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隆基，号努生。1896年8月14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六）出生于江西省安福县。其父是前清秀才，后以教私塾为业。受父亲的影响，罗隆基自幼爱好古文及古典诗词。

1912年夏，罗隆基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校期间，罗隆基曾任清华学生会主席及学生刊物《清华周刊》的主编。他擅长政论，立论独特，文笔犀利，很早就显露出政治家的锋芒。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罗隆基积极参加并成为该校领袖人物。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一书中曾这样写道：“五四运动之际，清华的学生领袖最初是陈长桐……继起的是和闻一多同班的罗隆基，他思想敏捷、辩才无碍，而且善于纵横捭阖。”①由于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以至在校完成学业的时间由八年延长至九年。罗隆基本人曾自嘲地归纳为：“九年清华，三赶校长。”②

1921年，罗隆基自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政治学。出于对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教授的敬慕，罗隆基又前往英国，就读于拉斯基教授门下，后又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这期间他大量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并且信仰“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参加了由清华的留美学生组织发起的国家主义社团——“大江会”。他们提倡国家主义，主张实行自由民主体制，拥护人权；主张由国家倡导工业化，反对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的共产主义。但是，“‘大江会’没有坚固的组织，亦没有活动纲领，……等到大部分人回国后各自谋生去，团体也就解散了”。①

1928年，罗隆基回国后，曾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任教。同年3月，与胡适等人创办《新月》杂志。自第二卷第二期开始，《新月》的编辑方针有所改变，由纯文学刊物转为兼论时事政治。《新月》第三卷第二期起，由罗隆基主编，更增加了政论文的分量。由于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人对人权问题看法一致，他们以《新月》为阵地，高举“人权”、“法治”、“自由”的大旗，掀起了人权与约法的讨论，因而被称之为“人权派”。罗隆基成为人权派的代表人物。人权派针对国民党的现实政治，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人权派的“保障人权”，“确定法治”，“思想言论自由”，“实行专家政治”，“要求财政管理权”等主张。1929年12月，罗隆基与胡适将有关文章编辑成《人权论集》，由新月书店出版。其中罗的主要文章有《论人权》、《专家政治》等。这些言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也较为集中地抨击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一党专政”政策，特别是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因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国民党政府“明令彻查胡适”②。教育部长对胡适签发了“警告令”，并以教育部的名义勒令光华大学解除罗隆基的教授职务。1930年11月4日，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突然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国家主义的领袖”，“共产的嫌疑”为由，将罗隆基拘捕。后来，为胡适和宋子文所保释。在国民党的压制下，罗隆基仍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他先后发表了《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我们要财政管理权》、《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什么是法治》等一系列文章，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抨击国民党的现实政治。他始终坚持：“《新月》的立场，在争言论思想的自由。”①

这时的罗隆基，一方面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统治，另一方面又反对共产党的主张。他主张用改良主义“代替”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暴力革命。1930年12月，罗隆基发表《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的长篇文章，“忠告”国民党当政者，对于共产主义思想，不能“压迫”而要采取“以思想代替思想的方法”，并说“这种剿共铲共的策略，是最根本最敏捷最聪明的方法”。人权派作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出现的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他们自己标榜的政治态度是：“我们相信民主政治的人，很诚意地认定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不能把中国政治引上常轨。共产党一旦得势，政治上‘党治’的方式，自然是一丘之貉。在我们爱护自由、崇敬平等、坚信民主政治的人，对国共两党的党治，最少是一视同仁，无所偏爱。”②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罗隆基在上海各大学公开演讲，主张武装抗日，宣传抗日救国主张。9月21日发表《沈阳事件》一文，抨 击蒋介石国民党勇于私斗，怯于外战的虚弱本质，认为在目前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当局要有“举国一致，抵御外侮”的诚心，“根本改组现在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作为政治上的应急的过渡办法”。呼吁：“如今党国的人员，给我们四万万的国民，一个共赴国难的机会。”①同时，他表示：“在国事危机存亡的时候，我们决不愿拿‘言论自由’作幌子，来与当局为难”，“内政上一切的政治主张，可以暂时搁置，一切的政治意见，可以暂时牺牲。”②但是，罗隆基要求民主与人权的政治主张从来没有放弃。1931年底，新月书店编辑出版了《政治论文》一书，收集了罗隆基从1929年人权运动以来陆续发表的政论文章。他在该书的序中写道，这些文章虽已有三年之久，但是，“直到现在，我感觉着我在政治上目前要说的话依然是我已经说过的那些”。

为了扩大宣传武力抗日和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罗隆基坚决辞去了《新月》杂志总编辑的职务，于1932年1月间离沪北上，就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撰。他赴任的第一篇社论题为《一国三公的僵政局》（1932年1月12日），抨击国民党内蒋、汪、胡三派置国难于不顾，仍纷争不休。一二八事变爆发前两天，他在《益世报》发表题为《可以战矣》的社论（1932年1月26日），主张武力抗战，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和对日不抵抗政策。1932年4月，罗隆基与张君劢等人在北平成立再生社。5月20日，出版再生社机关刊物《再生》月刊。该刊创刊号上发表《我们要说的话》，正式提出他们的政纲和具体方案，即绝对的民族主义、修正的民主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以后，他在天津《益世报》连续发表社论，痛斥蒋政权是“对外屈服，对内欺骗”。福建事变发生以后，罗支持福建人民政府的主张，并坚决反对内战，主张对福建事变和平解决。他的这一系列言论引起了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仇恨。1933年秋，国民党蓝衣社暗杀罗隆基未遂，接着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益世报》给予“严重警告”，年底，迫使天津《益世报》在罗聘约期满后暂不续约。罗隆基被迫离开了《益世报》。

1933年，再生社作出建立国社党的决定。1934年7月，中国国家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天津召开，罗隆基当选为中央总务委员兼宣传部长。

1934年秋，罗隆基应召南下四川，在峨嵋山与蒋介石会晤。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每日为蒋介石讲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美等国家的战时行政组织。此外，他还为在峨嵋山受训的军官作了几次演讲。临行前，面对蒋介石的拉拢利诱，他坦率地表示：“我没有参加实际政治的才能和兴趣，仍愿意回南开大学教书并从事写作。”①

罗隆基回到天津后不久，宋哲元代替黄郛掌握了平津政权，在取得宋哲元的谅解后，他又重返《益世报》。1936年3月，罗隆基针对国民党政府污蔑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发出了“万般有罪，爱国无罪！”的呼声②。1936年6月，罗隆基为《益世报》写了一篇题为《国人制裁内战》的社论，提出：“在今日，我们是无条件反对内战的。用抗外做题目与中央发生内争者，我们不能同情，……另一方面，‘统一’两字亦不是中央政府进行内战的好题目。”①由此引发了一场与胡适的笔战。罗隆基在《益世报》上先后发表了《我们的逻辑》、《我们立场的解释》等文，对胡适的论点予以义正辞严的驳斥。这一期间，他还兼任南开大学教授、北平《晨报》社长，参加华北各界救国会，为团结御侮，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吁。

全面抗战爆发后，罗隆基南下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1938年6月，应国民政府邀请成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武汉失陷后，张君劢发表了《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要求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和新四军，“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②。各党各派先后对此发表评论，国社党内部也因此发生意见分歧。作为国社党宣传部长的罗隆基表示，张君劢的这种意见不能代表国社党，要抗战就要同共产党搞好关系。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共产党和其他中间党派参政员，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施宪政。罗隆基在讨论宪政问题提案时，尖锐地指出：“一党专政不取消，一切都是空谈。”民主宪政运动展开后，1939年10月，罗隆基与张澜、黄炎培等在重庆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1月23日，一致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简章》。罗隆基于1940年连续发表《中国目前的政党问题》、《论公开政权》等文章，提出了解决党派问题的方案，即实行“多党制”与“公开政权”。

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纷纷谴责国民党的反共分裂行径，同时，他们更迫切地感到联合的必要，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建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正式成立，罗隆基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10月25日，在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依据政团同盟纲领的精神，张澜和罗隆基拟成《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结束训政，成立战时正式民意机关，保证人民各种自由，取消特务组织；严禁官吏垄断企业、投机倒把等。这一提案获得包括中共在内的23位参政员的联署，但招致国民党参政员的强烈不满。

1940年，罗隆基宣布脱离国社党。1942年赴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3年5月，他参与创建了政团同盟昆明支部，任宣传委员，这是政团同盟最早成立的地方组织。该组织在昆明利用报刊和集会讨论宪政，批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要求民主自由，主张开放政权，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政团同盟昆明支部在罗隆基等的主持领导下，先后吸收了潘光旦、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吴晗等一批优秀分子加入同盟。罗又主持吸收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秘密入盟，扩大了民主政团同盟的声望和实力。此外，昆明支部向政团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建议，将政团同盟改为民主同盟，使它成为政治主张相同的民主人士的联盟，中央常委会接受这一建议，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正式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成立新的领导机构，罗隆基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主任。同年11月，民盟昆明支部改为云南省支部，出版机关刊物《民主周刊》，罗隆基任主任委员，并担任《民主周刊》主编。他积极响应中共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昆明发起组织5000人的双十节群众纪念大会和护国纪念会，会后，举行大游行，高呼“我们要和平”、“我们要扩大民主运动”，在西南地区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同时，罗隆基在《民主周刊》上接连发表《民主政治与民意政治》、《党派团结的具体方案》等文章，强调党派团结为实现民主的枢纽，并提出有关实现民主宪政的具体主张。

抗战胜利后，罗隆基离昆赴渝，全力从事民主运动。1945年10月1日，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罗隆基为主席团成员，他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民盟对目前一切问题的主张》的政治报告，大会还通过了《宣言》、《中国民主同盟纲领》及《组织规程》。由罗隆基执笔起草的《政治报告》和《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设计了民盟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国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绝对不是，并且绝对不能，把英美或苏联式的民主全盘抄袭”，而是“要依据英、美、苏的经验，树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就是“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通过“平均财富，消灭贫富阶级”，“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实行计划经济等途径得以实现①。在这次大会上，罗隆基继续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主任，与秘书长左舜生、组织部长章伯钧一起共同负责民盟中央的日常行政工作，为贯彻推行民盟的政治思想和纲领主张而不懈努力。同年11月，重庆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成立，罗隆基当选为常务理事，他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声称“任何国家帮助中国打内战，我们都反对；中国任何党派打内战，我们都反对”①。同时，积极支持昆明学生的反内战运动。12月24日，沈钧儒、梁漱溟、罗隆基等人以陪都反内战联合会的名义，分别致函蒋介石、毛泽东，呼吁双方“万不宜诉诸武力”，希望“即行停止武装冲突，促进政治协商，以贯彻和平建国之大义”。②

1946年1月10日，国人企盼的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终于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罗隆基作为民盟九位代表之一出席会议。他参加政治组和宪法草案组的工作。在改组政府的讨论中，罗隆基与中共代表王若飞密切配合，一致认为改组政府的关键是要“改变蒋介石个人专制独裁的局面，在政府中实现一些民主”③。罗隆基代表民主同盟提出改组政府三原则：（1）必须有共同纲领为施政共同准绳；（2）各方面人参加执行机关的办法，要使他真能执行；（3）共同决策机关要真能决策。在讨论国民大会问题时，罗隆基重申民盟主张，即不承认旧代表的主张。由于政协会议期间，中共与民盟代表通力合作，互相支持，最终达成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五项协议。

政协协议一经签订，国民党当局马上对它进行破坏，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罗隆基为谋求和平从中斡旋，并以民盟发言人身份多次向中外记者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阴谋，多次联名抗议国民党特务压迫残害民主人士的暴行。1946年2月，民盟总部机关报《民主报》在重庆创刊，罗隆基担任社长。7月，梁漱溟和罗隆基代表民盟严重抗议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如期召开“国民大会”，指出这是非法行为。李、闻惨案发生以后，他在上海主持追悼大会，并代表民盟讲话，抨击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卑劣行径。他说：“民盟绝不因这类暴行事件而有所恐怖与退缩，我们只有更积极、更勇敢地向前猛进，争中国之和平、民主，亦只有如此始足以慰李、闻两先生地下之灵。”同时，他表达了一个民主战士对民主事业的坚定信念：“李、闻两先生虽然被杀死，但战士的血决不会白流呵，一个人倒下了，但千万个人会起来的！”。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蒋介石悍然宣布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大”，并催促各党派提交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罗隆基等民盟主要负责人坚持政协路线和民盟纲领，拒绝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引诱和拉拢。11月15日，民盟中央常委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决议起草一个民盟拒绝参加“国大”的严正声明，以民盟代表罗隆基等五人名义发表。24日，罗隆基等三人代表民盟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声明民盟始终坚持两条原则：（1）民盟维护政协决议；（2）民盟反对内战。并且强调民盟今后态度，以第三者的身份继续努力，以期打开国共僵局，口号为：“恢复和谈，停止内战”八字。同时宣布民社党参加“国大”，“系违背民盟中规定条例，实应请其退盟”。不久，民盟中央决定开除民社党盟籍。罗隆基明朗进步的政治态度，得到周恩来的赞许。1947年1月，罗隆基出席在上海召开的民盟一届二中全会，他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二中全会通过了民盟不承认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及其“宪法”，决不参加分裂的“国民政府”等项决议。1947年3月6日，中共代表王炳南为委托民盟保管京沪渝蓉昆等处遗留财产而发表紧急声明，罗隆基代表中国民主同盟接受委托，并公开发表了紧急声明。在危难之际，显示了政治盟友的真情。

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民盟总部被迫解散。之后，国民党派特务“护送”罗隆基回上海，将他送进广慈医院（后转到虹桥疗养院）“治病”，遂失去行动自由。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被中共上海地下党设法营救，方免遭于难。1949年9月，他以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以后，罗隆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宣传部长、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等职。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自5月初开始，罗隆基作为民盟副主席参加中共中央统战部多次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会上，罗隆基作了坦率的发言，并对近来的“鸣”、“放”情况表示了意见。他认为：这次的争鸣是很健康的，虽然大家对共产党提出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提出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意见，同时，这个“鸣”“放”又是根据共产党的整风指示进行的，也可以说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针对有人担心对党提批评意见，将来会受到打击报复的心理，他建议由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成立一个由共产党、民主党派和其他各方面人士参加的委员会，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他强调“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另外，他提出共产党在发展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发展知识分子方面是否有些太快了。他认为解放初期在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这样的人被党看成是积极分子，吸收进党，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的发言还谈了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条件问题，他认为：“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首先要解决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问题”，“实现互相监督，要给民主党派以工作便利的条件”。他还批评了国家某些经济计划有主观主义的情况和各项工作中的全部冒进倾向。①

1957年6月8日以后展开了反右派斗争，罗隆基和章伯钧一起受到批判，被指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联盟”。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指责“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同时被点名的还有农工民主党。社论作出如下论断：“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被看作是“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受到猛烈的批判。罗隆基被迫多次做交代和检讨，但他本人也不知“章罗联盟”为何物。 1957年罗隆基被划为大右派。他在抑郁苦闷中度过了凄凉的晚年。1965年12月6日夜猝然病逝，终年69岁。

20年后，1986年10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北京隆重纪念罗隆基90诞辰。会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代主席楚图南讲述了罗隆基的生平事迹。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追述了罗隆基的一生，肯定罗隆基是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纪念的。

 

 

 

① 梁实秋：《谈闻一多》，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6、3页。
② 梁实秋：《谈闻一多》，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6、3页。
① 梁实秋：《谈闻一多》，第50—51页。
② 《中华民国史料丛稿·大事记》第15辑（1929年），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2页。
①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页。
② 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新月》3卷10号。
① 罗隆基：《沈阳事件》（1931年9月21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② 罗隆基：《告日本国民和中国的当局》，《新月》第3卷12号。
① 罗隆基：《我在天津〈益世报〉时期的风风雨雨》，《文化史料》丛刊第8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90页。
② 《自由评论》第14期，1936年3月6日出版。
① 天津《益世报》1936年6月9日社论。
② 《再生》第10期，1938年12月16日。
① 以上引文见《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第75页、第77页、第67—68页。
① 《记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大会》，见《周报》第13期，1945年12月1日。
②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第107页。
③ 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
①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日、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