捕、被杀。这一连串突然事变的发生激起了亦农的极大愤慨。区委领导通过紧张的讨论研究，决定再次组织总同盟罢工，发动工会、学生会、商会、妇女会等社会团体发表宣言、通电，强烈抗议国民党新军阀的反革命暴行。同时，将党的机关迅速转入地下，坚持斗争，以应付更加困难的时局。
　　4月14日下午，区委召开各部委产总会议，罗亦农在听取各区关于共产党员、纠察队员、罢工工人遭国民党反动派镇压的详细汇报之后，强调指出：“这一次的运动，第一观念即不要认为失败，如此则灰心……因为社会正待共产党来改造，要改造几千年来的社会，自然要受很大的压迫。过去我们因策略对，力量大，能领导革命，环境亦好，故压迫很小。正因为我们的力量大，所以现在大的压迫来了，很扩大的联合压迫来了。尤其是上还，共产党的力量特别大，所以帝国主义者、右派、大资产阶级、买办、土豪劣绅一起联合起来压迫我们。我们如害怕，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在发言中对形势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为今后工作提出了8条斗争策略。他鼓励大家：我们只要自己再去干，胜利终是我们的。我们现在的工作，是中国历史是最艰难的革命时期工作，我们应当特别努力。
　　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被一场腥风血雨猛然浇灭，上还遭受了一次空前未有的灭绝人性的洗劫。也正如亦农所言：“我们如果害怕，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地下工作仍在悄悄地进行，各种斗争并未因此停顿。4月16日，党中央派来的李立三、陈延年与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一起讨论了上海地区的工作。会后，他们联名向党中央发出了一封紧急意见书，历数蒋介石反革命暴行，指出蒋占有江浙后与帝国主义勾结的严重罪行，呼吁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这次会后不久，罗亦农去武汉。一天清晨，赵世炎送亦农离开上海，握别之时，两位年轻革命领袖互道珍重，互相鼓励，他们坚信，黑暗终将过去，胜利是属于人民的。
　　罗亦农在汉口出席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期间，他针对大会对时局的危急状况毫无明确分析，却还在努力为右倾投降主义进行辩护的情形，急切得对瞿秋白、任弼时等同志说：“糟糕！糟糕！”接着，他历数了蒋介石反动军队围攻上海总工会，屠杀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的罪行，并斩钉截铁地说：“非坚决反击不可，否则不能挽救革命。”在“五大”上，罗亦农被选为中央委员。不久，调任中共江西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他即赶赴南昌进行工作。同年7月，中央又调罗亦农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他于“七·一五”前几天赶到武汉，风尘未洗，就投入了紧张的以“应变”为中心的工作。在汪精卫集团公开背叛革命时，使党避免过大的损失。

　　　　　　　　　　　　　　　　　　　　　（五）
　　1927年8月7日，罗亦农参加党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的最主要任务。在讨论中，罗亦农列举了党中央在“五大”前和“五大”后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国民党的态度，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关于武装斗争问题，罗亦农说：“中国共产党没有一个坚决夺取政权的武装，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废，这是非常错误的。”○6 会议成立中央临时政治局，罗亦农被选为临时政治局委员。随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设立长江局派罗亦农任长江局书记，代行中央职权，领导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等省的革命斗争。
“把土地革命的大旗打出去！这成了党的中心任务。罗亦农亲自主持制定了“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和“鄂南暴动计划”，增派吴德峰、黄赤光等人去鄂南特委，并亲自赶赴鄂南特委所在地蒲圻，召集会议，深入发动群众。9月9日，鄂南数县同时举行暴动，与湖南浏阳秋收起义紧相呼应，参加起义的农民在5万人以上，它如一股红色风暴，席卷着整个鄂南地区。接着，鄂西、鄂中、鄂北各地农民也相继点燃了暴动的熊熊烈火。
　　同年11月9日和10日，罗亦农在上海参加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他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并兼任中央组织局主任，住在上海新闸路新闸里28号。1928年元旦，亦农和李哲时结婚，参加者婚礼的有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李富春、蔡畅夫妇，还有王若飞及中央组织局秘书处工作人员。这对新婚夫的住处，也就是中央组织局、秘书处工作人员。这对新婚夫妇的住处，也就是中央组织局秘密的机关所在地。院落内有厢房，外地来中央汇报或请示工作的同志有时就住在厢房里。
　　在那种局势严重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全国不少地方的党组织需要及时恢复和发展，党的干部需要迅速调整和配备，党的宣传工作需要大大加强，各地革命运动情况需要汇总、交流，错综复杂的新问题不断出现，急需解决…… 繁重的工作担子压在罗亦农的肩上。这时，他在莫斯科患下的胃病复发了，腹部常常阵痛，吃不下东西，身体也日渐消瘦。同时，国民党反动当局和租界的帝国主义者正以万元巨款悬赏追捕他。尽管如此，也丝毫没有削弱他顽强的斗志。他常常通宵达旦地伏在办公桌前，一手顶着胃部，一手撰写文章。有天深夜，李哲时关切地说：“你这样吃苦，身体会垮的。”罗亦农说：“这点苦算什么，我还准备到农村去工作呢，我原名罗觉，改名亦农，可以为工人服务，也可以为农民服务。”○7中央政治局1 月18日会议决定，让罗亦农代表中央，起草“六大”党务问题的报告，并与瞿秋白合作撰写党纲草案。○8

　　　　　　　　　　　　　　　　　　　　　　（六）
　　正当罗亦农接到共产国际要他与周恩来等5人立即去莫斯科筹备党的“六大”的通知，准备启程之际，不幸的事发生了。1928年4月15日上午，罗亦农来到英租界戈登路（今江宁路）望志里（一说中福里）的一个联络点，准备与山东省委来的同志接头。住在联络点作掩护的何家兴夫妇，是一对混进革命营垒的投机分子，在此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终于露出卑劣的本性，他们妄图通过出卖党的领导干部来博得敌人的青睐，捞取一笔巨额赏金。当罗亦农跨进这个联络点，何家兴就叫老婆悄悄写了一张条子，命保姆急速送至英巡捕房。片刻，一群恶狼似的巡捕冲进屋来，为头的英国特务洛克用***对准了罗亦农，凶狠的叫道：“你是罗亦农！我已经找了你两三年了跟我们走吧！”为了早一点离开此地，使山东来的同志少一份危险，他冷笑了一声，毫无惧色地站起身来，旁若无人地大步向门外走去。○9
　　次日，许多中外报纸都刊登陆了罗亦农被捕的消息。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反动派欣喜若狂，额手相庆，在他们的报道中，充满了所谓“首要已擒，共祸可熄”之类的词句。修正由于反动当局十分重视此案，格外加强了戒备，所有营救方案均未能奏效。4月8日，罗亦农被引渡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关押。敌人妄想从罗亦农身上打开缺口，破坏党的中央机关报和地方组织。但是，敌人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无论是高官厚禄的收诱，还是施用酷刑逼供，都未能动摇罗亦农钢铁般的意志。4月21日上午，蒋介石电令淞沪警备司令部将罗亦农“就地处决”。当日黄昏，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台监大敌，罗亦农身穿整齐的直贡呢马褂、灰色哔叽长袍，从容步入刑场，壮烈牺牲。时年仅26岁。
　　当天深夜，党组织派人冒着风险，将罗亦农的遗体移地掩埋好，取“共产党人罗君”之意，在墓地立了一块“龚四维君之墓”的石碑。罗亦农在临刑前，曾用隐语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交代未尽的工作，表示了视死如归的决心，勉励同志们继续战斗。他还给李哲时留下了一封遗书，上面写道：“哲时，永别了，灵其有知将永远拥抱你，望你学我之所学，以慰我。”○10
　　“胜利终是我们的！”这是罗亦农生前最爱讲的一句话。是的，今天的现实不就是先烈当年的夙愿吗？！

注释：
○1○3唐纳德•克莱因、安妮•克拉合编：《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罗亦农”条
○2 《中国工人》1925年第25期《五一特刊》
○4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上海地区党组织发展概况，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增刊（1），1982年9月28日
○5 访陈励仁同志谈话记录
○6 《中国共产党历史重要会议集》上册“八七会议”
○7 李哲时：《忆亦农》，原载《中国工人》1958年第10期
○8 《中国共产党历史重要代表大会日志》
○9 访李文宜谈话记录
○10 李文宜：《碧血洒龙华，红花遍神州》，载《人民日报》1982年5 月13日

1923年，罗亦农在莫斯科任东方大学中语言组书记。1924年1月列宁逝世，这是罗亦农参加守灵时佩戴的列宁纪念章。	1925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任命罗一农为上海区委书记，这是上海区委发布的《通告》。
罗亦农被害后的惨状	罗亦农的长袍、短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