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年间岳麓书院的高材生，中法战争后曾赴广东办理防务立有大功的大学者李元度曾著文说：“国朝耆宿主讲席最久者，推罗慎斋先生，而坦斋夫子继之，各二十有七年，湘人士无不崇仰两先生者。”罗慎斋即罗典，坦斋夫子即欧阳厚均，罗典是欧阳厚均的老师。老师掌教学生继之，师生俩经营岳麓书院各将近30个春秋，受到湘人的祟仰，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他们受人崇仰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执掌书院的时间最长，而且还因为他们勇于改革书院的教育方针，毅然把教育从自明清以来越陷越深的制举泥潭中拔了出来。罗典公开宣称不把学生束缚于制举之业，而以造士育才为本。正如他的学生严如所说：“先生主教，务令学者陶泳天趣，坚定其德性，而明习于时务。”欧阳厚均说得更为明白，他把自己的主张和目标，把书院所有教育活动概括为：“以薪培植人材为有体有用之学”，而“不徒区区文艺之末也。”

　　他们的这种教育主张，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深刻社会背景的。当时乾嘉学派正处颠峰，发源于明代后期、沉寂于清代初期的“西学东渐”之风，又得到一定程度的复苏和发展。乾隆年间的大教育家戴震不仅对天文、地理、数学、水利等西学均有研究，而且极力鼓吹教育改革，公开指责程朱理学“以理杀人”。戴的思想在南方各省流传甚广，在一些地区教育界已经造成了“不驳朱子，即不得为通人”，“诽圣诽贤，毫无顾忌”的时风。而这种思想又突出反映在对科举制度的不满之上。早在明末清初，启蒙主义思想家顾炎武就看到了八股取士的严重弊端，他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坑儒）”。到清中期，与朝廷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相对应，一种追求独立人格的思潮也在潜滋暗长，与罗典同年代的袁枚、郑板桥等就是闻名全国、令朝廷也拿了没办法的狂放之士。袁、郑都到过长沙，相传衰枚还与罗典结成了好友，他们的言行不可能不对湖湘学风产生影响。在一种冲破专制文网的潜流之中，罗典、欧阳厚均等每麓山长们，顺应了这股潜流，着意恢复和重建已近乎扼杀了的湖湘学和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学统。湖南近代的经世思潮正从此而始。

　　罗典，宇徽五，号慎斋，长沙府属湘潭人。进士出身，历官江南道监察御史、掌印给事中、鸿胖寺少卿等。自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至1808年（嘉庆十三年）90岁无疾而终，一直掌教岳麓书院。在培养生徒、建设书院方面多有成就，先后被题奏4次，经吏部纪录8次。他在教学活动中是从事汉学研究的，人们称他“主讲岳麓，唯以治经论文，启诱后进，覃思幽微，多有心得”。可见他治汉学是和教学紧密根结合的，每有成果心得必传授给学生。罗典虽然也曾以制艺之文名于一时，并在主教岳麓时，也重视学生的时文传习，但他从不把学生束缚在制举的小圈子内，而是注意向生徒传授真正有学术价值的知识。

　　罗典的教学方法也体现了他的这种教育思想。他非常重视书院的环境美化，精心策划建设了“岳麓八景”。他认为让生徒到大自然中去接受美的陶冶，不失为造士育才之良法。他在一次讲课中，大侃植物的栽培之道。他说，种竹栽荷，“取其行根多而继增不息也；插柳或木芙蓉，“取其自生也”；种植桃李，“取其易实也”；移植紫藏、山踯躅，“取其发荣齐而照烂靡也”。这种随意点评，寓教于山水花木之趣的教育方法，能使生徒各依情趣和才智自由发展，不拘一格，充分发挥各自的创造精神。

　　罗典的教学方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教学者以坚定德性，明习时务”。这既受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中“通晓时务物理”的传统影响，也有针对于当时书院多为科举附庸，学子终日穷于无用之举业的客观事实。因而其门下“明经以行品才猷文学著名者数百人”。如从游罗典达24年之久，学识博洽，以“周公呼之”的胡学山；“足当大任”，“称为经世才”的严如；“生平志行过人，屡掌文衡，得人称盛”的彭浚；官至两江总督、被道光帝嘉为“干国良臣”的陶澎；官至兵部尚书、云贵总督，编辑《皇朝经世文编》的贺长龄；以及欧阳厚均等都是罗典的得意学生。