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正(1904～1985)，又名黄霖，字直方。罗野岗(1915～1981)，又名罗永福。黄、罗系同胞兄弟，新都县桂湖乡人。父名罗少渠，经营油碾为业，母亲黄氏，辅佐家务。弟兄姐妹8人，黄霖排行第二，罗野岗排行第六。 黄霖幼读“四书”、“五经”，粗通社会事理。1917～1925年间，新文化运动席卷中国大地，求知欲旺盛的黄霖转习新学，先后就读于新都县立高小、成属联中，毕业后弃文修武，进入四川陆军讲武堂，旋即入川军杨森部供职，担任排长，上尉副官。1927年初，去武汉投奔北伐军，参加大革命，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宣传员。同年7月，经陆军讲武堂同学、共产党员、时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特务营营长刘力劳的引荐，转入该军任特务营第一连连长。同月19日，经刘力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紧接着，黄霖随部队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担任起义总指挥部的警卫任务，投入攻占敌三军军部的激烈战斗。八一起义军主力在广东流沙失败后，黄霖随贺部在陆丰县被俘，押到汕头遣散。革命遭到挫折，黄霖失掉了党的联系。但是，他信念坚定，决意到广州找党。在广州，经四军教导团总支书记叶德生的联系，黄霖会见了中共广东省委负责同志，恢复了党籍。在广东省委的领导和安排下，黄霖同所在的支部成员六七人被派到张发奎部的一个团，随团开赴海南岛，意欲夺取这个团的领导权，进而控制海南岛。由于事机泄露，登岸前全团全部被俘。遣散后，随支部成员同往香港。在得知“共产军占领广州市”的消息后，同行人员压抑不住兴奋之情，当晚即乘船回到广州。12月13日早晨，黄霖等人一登上广州沙面码头，一片混乱景象表明我党部队已经撤走，白色恐怖严重，党支部书记当机立断，宣布“立刻解散”。黄霖混在人群中，镇定自若地走向四川会馆，继续找党，由于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无法与组织联系，开展工作。考虑到四川万县讲武堂同学较多，容易立足。于是，在1928年初，黄霖回到了四川万县。经时任中共四川军委成员的张克明批准，为其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安排他任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少校军事教官，利用这一公开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同年5月，万县特委的军委负责人秦汉三急于在万县搞武装暴动，在发展党员中不够慎重，被叛徒告密，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特委书记曾润白、委员周百诗、雷震寰等不幸牺牲，黄霖再次失掉联系，回到成都找党。 1928年8月，黄霖在成都找到从万县脱险的张克明，经过张的引见，认识了中共成华特支负责人洪沛然，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奉命回到新都潜伏待命。在新都，黄霖应小学同学鲁自昌之邀，并经洪沛然同意，约集表兄温荐修3人到成都报考国民党县指导委员，被录取后分配到新都县指导委员会。黄霖担任训练部长，拥蒋派的李琢仁抢先当了组织部长，立即开展国民党员登记，意欲壮大势力。黄霖根据洪沛然的指示，巧妙地利用地域矛盾，动员马家乡农民捣毁了登记处，赶跑了李琢仁，使国民党新都县指导委员会名存实亡。1929年初，黄霖受聘任新都县立女子小学教员，利用上课的机会，宣传中国妇女想要改变在宗法封建思想的束缚和压榨下所遭受的不堪言状的痛苦，则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道理，对学生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启蒙教育。同年3月，经党组织同意，黄霖担任新都县市政公所委员长，白天应付土豪劣绅，晚上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利用合法招牌，办起了平民夜校和各种补习班，向劳工与青年宣传进步思想和革命道理，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在此过程中，共青团的组织得到了发展和壮大。与此同时，黄霖担任了地下党新都县城区区委书记。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桂湖公园内创办了一个通俗图书馆，馆内陈列着大革命时期流行的新书，连《共产党宣言》也公开摆在书架上，让人阅读。同年11月11日，通俗图书馆在纪念开馆1周年的活动中，黄霖撰写了一副引人注目的对联贴在大门口：“到这里来，能够看见历史发展的艰辛；从这里去，可以走向世界辉煌的佳境。”横额上书：“打开眼界”。此外，还用图书馆的名义，油印了黄霖起草的宣言，广为散发。其中有两句是：“说我是指路碑也好，说我是照妖镜更妙。”通过这些活动，对新文化新思想在新都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0年6月，黄霖奉调去苏联学习，转道上海，后因故未成，加之母亲病故，从上海再次返回新都。时值国民党新的县指委成立，黄霖起草了一个反对新指委的“快邮代电”，以新都县国民党员的名义，分送驻军，政府各单位及省指委与成都各报馆。在驻军首长陈离的支持下，拒不交出旧指委印章，再次使国民党县指委处于瘫痪状态。同年8月，黄霖应邀担任新都县第一高小校长，吸收了一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担任教员，把学校作为宣传进步思想、培养革命力量的又一个阵地。他借开学典礼向全校师生作学习动员报告的机会，号召师生“走革命的路”，要“打破旧习惯，创造新生活”，动员学生上街宣传万县“九五惨案”，揭露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呼唤中国人要站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封建军阀!”组织学生串演“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话剧，寓意反对国民党进攻红军，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1930年10月，黄霖组织100多名师生意欲去广汉旅行，恰巧头天晚上发生了“广汉起义”，而学校教员中确有两人以请假回家的名义离校参加了。教员的出走和“广汉起义”的爆发，引起了新都国民党当局的惊恐，黄霖被传唤到县政府遭到逮捕。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最后不得不以“思想过激”为由，将其武装押送，驱逐出境。此后，黄霖就阔别了他的诞生地，去上海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先后担任法南区反日救国义勇军总指挥，中共上海大学学联党团书记，沪中区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巡视员等职，机智勇敢地参与组织和领导了群众性的抗日运动。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他历尽艰险，经受了严峻的考验。1933年10月在上海又一次被捕，关押在南京军人监狱。在狱中，他积极参加和领导政治、文化学习，以及历次的对敌斗争。1937年8月，黄霖经党营救出狱，担任“出狱同志大队”副大队长。10月到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后任中共中央机关总务处处长、马列主义学院研究室支部书记、中央秘书处科长、鲁迅艺术学院院务处处长、中央管理局副局长等职，他埋头苦干，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45年10月，黄霖随干部大队赴东北工作。历任中共长春市委委员、东荣区区委书记、中共吉南地委委员、桦南工委书记、游击大队政委、省党刊编辑、省委副秘书长。在此期间，他不避艰险，迎难而上，在解放长春、剿匪镇反、土地改革、恢复生产和政权建设等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1949年3月，黄霖被派到江西工作，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南昌市委书记和南昌警备司令部政委，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以身作则，深入基层，率领南昌市人民克服困难，艰苦创业，为建设和管理人民的城市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52年12月以后，任江西省委党校校长兼党委书记，省委常委，省人委交通办公室主任，省委交通工作部部长，江西省副省长兼文教办公室和外事办公室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为江西省的经济振兴，文化繁荣，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黄霖遭受残酷迫害，被诬以“叛徒”遭监禁关押，全家受到株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强加给他的罪名得到了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恢复了组织生活。1982年经党中央批准离休安置北京。晚年，他不顾自己体弱多病，写出《从武汉到潮汕》等回忆文章，给人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产。1985年10月13日，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因心肌梗塞，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罗野岗生长在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进入新民主主义的激烈动荡时期。1928～1930年，时在就学的罗野岗，在其胞兄——正在新都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共地下组织党员——黄霖的教育、引导与陶冶下，认识到“只有共产党和红军，中国才能富强起来，人民才能大翻身”的道理，积极要求进步，追求真理。1930年底，其兄黄霖因“广汉起义”事件的牵连，在新都被武装押送出境，去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在成都读书的罗野岗也因家庭经济困难，意欲奔赴上海谋生，因无路费而未能成行。延至1932年4月，在好友的资助下，冒着白色恐怖，由新都辗转去到上海，正式投入革命。同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一直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和共青团的领导下，积极参加革命斗争。1936年11月，罗野岗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罗野岗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中，不畏艰险，斗争坚决，前后三次被捕，其中一次是1933年上半年，被叛徒出卖，判刑15年。关押在南京军人监狱。在敌人的法庭上和监狱中，都表现了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抗日战争开始，国共合作被释放出狱。1938年底，到解放区入伍，在部队历任团政治处主任、科长、独立团政委、抗大一分校上干队政委、地委宣传部长、警八旅副政委、鲁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二野十八军五十四师政委等职。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随军转战南北，不畏艰苦，不怕牺牲，作战英勇，对党忠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功勋。 解放后，积极参加了人民空军的建设，历任航校政委、空军工程部副部长兼修理部部长。为空军的训练与航空工程、机务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文化大革命”中，罗野岗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赶到贵州山区，强迫重体力劳动，导致病情加重，双目失明，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始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终因重病缠身，医治无效，于1981年1月2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